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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云南是我国青铜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大理是云南青铜文明的起点。远在3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古老而神奇土地上的人们，用劳动和智慧开启了滇西青铜文明的时代之门，他们把自己的真实生活用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记录下来，仿佛在向后人叙述昨日辉煌的历史。
大理的青铜文化主要指洱海区域，据考古资料表明，目前洱海区域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达50余处。其中，大理州剑川县的海门口遗址是云南青铜时代最早的遗址，被称为“云南文明之始”，云南省青铜文明从这里起步，标志着当时大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而祥云大波那铜棺的出土令世人震惊，说明当时大理地区的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生动地再现了昔日大理地区青铜文明的辉煌，是大理洱海区域青铜文明发展至顶峰的标志器物，代表了大理青铜文化的发展成就，成为大理青铜文化的代表。
祥云大波那铜棺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于1964年3月在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出土。它不仅是迄今为止云南发现最大的青铜器，同时也是全国仅有的一具保存完整的青铜器时代铜棺。这样巨大的铜棺在国内青铜器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是国家的珍贵文物。
铜棺出土于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是一座里棺外椁的墓葬。墓坑呈长方形竖井，椁室长3.75米，宽1.1米，深2米，由碳化处理过的巨大方木叠架支彻而成，方木叠架的缝隙间用白泥淤塞，木椁内放置铜棺。铜棺为一个长方体，人字坡顶，长2米，宽0.62米，边高0.45米，顶高0.64米，脚高0.11米，重达257公斤。整个铜棺由七块可拆卸的青铜板斗合而成，底板一块，四壁四块，棺盖两块，棺底铸有12只短脚与壁板相连，外观极似一座干栏式房屋。铜棺上铸刻有精美的动物图案和装饰纹样，其中棺盖两块面上布满三角形双线图案纹饰，棺两侧壁外表布满回形纹图案，两横壁外表铸有鹰、燕为主的动物图形，此外还有虎、豹、野猪、鹿、水鸟等动物形象。铜棺铸造工艺高超，纹饰精美，反映出当时洱海地区的青铜器铸造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专家对铜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里面有一根双豹合抱的铜权杖和几节肢骨，同时椁内还出土有大量随葬的铜制器具和其它随葬品。其中，兵器类有矛、剑、■等；生产类有锄、锛、镰、打纬刀等；生活用具有杯、斗、勺、箸等；乐器有铜鼓、钟、葫芦笙等。此外，还有房屋模型，以及猪、牛、马、羊、狗、鸡“六畜”模型等。这些丰富的随葬品，器类复杂，技巧娴熟，具有颇高的冶炼技术。
祥云大波那铜棺，无论从历史文物角度，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就现今我国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如此保存完整的铜棺仅此一个，极具文物价值。而从棺壁雕的动物图案和装饰纹样来看，又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动物形态生动逼真，造型别致，所绘的装饰纹样线条柔美流畅，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其中，它所铸刻的动物图案写实性很强，都是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动物，比如鹰、燕、虎、豹等，这也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写照，也印证出了当时当地先民的图腾崇拜是虎、豹和鹰。在当时人们看来，虎、豹和鹰是最为刚正有为，最为神威的神灵，在众多神灵崇拜中，虎是权威最高的，其次是豹。而在飞禽中，这里的先民尤其崇敬神鹰，最喜爱的是吉祥的小燕。
祥云大波那铜棺，经考古专家利用碳14测定，距今2350年，约战国初期。铜棺的发现地“大波那”（古称大勃弄）是一个用白族语命名的，从战国时期一直沿用至今的古村邑。“大波那”白语称为“dǒu pòu nóu”，含义是“大头脑那里”（大脑壳那里），据音写字常将它写为“大勃弄”。这个用白语表达的称谓至今依然使用，而没有被以后广泛普及应用的汉语所“汉化”、所“同化”，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这不由得让我们推测当时大波那所处的历史地位，它是不是真的是“大头脑”在的地方，因此赢得了“dǒu pòu nóu”的白语称呼而存名流行于世。联系大波那铜棺这一罕见特殊文物的出土，我们不禁推测铜棺的主人肯定不是一般的普通劳动人民，由于他名位重，而且享受铜棺厚葬的特殊地位，应该是一位不寻常的“大头脑”。
对于“祥云大波那铜棺的主人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认为墓主是楚滇王庄■，有的认为是战国初到西汉时存在的“昆明族”，有的则认为是古白子国国王中的一位，目前各种说法不一，专家学者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但都毫无疑义地认为墓主应是一位名重一时，权位很高的人物。
查看史籍，《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大体在西汉初期，洱海地区还处于“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阶段，但我们借助出土的大量文物来考证，表明洱海地区大约从战国时代就已进入了定居农业阶段，当时已是贫富分化的奴隶社会。祥云大波那铜棺中出土的铜权杖以及众多随葬器物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从出土的铜权杖上来看，拥有双豹合抱的权杖是墓主生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权杖在当时是一种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它既是代表王权的权杖，也是一种神杖；从出土的随葬器物上看，铜家畜和家禽模型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次则是铜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生产工具以锄类为最多，一部分是使用过的痕迹，可以证明是实用物，生活用具中有杯、樽等酒器出土，此外还有“干栏”式房屋模型，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已处于比较定居的农业社会。而铸造如此巨大的铜棺，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比较固定的作坊以及大量的劳动力，如果当时没有一个定居的社会条件是很难想象的。祥云大波那铜棺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从大波那古白语的含义，到只有名高权重才能享用的铜棺，到他拥有“双豹合抱”的铜权杖，再到他享有众多随葬器物的厚葬殊荣，联系他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我们推断大波那铜棺的主人应是一位奴隶社会的农耕部落首领。
祥云大波那铜棺是现有的云南青铜文化中年代较早而又有重要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是大理青铜文化的代表。铜棺不仅豪华精美，工艺精湛，纹图细致，而且从铜棺棺身上所铸刻的动物图案和装饰纹样，还引来了人们无数的想象和好奇。再加上铜棺硕大的躯体，勾画出了当时人们心目中强者和权威的愿望，他们代表了生活中强者的意志，综合和抽象了自然界中强者的本质，最后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神秘而充满力量的美，这种美就透过青铜的躯壳，具有永恒的魅力。简言之，祥云大波那铜棺对于我们研究战国初期洱海区域的青铜文化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彭琼瑶
大理的青铜文化主要指洱海区域，据考古资料表明，目前洱海区域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达50余处。其中，大理州剑川县的海门口遗址是云南青铜时代最早的遗址，被称为“云南文明之始”，云南省青铜文明从这里起步，标志着当时大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而祥云大波那铜棺的出土令世人震惊，说明当时大理地区的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生动地再现了昔日大理地区青铜文明的辉煌，是大理洱海区域青铜文明发展至顶峰的标志器物，代表了大理青铜文化的发展成就，成为大理青铜文化的代表。
祥云大波那铜棺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于1964年3月在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出土。它不仅是迄今为止云南发现最大的青铜器，同时也是全国仅有的一具保存完整的青铜器时代铜棺。这样巨大的铜棺在国内青铜器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是国家的珍贵文物。
铜棺出土于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是一座里棺外椁的墓葬。墓坑呈长方形竖井，椁室长3.75米，宽1.1米，深2米，由碳化处理过的巨大方木叠架支彻而成，方木叠架的缝隙间用白泥淤塞，木椁内放置铜棺。铜棺为一个长方体，人字坡顶，长2米，宽0.62米，边高0.45米，顶高0.64米，脚高0.11米，重达257公斤。整个铜棺由七块可拆卸的青铜板斗合而成，底板一块，四壁四块，棺盖两块，棺底铸有12只短脚与壁板相连，外观极似一座干栏式房屋。铜棺上铸刻有精美的动物图案和装饰纹样，其中棺盖两块面上布满三角形双线图案纹饰，棺两侧壁外表布满回形纹图案，两横壁外表铸有鹰、燕为主的动物图形，此外还有虎、豹、野猪、鹿、水鸟等动物形象。铜棺铸造工艺高超，纹饰精美，反映出当时洱海地区的青铜器铸造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专家对铜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里面有一根双豹合抱的铜权杖和几节肢骨，同时椁内还出土有大量随葬的铜制器具和其它随葬品。其中，兵器类有矛、剑、■等；生产类有锄、锛、镰、打纬刀等；生活用具有杯、斗、勺、箸等；乐器有铜鼓、钟、葫芦笙等。此外，还有房屋模型，以及猪、牛、马、羊、狗、鸡“六畜”模型等。这些丰富的随葬品，器类复杂，技巧娴熟，具有颇高的冶炼技术。
祥云大波那铜棺，无论从历史文物角度，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就现今我国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如此保存完整的铜棺仅此一个，极具文物价值。而从棺壁雕的动物图案和装饰纹样来看，又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动物形态生动逼真，造型别致，所绘的装饰纹样线条柔美流畅，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其中，它所铸刻的动物图案写实性很强，都是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动物，比如鹰、燕、虎、豹等，这也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写照，也印证出了当时当地先民的图腾崇拜是虎、豹和鹰。在当时人们看来，虎、豹和鹰是最为刚正有为，最为神威的神灵，在众多神灵崇拜中，虎是权威最高的，其次是豹。而在飞禽中，这里的先民尤其崇敬神鹰，最喜爱的是吉祥的小燕。
祥云大波那铜棺，经考古专家利用碳14测定，距今2350年，约战国初期。铜棺的发现地“大波那”（古称大勃弄）是一个用白族语命名的，从战国时期一直沿用至今的古村邑。“大波那”白语称为“dǒu pòu nóu”，含义是“大头脑那里”（大脑壳那里），据音写字常将它写为“大勃弄”。这个用白语表达的称谓至今依然使用，而没有被以后广泛普及应用的汉语所“汉化”、所“同化”，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这不由得让我们推测当时大波那所处的历史地位，它是不是真的是“大头脑”在的地方，因此赢得了“dǒu pòu nóu”的白语称呼而存名流行于世。联系大波那铜棺这一罕见特殊文物的出土，我们不禁推测铜棺的主人肯定不是一般的普通劳动人民，由于他名位重，而且享受铜棺厚葬的特殊地位，应该是一位不寻常的“大头脑”。
对于“祥云大波那铜棺的主人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认为墓主是楚滇王庄■，有的认为是战国初到西汉时存在的“昆明族”，有的则认为是古白子国国王中的一位，目前各种说法不一，专家学者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但都毫无疑义地认为墓主应是一位名重一时，权位很高的人物。
查看史籍，《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大体在西汉初期，洱海地区还处于“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阶段，但我们借助出土的大量文物来考证，表明洱海地区大约从战国时代就已进入了定居农业阶段，当时已是贫富分化的奴隶社会。祥云大波那铜棺中出土的铜权杖以及众多随葬器物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从出土的铜权杖上来看，拥有双豹合抱的权杖是墓主生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权杖在当时是一种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它既是代表王权的权杖，也是一种神杖；从出土的随葬器物上看，铜家畜和家禽模型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次则是铜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生产工具以锄类为最多，一部分是使用过的痕迹，可以证明是实用物，生活用具中有杯、樽等酒器出土，此外还有“干栏”式房屋模型，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已处于比较定居的农业社会。而铸造如此巨大的铜棺，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比较固定的作坊以及大量的劳动力，如果当时没有一个定居的社会条件是很难想象的。祥云大波那铜棺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从大波那古白语的含义，到只有名高权重才能享用的铜棺，到他拥有“双豹合抱”的铜权杖，再到他享有众多随葬器物的厚葬殊荣，联系他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我们推断大波那铜棺的主人应是一位奴隶社会的农耕部落首领。
祥云大波那铜棺是现有的云南青铜文化中年代较早而又有重要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是大理青铜文化的代表。铜棺不仅豪华精美，工艺精湛，纹图细致，而且从铜棺棺身上所铸刻的动物图案和装饰纹样，还引来了人们无数的想象和好奇。再加上铜棺硕大的躯体，勾画出了当时人们心目中强者和权威的愿望，他们代表了生活中强者的意志，综合和抽象了自然界中强者的本质，最后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神秘而充满力量的美，这种美就透过青铜的躯壳，具有永恒的魅力。简言之，祥云大波那铜棺对于我们研究战国初期洱海区域的青铜文化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彭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