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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我的足迹总是在山路与田畴之间游荡。我知道，我仅仅是云南的大地上一个轻如草籽的游魂。当我的身影转瞬之间被一片郁郁葱葱的植物遮住，云南的乡村便把我揽到阴影里，用它们的湿气。告诉我。其实我的脚下有太多被时光掩盖住的往事。顺着泥土里纷繁的根须，努力地生长出来。于是，我在云南的行走，总会发现一些事物，让我在有生之年深爱着它们，并且为之沉迷。在永平。一片澜沧江边的热气腾腾的土地。它在群山之间掩藏着一个古人的行迹。当我踏进永平，与他出其不意地遭遇。很多人嘴里经常提起杨升庵，这让我迷惑不解：杨升庵到底与永平这样的一个偏僻的边陲小县有什么关系？当我沿着博南古道走了一趟，到处都遇见了杨升庵曾经停留过、居守过的遗迹，离开的时候，我竟然频频回首，开始怀念起他来了。随着车子在仲夏的雨雾里飞奔，群山快速向着身后退去，我始终感觉到，一个逝者，连同他曾经走过的那条被莽林遮掩着的古道，一起目送我离开永平。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微微地颠簸着，一个名字。如同一粒小小的红豆。在我内心的盘子里不停地跳动着，那血红的颜色，让我一路上默念着：杨升庵。杨升庵……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如果不是命中注定，杨升庵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与一个千山万水之外的地方遭遇。
如果早已命中注定，杨升庵不管如何挣扎，他都会一步一步地向着那个早已在他的宿命里等待着他的地方，靠近，靠近，再靠近。直到他抵达，把疲倦的头颅贴在散发出尘土气息的枕头上，把残破的梦摊开成一张写满诗句的纸。这时候，他才会发现，一个陌生的地名，其实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嵌进他的生命里了。此前的一切，都将成为往事。
往事对于杨升庵来说，曾经是一路繁花似锦，一路神采飞扬。当我把目光投向那段遥远的历史，早已泛黄的纸张上。一段文字告诉我。关于这个人的意气风发，在《明史·列传第八十》记载：“杨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师廷和子也。年二十四，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这个年轻气盛的状元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他总是被命运的光环照耀着的。比如他出生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是当朝的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他的爷爷是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作为“官三代”，杨升庵自己也是意气风发，光彩照人：在他的童年时期就已经显示出了超人的文才。据另一本专门记载杨升庵的书的介绍：当杨升庵十一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写出平平仄仄的诗来了，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古战场文》已经名震当时的文坛，成为了当年的“韩寒”或者“郭敬明”。进入京城以后，便拜在当时的名儒李东阳的门下，成为京城文坛主流圈子内少年得志的新星。随后一考便中状元，进入朝廷的最高学府翰林院。遥想那个文风盛行的大明王朝，文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虽然没有像宋朝一样受到空前的重视，但是，文人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倍受青睐。而杨升庵这个少年才子。从四川天府之地出发。到北京帝王之都，都是一路扶摇直上，满面春风。
也许是多年的儒学。在杨升庵的骨子里注入了一种源于儒家伦理的耿直。也许是没有经历过世事的复杂，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官场里学会圆滑。一场变故，竟然让他从此远离京城，如同一片被狂风吹走的叶子，飞向了千里万里之外的疆域。
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大明王朝的皇帝谱系中，武宗朱厚照死后。传位于世宗朱厚熄。也就是嘉靖皇帝。事实上，明世宗朱厚熄是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祜杭次子。意思就是说，明世宗朱厚熄不是他的上一任皇帝武宗朱厚照的儿子。在当时的宫廷斗争中，杨升庵父子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改称他的父亲兴献王“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这是事件，史称“议大礼”。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批逆龙鳞”的举动，龙颜大怒之下，杨氏父子一干人斯文不再。或贬，或逐，或命丧黄泉。从此，杨升庵先前所有的功名都灰飞烟灭了——什么状元。什么翰林院修撰，都在一纸圣旨之后成了过眼烟云。随后的两次“廷杖”刑罚让他九死一生。侥幸地拾回了一条性命，最后的结局是：发配永昌郡。
永昌郡是什么地方？如今的云南保山市。
当年的云南是何等的蛮荒，谁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从新新旧旧的文字里，看到了太多的辛酸、险阻和疼痛。古时候的云南，在中原汉地的视线里。一直都是化外之地，所谓蛮夷者，都是因为这里的落后，虽然有着波涛汹涌的大江大河的滋养，但是，太多的高山峡谷，却正好成为这一方水土之上生活着的人们命运里的羁绊。刀耕火种，人背马驮。年复一年地在这里成为深深地烙刻在人们额头上的艰辛。瘴烟肆虐，蛇虻潜行，也让栖居成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境遇。所有的这一切，在杨升庵面前，还得另外再加上从北京皇城到边地永昌的万里行程，这在当年的大明王朝曾经养尊处优的杨升庵来说，无异于穷途末路。
然而，杨升庵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向着永昌郡走来了。我们不知道他当年是怎样从北京一路南下，跨过黄河，穿越中原，途经四川，涉长江，沿着秦朝时期就已经开辟的五尺道。从贵州进入云南。再从滇东的曲靖途经昆明，然后转北向西，在黄昏与落日周而复始的陪伴下，被云南野外最常见的荒草、密林、山路、浅滩围绕着，路过楚雄，跨进祥云的云南驿，与旧时王都大理擦肩而过，沿着一条博南古道。渐渐地听到永昌郡侧畔的澜沧江在苍茫的历史里寂寞的涛声。从此，杨升庵的个人命运，便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因为无法摆脱，或许是因为彼此之间难以离弃，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号：博南山人。这个陌生的名号，与状元郎的身份无关，与北京城无关。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一个人，其实是可以死很多回的。
杨升庵就应该是死过，至少两回。
当北京城里的廷杖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那些曾经以雅士自居的文人们，在紫禁城里被脱光了裤子。阳光照着他们比脸面更加私密的屁股。他们的灵魂就已经先于那些皮囊，飞升到了他们向往着的高空里。任由肉体们被敲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飞。在这一群人里，杨升庵的痛苦就在于，他的肉体始终没有让他的灵魂走远。他还必须得把灵魂与肉体重新缝合起来，从干燥而寒冷的北方，向着一个梦里都没有见到过的南方，一路贴近潮湿的大明王朝最南端的天涯陌路。数百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当我们作为一个追溯者，向着历史的深处回望，向着遥远的皇城帝都北京望去。杨升庵在那里已经死了。此前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过眼烟云，作为朝廷命官的杨升庵，由于信念和观点被驱逐，锦袍不再，乌纱不再，龙廷不再，从前的显赫由此而终结。当我们作为一个寻访者，向着另一片土地，用缓慢的脚步去叩响群山中蜿蜒曲折的博南古道，却发现，杨升庵又活过来了。在博南山上，许多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山峦、沟渠、断崖、河滩、破檐，都在告诉我们，当年的杨升庵在这片中国西南端的陌生地，重新书写着他对这个人世间独特的爱。 博南古道对于杨升庵来说，是一个贫贱挚友。在杨升庵一路飞黄腾达的时候。它在万里之遥默默无闻地守着它的寂静与落寞。杨升庵失意的时候，它用一片水土来收藏他浪迹天涯的脚印，温暖他凄苦的心境。博南古道经过的地方，都是朴素的，简单的。一朵云从群山之上飘过，古道上吹起了阴冷的风，断断续续地走在这条古道上的南来北往的马帮与过客，便会头顶着阴雨，在千回百转的山路上艰难地走着。那些雨滴从浓密的森林最高处，沿着层层叠叠的叶片，一路坠落，最后潜入厚厚的腐殖土里，阻断了蚂蚁的行程。云散之后，大雾弥漫在林间。古道上还是一片潮湿。行人们在路边找一个宽阔地带，把货物从马背上抬下来，集中在一起。然后让马匹们自由而舒适地啃食道边浓茂的野草，吮吸潺潺的山泉。劳累的赶马人却一刻也不停息，他们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林间找来枯树枝，用几块石头搭成简陋的灶，生起火来，烧水，泡茶，吃干粮。这样的场景，在博南古道上，应该是很常见的。许多年以后，在博南古道上一处叫做叮当关的隘口，我的重访，就看到这一片被松林遮蔽着的空地。这时候，也是阴雨刚过的盛夏，大雾笼罩着整个山口四周的密林，沙土路一片湿润，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叮当关，我和一群与文字为伍的人，站在大雾弥漫的隘口，被潮湿的森林包围着。因为这条古道已经几近废弃，除了这个关隘的名字，在被人们叨念的时候，发出一些声响，却再也听不到马帮路过的时候叮叮当当的铃铛声了。然而，同样的关隘，在大明王朝的某个时刻，杨升庵肯定在这条道路上遇到了一些人，赶着马群，带着货物，与他擦肩而过。马群驮着人们对于远方的渴望，驮着对命运的祈盼，进关，出关。而杨升庵，同样也走在他那被改变了的命运里。向着一个陌生的目的地，一路走来。
在到达叮当关之前。杨升庵已经走了太多的路。从北京城到永昌郡，沿途都是陌路他乡。所有的村舍、阡陌、河流、桥梁、山峦、酒店、城楼，都只是他行程上的一个浅灰色的记号，瞬间之后便忘记。距离京城越来越远，万里长途之间的山水，让他忘记了曾经的荣辱，路途导致了疲惫，风雨引发病痛。据说，杨升庵进入云南的时候，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万里他乡路，一身爱国情，当年的抱负与现时的境遇，千差万别。在博南古道上，心情的沉痛，让他把脚下的路途走得痛苦万分。如今，我只能通过他当年写下的一首叫作《博南谣》的诗，去尽可能地贴近他：
澜沧自失姜兵备，白日公然劫行李：
博南行商丛怨歌，黄金失手泪滂沱：
铁索箐边山嵯峨，金沙江头足风波：
为客从来辛苦多，嗟我行商奈若何。
在这样的路上，心灵里的痛，身体上的病，就这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风雨征程。就这样，走啊，走啊，杨升庵作为一介书生，当他到达叮当关的时候，生命只剩下喘息和疼痛。他一路走，一路喘息，一路忍受着旅途上不断叠起来的疾病和伤痛。在他的脚下，如果这条博南古道再往前延伸，也许他就会扑倒在地，成为野驿半路上的游魂。好在，不必走完博南古道的全程，永昌郡就到了。站在叮当关的隘口，杨升庵肯定不止一次看着澜沧江的方向眺望。在这里，他也许在内心里松了一口气——他的流放地，已经用博南古道来承接他的脚印。用澜沧江的涛声来握住一双手。用一块岩石来抚慰一腔悲叹。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杨升庵最初抵达永昌郡的时候，博南古道收留了他的脚印，同时也收留了他一路踉踉跄跄走来的心情。好在，彩云之南的这片土地，到处都是繁花盛开的野驿高原。当他看到一片森林从高山之巅泼洒下来，林间的花香、鸟语、清泉、飞瀑，把他的灵魂揽在怀里，让他成为了一个云南人。在高山峡谷之间那些零星的村落里，人们用善意的目光去招呼他，一捧清泉，在山野里滋润着他干裂的嘴唇。一枚新梨，抚慰着他浓烈的离愁。一片屋檐，温暖着他苍凉的额头。一腔弦歌，接纳了他沉睡的情思。云南的土地，用五尺道、茶马古道、博南古道，一段路，又一段路，把他引向一个目的地。当他渐渐深入云南边疆腹地，这片土地上的山脉、河流、田畴、坡地、丛林、瓜果、歌谣、舞蹈，让杨升庵渐渐地对云南产生了一种崭新的亲近之情。
作为一个陌生的踏入者。杨升庵对于云南来说，只是一些简单的符号——书生，文人。但是，云南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过客。在博南古道沿线，杨升庵留下了太多的诗词歌赋，留下了太多的传说。命运把他当成了一只箭，拉开满弓，射向京城西南角的天边，落到地上的时候，他肯定会深深地扎进云南这片土地里，并且长成一株枝繁叶茂的榕树。在博南古道上，他开始走走停停，作为一个文人，当他渐渐淡忘了曾经的失落与伤痛，目睹脚下这片土地的庄稼疯狂地生长着，江流在山谷间奔腾着。一些农人和狩猎者，带着纯朴的面容从他的身边走过，一种诗情，又重新在他的心里流淌出来。这个曾经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变成了充满了田园生机的乐土。于是，他向着被朝廷视为蛮荒僻壤的永昌郡，恬淡地走去。
在杉阳古镇，杨升庵肯定在远远的山坡上就看到了大片大片的水稻，绿油油地铺满了这个小小的平坝。村落、树林、河流、菜地、村路，构成了杉阳古镇的远景。当他走近杉阳古镇，置身于稻田之间的田埂上。他欣喜地看到锦缎一样的田野。在滇西炽烈的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成群的蜻蜓，扇动着淡黄色的翅膀。在潮湿的空气里低低地飞来飞去。他似乎又想起了他远在四川新都老家的天府胜景。四周的群山包围着杉阳古镇，一些马帮，沿着村道从远处走来，再向着另一个远处，在清脆的铃声中离去。在这个博南古道上的小镇，来来往往的马帮停下来，补充干粮，修补马掌，饮马，新鲜的马粪散发出来的气息。让杉阳古镇上的店铺里的生意一下子兴隆起来。赶马的汉子嘴里含着烟杆。额头上的皱褶里的汗水，被弥漫在古镇里的缅桂花香渐渐风干，他们便唱起了异乡的情歌，坐在某个酒店的屋檐下，喝酒，饮茶，沉思，打盹。杉阳古镇有着它自己的存在方式，但是在这时候，它又似乎是为了这些南来北往的马帮而存在的。时隔许多年。当我们这一群侍弄笔墨的文字客来到这个古镇上，依然看到了一问屋檐低矮的铁匠铺。三个铁匠，手里挥舞着铁锤，轻轻重重地敲打着马掌、马嚼子，顺便也锻造一些镰刀、锄头之类的农具。杨升庵在杉阳古镇，也肯定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样的一群身份特殊的异乡人。在这空气湿润的小盆地里，他看到了故乡的影子，那些植物和飞鸟，有着跟天府平原上极其相似的习性，在这里，他甚至还能听到跟川音很相近的方言。所有的这一切。同时因为它毕竟是远方边地。又在不经意地时候显露出一些异样的感觉来。比如扑鼻而来的缅桂花的香气，比如来来往往的马帮。这方土地，让他看到了天边之外的人们。在丛林与山野之间的一种自在而独特的生活方式。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杨升庵看透了人生种种境遇，心境渐渐平静下来，用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面对自己的行程，面对这一方满眼葱绿的边地净土。 从杉阳古镇再往西走，翻过一道山梁就到澜沧江边了。这是一条隐没在高山深处的大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南下，再下，再南下，一直不回头，最后流到更遥远的异邦他国。它在云南历史里的流淌，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把古老的汉民族的脚步和乡音在这里隔断，再往前走，便是异域、异乡、异族的所在了。杨升庵离开杉阳古镇，抵达澜沧江边的时候，看到一座古桥横跨在澜沧江上。这座桥，当年被人们唤作兰津桥，现在的人们，更习惯于叫它霁虹桥。当杨升庵万里迢迢的脚步跨上桥头，他一定听说过古老的《汉书》里一段让人心酸的民谣：“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在这里，一旦走出去，习汉字，着汉服，说汉话的人将如同雪地飞鸟一样稀少。回首往事沧桑，目睹汉域疆界，他写下了《兰津桥》一诗：
织铁悬梯飞步惊，千崖万壑生松风。
腾蛇游雾瘴气恶，孔雀饮江烟漱清。
兰津南渡哀牢国，蒲塞西连诸葛营。
中原回首逾万里，怀古思归何限情。
我相信。杨升庵应该是经常往来于澜沧江两岸的。这条大江，左岸是永昌郡治的所在，如今叫做保山；右岸是博南县的所在，如今叫做永平。既然不能再于庙堂之上指点大明江山。何不身处遥远的江湖，踏遍青山觅野歌？在澜沧江边。他看到径直往南一路远去的江水，想起东去的黄河、长江。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历代士大夫的内心里，东去的江河，以及岸边的烟村、翠柳、酒旗、走卒、游方僧，都是中华大地上的主流意象。而这条澜沧江，如同杨升庵的流放，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在澜沧江的两岸，他为了某个目的，为了某个典故，为了某封书信，甚至为了某个眼神、某一片庄稼地，他就有了跨过澜沧江的理由。来来往往之间，澜沧江水映照出了他一年年生长出来的白发，映照着他笔下与这一片群山之间的土地密切相关的文字。而在遥远的江南塞北，没有多少人会关注这样的一个人在云南边疆的如蚁之行。于是，一条江与一个人，彼此惺惺相惜。江渚之上，春花秋月自开自落，浪花打湿的应是一腔别样的情怀。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在云南，杨升庵并非是孤独的一个流放者。
在博南古道上，他就遇到过无数的云南人：农人、歌者、樵夫、猎人、商贾、逃犯、书生、赶马人、强盗、麻风病人、游方僧，如此种种，在这条古道上层出不穷。他们分散在古道的每一段路途上，踟蹰而行。只要路途存在，总会有人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一步一步地在路上走着。杨升庵的行程是一段迫不得已的行走。那些路人，同样是为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目标，在这条路上跟他相遇。那些人，如果给他一杯清酒，或者一壶泉水、一堆篝火、一把雨伞、一个微笑，都会在他的内心里产生一种绵长的温暖。
当然，他到达永昌郡之前，曾经就有人在路边相送。比如在北京皇城，他与同僚张含等人结成诗社，在诗书唱和当中结下了至深的友谊。当他获罪流放，诗友们当街设酒相送，举杯挥别。在云南，杨升庵总是跟太多的人们相逢。当他踏上这片土地，云南人没有把他当作囚犯和流放者。在他们眼里，这个满身伤痛的人，依然是让人仰慕的状元郎。当杨升庵被贬到了昆明，沐崧、郭楠、江良才等人给了他很多的关心和照顾：西平侯黔国公沐崧“雅以接见，予以款待”，并给杨升庵治伤；巡抚郭楠为他“卜馆云峰居之”，在这里，他还遇到毛玉的儿子毛沂。毛玉就是云南昆明人，曾经在北京皇城的朝廷上与他一起因为“议大礼”事件被廷杖而死。当杨升庵沿着流放的线路到达昆明的时候，毛沂在家里专门辟出一处名为“碧蛲精舍”的房屋。让“世叔”杨升庵居住。这“碧蛲精舍”，如今便成了杨升庵故居在昆明的所在。当他抵达永昌郡边沿澜沧江边的时候，老友张含已经等候在那里了。这个张含是云南永昌人，在博南古道上的霁虹桥边，已经告老还乡的张含和他的儿子张合，热泪盈眶地在对岸桥头上向杨升庵招手。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杨升庵流放云南，应该是有着多重意义的——
对于大明王朝来讲。一个官员的流放。对于满朝乌纱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对于杨升庵本人来讲，一朝溃败，锦衣玉食的生活在瞬间改变，也可谓天上地下。
对于云南来讲。应该感谢上苍给云南的文化繁荣送来了一位出色的状元郎。
事实上。杨升庵在云南，并没有把自己的内心和身体囚禁在永昌郡小小的居所里。相反，在他寓居云南的三十多年里，他的足迹遍布彩云之南的山山水水，他的诗词歌赋也伴随着他的身影。记录下了云南的城廓、酒肆、古迹、江滩。
——云南是杨升庵的书房。当他渐渐看淡官场的瞬息繁华，静下心来的时候，也便把云南当成了他的书房，一边行万里路，一边读万卷书。在经历了历代读书人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之后。他还立万言说。在云南的日子里，他笔耕不辍，在那个遥远的明代，很多文人毕尽一生，仅仅有二三册文集传世，而他在云南旅居三十余年，传世著作竟然可以分成若干个类别：小学：《古音》七书、《丹铅》诸录、《六书博证》等；经学：《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等；文学：《升庵诗话》、《艺林伐山》、《绝句衍义》、《画品》、《全蜀艺文志》等；史地：《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等；诗词：《升庵诗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等；编纂：《古今风谣》、《古今谚》、《丽情集》等。如今，这些著作依然是很多人研究云南、研究国学的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传世经典。
——云南还是杨升庵的讲堂。当他渐渐淡忘伤痛，他的满腹诗书，便成为云南大地上幽居的文人书生们的不尽宝藏。许多云南人或亲往聆听，或邀请他讲学。在他的讲学路上，云南的学子们尽享一代状元郎带给他们的文化盛宴，随后也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柱石。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杨升庵在云南也有学生无数，另有“杨门七学士”，他们是：保山张含，大理杨士云、李元阳、吴懋，晋宁唐绮，阿迷（今开远）王廷表，昆明胡廷禄。杨升庵成了云南历史上继庄蹁、赛典赤、沐英之后又一位极为重要的拓荒者。深深地刻进了云南在历史长河里的文明记忆。庄蹁让云南这片土地进入了华夏历史的视野，赛典赤让云南这片土地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区。沐英让云南这片土地四处遍布汉民族的身影，杨升庵，竟然用他的戴罪之身，让云南这片土地弥漫经久不息的墨香。这是历史对一个地方的特殊眷顾，同时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嘲讽。
戴罪的杨升庵是老死在云南的。自号博南山人的杨升庵。似乎对这座澜沧江边的山脉情有独钟：博南山既不在他的流放地永昌城。也不在风花雪月之地大理，更不在四季繁花的春城昆明。而是在边陲小县永平城之西侧。某年盛夏，我们一群高矮胖瘦的文人们成群结队从永平县城出发。从一个叫做花桥的小镇，左拐右拐，翻山越岭，快要迷路的时候，便闯进了博南山。在博南山那个声名远扬的叮当关附近，博南古道被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覆盖了，窄窄的山路除了腐土、枯叶，便是浓密的枝叶交替中的幽暗。大雨过后，原始森林里四处是潮湿的树枝、蕨叶、寄生植物、野藤，一些杂乱的石头，从路面上厚厚的落叶里探出头来，它们无一例外地在苔藓没有完全覆盖的地方露出当年马蹄践踏之后的光滑来。当我们开始转移话题，开始迷恋这原始森林里清新的空气和巨量浪费的绿色。一个人。指着路边几个土堆突然对我们说：那就是杨升庵当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我所见：乱石，荒草，枯藤，古树，腐叶，断墙。
我所闻：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
我所思……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如果不是命中注定，杨升庵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与一个千山万水之外的地方遭遇。
如果早已命中注定，杨升庵不管如何挣扎，他都会一步一步地向着那个早已在他的宿命里等待着他的地方，靠近，靠近，再靠近。直到他抵达，把疲倦的头颅贴在散发出尘土气息的枕头上，把残破的梦摊开成一张写满诗句的纸。这时候，他才会发现，一个陌生的地名，其实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嵌进他的生命里了。此前的一切，都将成为往事。
往事对于杨升庵来说，曾经是一路繁花似锦，一路神采飞扬。当我把目光投向那段遥远的历史，早已泛黄的纸张上。一段文字告诉我。关于这个人的意气风发，在《明史·列传第八十》记载：“杨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师廷和子也。年二十四，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这个年轻气盛的状元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他总是被命运的光环照耀着的。比如他出生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是当朝的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他的爷爷是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作为“官三代”，杨升庵自己也是意气风发，光彩照人：在他的童年时期就已经显示出了超人的文才。据另一本专门记载杨升庵的书的介绍：当杨升庵十一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写出平平仄仄的诗来了，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古战场文》已经名震当时的文坛，成为了当年的“韩寒”或者“郭敬明”。进入京城以后，便拜在当时的名儒李东阳的门下，成为京城文坛主流圈子内少年得志的新星。随后一考便中状元，进入朝廷的最高学府翰林院。遥想那个文风盛行的大明王朝，文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虽然没有像宋朝一样受到空前的重视，但是，文人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倍受青睐。而杨升庵这个少年才子。从四川天府之地出发。到北京帝王之都，都是一路扶摇直上，满面春风。
也许是多年的儒学。在杨升庵的骨子里注入了一种源于儒家伦理的耿直。也许是没有经历过世事的复杂，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官场里学会圆滑。一场变故，竟然让他从此远离京城，如同一片被狂风吹走的叶子，飞向了千里万里之外的疆域。
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大明王朝的皇帝谱系中，武宗朱厚照死后。传位于世宗朱厚熄。也就是嘉靖皇帝。事实上，明世宗朱厚熄是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祜杭次子。意思就是说，明世宗朱厚熄不是他的上一任皇帝武宗朱厚照的儿子。在当时的宫廷斗争中，杨升庵父子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改称他的父亲兴献王“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这是事件，史称“议大礼”。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批逆龙鳞”的举动，龙颜大怒之下，杨氏父子一干人斯文不再。或贬，或逐，或命丧黄泉。从此，杨升庵先前所有的功名都灰飞烟灭了——什么状元。什么翰林院修撰，都在一纸圣旨之后成了过眼烟云。随后的两次“廷杖”刑罚让他九死一生。侥幸地拾回了一条性命，最后的结局是：发配永昌郡。
永昌郡是什么地方？如今的云南保山市。
当年的云南是何等的蛮荒，谁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从新新旧旧的文字里，看到了太多的辛酸、险阻和疼痛。古时候的云南，在中原汉地的视线里。一直都是化外之地，所谓蛮夷者，都是因为这里的落后，虽然有着波涛汹涌的大江大河的滋养，但是，太多的高山峡谷，却正好成为这一方水土之上生活着的人们命运里的羁绊。刀耕火种，人背马驮。年复一年地在这里成为深深地烙刻在人们额头上的艰辛。瘴烟肆虐，蛇虻潜行，也让栖居成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境遇。所有的这一切，在杨升庵面前，还得另外再加上从北京皇城到边地永昌的万里行程，这在当年的大明王朝曾经养尊处优的杨升庵来说，无异于穷途末路。
然而，杨升庵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向着永昌郡走来了。我们不知道他当年是怎样从北京一路南下，跨过黄河，穿越中原，途经四川，涉长江，沿着秦朝时期就已经开辟的五尺道。从贵州进入云南。再从滇东的曲靖途经昆明，然后转北向西，在黄昏与落日周而复始的陪伴下，被云南野外最常见的荒草、密林、山路、浅滩围绕着，路过楚雄，跨进祥云的云南驿，与旧时王都大理擦肩而过，沿着一条博南古道。渐渐地听到永昌郡侧畔的澜沧江在苍茫的历史里寂寞的涛声。从此，杨升庵的个人命运，便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因为无法摆脱，或许是因为彼此之间难以离弃，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号：博南山人。这个陌生的名号，与状元郎的身份无关，与北京城无关。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一个人，其实是可以死很多回的。
杨升庵就应该是死过，至少两回。
当北京城里的廷杖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那些曾经以雅士自居的文人们，在紫禁城里被脱光了裤子。阳光照着他们比脸面更加私密的屁股。他们的灵魂就已经先于那些皮囊，飞升到了他们向往着的高空里。任由肉体们被敲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飞。在这一群人里，杨升庵的痛苦就在于，他的肉体始终没有让他的灵魂走远。他还必须得把灵魂与肉体重新缝合起来，从干燥而寒冷的北方，向着一个梦里都没有见到过的南方，一路贴近潮湿的大明王朝最南端的天涯陌路。数百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当我们作为一个追溯者，向着历史的深处回望，向着遥远的皇城帝都北京望去。杨升庵在那里已经死了。此前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过眼烟云，作为朝廷命官的杨升庵，由于信念和观点被驱逐，锦袍不再，乌纱不再，龙廷不再，从前的显赫由此而终结。当我们作为一个寻访者，向着另一片土地，用缓慢的脚步去叩响群山中蜿蜒曲折的博南古道，却发现，杨升庵又活过来了。在博南山上，许多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山峦、沟渠、断崖、河滩、破檐，都在告诉我们，当年的杨升庵在这片中国西南端的陌生地，重新书写着他对这个人世间独特的爱。 博南古道对于杨升庵来说，是一个贫贱挚友。在杨升庵一路飞黄腾达的时候。它在万里之遥默默无闻地守着它的寂静与落寞。杨升庵失意的时候，它用一片水土来收藏他浪迹天涯的脚印，温暖他凄苦的心境。博南古道经过的地方，都是朴素的，简单的。一朵云从群山之上飘过，古道上吹起了阴冷的风，断断续续地走在这条古道上的南来北往的马帮与过客，便会头顶着阴雨，在千回百转的山路上艰难地走着。那些雨滴从浓密的森林最高处，沿着层层叠叠的叶片，一路坠落，最后潜入厚厚的腐殖土里，阻断了蚂蚁的行程。云散之后，大雾弥漫在林间。古道上还是一片潮湿。行人们在路边找一个宽阔地带，把货物从马背上抬下来，集中在一起。然后让马匹们自由而舒适地啃食道边浓茂的野草，吮吸潺潺的山泉。劳累的赶马人却一刻也不停息，他们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林间找来枯树枝，用几块石头搭成简陋的灶，生起火来，烧水，泡茶，吃干粮。这样的场景，在博南古道上，应该是很常见的。许多年以后，在博南古道上一处叫做叮当关的隘口，我的重访，就看到这一片被松林遮蔽着的空地。这时候，也是阴雨刚过的盛夏，大雾笼罩着整个山口四周的密林，沙土路一片湿润，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叮当关，我和一群与文字为伍的人，站在大雾弥漫的隘口，被潮湿的森林包围着。因为这条古道已经几近废弃，除了这个关隘的名字，在被人们叨念的时候，发出一些声响，却再也听不到马帮路过的时候叮叮当当的铃铛声了。然而，同样的关隘，在大明王朝的某个时刻，杨升庵肯定在这条道路上遇到了一些人，赶着马群，带着货物，与他擦肩而过。马群驮着人们对于远方的渴望，驮着对命运的祈盼，进关，出关。而杨升庵，同样也走在他那被改变了的命运里。向着一个陌生的目的地，一路走来。
在到达叮当关之前。杨升庵已经走了太多的路。从北京城到永昌郡，沿途都是陌路他乡。所有的村舍、阡陌、河流、桥梁、山峦、酒店、城楼，都只是他行程上的一个浅灰色的记号，瞬间之后便忘记。距离京城越来越远，万里长途之间的山水，让他忘记了曾经的荣辱，路途导致了疲惫，风雨引发病痛。据说，杨升庵进入云南的时候，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万里他乡路，一身爱国情，当年的抱负与现时的境遇，千差万别。在博南古道上，心情的沉痛，让他把脚下的路途走得痛苦万分。如今，我只能通过他当年写下的一首叫作《博南谣》的诗，去尽可能地贴近他：
澜沧自失姜兵备，白日公然劫行李：
博南行商丛怨歌，黄金失手泪滂沱：
铁索箐边山嵯峨，金沙江头足风波：
为客从来辛苦多，嗟我行商奈若何。
在这样的路上，心灵里的痛，身体上的病，就这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风雨征程。就这样，走啊，走啊，杨升庵作为一介书生，当他到达叮当关的时候，生命只剩下喘息和疼痛。他一路走，一路喘息，一路忍受着旅途上不断叠起来的疾病和伤痛。在他的脚下，如果这条博南古道再往前延伸，也许他就会扑倒在地，成为野驿半路上的游魂。好在，不必走完博南古道的全程，永昌郡就到了。站在叮当关的隘口，杨升庵肯定不止一次看着澜沧江的方向眺望。在这里，他也许在内心里松了一口气——他的流放地，已经用博南古道来承接他的脚印。用澜沧江的涛声来握住一双手。用一块岩石来抚慰一腔悲叹。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杨升庵最初抵达永昌郡的时候，博南古道收留了他的脚印，同时也收留了他一路踉踉跄跄走来的心情。好在，彩云之南的这片土地，到处都是繁花盛开的野驿高原。当他看到一片森林从高山之巅泼洒下来，林间的花香、鸟语、清泉、飞瀑，把他的灵魂揽在怀里，让他成为了一个云南人。在高山峡谷之间那些零星的村落里，人们用善意的目光去招呼他，一捧清泉，在山野里滋润着他干裂的嘴唇。一枚新梨，抚慰着他浓烈的离愁。一片屋檐，温暖着他苍凉的额头。一腔弦歌，接纳了他沉睡的情思。云南的土地，用五尺道、茶马古道、博南古道，一段路，又一段路，把他引向一个目的地。当他渐渐深入云南边疆腹地，这片土地上的山脉、河流、田畴、坡地、丛林、瓜果、歌谣、舞蹈，让杨升庵渐渐地对云南产生了一种崭新的亲近之情。
作为一个陌生的踏入者。杨升庵对于云南来说，只是一些简单的符号——书生，文人。但是，云南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过客。在博南古道沿线，杨升庵留下了太多的诗词歌赋，留下了太多的传说。命运把他当成了一只箭，拉开满弓，射向京城西南角的天边，落到地上的时候，他肯定会深深地扎进云南这片土地里，并且长成一株枝繁叶茂的榕树。在博南古道上，他开始走走停停，作为一个文人，当他渐渐淡忘了曾经的失落与伤痛，目睹脚下这片土地的庄稼疯狂地生长着，江流在山谷间奔腾着。一些农人和狩猎者，带着纯朴的面容从他的身边走过，一种诗情，又重新在他的心里流淌出来。这个曾经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变成了充满了田园生机的乐土。于是，他向着被朝廷视为蛮荒僻壤的永昌郡，恬淡地走去。
在杉阳古镇，杨升庵肯定在远远的山坡上就看到了大片大片的水稻，绿油油地铺满了这个小小的平坝。村落、树林、河流、菜地、村路，构成了杉阳古镇的远景。当他走近杉阳古镇，置身于稻田之间的田埂上。他欣喜地看到锦缎一样的田野。在滇西炽烈的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成群的蜻蜓，扇动着淡黄色的翅膀。在潮湿的空气里低低地飞来飞去。他似乎又想起了他远在四川新都老家的天府胜景。四周的群山包围着杉阳古镇，一些马帮，沿着村道从远处走来，再向着另一个远处，在清脆的铃声中离去。在这个博南古道上的小镇，来来往往的马帮停下来，补充干粮，修补马掌，饮马，新鲜的马粪散发出来的气息。让杉阳古镇上的店铺里的生意一下子兴隆起来。赶马的汉子嘴里含着烟杆。额头上的皱褶里的汗水，被弥漫在古镇里的缅桂花香渐渐风干，他们便唱起了异乡的情歌，坐在某个酒店的屋檐下，喝酒，饮茶，沉思，打盹。杉阳古镇有着它自己的存在方式，但是在这时候，它又似乎是为了这些南来北往的马帮而存在的。时隔许多年。当我们这一群侍弄笔墨的文字客来到这个古镇上，依然看到了一问屋檐低矮的铁匠铺。三个铁匠，手里挥舞着铁锤，轻轻重重地敲打着马掌、马嚼子，顺便也锻造一些镰刀、锄头之类的农具。杨升庵在杉阳古镇，也肯定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样的一群身份特殊的异乡人。在这空气湿润的小盆地里，他看到了故乡的影子，那些植物和飞鸟，有着跟天府平原上极其相似的习性，在这里，他甚至还能听到跟川音很相近的方言。所有的这一切。同时因为它毕竟是远方边地。又在不经意地时候显露出一些异样的感觉来。比如扑鼻而来的缅桂花的香气，比如来来往往的马帮。这方土地，让他看到了天边之外的人们。在丛林与山野之间的一种自在而独特的生活方式。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杨升庵看透了人生种种境遇，心境渐渐平静下来，用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面对自己的行程，面对这一方满眼葱绿的边地净土。 从杉阳古镇再往西走，翻过一道山梁就到澜沧江边了。这是一条隐没在高山深处的大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南下，再下，再南下，一直不回头，最后流到更遥远的异邦他国。它在云南历史里的流淌，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把古老的汉民族的脚步和乡音在这里隔断，再往前走，便是异域、异乡、异族的所在了。杨升庵离开杉阳古镇，抵达澜沧江边的时候，看到一座古桥横跨在澜沧江上。这座桥，当年被人们唤作兰津桥，现在的人们，更习惯于叫它霁虹桥。当杨升庵万里迢迢的脚步跨上桥头，他一定听说过古老的《汉书》里一段让人心酸的民谣：“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在这里，一旦走出去，习汉字，着汉服，说汉话的人将如同雪地飞鸟一样稀少。回首往事沧桑，目睹汉域疆界，他写下了《兰津桥》一诗：
织铁悬梯飞步惊，千崖万壑生松风。
腾蛇游雾瘴气恶，孔雀饮江烟漱清。
兰津南渡哀牢国，蒲塞西连诸葛营。
中原回首逾万里，怀古思归何限情。
我相信。杨升庵应该是经常往来于澜沧江两岸的。这条大江，左岸是永昌郡治的所在，如今叫做保山；右岸是博南县的所在，如今叫做永平。既然不能再于庙堂之上指点大明江山。何不身处遥远的江湖，踏遍青山觅野歌？在澜沧江边。他看到径直往南一路远去的江水，想起东去的黄河、长江。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历代士大夫的内心里，东去的江河，以及岸边的烟村、翠柳、酒旗、走卒、游方僧，都是中华大地上的主流意象。而这条澜沧江，如同杨升庵的流放，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在澜沧江的两岸，他为了某个目的，为了某个典故，为了某封书信，甚至为了某个眼神、某一片庄稼地，他就有了跨过澜沧江的理由。来来往往之间，澜沧江水映照出了他一年年生长出来的白发，映照着他笔下与这一片群山之间的土地密切相关的文字。而在遥远的江南塞北，没有多少人会关注这样的一个人在云南边疆的如蚁之行。于是，一条江与一个人，彼此惺惺相惜。江渚之上，春花秋月自开自落，浪花打湿的应是一腔别样的情怀。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在云南，杨升庵并非是孤独的一个流放者。
在博南古道上，他就遇到过无数的云南人：农人、歌者、樵夫、猎人、商贾、逃犯、书生、赶马人、强盗、麻风病人、游方僧，如此种种，在这条古道上层出不穷。他们分散在古道的每一段路途上，踟蹰而行。只要路途存在，总会有人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一步一步地在路上走着。杨升庵的行程是一段迫不得已的行走。那些路人，同样是为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目标，在这条路上跟他相遇。那些人，如果给他一杯清酒，或者一壶泉水、一堆篝火、一把雨伞、一个微笑，都会在他的内心里产生一种绵长的温暖。
当然，他到达永昌郡之前，曾经就有人在路边相送。比如在北京皇城，他与同僚张含等人结成诗社，在诗书唱和当中结下了至深的友谊。当他获罪流放，诗友们当街设酒相送，举杯挥别。在云南，杨升庵总是跟太多的人们相逢。当他踏上这片土地，云南人没有把他当作囚犯和流放者。在他们眼里，这个满身伤痛的人，依然是让人仰慕的状元郎。当杨升庵被贬到了昆明，沐崧、郭楠、江良才等人给了他很多的关心和照顾：西平侯黔国公沐崧“雅以接见，予以款待”，并给杨升庵治伤；巡抚郭楠为他“卜馆云峰居之”，在这里，他还遇到毛玉的儿子毛沂。毛玉就是云南昆明人，曾经在北京皇城的朝廷上与他一起因为“议大礼”事件被廷杖而死。当杨升庵沿着流放的线路到达昆明的时候，毛沂在家里专门辟出一处名为“碧蛲精舍”的房屋。让“世叔”杨升庵居住。这“碧蛲精舍”，如今便成了杨升庵故居在昆明的所在。当他抵达永昌郡边沿澜沧江边的时候，老友张含已经等候在那里了。这个张含是云南永昌人，在博南古道上的霁虹桥边，已经告老还乡的张含和他的儿子张合，热泪盈眶地在对岸桥头上向杨升庵招手。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杨升庵流放云南，应该是有着多重意义的——
对于大明王朝来讲。一个官员的流放。对于满朝乌纱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对于杨升庵本人来讲，一朝溃败，锦衣玉食的生活在瞬间改变，也可谓天上地下。
对于云南来讲。应该感谢上苍给云南的文化繁荣送来了一位出色的状元郎。
事实上。杨升庵在云南，并没有把自己的内心和身体囚禁在永昌郡小小的居所里。相反，在他寓居云南的三十多年里，他的足迹遍布彩云之南的山山水水，他的诗词歌赋也伴随着他的身影。记录下了云南的城廓、酒肆、古迹、江滩。
——云南是杨升庵的书房。当他渐渐看淡官场的瞬息繁华，静下心来的时候，也便把云南当成了他的书房，一边行万里路，一边读万卷书。在经历了历代读书人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之后。他还立万言说。在云南的日子里，他笔耕不辍，在那个遥远的明代，很多文人毕尽一生，仅仅有二三册文集传世，而他在云南旅居三十余年，传世著作竟然可以分成若干个类别：小学：《古音》七书、《丹铅》诸录、《六书博证》等；经学：《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等；文学：《升庵诗话》、《艺林伐山》、《绝句衍义》、《画品》、《全蜀艺文志》等；史地：《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等；诗词：《升庵诗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等；编纂：《古今风谣》、《古今谚》、《丽情集》等。如今，这些著作依然是很多人研究云南、研究国学的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传世经典。
——云南还是杨升庵的讲堂。当他渐渐淡忘伤痛，他的满腹诗书，便成为云南大地上幽居的文人书生们的不尽宝藏。许多云南人或亲往聆听，或邀请他讲学。在他的讲学路上，云南的学子们尽享一代状元郎带给他们的文化盛宴，随后也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柱石。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杨升庵在云南也有学生无数，另有“杨门七学士”，他们是：保山张含，大理杨士云、李元阳、吴懋，晋宁唐绮，阿迷（今开远）王廷表，昆明胡廷禄。杨升庵成了云南历史上继庄蹁、赛典赤、沐英之后又一位极为重要的拓荒者。深深地刻进了云南在历史长河里的文明记忆。庄蹁让云南这片土地进入了华夏历史的视野，赛典赤让云南这片土地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区。沐英让云南这片土地四处遍布汉民族的身影，杨升庵，竟然用他的戴罪之身，让云南这片土地弥漫经久不息的墨香。这是历史对一个地方的特殊眷顾，同时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嘲讽。
戴罪的杨升庵是老死在云南的。自号博南山人的杨升庵。似乎对这座澜沧江边的山脉情有独钟：博南山既不在他的流放地永昌城。也不在风花雪月之地大理，更不在四季繁花的春城昆明。而是在边陲小县永平城之西侧。某年盛夏，我们一群高矮胖瘦的文人们成群结队从永平县城出发。从一个叫做花桥的小镇，左拐右拐，翻山越岭，快要迷路的时候，便闯进了博南山。在博南山那个声名远扬的叮当关附近，博南古道被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覆盖了，窄窄的山路除了腐土、枯叶，便是浓密的枝叶交替中的幽暗。大雨过后，原始森林里四处是潮湿的树枝、蕨叶、寄生植物、野藤，一些杂乱的石头，从路面上厚厚的落叶里探出头来，它们无一例外地在苔藓没有完全覆盖的地方露出当年马蹄践踏之后的光滑来。当我们开始转移话题，开始迷恋这原始森林里清新的空气和巨量浪费的绿色。一个人。指着路边几个土堆突然对我们说：那就是杨升庵当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我所见：乱石，荒草，枯藤，古树，腐叶，断墙。
我所闻：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
我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