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红崖底村，在建国后的1952年成立起了小学。
　　小学，设在村里的药王庙。
　　所谓无庙不成村，红崖底村有两座庙。村子西头，有一座五道庙;东头，有一座药王庙。药王庙养生，五道庙送死。
　　五道庙，是石砌的一个神龛，规模不大。一尊塑像，一尺来高。村里人家出殡时节，送葬队伍在此要做停留，孝子们哀哭连连，一叩三拜、三叩九拜;吹鼓手细吹细打，村人照例围观看热闹。鞭炮炸响，纸钱抛撒，送葬队伍方才继续行进，奔向墓地。
　　药王庙，在村子东头的山嘴上。坐南朝北三个神龛，药王是主神，位于正中;东侧是山神，西侧是文昌帝君。神龛近边，几丈高一株山榆樹，那便是药王的一棵大药材。人们求药治病，也就是抓一把香灰面儿捡拾几片榆树叶回去。神龛对面，一株松树，横枝上挂一口铁钟。人们烧香还愿，祭祀过后，敲钟三响，钟声响彻全村。
　　建国初期，占用庙宇办学校，在全国极其普遍，红崖底村当然也不例外。
　　庙院里有西房五间，整修过后做了教室。四个年级的学生始终不过三十来人，没有课桌，大家坐在条凳上，面前是长条书案。上课采用复式教学，一个课时，一个老师要同时教授四个年级的课程。东房三间，是教员的下处。与神龛并列，还有两孔窑洞，是老师的厨房和杂物间。
　　红崖底村，曾经有过私塾，自古以来不曾有过新式的全日制小学。村里建起小学，村民非常高兴。几乎家家户户，但凡有适龄孩子，都到学校去念书。
　　新中国刚刚建国，建国方针仍然是要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村社，依然起着巨大的作用。
　　国家派来了正式教员，领受国家工资。但村子里对于学校和教师的种种传统做法，依然存在。比如，村里有一块公有的“学堂地”，地里的出产，仍然要用在学校。
　　与当年的私塾学堂相比，就是女孩子一样可以上学。谁家不让女孩子上学，不用教师动员，村干部就会出面，家族里的长者也要登门责备。
　　比如我们家，我的几个堂兄，大伯跟前的宝山、四伯跟前的靠山，十来岁了，都去读了一年级。两个堂姐，大伯跟前的奶闺女含玉儿、二伯跟前的翠凤，也都上学去念书。
　　盂县方言，说“新奇”的意思，用词是“异奇”，我奶奶说：
　　也是异奇哩！没听说过女娃娃还念书！
　　话是这么说，奶奶给大家都分发了做书包的布料。我父亲给自家子弟，人人买了铅笔蜡笔，另加一支价值一块钱的“五龙钢笔”。
　　我当年不足五周岁，也跟上哥哥姐姐们上庙院去念书。
　　在我的记忆和后来的了解中，我们红崖底村，自我的年龄以下，那种“目不识丁”的纯粹文盲就几乎绝迹了。
　　2
　　在国家正式建立小学之前，我们红崖底村的教育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就这一问题，我曾经向父亲多次询问。父亲的记忆力极好，而且向来关心村中的公益事业。红崖底是他的出生地，我深深知道他对家乡的那份情感。
　　父亲不止一次给我讲说过村中种种。
　　村子里，曾经有过私塾。但我们村没有特别大的地主富户，谁家都不曾有过家塾。村里的私塾，是相对于官办学堂而言。而且，村里的私塾，也不是全日制。只是在收秋之后，农事不再忙碌的冬闲时节才有，村人名曰“冬学”。
　　举办冬学，校舍往往临时借用谁家闲着的房屋。大村里，学堂地的出产，会支付有限的一点租房费用。是那么一个规程，谁家房租要价太高，会引起村人议论。
　　谁家的孩子要上冬学，须得缴纳一些学杂费用。一个孩子，一季冬学三个月，大致要交五升米。如此下来，有二十个孩子念书，总共能收上来一担米。加上学堂地的出产，教书先生能够得到薪酬三担小米，折合大洋十五块。当年，一个长工，一年的工钱是二十四块，月薪平均两块。教书先生，月薪能够达到五块。
　　月薪五元大洋，当然不是一个普遍的行情，这只是我们村请到的先生的薪资。
　　红崖底村，近一百户人家，立村500年，竟然没有出过一名秀才。村人脸上挂不住，自己编个神话来解嘲：本来有人考上了县学，也就是进学成了秀才。送喜报的公差在沟口问路，大村的人怕红崖底出了人才，不好弹压，于是就说那沟里有老虎！结果，把报喜的人给吓跑啦！你要具体细问，是哪家的谁人考上了秀才，大人们支支吾吾岔开话题。
　　红崖底本村没秀才，每到冬天，需要从镇子上聘请一名老秀才来给孩子们开蒙。
　　我父亲记事的时候，村里请的是苌池镇的一位黑先生。黑先生不姓黑，人长得黑，村人称其黑先生。
　　我父亲兄弟七人，一个孩子念冬学，须得五升米学费，价值大洋两毛五。我那爷爷觉得花销太大，于是订了一条家庭土政策：七个儿子，一三五念书，二四六受苦。家父排行老六，自然也没有念书的机会。
　　有一年，父亲九岁上，得了一次副伤寒，九死一生逃得性命。这年冬天，爷爷方才允准他的六儿念了一季冬学。教书的老师，正是黑先生。其时1930年左右。
　　1930年，中华民国建国近二十年。冬学的黑先生教书，教孩子们什么书呢？黑先生主要还是教传统的“三、百、千”。政府方面，也发放下来新式课本，但先生不教新书，家长们也完全同意。教室里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孩子们每天上学，要先给孔夫子鞠躬行礼，黑先生站在一边，学生随后也给先生鞠躬一个。
　　可是，当年教书，黑先生只是让孩子们背诵课文，并不讲解。那些古奥的词语，就愈加难以理解。据说，这样背诵了，日后可以慢慢理解。但这也只是部分道理。孩子们背诵了一本《三字经》，然后放牛种地去也，再不念书，哪里能够理解呢？
　　不理解，就更加不易背诵。背诵不来，黑先生要打手板;那手板还专门是花椒木的，据说，挨打之后，又痛又麻。而家长也鼓励打板子，先生要是不严厉，不打学生，大家还要有意见。
　　孩子们几头受气，只好自己想办法。将《三字经》的句子，编成顺口溜。比如： 　　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干！
　　性相近，习相远;知道你妈尿不远！
　　这么一来，倒也记住了不少句子。
　　有一次，黑先生让学生张爱丑背诵两句书。《三字经》上的“大小戴，注礼记”，孩子们改编成了“大脑袋，肚里饥”，爱丑背书，不小心就背诵出这个来了。结果，让痛痛地臭揍了一顿。
　　淘气孩子们就设法报复黑先生。黑先生是个老秀才，可他身上照样有虱子。数九天，老先生将他的老棉裤翻出来，晾到院子里，希望将虱子冻死。不知哪个，把黑先生的老棉裤给偷走了。到了上课时间，黑先生在炕上围了一床被子，没法下地，大呼小叫的：谁偷走我的裤子啦！快快给我送回来！
　　這件事，在村子里传为一时之笑谈。女人们见了黑先生，自家就不好意思，先背过脸子去。
　　在我父亲的讲述中，我注意到，民国政府在普及乡间教育事业方面，尽管缺乏强力行政推行手段，但与民间私塾村学也有一种松散的联系。
　　比如，我们县里有不止一座国立小学。我们红崖底村所属的苌池镇，有一座国立第九高小。那高小的校长，有时会到周边小山庄来视察听课。这个时候，黑先生就让学生们把《三字经》等老式读本藏过，拿出民国新式课本来应付检查。
　　新课本上有什么内容呢？父亲只读了一季冬学，顶多上过一次新课本，而他牢牢记住了一句课文：“香港是我国的领土。”
　　这样的一个事实，令人感慨。它至少能够证明，民国政府早已开始推行白话文读本。而乡土民间，依然在坚守文言传统。两者之间有张力，但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同时，它也证明，国家民族的概念，已经渐渐推进为一种全民认知。
　　我的父亲，自幼聪明好学，但他没有机会念书。因为生病，方才得到一次上乡间冬学的机会。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他认识了不多几个字，他不再是目不识丁的睁眼瞎。后来，他到处留心、逢人请教，渐渐能读通《水浒》《三国》。
　　祖祖辈辈的乡野草民，尊重文人，仰慕文化。那个丢了老棉裤的黑先生，在一个九岁的农家孩子心中点燃了一支烛照文字、文化、文明的火炬。我父亲擎起这支火炬走出蒙昧，引领我和我的孩子继续前行。
　　3
　　1938年，父亲到太原去打工。抗战年代，我们老家村子里的教育状况就提不起了。兵荒马乱的，老百姓跑反逃命都来不及，哪里还能顾及娃娃们念书。
　　我父亲外出打工，但和老家的联系始终不断。村里的种种情况，了然于胸。大致是在1940年之后，抗日主战场南移，我们山西的八路军根据地有所发展。红崖底虽有明面上的村长，应付鬼子征税拉夫，但暗中已经成立起抗日村政权。老百姓种地之余，抗日政权倡导扫盲识字，村里在农闲时节，办起了夜校。
　　我四伯，抗战初起，曾经当过村里的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的队长。四伯本是村里种地的把式，由于我爷爷在本村草台班子里打板，几位伯父都多少学过几出戏文。二伯会唱《杀狗》，三伯在文场上吹笛子，五伯学的是旦角，会一出《藏舟》，取那渔家女胡凤莲。四伯会的戏文更多，是草台班里的正生。建国后，村里唱戏，我还看过《汾河湾》里的一折《打雁》，四伯取薛丁山。扮相好，唱得也不赖。
　　小区干部看上了我四伯，要下功夫来培养。这人千般好，就是个睁眼瞎。要是认识一些字，有点文化，完全可以培养成一个抗日干部。村里办起文化夜校，让教员格外给我四伯吃偏饭认字。教员呢，也是就地取材，是我们村的富户耧元。
　　耧元下功夫教了一冬天，四伯忍着瞌睡，也在夜校熬了一冬天灯油。过罢年，快要开春，区小队的干部下来考察夜校的教学成绩。特别点名要我四伯认字，看看到底有了多大进步。
　　耧元心下明白，在黑板上专门写出了“文化”两个字。笔画最少，成天念叨，这个一定能认得。
　　谁知道四伯一下子给蒙住了。一头的汗，满脸尴尬的苦笑。憋了半天，摸着脖颈嗫嚅道：
　　“看见面熟熟的，是个甚甚来？长得就和车梯样的，哎呀，面熟熟的，嘴边前的个字……”
　　结果，耧元气得打自己的脸。区小队领导哭笑不得。
　　也许，一个人读书，学习认字计数，有个最佳开发的年龄段。好比小树苗，易于休整形状;成型巨木，再要改变模样，就太难了。过了读书认字最佳时段，功倍而不能达于事半。
　　熬过了八年抗战，打过了解放战争。虽然又打开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到底能够开始摆放下平静的书桌了。
　　到公元1952年，红崖底开天辟地，终于立起了小学。
　　4
　　1952年，红崖底立起小学，开初只有两个年级。
　　娃娃们统统没有念过书，大孩子小孩子都要念书。年龄太大的，十六七的后生闺女们，认识几个字的，分到二年级;其余的，一概一年级。我们家，只有我们的奶姐姐含玉儿，读了二年级。我五岁，人家不给发课本，我在书案底下窜着玩儿，老师也不管。两个年级的语文，我都给背会了。含玉儿念不来的字，也要问我。
　　二年级有一课，是说讲卫生的。
　　小学生，高才有。
　　不洗脸，不洗手。
　　鼻涕抹了两袖口，
　　人人见了说他丑。
　　學字，醜字，还是繁体字。娃娃们在石板上写生字，一个字写了满满一块石板。
　　家长们的说法，对孩子念书要求也不高。能认下自己的名字，能打算盘，过年要是还能拿毛笔写对子，那就了不起啦！
　　那时，国家派来了一个老师，名叫梁贵明。不到二十岁，平定师范初师毕业。是我们盂县北乡梁家寨的人，高鼻大眼，白净精干。后来找了我们村的长辫子闺女桂花，结婚成家。
　　我头一天到校，小孩子急尿，又不敢开口请假，结果尿了裤子。自己羞得要哭，梁老师将我抱到厨房的火台上，一边安慰一边帮我烤裤子。含玉儿她们回家给奶奶说起，老人家好生夸赞这个教书的先生。
　　然而，梁贵明老师，毛笔字写得不好，老百姓不满意。村里特地请动了锁爷，手把手教梁老师写毛笔字。 　　再一个，新式教学，一二年级没有珠算，这一条老百姓也特别不满意。村里公议，又自行请到一位专门教珠算的先生。记得姓韩，人称韩先生。
　　这个先生的薪水，由村里有学生的户家公摊一部分，学堂地的出产，负担一部分。
　　至于老师们吃饭，村里还派了一个在外学过厨艺的老汉，专门负责做饭。
　　之外，我们红崖底小学，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教军乐的老师，教授孩子们洋鼓洋号。
　　1949年后，百业复兴。不再打仗，老百姓安居乐业，心气儿特别高。村里立起小学，这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事情。我父亲他们在太原做工的人，自然是全力支持。
　　那时，还没有三反运动，我爹还没被打成“大老虎”。他在太原发电厂担任运输部主任，其实就是打工者的大工头，按老规矩，领三份工钱。他的副手，两份工钱;领工班长，一份半工钱。除了工钱之外，父亲在城里南萧墙开着一个裁缝铺，名曰“新华国旗店”，有十来台缝纫机。也可以说，他在同时又是一位青年企业家。以我父亲为首，自愿出资捐助，给村里办了好几件事情。
　　一个，为村中做了几十面锦旗。国旗、三角狼牙旗、长条幡旗，应有尽有。村民出村到镇子上开大会，红崖底的旗帜最为打眼。
　　一个，给全村小学生定制了单棉制服，一人两套。
　　再一个，购置了洋鼓洋号，还专门请到了傅作义将军当年队伍上的军乐教官，来小学校教授孩子们军乐。
　　不知这位教官正好姓杨，还是因为教授洋鼓洋号，村人一直称他“洋老师”。在我的记忆里，“洋”在这儿只是个读音，我不曾见过文字。
　　按照乡俗，隔三差五，奶奶总要请先生来家吃饭。请过梁老师、韩老师，也请过洋老师。
　　洋老师，矮矮的个子，穿着一身褪色军装。留着一部唇髭，修剪得十分齐整。
　　他在村里待了有两年时间，教出了三四批号手。大哥宝山，是他的最后一批学员。
　　5
　　1954年，我到了正式入学年龄，开始上学念一年级。一些大孩子，十七八岁，长得门扇那么高，升到四年级。大哥宝山，念书不开窍，还待在一年级。
　　每到晚间，大伯都要亲自督查我们的学习。点起煤油灯，奶奶直撅撅坐在炕头，纹丝不动，讲话声音小小的，生怕影响了我们念书认字。大哥先前的一年级课本上，有这样一节课文：“早上起来，面向太阳，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右面是南，左面是北”。
　　假若到早上，到院子里去，面向太阳，宝山照样能分清东南西北。可是，变成了课文，大哥死活背诵不来，为之没有少挨大伯的巴掌。
　　大哥念书不沾弦，小小年纪，赶车扶犁天生就会。学习吹号，也一点不比别人差。
　　洋老师训练学生吹号，规矩非常严格，讲究要练就一个童子功。
　　四个初学吹号的小号手，晚饭后要到学校，和洋老师住在一盘炕上。农家茶饭，喝了一肚子清汤，入睡之前可以撒尿，夜间洋老师严格监督，不许撒尿。刚刚鸡叫，天色放亮，洋老师带大家去爬山，要爬到小学校依托的南山顶尖去吹号。
　　学习号谱之前，先拔五音。小号手要挺胸立正，裆部夹紧。拔音吹号个把时辰，哈气聚成水，从号嘴那里滴落下来。要是冬天，每个孩子脚下，都是水滴结成的茶碗大小一个冰疙瘩。
　　这个时分，再让大家撒尿，谁也撒不出来啦。
　　经过这般严格的基础训练，小号手们的功夫自然不一般。
　　学校开学过节，村里有什么集体聚会，小学军乐队都要现场演奏。一面大洋鼓，两只小军鼓，六杆军号齐奏。号声嘹亮，气势激越。洋老师的旧军装笔挺，指挥棒上下挥舞;军号上吊着的红色绦带，有节奏地颤动。女人们啧啧赞叹，老汉们噙着烟锅子闭目微笑。
　　如果镇子上开大会，或者是大正月里闹红火，我们红崖底的军乐队那是独占一份。苌池镇九高小，也有一个号队，红崖底的号声一响，九高小那面就哑了。小山庄红崖底的人，因而自豪满满。
　　6
　　截止到1955年，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成立合作社土地集体化之前，在我的记忆中，乡村充满了活力。
　　1954年，我正式进入小学读书。梁贵明老师调走，来了个武国才老师。
　　这位武老师，村民反映依然很好。民国生人，受过师范教育，行止端严，文质彬彬，堪称为人师表。只是，他的毛笔字也不太好。说到毛笔字，村人有文化的人不多，但只要粗通一点文字，人人能写毛笔字。家里有老辈人写过的仿影，据说是我的一位太祖父的字，简直就和碑上的字一样。武老师照例还是由锁爷教授毛笔字。
　　由于上級的政策要求，村级小学只能有一位老师。民间自己请到的教师，另外教授珠算、军乐等等，渐渐不被允许。
　　教珠算的韩老师早早离去。然后，洋老师教出宝山他们最后一批小号手，也离开了村子。洋鼓洋号军乐队，又坚持了一年多，年龄大的学生或者升到高小，上外村去走读，或者回家去务农，号手队伍就凑不齐了。
　　不过，洋老师前后训练出十好几个号手，个个都是好家伙。
　　大哥宝山1958年在水库工地上当号兵，凭什么？就是会吹号，而且吹得好。
　　头一批号手里，有一个于俊旺，休学之后曾经来太原打工。到了我父亲领工的小北门工房，见他十六七岁，哪里能扛得动苦力活，父亲就安排他当了一个司号员，专门负责给工地上吹号。起床、开饭，大会集合，包括班次轮换上工下工，听号声来指挥。
　　工房在小北门那里，俊旺的号声竟然惊动了省军区。这是个什么人呢？怎么吹得如此好一杆军号呢？
　　省军区派人来了解，方才知晓这个小山村出来的小后生，军号是傅作义的军乐教官教出来的。
　　往前说，教过我父亲的黑先生，坚持教授乡下孩子读《三字经》。
　　往后说，洋老师却是教授乡下孩子学习甚是时髦的军乐。
　　摆在一块来说，我们的传统文明，真个是一条展现出勃勃生命力的此在之河。它接续传统，从远古流淌而来，又兼容并包，敞开胸襟拥抱吸纳现代文明。 　　有时，我会遐想：如果不是后来的种种变故，历史将会是别一种样子吧。
　　然而，假想非事实，历史就是历史。
　　1
　　大跃进高歌猛进的1958年，我从红崖底初级小学毕业，领到了毕业证。暑假后，到距离我们村七里地的神泉村跑校读高级小学。高小毕业，会领到另一张毕业证。
　　神泉村，刚刚有了高小部，全称是神泉完小。高小两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周边五里八里十多里小山庄的孩子们，走读来上学。村里习惯说法叫“跑校”。
　　神泉村，相对是个大村子。这个村，老百姓习惯上叫做“寺底”，“神泉”是寺底村的官名。
　　所谓神泉，果然神奇。村子依托一座壁立悬崖，崖底石冈上建有一座吕祖庙。面对庙宇的正殿，是一座戏台，戏台下面，是一个砖券的大门洞。门洞的地面，和整个山体连在一块，当央有一汪山泉。开口凿成圆形，水桶那样深浅大小。泉水与地面石板齐平，常年不涸，满而不溢。村民拿水瓢来舀水，取之不竭。
　　这座吕祖庙所占地界，最早建有一座寺院。寺院底下的村子，故而名叫寺底。到元朝年间，朝廷重视道教，方才改建了吕祖庙。
　　据盂县县志记载，这一带的山林，曾经做过元朝政府的养鹿场。在神泉村，驻有军队。也就在那时，村子建成了堡寨的样子，堡墙围拢了村庄。墙体有两丈高，顶部一丈多宽，非常坚实。村子北面靠山，西面是山沟，东南两面开了堡门，城门一样。
　　神泉高小，和我们村的学校一样，也是设在一座庙院里。这座庙院在村子正中，原先供着的神仙是东岳大帝。五间正殿，是五年级教室，正殿对着的戏台，改建成六年级的教室。
　　要出村跑高小，我们自己很兴奋，家里大人也高兴。奶奶认为，出村念书，非同小可，连着几天思谋，给我取了大名。几个堂兄，宝山、靠山、东山，奶奶命名我叫了个“石山”。红崖底古来缺水，开学当日，奶奶甚至强迫我洗过了手脸。
　　进入高小，开学典礼上，我也认识了各位老师。
　　校长张生华，一个干瘦老头，讲话笑嘻嘻的，口腔里镶了一颗金牙，张开嘴亮晃晃的。
　　五年级班主任赵培龙，师范毕业的未婚年轻后生。会打篮球，在庙院里和大个儿学生争抢篮球玩儿。
　　一位女老师，名叫李秀凤，幼师毕业，教授我们音乐和图画。
　　一位男老师，也姓李，大号李唐定。
　　校长说，两个李老师，为了有区别，同学们以后就叫李唐定老师“唐老师”啦！
　　结果，我在高小时代就有了一位原本姓李的唐老师。
　　2
　　我到神泉完小读书的时候，唐老师有将近五十岁的样子。记得他总是一身中山装，裤子笔挺，脚下蹬的是皮鞋。脑袋上留着背发，异常光整。脸型排场，表情从容。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左眼皮那儿，天生有个肉瘤。瘤子，土话说是疙瘩。刚刚开学几天，捣蛋学生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唐疙瘩儿”。如果不带姓氏，就叫他“疙瘩儿老师”。
　　我没在城市上过小学，不知道具体情形。依我的经验，乡下的高小学生，许多学生年龄十五六，已经到了青春期，那是非常不好管理。怎样保持课堂纪律，是一个问题。神泉完小的办法，虽然不再使用教鞭体罚臭揍，但老师们一般都是凶神恶煞的样子，用来震慑恐吓。唐老师在这个时候，脸子变得很凶，加上那个肉瘤疙瘩，显得更加几分凶狠。
　　这样一来，学生们就更加要称呼他唐疙瘩，连神泉村的老乡，说起他来也成了“疙瘩儿老师”。
　　这样的说法传回红崖底，我奶奶非常不高兴。放下脸子来教责我：
　　出村念书，成了高学生啦，可不敢没大没小。念书的书公子，你可要给咱学好，仁恭礼法的。可不能念书念得反过来成了个“通文不通礼！”
　　奶奶夸赞唐老师，主要有一条，唐老师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他给我们题写的仿影，和村里锁爷的字有一比。像我奶奶，根本不识字，但非常神奇，绝对能分出字的好坏。
　　比如，不识字的老乡过年贴对联，左右可能贴反，但上下绝不会颠倒。因为大家见得多了，看出中国字就和人一样，一定是头朝上脚冲下。毛笔字，他们又是如何判断好坏呢？那就是比照。他们见过碑刻，见过书本，毛笔字写得像碑上或书本上一样，那当然就是好。
　　依我在初小读书以及后来在太原三中读书的经历，回忆比照，唐老师教书讲课，应该说非常好。
　　高小两年，唐老师给我们代课好几门，语文、历史和地理。讲课条理分明，板书美观大气。每堂课，临了都要在黑板上写出纲领要点，他几乎不看黑板，粉笔运转如飞，那些字，行列整齐，大小一律，每个字都漂亮极了。我的评价，唐老师便是去教中学，也应该是绰绰有余。
　　跑校读书不到一个学期，对于唐老师的情况，了解也就更多一些。
　　李唐定老师，是我们盂县泥河村人。泥河村在县城南面二十里，明清以来，泥河李家在我们全县号称首富。据说，庚子国乱慈禧逃亡到山西，李家曾经进贡白银数十万两。李华龄、李嵉龄，是清朝末年县里的著名文化人。其中，李嵉龄于民国年间曾经出任山西隰县知事，为官清正，关心民瘼，被老百姓称为“李青天”。隰县著名的文物古建小西天，至今留有他为小西天佛寺所拟写的对联。
　　佛寺正殿一副：
　　果有因因有果有果有因种甚因结甚果;
　　心即佛佛即心即佛即心欲求佛先求心。
　　偏殿一副：
　　上上下下，游游转转，无个事请来;
　　说说笑笑，息息喘喘，吃杯茶再去。
　　两副楹联已能见其文化素养，而在县衙门大堂两侧更有对联一副：
　　我本不会作官，只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凭这点良心，积些功德;
　　你们何需告状，深考虑爭不如忍，忍不如让，省几文铜钱，过好光景。
　　更见出其为官品格与一派爱民劝世之心。
　　我们的李唐定老师，便是这样一个家族出来的读书子弟。
　　又过了些时候，听人讲谈得知，唐老师本人曾就读著名的清华大学。只是由于抗战爆发，肄业回乡。接着，又听说他原本是在中学教书的，在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形势之下，以他的家庭出身，从中学下放到了新建的神泉完小。 　　1959年，我们升到六年级，突然不见了唐老师。说是调走了，调到县境北端的一个山庄去教初小。那儿，离县城有一百多里，根本不通汽车。他要回家探亲，先得步行六十里，才能到达通汽车的上社镇，再坐七十里汽车，才能回到泥河村所在的清城镇。这儿，离泥河村还有十几里。
　　唐老师调走，几乎算不得什么事件，调走也不过就是调走而已。上级给神泉完小又派来了一个年轻教员，大号侯常明。侯老师调来，担任五年级班主任。
　　这位侯老师调来的当天，校长主持欢迎仪式，老师和同学见面。学校庙院里，两个年级的学生列队，校长介绍新老师，然后是这位侯老师发言。为着震慑学生，侯老师声色俱厉，讲了几十分钟。他个子不高，白净脸子上布满发红的青春疙瘩，蹦蹦跳跳地嚷叫：“我是党派而来的！我是公社书记派而来的！”
　　队伍里的淘气学生，低声议论：
　　“嘿嘿，书记派‘儿’来的。”
　　侯老师听见了，冲进队伍将那学生薅住脖领揪出队伍之外。欢迎新老师的会，当场变成了斗争会。
　　新的学年就这样开始了。
　　不久，公社食堂解散。有人发愁吃不完的粮食，公共食堂让大家放开肚子吃，基本吃光。红崖底每个人只分到平均每天二两五的口粮，饥荒年馑骤然降临。
　　神泉完小教初小的一位年轻老师，名叫张忠孝，个头敦实，长得十分端正。突然之间，听说上吊死了。据说，因为肚子饿，他在神泉村饲养院抓了一把马料充饥，结果让人给发现了。农民尊重读书人，教书的先生竟然偷吃马料，这叫啥事体？张忠孝老师年纪轻、脸皮薄，担不起这样的名声，羞愧自尽。
　　他没有给我们代过课。我只是远远地见到过他。他永远年轻的端正面容，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5
　　高小毕业，我到太原读中学，随父母吃供应粮。但我格外思念奶奶，每到假期，总是迫不及待回到老家红崖底。
　　家里人闲谈，有一次奶奶随口说话，提到了神泉完小的唐老师。想不到老人家一直记挂那位姓李的唐老师，乡下老太太竟然还听说了唐老师的许多情况。
　　唐老师先是被调到县境北端的一个山庄去教小学。那儿离家特别远，往来路途也非常艰难。我们盂县北端，滹沱河横亘，由忻州盆地流淌而来，然后经由盂县离开山西流向河北平山县。老百姓的说法，滹沱河有七十二根肋条，是说滹沱河支流众多。唐老师上那山庄，要过好几条河。有的河上没有桥梁，只架着一根独木桥。他骑在木头上，一寸一寸往前挪动，独木桥下，山水湍急，吼声如雷，唐老师吓得心胆俱裂。
　　可是，为了那份职业，唐老师又能怎么样呢？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到了1962年，压缩国家供应人口的政策下来，唐老师率先被压缩，离开教师队伍，回乡去当农民。他一生当中最为可怕的苦难人生，这才真正开始。
　　李家在泥河是首富，土改时成分定为地主。而在1949年前，李唐定早已成年，所以，他的身份不是地主“子女”，而是实打实的“地主分子”。
　　李唐定，仗着有点文化，早早钻进教师队伍，领的是工资人民幣，吃的是供应粮，留着背发，蹬着皮鞋，他哪里有一点被打倒的样子？贫下中农，吃糠咽菜，长年累月背着日头欺负土坷垃，哪里又像是主人？
　　李唐定在教师队伍里，贫下中农鞭长莫及，想不到他也有这么一天，活到了咱的手底下。也不能说咱种地的农民不说理，政策明摆在那儿，贫下中农就是要对这样的对象实行革命专政。
　　李唐定回到村里，必须像普通农民一样，下地劳动挣工分。他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村里专门给他安排最脏最累的活计。教书先生，曾经衣冠楚楚的在人前走来走去，现在专门让他给各家各户掏茅房。粪勺粪桶的，搞得手上身上全是屎尿。
　　没有担过担子，担起一担茅粪来，晃晃荡荡走不成路。难免洒出粪水，这就必然要召来村人的诅咒和臭骂。
　　灰头土脸、汗污满面的，下工回到家里，家里的光景又是一个糟心。老婆是个半瘫痪，原先李唐定在外挣工资的时候，还能花钱雇人伺候老婆，如今一者断了金钱来源，二者就是有钱，贫下中农也不容许他雇人。怎么，你还要雇长工用短工，继续当地主欺压剥削人吗？
　　汗手汗脚好不容易做熟了饭，胡乱扒拉几口，队上又敲钟打鼓的催促上工。
　　生产队里寻常还要开会斗争阶级敌人。开会去得早了，要挨骂，你想偷听干部们说话吗？去得迟了，更要挨骂，你等着让贫下中农八抬大轿去抬你吗？
　　奶奶给我说呀说。老人家絮絮叨叨的，一边说，一边叹气。
　　唉！那么一个好先生，赶上这世道，糟了罪啦！
　　奶奶不识字，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她没有见过李唐定老师，她只是按照老百姓自古以来尊奉的天理人情，评说事理衡量世道。她与李唐定老师，可以讲莫不相干，她只是怀了几分悲悯和同情。
　　李唐定老师的遭遇，经由奶奶的听闻转述，留存在了我的记忆里。
　　1974年暑期，奶奶去世。自她老人家去世，再没有任何人给我说起过李唐定老师的任何情况。
　　曾经教过我一年书的这位姓李的唐老师，不知道他后来的命运如何。托人打问究竟，也没有下文。
　　【作者简介】张石山，1947 年生，山西盂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 《镢柄韩宝山》 《单身汉的乐趣》《母系家谱》《神主牌楼》等，民俗专著《洪荒的太息》《礼失求诸野》，电视剧本《兄弟如手足》 《吕梁英雄传》 《晋文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