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兵器208所(轻武器研究所)高级试验师，从1958年到1998年退休，他一直在从事轻武器的试射定型工作，我军部队、武警、体育、外贸方面几乎所有的各型轻武器差不多都是经过刘工参与最后才定型投产的。刘工在与记者通电话时自豪地说道“几十年间我打过的各种枪弹、炮弹、火箭弹、枪榴弹等足能装满十个火车皮”。
　　当记者冒着凛冽的寒风，挤了两个多钟头的郊区长途汽车来到刘老家时，已经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这算不了什么，现在北京的堵车情况太严重了，从你家到我这里，最好能有两个小时的‘提前量’还差不多!”刘老风趣地把射击提前量的空间换成了时间。
　　刘老足有一米八高，大手很有力，但脸上布满了大病初愈的倦容。“他刚出院不久，高血压糖尿病都很厉害。”刘老的老伴边给记者沏茶边轻声地讲。
　　一
　　我是北京房山人，中学毕业后学了一段木工，但我发现还是当兵好，自己光荣又有前途，而且家属还能受到优待。1957年我入伍了，成为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普通一兵。我们部队是60军74师，驻在天津。1958年，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75毫米无后坐力炮连当战士。我这个人从小就爱动手动脑，心也比较细。记得有一次我们班长把75炮上的瞄准镜扳错了，结果怎么也复不了位。我在旁边仔细看了看，发现只要把固定镜子的弹簧向后用力拉到位，然后向上一翻就行。于是自告奋勇要求试一下，班长起初不信任，但我反复提，他也就同意了。我按自己的观察做，镜子马上就复位了。
　　75毫米无后坐炮的训练是我们连的主要任务，但由于炮弹很贵，再加上场地的限制，所以很少打实弹，绝大部分我们都是扛着炮筒子，空训练花架子，根本体验不出实战效果。我琢磨了一阵，搞出一个小发明，按现在的时兴话讲就是模拟训练吧。我用木头做了一个同口径的“炮弹”，后头栓一根细绳，然后装入炮膛，击发时弹簧将木头弹弹出炮膛，飞向靶板，击中后再一拉细绳，“炮弹”又回来了，再次发射。经过试验，效果很好，连长和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表扬了我。
　　后来我被调到炊事班当班长，那阵子正是困难时期，可我发现我们驻地大沽口附近河流入海口有很多鱼，随着潮汐游到内河，于是我在河口下了网，一退潮，河里的鱼都拦下了，不仅给连里提供了很好的副食，而且还晒成鱼干支援了兄弟连队。
　　二
　　由于工作较出色，在75炮连干了不到两年，我被调到总军械部。当时的部长已经不是王树声大将了，我也没见过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大将，但听同志们讲，他是位极可尊敬的老人。
　　1964年我转业到兵器科学院，到西北郊附近筹建兵器208所。那时的这里是一片荒地，砂石遍地，一刮风漫天黄沙，对面不见人。我们从干打垒盖起住房，艰苦创业。当时我所尊敬的兵工老前辈，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正在五机部(兵器工业部)九院工作，他经常到208所来。那时我在所里管库房和科研器材工作。有一天吴老拿着一个进口的手持榴弹发射器来到所里，他紧急召集所领导开会，决定马上拆检测绘那个洋玩意儿，边拆边测量画图，连夜晒图。随后，吴老赶回北京城里，把那个发射器送还洋人，并对他们讲，这个东西我们早就有了，不信请到相关单位看图纸，我们可以买下这个东西，但你们不能再要原来提出的那么多钱。外国人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只好主动降价卖给了我们。
　　这个故事有点滑稽，而且似乎有违知识产权保护，但实际上各国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它国先进军用民用技术的情况非常普遍，美国和西方也是这方面的高手，别听他们嘴皮子上讲的那些大道理。
　　不管怎么讲，到现在我仍从心里佩服以吴运铎为首的老一辈兵工人艰苦奋斗的美德，而现在的人在这方面缺失太多了。
　　在208所期间，我先后到南京炮院、白城子靶场学习实践过。从理论上为日后自己从事轻武器试验定型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革”中，我不“造反”也不愿“当官”，只一心想好好学点技术。208所是我国所有轻武器包括军用、民用、运动及外贸轻武器的最后试验定型的国家最高权威机关，现在也是这样。
　　一支枪几十个零件，看起来挺简单，但要试制一种新枪绝非易事。从论证、设计到做出初样枪、正样枪到最后完成国家靶场定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没有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是不行的，需要不断地试验射击，不打上几十万发子弹是不行的。要试验定型，试射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最早成立了射击队。刚成立时，人很少，于是我向所领导提出从208所的警卫部队中抽调人，条件比较严格，但一旦被选中，即可不用转业复员了，所以报名的人很踊跃，选中的人条件各方面也很好。组建完成后，由我负责训练他们。
　　在这里，我要着重说明一下，这个射击队员更确切地说这个试验队员与射击运动员和部队的神枪手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不是需要他们中的每一员都成为百步穿杨的神枪手，而是通过多次试验射击，特别是在试验大纲中规定的各种严酷条件下的射击，千方百计甚至可以说吹毛求疵地挑毛病，使之尽可能达到完美，绝对不能顺水推舟，打人情枪、关系弹，这样试制定型的武器才能在部队训练和实战中经得起考验，不至于在生死相搏的战场中，自白使自己的战士丢了性命。另外，这个射击队中的成员还应是一个合格的教官，因为他负有向使用枪械的部队干部战士讲授列装武器的使用，维护的全方位知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改变以往无偿军援的做法，开始有偿军贸，我们负责向购买我国武器的国家传授武器的所有使用维护知识。向来采购的外国军贸代表团在我们所的靶场或指定的地方进行射击使用示范表演。这几十年来，我做过这方面的演示有多少次早忘了，打了多少弹药也难以计数。“有时他给外商表演，一天打过一万发子弹。”老夫人在给记者续茶时插了一句。“这没错，那是经常的事。”刘老肯定了老伴儿的话。
　　采购方买了枪械以后，我们去国外教会那些国家的军人，是另一种方式。我和我的徒弟们前些年就去过南亚、中东等许多国家进行射击表演和教学。还有按照我军的规定，每当某一种新试制武器定型以后，总会有军队的高级将领前来观摩视察。每当这时，因为我资格最老，经验教训也比较丰富，所以总是我打，那年63式自动步枪定型投入批量生产时，当主管武器装备研制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就来过我们这里观看，那天是我打的，可出了点小毛病，不知为什么，枪上的导气管突然喷出火星子。 　　1969年末“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全军开始打坦克的重头训练，那反坦克武器自然也是重中之重了，大约是1970年在北京阳坊靶场举行了反坦克武器汇报表演。敬爱的周总理、叶剑英元帅和军委的多位将军都去观看了。那次我们携带的62式单兵反坦克火箭也是我打的。62式静破甲400毫米，倾斜破甲为120毫米，不过那次我们的62式没有选上。那次西安203所也带了他们的反坦克武器，记得是95毫米无后坐力炮。
　　三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好射击队员是很不容易的，这既需要有天生的禀赋如充足的体力，也需要有长期艰苦的锻炼。一般人认为打枪挺好玩的，但如果让你一天到晚以各种姿势打成千上万发子弹，绝大部分人可能都受不了，所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射击队员还要有忠诚事业的爱国奉献之心。我打了我国几乎所有的轻武器定型试验，有人讲，别的人打不合格的枪，老刘一打就合格，所以有的枪定型试验时厂家和研制单位指名要我去打。当年我国第一型95式5.8毫米小口径自动步枪在重庆进行出厂试验时，多次也过不了关。后来总设计师朵英贤院士坚持把我叫去，我仔细检查了95式，提出了在平行击锤方面的一点改进，结果很快就通过了试验。
　　问题的解决最主要原因是长期的经验积累。有一次在驻南方的某部队指导战士们试射一型轻型炮。在打了多发以后，忽然有一发装填进去，却因为底火出了毛病，弹没打出去。操炮的士兵急了，就要往外倒弹，我连忙制止了他，让他等一下，结果没用半分钟，那发弹又自动打了出去。在场的战士们连忙问是怎么回事，我向他们解释说这门炮已经连着打了多发弹，炮膛温度已经很高了，所以即使底火出了毛病，灼热的温度也会引燃发射药把炮弹打出去，如果贸然倒弹，极有可能造成弹的近地爆炸导致重大伤亡。
　　还有一次是在湖北襄樊的军分区靶场。我正和几个同事及生产厂家进行枪榴弹试验，相邻不远处的靶位有几个武警也在打枪，可怎么也打不好，那几个人甚至为此发生了争执。我走过去帮他们校了一下枪，作了射击示范，他们再接着打，就很理想了。
　　四
　　在长期试射的过程中，我不仅对射击比较内行精通了，对有关枪械结构的知识，甚至包括古典文学知识及与枪械防护的材料也有所了解。1986年，国家组织北方工业公司去美国举办轻武器展览和相关枪械的射击表演。在展览会上，一位美国海军的高级将领对我们出产的工艺手枪爱不释手，对手枪柄上的景泰蓝红楼梦人物图像，逐个提问，我就根据自己对这部文学名著的理解，一一讲给那位将军听。他连连称赞我懂得多。最后那位将军愿意出10万美元买支工艺手枪。我说用不了那么多钱，人民币1万元(那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比值大约是1：3左右)一把，但展品给多少钱也不卖，再说如果真要买也要通过北方工业公司的外贸部门才行，我们无权卖。那位将军听了频频点头。那次美国之行虽然比较成功，但由于美方横生枝节，所以射击表演未能进行，这事到现在我想起来都有点遗憾——没让美国军人看看我们中国人的枪法!
　　有一年某飞机制造厂来我们所检测战斗机座舱防护钢板的防护性能，这种防护钢板只有16毫米厚，太厚会导致飞机整体超重，但由于钢板强度不够，始终达不到防护要求，后来我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建议轧制这种钢板的钢厂采用在910℃～980℃的渗炭温度，用山杏核炭渗炭1个小时的工艺，结果使钢板的强度达到了预期要求。
　　说来有趣，非洲一个国家委托我们加工生产一批12.7毫米机枪弹，交验时说弹链上总有一发弹打不出未，拒绝收货。后来我决定在弹链的最后装上一发假弹，这样一改动，就完全达到了买方的要求。但后来证明不是弹的问题，而是他国枪的问题。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兴奋不已：“我就信服你大刘!”
　　五
　　208所作为我国轻武器鉴定方面的权威单位，不仅负责各种试制枪械的定型工作，而且还经常有一些额外的任务。有一年内蒙某城市发生了一起枪击命案，可当地公安机关怎么也摸不准枪弹的具体型号，给破案造成很大困难，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我们所，所里把任务交给了我。我经过仔细比对，认为这种枪弹绝对不是从国内生产的任何一种枪中发射出去的，而是一种经过外蒙古流入中国的俄罗斯枪支发射的。后来当地警方根据这一重要线索跟踪追击，很快就破了案。“文革”期间放在前门楼子上的铁皮土簸箕(打扫垃圾用的)，一夜之间发现被子弹打了两个洞，这在那个极左风潮盛行的年代里，绝对是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上边要严令限期查清。我经过仔细勘查现场和弹孔的尺寸，最后判定这两颗子弹是从大北照相馆后面的一座小楼上打过来的，后来证明是住在那里的一个高干子弟用小口径枪打的。
　　俄罗斯的世界枪械设计大师卡拉什尼科夫来过我们所，他对我射击AK枪族的准确性深表赞赏。客观地讲，他所设计的枪是很优秀的，但准确性并不太理想，无论是AK-47还是AK-74都有这方面的缺陷。
　　我们国家的轻武器设计自从扔了仿苏拐棍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由于人为因素和装备方向的改变，往往使费了很大力气研制的武器未能列装而被打进“冷宫”。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随便讲一个吧。我在南京炮院学习时，曾听过对印自卫反击作战英模的报告，当时他反映在山地坡度很大的情况下，投掷手榴弹很不方便，影响作战。后来上级机关责成有关单位用了十年时间研制了一种火箭手榴弹，可部队一直没有装备。在所里，我向有关人员演示过一次，那时的情形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在我前方大约三百米处有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机旁立着一面旗子，击发后手榴弹准确地把旗子炸倒了。当然国内外研制武器不装备部队的情况都挺多的，暂时不用，作为技术储备也是很好的，但我认为不能花钱太多。
　　六
　　我是1998年退休的，这几年又身染重病，但还是非常关心咱们国家轻武器的发展。有些单位在研制中遇到困难，我还是尽可能地帮助。有一年北方的一个兵工厂生产的云爆弹准确性总过不了关，他们找到了我，我去了以后，经过仔细观察，指出他们云爆弹发射器的材质强度不够，稳定性差，才导致准确性不好。后来厂方改进了发射器的材质，云爆弹的准确性就达到要求了。
　　还有一点我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的儿子刘成义子承父业，也在从事轻武器试验射击这一工作，而且成绩不错，多次受到集团公司的表彰奖励。
　　谈话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老夫人拿着注射器走了进来，“打针吧。”原来刘老每天要注射三次胰岛素。记者望着他疲劳的神色，“不情愿”地结束了采访，虽然记者知道刘老今天讲的只是他几十年经历中极少的一部分……
　　令我们痛心的是，在本刊记者对刘芳高级试验师进行采访后不久，这位被我国轻武器界公认为“枪王”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在这里我们杂志的全体记者编辑并代表《兵器知识》广大读者向九泉之下的刘老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