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近几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颇多，一时成了热点。我本人没有专门就此说和写过什么，但一直是主张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在座几位同仁都是治西方哲学的，虽然好像也少见直接参与争论的(除了张祥龙教授)，但对这个问题肯定会有自己的思考。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妨来凑个热闹。
　　首先我想端出自己的一个困惑：如果我们说中国古代的主流汉语文化传统中没有“基督教”，估计是谁也不会反对的(虽然有人会问这个古代是哪个古代)；但现在我们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却是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早些时候的典型如牟宗三先生，干脆就破口大骂“不肖之徒”、“中国之败类”等等，就仿佛没了“哲学”，国将不国了。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哲学”与“基督教”一样，都是外来词。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没有基督教可，而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就不可，就不肖而反动了呢?
　　想来想去，恐怕仍旧是一种偏狭的民族情绪、爱国心在作崇。基督教嘛，我们虽然不曾有，但我们有儒释道嘛!国当然是要爱的，这没有问题。但就学术研究而言，需要的不是此类情绪，而是实事本身，要实事求是。我们看到牟宗三先生在破口大骂的同一个场合，立即就高度概括了所谓“中国哲学的特质”，谓中国哲学是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的，而西方哲学是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的。这样说来说去，爱国之心是有了，但义理上大抵就岔了。
　　我们当然可以采取一种宽泛的哲学定义，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哲学”视为智慧之学，诸种思想方式。这样，你总不能说中国古人没有智慧，没有思想吧?何妨在西方，“哲学”的意义也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时代变化的，西方哲学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尼采所谓希腊悲剧时代(前苏格拉底)的“悲剧哲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却不能叫“哲学”，而只能叫“思想”。从希腊直到近代，“哲学”也是广义的，可与“知识”、“科学”等同。今天，不是也有人把西方“后哲学”的思想方式称为“哲学”吗?所以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我们何苦非得排除其他思想类型，仅仅把这一种思想方式当作“哲学”呢?
　　然而我仍然不愿意采纳广泛的“哲学”定义。因为在我看来，这样做于实事无补，不利于深入探讨问题。仍旧夸张一点讲，就好比中国古代自然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形态，但如果我们现在把它们统统冠以“(基督教)神学”的名字，于我们又有何益处呢?采取我们自古有之的姿态容易让我们的眼光停留在强行比附的大而化之的境界上面。牟宗三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康德专家，于是他就说，康德式的现象与本体、经验与超越之二分，是古今中外皆有的哲学境界，无非是超越方式不同。进一步他说中国智慧的优势就在于超越层上的通透，而康德之流就不通透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当代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发表了反对的看法。安乐哲认为中国文化缺乏超越之维；用康德式的——西方式的——超越性语言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把中国传统纳入到西方形而上学的范畴之中，看似一种提升，实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低估”。安乐哲指责的不仅是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思想传统的野蛮阐释，而且是牟宗三式的“中国哲学家”。
　　安乐哲的看法不算新鲜。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都有此说，其实都采取了严格的、狭义的“哲学”定义，即“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它的基本课题是“超越”(Transcendence)问题。“超越”具有“先验一超验”双重结构，即通过“先验一本质”之问通达“最普遍者”的存在学(本体论)与通过“超验一实存”之问通达“最高者”的神学(以及实存哲学)。由此两个追问路向表现出来的是形而上学的“形式性”和“超越性”特征。这样看来，虽然我们说的是狭义的、严格的哲学，但显然不是指领域狭隘的哲学，而毋宁说是指根本的、本色的“哲学”。若就题域来讲，这种严格的哲学已经是宽泛的了，因为它涵括通过存在学(本体论)与神学超出存在者来追问存在者的全部超越性思想方式。这种指向形式一超越层面的形而上学机制是希腊一欧洲特有的，实际上就指涉我们通常所谓的“两希文化”了。
　　以上是从义理上讲，我认为取严格的“哲学”定义更合乎实事本身，也有利于我们深入问题。进一步讲，取上述严格的哲学定义也更合乎我们时代的文化境况。在我们今天这个西方强势和主导的世界化时代里，对差异性、个体性的确认和保持比对共性、普遍性的认同和发扬更为重要，或质言之，确认差异比认同更重要。我们今天已经熟悉了后形而上学、后主体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种族中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说辞。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们当作文化中一种解构和破坏力量的表征，那显然不妥的和轻佻的。它们一方面确实传达了西方哲学文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解构，而另一方面，种种“后一主义”也正是西方当代思想对于当代世界多元思想文化格局的反应。也正是我们这个后(西方)哲学的世界时代里，多元思想文化的展开才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民族文化的个体差异性的保持和发扬才赢得了更大的空间。就此而言，严格地、合乎实情地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欧洲一西方的思想方式，就十分必要了。
　　无论如何，当我们现在来讨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时，应该持有一种词语使用上的节制和谨慎了，虽然我们已经长期习惯于动用属于西方的“哲学”及其概念范畴，虽然在日常经验面上，我们已经不可能摆脱“哲学”一词以及“哲学”这种思想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