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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很难懂。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就说过：《天问》其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历代文人对《天问》多有研究，如唐代柳宗元、宋代朱熹、明代王世贞、清代屈复，近代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以及当代游国恩、郭世谦等学者都有专著。大多数学者认为《天问》是屈原的作品，而其文义不次的原因在于错简，又多奇怪之事则因年代古远，传说离奇，典籍亡失，难以稽考。我读《天问》，谈不上研究。只在细读之后，颇有些异样的感受。
中国的文史向来就分正统和非正统的两大类。正统的文史必须遵循孔子的儒学，包括先秦的子学、两汉的经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和清代的实学。儒学虽经多次蜕变，却是一脉相承，始终是中国文史的主流，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直到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虽仍有传承者，却终于靠边站了。
郭世谦先生在《屈原天问今译考辨》一书中称赞《天问》是一部中国上古通史大纲。我以为，郭先生一定知道中国二千多年的史学乃是儒家一统天下这个事实，能出此离经叛逆之言，实在有胆有识。
《天问》通篇用问句一贯到底，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从问天问地，到问古问异，再到问史问事，问的顺序有条不紊。问史亦自尧、舜始，细问夏、商、周三代及春秋前期事。细心的读者如果探究《天问》的作者问了什么，又不问什么，就会发现：《天问》缺失的正是儒、墨、道三家都赞颂的那个上古圣王时代的美丽传说，缺失的正是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理想化的德治体系。
它问及女娲却没有问到伏羲；
它没有问到炎、黄二帝的“奇功伟绩”；
它问及尧、舜私事却不问禅让天下的盛事；
它问及大禹治水，却质疑他的婚姻；
它问周史是一片质疑而不问分封天下和周公制礼；
它也没有问及《周易》及五行八卦；
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人费解的空白和缺失？有两种解读。一是《天问》的作者不知道有这些传说和史实。看《天问》问及的史事三代之后只有春秋前期齐桓公、晋文公、吴王阖闾三霸，而没有问及春秋后期的史事，更没有问及战国时期的史事。这说明，《天问》是春秋前期的作品。而关于伏羲的传说，炎黄传说，五帝传说，及尧舜禅位上古圣治的传说，周公制礼作乐的既定说法等都形成于孔子之后，形成于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甚至晚至汉代。前人怎知后人事呢？
另一种解读，就是《天问》作者刻意反正统，否认孔子、老子、墨子鼓吹的上古圣治的传说，而要还历史一个真相。因为历史真相是五帝时代没有圣治，尧舜时代更无禅让，大禹时代也不尚贤。所谓的圣治、禅让、尚贤都只是先秦诸子对原始共产社会的理想化解读，其中不乏揣测编造的天真和欺世愚民的恶意。
在《天问》中，问及三代史时牵涉到许多氏族的纷争，我粗粗统计了一下，牵连到的氏族就有涂山氏、有虞氏、有穷氏、河伯氏、伯明氏、雒嫔氏、封氏、斟观氏、斟寻氏、有过氏、纯狐氏、有鬲氏、有易氏、有扈氏、有狄氏、有施氏、有戎氏、蜂蛾氏、有莘氏、孤竹氏、有邰氏、彭铿氏、中央氏等等几十个氏族。这从侧面反映了或说佐证了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从五帝时代、尧舜时代、夏商周三代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都处于一个氏族林立、诸侯纷争的乱局。据古籍记载，在夏禹时有诸侯万国，在商汤时有三千余国，到周成王时尚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这里讲的所谓“国”，其实就是从原始部落演变而来的地域性的氏族联盟。所以可以说，从五帝时代、尧舜时代、再到夏商周三代，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大一统的政权，一个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更没有出现过一个“以德取天下”的圣王时代。从来没有圣者为王的文明“德治”，有的只是胜者为王的野蛮暴力。从来没有“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大同世界，有的只是氏族林立，“万国”纷争，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
《天问》的史学价值，就在于它没有像孔儒那样去粉饰、隐瞒、杜撰、说教历史，而是通过对上古传说的质疑和探求，接近并呈现了中国上古史的真相。
我读《天问》，最注意的除了它问了什么，又不问什么，还有它怎么问。细读《天问》可以发现作者的观察视角和提问方式是相当古怪奇特的。
首先，他对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天文地理古代怪异传说很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因为一些传说上古事典无考，加上文字费解，我们无法了解作者提问的用意。但仍有不少传说是可以理解的，如日出汤谷、月腹顾菟、女娲造人、后羿射日、屏号起雨、白婗婴茀、昆仑县圃、黑水玄趾、羲和御日、巴蛇吞象、伯禹腹鲧、屠母生启、简狄吞卵、姜嫄履迹等等。这一连串的提问既反映了上古时代民智尚未全开，无法正确理解和表达众多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的浅化文明阶段的史迹，同时，也可以看出《天问》作者是一位博闻而善思的智者。
其次，我们也发现《天问》中常常是氏族名称和人名混用，族事家事不分的叙事方式，这是氏族社会人们的叙事方式遗存。更让人奇怪的是《天问》作者喜欢用女性化的视角，窥探和究问家庭私事、男女性事，并通过这种独特的角度来描述古代传说和历史事件。现举几个例子说明：
如第二十九节：舜闵在家，夫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这里作者问到尧舜，不问他们如何实行圣治，如何尚贤禅位，而只是问舜家有妻子，怎么算未婚？而尧又为何不告知他的父母，就把二个女儿嫁给舜？
又如第四十九节：女歧缝裳，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此段讲夏初动乱。夏启的儿子太康，借浇与嫂女歧私通一事杀了浇，从而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样的国家大事，诗中竟通过家庭私事的角度来描写。
又如第五十四节：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
这一节写商族早期首领王亥与有扈氏女人幽会通奸，被人追杀逃命的细节，来叙述商代先王西扩北进与有扈氏部落发生长年战争的故事。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女性化视角和叙事方式。 除了以上三节，《天问》中还有不少涉及家庭私事和男女性事的章节，涉及到的女人就有女歧、嫦娥、涂山女、雒嫔、玄妻、妹嬉、吉妃、妲己、褒姒、郧女等等。
我想，《天问》的这种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叙事方式，一方面反映了先秦早期传说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它的民间色彩和野史趣味。
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其父母野合的产物，并因此造成孔丘母子二人长期不被族人承认的痛苦经历。在正统的史籍中，为了维护孔子完美形象，都竭力回避这一事实。再如几千年来都流传着“孟母三迁”的美谈，赞扬孟母重视教育环境，教子有方。然而，如果有人大胆质疑孟子为什么没有姓？（孟不是他的姓，而是说他排行老大）。那么再追问，一个无姓的儿子，是否是私生子？孟母三迁的动机也变得实在可疑，或许就是为了躲避家人和族人的追查罢了。如果有人写这么一篇文章来问孔问孟，追问他们的出身，就会显得非常古怪奇特。
《天问》用的就是这种古怪奇特的问法。这样写或许有利于质疑和探求，使于接近事实真相，同时，也更易打动人心，流传于世。
以前的学者大都认为《天问》是屈原的作品。但我在细读《天问》之后，从作品表达的观念、抒发的情怀、选用的文体三个方面对此提出疑问。
1.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又曾任过左徒、三闾大夫等高官，也曾获得过楚王的信任和重用。从《离骚》、《九章》等屈原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是深受孔子儒家的影响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儒家树立的理想人物，以及儒家杜撰的上古圣治的理想传说，他在诗中都不止一次地歌颂和赞美之。
在《离骚》中他写道：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而窘步。
又写道：
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儿历兹。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
汤禹俨而袛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在诗中，屈原多次赞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前圣”，是“遵道”而“举贤”的圣明之君，而指责夏启、后羿、夏桀、商纣是败国之君。可以说，屈原的历史观和孔子的历史观完全一致。
然而，《天问》的历史观与孔子的历史观却大相径庭。《天问》中虽有批评夏桀商纣的内容，却根本没有赞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诗句，也没有称赞他们实行过什么“德治”或“圣治”。
2.屈原是忠君爱国之士，他在诗歌中常用激情来表现他爱国忧民的情怀。例如在《离骚》中他写道：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與之败绩！
在这里，屈原盛赞楚国早期的熊绎、若敖、蚡冒三个先王（先秦早期常用名字称呼王或帝）。同时，屈原又规劝当时的楚王，表明他不是图私而是忧国。接着，屈原又写了一大段百神降临九嶷山对他的说词，反映了屈原的心志，他希望自己遇上夏禹、商汤、武丁、周文王、齐桓公那样的明君，那样他就可以像伊尹、皋陶、傅说、吕望、宁戚那样为国出力效劳了。
在屈原的诗作中这种爱国忠君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比比皆是。然而，在《天问》中绝没有类似的诗句。有的只是质疑和探求。
楚国最初出现在中国西北方，后来南迁到了湖北秭归，然后再南迁到郢州。接着，它继续东扩北进，发展到徐州一带。春秋后期，楚国就成了强国。屈原是战国时人，它应该了解楚国的发展史。然而《天问》虽以楚国史事结尾，但没有问及楚国南迁东扩北进的大事，也没有屈原当代的战国时事。而是问了楚国前期的两件小事：一件是关于早夭的堵敖，另一件是讲斗伯比和郧女野合生子文的男女艳事。这种问法绝对不是屈原的胸怀和风格。
3.楚辞是一种适合抒情、适合悲天悯人的诗体，它是屈原的伟大创造。然而《天问》选用的是四言体，是一种冷静理智的非抒情体，甚至缺乏《诗经》的民歌风味。虽然押韵，却缺诗味。奇特之处，就是问到底。像《天问》这样一首长诗，内容丰富，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试想，屈原为什么不用他创造并善长的楚辞体而选用四言体呢？不可思议。因而，从诗歌的文体看，这也不像屈原的作品。
那么，《天问》的作者究竟是谁？无法查考。但有两点是清楚的：一、它不会是儒家、墨家、道家门徒的作品，因为它的历史观念不同。二、它是春秋前期的作品、作者所处的时代比孔子早，比屈原更早。
总而言之，《天问》是一首杰出的诗作。它有不可轻估的史学价值，也有开创史诗的文学价值。然而，这两种价值，长期以来都被史学界和文学界忽视了。原因在于，在儒学独大的专制文化处境中，《天问》无疑是近于异端邪说的作品。而作为史诗来看，它又仅仅是一个史纲，故事情节完全没有展开，还不能算是完整的史诗。
一、《天问》的史学价值在于它接近上古史真相
中国的文史向来就分正统和非正统的两大类。正统的文史必须遵循孔子的儒学，包括先秦的子学、两汉的经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和清代的实学。儒学虽经多次蜕变，却是一脉相承，始终是中国文史的主流，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直到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虽仍有传承者，却终于靠边站了。
郭世谦先生在《屈原天问今译考辨》一书中称赞《天问》是一部中国上古通史大纲。我以为，郭先生一定知道中国二千多年的史学乃是儒家一统天下这个事实，能出此离经叛逆之言，实在有胆有识。
《天问》通篇用问句一贯到底，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从问天问地，到问古问异，再到问史问事，问的顺序有条不紊。问史亦自尧、舜始，细问夏、商、周三代及春秋前期事。细心的读者如果探究《天问》的作者问了什么，又不问什么，就会发现：《天问》缺失的正是儒、墨、道三家都赞颂的那个上古圣王时代的美丽传说，缺失的正是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理想化的德治体系。
它问及女娲却没有问到伏羲；
它没有问到炎、黄二帝的“奇功伟绩”；
它问及尧、舜私事却不问禅让天下的盛事；
它问及大禹治水，却质疑他的婚姻；
它问周史是一片质疑而不问分封天下和周公制礼；
它也没有问及《周易》及五行八卦；
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人费解的空白和缺失？有两种解读。一是《天问》的作者不知道有这些传说和史实。看《天问》问及的史事三代之后只有春秋前期齐桓公、晋文公、吴王阖闾三霸，而没有问及春秋后期的史事，更没有问及战国时期的史事。这说明，《天问》是春秋前期的作品。而关于伏羲的传说，炎黄传说，五帝传说，及尧舜禅位上古圣治的传说，周公制礼作乐的既定说法等都形成于孔子之后，形成于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甚至晚至汉代。前人怎知后人事呢？
另一种解读，就是《天问》作者刻意反正统，否认孔子、老子、墨子鼓吹的上古圣治的传说，而要还历史一个真相。因为历史真相是五帝时代没有圣治，尧舜时代更无禅让，大禹时代也不尚贤。所谓的圣治、禅让、尚贤都只是先秦诸子对原始共产社会的理想化解读，其中不乏揣测编造的天真和欺世愚民的恶意。
在《天问》中，问及三代史时牵涉到许多氏族的纷争，我粗粗统计了一下，牵连到的氏族就有涂山氏、有虞氏、有穷氏、河伯氏、伯明氏、雒嫔氏、封氏、斟观氏、斟寻氏、有过氏、纯狐氏、有鬲氏、有易氏、有扈氏、有狄氏、有施氏、有戎氏、蜂蛾氏、有莘氏、孤竹氏、有邰氏、彭铿氏、中央氏等等几十个氏族。这从侧面反映了或说佐证了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从五帝时代、尧舜时代、夏商周三代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都处于一个氏族林立、诸侯纷争的乱局。据古籍记载，在夏禹时有诸侯万国，在商汤时有三千余国，到周成王时尚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这里讲的所谓“国”，其实就是从原始部落演变而来的地域性的氏族联盟。所以可以说，从五帝时代、尧舜时代、再到夏商周三代，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大一统的政权，一个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更没有出现过一个“以德取天下”的圣王时代。从来没有圣者为王的文明“德治”，有的只是胜者为王的野蛮暴力。从来没有“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大同世界，有的只是氏族林立，“万国”纷争，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
《天问》的史学价值，就在于它没有像孔儒那样去粉饰、隐瞒、杜撰、说教历史，而是通过对上古传说的质疑和探求，接近并呈现了中国上古史的真相。
二、《天问》耐人寻味的古怪视角和叙事方式
我读《天问》，最注意的除了它问了什么，又不问什么，还有它怎么问。细读《天问》可以发现作者的观察视角和提问方式是相当古怪奇特的。
首先，他对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天文地理古代怪异传说很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因为一些传说上古事典无考，加上文字费解，我们无法了解作者提问的用意。但仍有不少传说是可以理解的，如日出汤谷、月腹顾菟、女娲造人、后羿射日、屏号起雨、白婗婴茀、昆仑县圃、黑水玄趾、羲和御日、巴蛇吞象、伯禹腹鲧、屠母生启、简狄吞卵、姜嫄履迹等等。这一连串的提问既反映了上古时代民智尚未全开，无法正确理解和表达众多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的浅化文明阶段的史迹，同时，也可以看出《天问》作者是一位博闻而善思的智者。
其次，我们也发现《天问》中常常是氏族名称和人名混用，族事家事不分的叙事方式，这是氏族社会人们的叙事方式遗存。更让人奇怪的是《天问》作者喜欢用女性化的视角，窥探和究问家庭私事、男女性事，并通过这种独特的角度来描述古代传说和历史事件。现举几个例子说明：
如第二十九节：舜闵在家，夫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这里作者问到尧舜，不问他们如何实行圣治，如何尚贤禅位，而只是问舜家有妻子，怎么算未婚？而尧又为何不告知他的父母，就把二个女儿嫁给舜？
又如第四十九节：女歧缝裳，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此段讲夏初动乱。夏启的儿子太康，借浇与嫂女歧私通一事杀了浇，从而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样的国家大事，诗中竟通过家庭私事的角度来描写。
又如第五十四节：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
这一节写商族早期首领王亥与有扈氏女人幽会通奸，被人追杀逃命的细节，来叙述商代先王西扩北进与有扈氏部落发生长年战争的故事。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女性化视角和叙事方式。 除了以上三节，《天问》中还有不少涉及家庭私事和男女性事的章节，涉及到的女人就有女歧、嫦娥、涂山女、雒嫔、玄妻、妹嬉、吉妃、妲己、褒姒、郧女等等。
我想，《天问》的这种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叙事方式，一方面反映了先秦早期传说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它的民间色彩和野史趣味。
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其父母野合的产物，并因此造成孔丘母子二人长期不被族人承认的痛苦经历。在正统的史籍中，为了维护孔子完美形象，都竭力回避这一事实。再如几千年来都流传着“孟母三迁”的美谈，赞扬孟母重视教育环境，教子有方。然而，如果有人大胆质疑孟子为什么没有姓？（孟不是他的姓，而是说他排行老大）。那么再追问，一个无姓的儿子，是否是私生子？孟母三迁的动机也变得实在可疑，或许就是为了躲避家人和族人的追查罢了。如果有人写这么一篇文章来问孔问孟，追问他们的出身，就会显得非常古怪奇特。
《天问》用的就是这种古怪奇特的问法。这样写或许有利于质疑和探求，使于接近事实真相，同时，也更易打动人心，流传于世。
三、《天问》让人困惑的是他的作者是谁
以前的学者大都认为《天问》是屈原的作品。但我在细读《天问》之后，从作品表达的观念、抒发的情怀、选用的文体三个方面对此提出疑问。
1.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又曾任过左徒、三闾大夫等高官，也曾获得过楚王的信任和重用。从《离骚》、《九章》等屈原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是深受孔子儒家的影响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儒家树立的理想人物，以及儒家杜撰的上古圣治的理想传说，他在诗中都不止一次地歌颂和赞美之。
在《离骚》中他写道：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而窘步。
又写道：
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儿历兹。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
汤禹俨而袛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在诗中，屈原多次赞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前圣”，是“遵道”而“举贤”的圣明之君，而指责夏启、后羿、夏桀、商纣是败国之君。可以说，屈原的历史观和孔子的历史观完全一致。
然而，《天问》的历史观与孔子的历史观却大相径庭。《天问》中虽有批评夏桀商纣的内容，却根本没有赞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诗句，也没有称赞他们实行过什么“德治”或“圣治”。
2.屈原是忠君爱国之士，他在诗歌中常用激情来表现他爱国忧民的情怀。例如在《离骚》中他写道：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與之败绩！
在这里，屈原盛赞楚国早期的熊绎、若敖、蚡冒三个先王（先秦早期常用名字称呼王或帝）。同时，屈原又规劝当时的楚王，表明他不是图私而是忧国。接着，屈原又写了一大段百神降临九嶷山对他的说词，反映了屈原的心志，他希望自己遇上夏禹、商汤、武丁、周文王、齐桓公那样的明君，那样他就可以像伊尹、皋陶、傅说、吕望、宁戚那样为国出力效劳了。
在屈原的诗作中这种爱国忠君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比比皆是。然而，在《天问》中绝没有类似的诗句。有的只是质疑和探求。
楚国最初出现在中国西北方，后来南迁到了湖北秭归，然后再南迁到郢州。接着，它继续东扩北进，发展到徐州一带。春秋后期，楚国就成了强国。屈原是战国时人，它应该了解楚国的发展史。然而《天问》虽以楚国史事结尾，但没有问及楚国南迁东扩北进的大事，也没有屈原当代的战国时事。而是问了楚国前期的两件小事：一件是关于早夭的堵敖，另一件是讲斗伯比和郧女野合生子文的男女艳事。这种问法绝对不是屈原的胸怀和风格。
3.楚辞是一种适合抒情、适合悲天悯人的诗体，它是屈原的伟大创造。然而《天问》选用的是四言体，是一种冷静理智的非抒情体，甚至缺乏《诗经》的民歌风味。虽然押韵，却缺诗味。奇特之处，就是问到底。像《天问》这样一首长诗，内容丰富，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试想，屈原为什么不用他创造并善长的楚辞体而选用四言体呢？不可思议。因而，从诗歌的文体看，这也不像屈原的作品。
那么，《天问》的作者究竟是谁？无法查考。但有两点是清楚的：一、它不会是儒家、墨家、道家门徒的作品，因为它的历史观念不同。二、它是春秋前期的作品、作者所处的时代比孔子早，比屈原更早。
总而言之，《天问》是一首杰出的诗作。它有不可轻估的史学价值，也有开创史诗的文学价值。然而，这两种价值，长期以来都被史学界和文学界忽视了。原因在于，在儒学独大的专制文化处境中，《天问》无疑是近于异端邪说的作品。而作为史诗来看，它又仅仅是一个史纲，故事情节完全没有展开，还不能算是完整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