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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周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建华教授力作《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版）从当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组织维度”研究方法，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人物、事件围绕“组织”这一核心概念展开，试图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把握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整体面貌，从而避免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倾向。该书以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改造为考察对象，以20世纪中国革命为大背景，呈现了瑞金和延安两个时期中共成长和乡村革命的全貌，一方面在多重矛盾冲突中思考革命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以政党话语双重性去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困难、重塑自我，勾画出政党与乡村的互动过程，让读者深刻领略中国革命的组织艺术。该书从组织维度开辟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新解释路径，更从理论层面解释了以下一系列日常经验：为什么让党员过有组织的生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群众团体为什么承担基层政权的功能？为什么中国革命需要塑造劳动英雄？等等，王教授在组织史研究领域的雄心可见一斑。
一、组织动员
研究中国革命立足于乡土社会大背景是题中之意。在以血缘为纽带的乡村宗族势力与以保甲制为代表的世俗化政治权力相结合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开展革命，势必要对传统礼俗发起某种挑战，由此带来的矛盾往往成为革命的焦点。①在多重矛盾冲突中开展乡村革命，进行组织嵌入，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有在这个维度上才能理解，让扛着锄头的农民跟上革命的步伐是何等了不起。
王教授梳理了党员吸纳、党费收缴、党员登记与支部建设的组织过程，指出动员民众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在入党后开展组织生活，需要时刻面对传统的小生产者观念的侵蚀。党的做法是从纯洁队伍转向领导生产，通过增加收入来刺激农民的入党热情，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发展与群众的物质利益相结合，以此不断壮大政党的力量，提高党员的战斗力。王教授通过检讨党组织成长的历程，认为组织在改造个体的同时，个体也在塑造组织，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内在机理。
革命不仅是打碎一个旧世界，更是建设一個新世界。②王教授指出，能否实现打碎旧世界之后的建设，取决于是否可以将原本分散的农民动员和凝聚起来，使之汇聚成革命的洪流。创立新制度、新国家仰赖于对旧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从瑞金时期到延安时期，党的主要做法是运用群众团体动员农民，从阶级民主发展到一般民主。王教授提出，要从学理上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党的乡村动员为何要通过群众团体来完成？从阶级民主到一般民主，党又是如何巩固乡村政权，提高政治动员能力的？
群众团体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党在农村的组织延伸，承载政治动员功能，在抗战时期成为维护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检视作者对群众组织的历史梳理，可以发现从农民协会到贫农团，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组织形态，逐步掌握了革命的组织艺术。通过群众组织，党将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变为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将“要我革命”化为“我要革命”。作者指出，当个体不再以身份差异占据资源时，个体就容易对组织失去兴趣。为了把农民真正组织起来，党强调以互助合作的形式团结群众，这是重新组织农村经济的重大举措。但问题是小生产者的自利性仍然阻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如何动员群众仍是个难题。
王教授认为，在革命情境下，从阶级民主到一般民主向来是党提高组织的政治动员能力所努力的方向。问题是，按照民主政治组织的群众团体与基层政权虽如织网纵横交错，但民主与效率的冲突并未因此而解决。考察根据地制度成长的实践经验，从提高政治动员能力出发，一般民主的议行并立势必要让位于议行合一的一元化领导，组织嵌入便有了其合理性。
二、乡村改造
传统乡村社会有其固有的社会结构、治理模式、观念世界，在政治缝隙中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对根据地乡村社会的改造中，如何破除乡村社会存在已久的封建迷信，塑造革命群众应有的理想人格，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成为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对改造巫神和“二流子”、树立劳动英雄、妇女解放等案例进行了研究。作者通过对大量经验素材的梳理，讲述了党在根据地选拔与塑造劳动英雄、动员群众积极生产，以及将巫神归为最坏的“二流子”加以改造这些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党在动员过程中成功避免了因改造乡村观念世界而引起群众反感。在根据地塑造民众理想人格的措施，同样深刻地揭示了党充分发挥群众主体性，利用典型示范嵌入组织观念的内在逻辑。党在塑造群众理想人格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妇女解放。王教授在该书中力求摆脱以往学术研究中过度关注微观历史细节导致的视觉偏差，从政策演进的复杂过程中厘清妇女解放的行动逻辑，思考妇女解放与战争动员的一致与冲突之处，进一步探讨了革命情境下妇女解放的精神和实质。这既要求回到历史的原点，又要把相关主题放在中国革命的长时段中加以考察，③揭示妇女解放与政权建设的关系。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围绕汉字拉丁化、闹秧歌等案例，展开党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进行文化与精神改造的叙述，以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赢得根据地群众乃至全国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为切入点，发现了边区政府动员的基本路径。王教授指出，推动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目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旧瓶装新酒，代表了中共一定历史阶段的乡村社会改造理念，通过回归传统的策略转换，诠释了理论本土化的又一面相。”④
同样，将巫神归入“二流子”进行改造，树立具有革命主义色彩的劳动英雄的典型;解放妇女以及汉字拉丁化与闹秧歌，均显示了党的组织艺术。王教授将具体的政策置于革命的长时段之中进行研究，揭示了文化改造、人格塑造、精神洗礼与政权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
三、大生产运动
党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与传统乡村组织相结合，反映了政党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冲突与折中。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合作运动，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嵌入，推动了党的基层组织变革，演绎了革命情境下乡村民主的中国特色。这场乡村社会改造最终以大生产运动达到高潮。王教授以生存逻辑视角研究党对群众与基层政权的一体化改造，从政治与精神的溢出效应阐释大生产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下乡，让读者对党在乡村组织的一体化塑造和大生产运动形成了更深刻的理解。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阐释了“新式变工”（札工）、“合作运动”、“一揽子会”等案例，梳理了党的乡村组织由繁至简的过程。王教授认为，党的乡村组织的演变反映了革命的动员任务与生存逻辑对群众团体和基层政权的一体化塑造，折射了党组织创新的能力。⑤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乡村社会改造的必然逻辑。王教授认为这些创新是在不同的时间、面对特殊的条件所做出的，它们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集腋成裘。⑥这一研究视角为探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从更深层次揭示了政党革命和执政的行动与实践逻辑。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在研究大生产运动时，选择采用“‘赤脚天堂’里的生产竞赛”为章节主题，对空间的界定更加形象，并且用“生产竞赛”说明了大生产运动的实际效果。王教授根据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耦合，指出根据地劳动被赋予思想规训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知识分子在大生产运动中的主体性。该书描述了1941年的延安，将大生产运动、干群关系改善，以及该时期中共组織建设与执政合法性逐渐获得的历史进程一一展示出来。在外部势力日益挤压生存空间，非生产性人口激增与自然灾害叠加，使得根据地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下，党开始了自我调适和自我重塑。王教授认为这一场改造运动的实践逻辑折射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成为革命本土化的最好诠释。⑦对蔡若虹“赤脚天堂”的解读，超越了学术界一贯的“权力控制”解释模式，揭示了革命的生存政治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内生逻辑。
随着乡村组织的一体化塑造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党在动员民众克服困难、创造财富的同时，有效改善了干群关系，使得中国的革命获得了有力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王教授同时指出，知识分子在延安的思想改造主要是通过劳动来进行，他们正是在劳动中找到了精神家园。可以说，思想文化的改造与生产发展两者是相得益彰的。
四、群众路线
生存逻辑也是理解现当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⑧党在乡村的生存与发展，需要面对环境变化带来的诸多困难。王教授认为这些困难包括：战争动员与民主建设之间的矛盾，即统一意志和严明纪律对个体自由的约束;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的不同步性;阶级革命与统一战线的关系;在落后的乡村展开一场现代战争;等等。党在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存在着多重张力，要在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党的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
王教授运用政治学的方法，以苏维埃选举、查田、阶级财政、农户计划等政策为切入点，描述政策的具体内容、执行过程，从中透视政党实践逻辑和生存逻辑，进而研究乡村革命过程的复杂性及实现目标的多重张力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单纯的线性历史叙事的局限性。如围绕根据地经济动员特别是战时财政动员措施，王教授从打土豪、筹款子、统一累进税等具体实践中分析阶级财政动力不足的内在原因，揭示了党在该时期的生存逻辑与发展逻辑。陕甘宁时期，由于国民党封锁、日军围剿等原因，边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党实施了包括农户计划在内的经济政策。王教授认为农户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是组织力量介入家庭的过程，将家庭生活组织化，使个体成为组织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力量介入家庭的目的是改造小农经济的保守天性，但面对组织渗透，个人私有产权的内核强烈抵制导致农户计划无疾而终，背后便是小农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立。解决这一问题，革命政权认为只有集体化一途。王教授认为，这为理解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农业集体化改造提供了线索。
王教授也讨论了乡村革命中的群众路线实践，认为党将“自上而下”运动群众转化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实现了“要我革命”和“我要革命”的转换，完成了革命秩序的建构。政治动员与私有产权之间的冲突是群众路线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原因。检讨群众路线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否定其作为政治动员方式的重要意义，而应在更多理性空间中去加以分析，继承群众路线这一标识革命传统的精神符号。
在20世纪革命大背景下，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之路存在着诸多矛盾，王教授以生存逻辑为研究的起点，将乡村革命及其实践置于乡村社会之中，考察党如何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揭示政策实施的行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通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此书对传统党史研究的发展。首先，将跨学科理论与党史研究相结合。在史料的筛选与应用上，利用大量的根据地原始档案、资料汇编、报刊、文集以及相关亲历者的回忆录等;在丰富的史料中进行细致的梳理，清晰地阐述了革命与乡村社会改造的复杂性;同时，对史料的解读也运用跨学科理论去揭示根据地建设的内在逻辑。如王教授利用新西兰学者纪保宁提出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态的多样性，分析根据地内部的差异，阐释党在乡村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在综合分析结构主义、理性选择、建构主义等理论的基础上，剖析根据地小生产者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的不同步性，为提高政治动员效能提供方案思考;利用拉卡托斯提出的“内核”和“保护带”概念，揭示乡村社会改造遭到抗拒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社会所固有的社会结构与治理模式。这一系列理论的运用，使得对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的探讨有了更多的辩证性和透视性，对开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党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其次，王教授从组织维度对根据地的乡村改造进行研究，深刻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超越意义。在矛盾和冲突中把握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研究党的政策制定与调适的原因和目的，才能把握社会变迁的行动逻辑与整体面貌。研究党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之下所进行的根据地政权建设，需要从组织的角度出发，将人和事件置于组织的维度之中，才能够充分认识党组织自我成长的内在机理。王教授将中共不断进行的路径调整置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之中加以阐释，对揭示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三大法宝”和“三大优良作风”等理论成果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解。
在《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一书中，王教授力求超越价值偏见，让人物与事件围绕组织展开叙事，这无疑是党史研究一次全新而富有意义的尝试。
注释：
①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②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4页。
③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90页。
④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36页。
⑤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70页。
⑥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70页。
⑦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80页。
⑧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71页。
（责任编辑：张燕清）
王建华教授力作《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版）从当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组织维度”研究方法，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人物、事件围绕“组织”这一核心概念展开，试图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把握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整体面貌，从而避免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倾向。该书以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改造为考察对象，以20世纪中国革命为大背景，呈现了瑞金和延安两个时期中共成长和乡村革命的全貌，一方面在多重矛盾冲突中思考革命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以政党话语双重性去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困难、重塑自我，勾画出政党与乡村的互动过程，让读者深刻领略中国革命的组织艺术。该书从组织维度开辟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新解释路径，更从理论层面解释了以下一系列日常经验：为什么让党员过有组织的生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群众团体为什么承担基层政权的功能？为什么中国革命需要塑造劳动英雄？等等，王教授在组织史研究领域的雄心可见一斑。
一、组织动员
研究中国革命立足于乡土社会大背景是题中之意。在以血缘为纽带的乡村宗族势力与以保甲制为代表的世俗化政治权力相结合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开展革命，势必要对传统礼俗发起某种挑战，由此带来的矛盾往往成为革命的焦点。①在多重矛盾冲突中开展乡村革命，进行组织嵌入，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有在这个维度上才能理解，让扛着锄头的农民跟上革命的步伐是何等了不起。
王教授梳理了党员吸纳、党费收缴、党员登记与支部建设的组织过程，指出动员民众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在入党后开展组织生活，需要时刻面对传统的小生产者观念的侵蚀。党的做法是从纯洁队伍转向领导生产，通过增加收入来刺激农民的入党热情，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发展与群众的物质利益相结合，以此不断壮大政党的力量，提高党员的战斗力。王教授通过检讨党组织成长的历程，认为组织在改造个体的同时，个体也在塑造组织，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内在机理。
革命不仅是打碎一个旧世界，更是建设一個新世界。②王教授指出，能否实现打碎旧世界之后的建设，取决于是否可以将原本分散的农民动员和凝聚起来，使之汇聚成革命的洪流。创立新制度、新国家仰赖于对旧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从瑞金时期到延安时期，党的主要做法是运用群众团体动员农民，从阶级民主发展到一般民主。王教授提出，要从学理上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党的乡村动员为何要通过群众团体来完成？从阶级民主到一般民主，党又是如何巩固乡村政权，提高政治动员能力的？
群众团体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党在农村的组织延伸，承载政治动员功能，在抗战时期成为维护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检视作者对群众组织的历史梳理，可以发现从农民协会到贫农团，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组织形态，逐步掌握了革命的组织艺术。通过群众组织，党将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变为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将“要我革命”化为“我要革命”。作者指出，当个体不再以身份差异占据资源时，个体就容易对组织失去兴趣。为了把农民真正组织起来，党强调以互助合作的形式团结群众，这是重新组织农村经济的重大举措。但问题是小生产者的自利性仍然阻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如何动员群众仍是个难题。
王教授认为，在革命情境下，从阶级民主到一般民主向来是党提高组织的政治动员能力所努力的方向。问题是，按照民主政治组织的群众团体与基层政权虽如织网纵横交错，但民主与效率的冲突并未因此而解决。考察根据地制度成长的实践经验，从提高政治动员能力出发，一般民主的议行并立势必要让位于议行合一的一元化领导，组织嵌入便有了其合理性。
二、乡村改造
传统乡村社会有其固有的社会结构、治理模式、观念世界，在政治缝隙中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对根据地乡村社会的改造中，如何破除乡村社会存在已久的封建迷信，塑造革命群众应有的理想人格，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成为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对改造巫神和“二流子”、树立劳动英雄、妇女解放等案例进行了研究。作者通过对大量经验素材的梳理，讲述了党在根据地选拔与塑造劳动英雄、动员群众积极生产，以及将巫神归为最坏的“二流子”加以改造这些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党在动员过程中成功避免了因改造乡村观念世界而引起群众反感。在根据地塑造民众理想人格的措施，同样深刻地揭示了党充分发挥群众主体性，利用典型示范嵌入组织观念的内在逻辑。党在塑造群众理想人格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妇女解放。王教授在该书中力求摆脱以往学术研究中过度关注微观历史细节导致的视觉偏差，从政策演进的复杂过程中厘清妇女解放的行动逻辑，思考妇女解放与战争动员的一致与冲突之处，进一步探讨了革命情境下妇女解放的精神和实质。这既要求回到历史的原点，又要把相关主题放在中国革命的长时段中加以考察，③揭示妇女解放与政权建设的关系。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围绕汉字拉丁化、闹秧歌等案例，展开党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进行文化与精神改造的叙述，以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赢得根据地群众乃至全国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为切入点，发现了边区政府动员的基本路径。王教授指出，推动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目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旧瓶装新酒，代表了中共一定历史阶段的乡村社会改造理念，通过回归传统的策略转换，诠释了理论本土化的又一面相。”④
同样，将巫神归入“二流子”进行改造，树立具有革命主义色彩的劳动英雄的典型;解放妇女以及汉字拉丁化与闹秧歌，均显示了党的组织艺术。王教授将具体的政策置于革命的长时段之中进行研究，揭示了文化改造、人格塑造、精神洗礼与政权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
三、大生产运动
党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与传统乡村组织相结合，反映了政党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冲突与折中。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合作运动，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嵌入，推动了党的基层组织变革，演绎了革命情境下乡村民主的中国特色。这场乡村社会改造最终以大生产运动达到高潮。王教授以生存逻辑视角研究党对群众与基层政权的一体化改造，从政治与精神的溢出效应阐释大生产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下乡，让读者对党在乡村组织的一体化塑造和大生产运动形成了更深刻的理解。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阐释了“新式变工”（札工）、“合作运动”、“一揽子会”等案例，梳理了党的乡村组织由繁至简的过程。王教授认为，党的乡村组织的演变反映了革命的动员任务与生存逻辑对群众团体和基层政权的一体化塑造，折射了党组织创新的能力。⑤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乡村社会改造的必然逻辑。王教授认为这些创新是在不同的时间、面对特殊的条件所做出的，它们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集腋成裘。⑥这一研究视角为探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从更深层次揭示了政党革命和执政的行动与实践逻辑。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在研究大生产运动时，选择采用“‘赤脚天堂’里的生产竞赛”为章节主题，对空间的界定更加形象，并且用“生产竞赛”说明了大生产运动的实际效果。王教授根据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耦合，指出根据地劳动被赋予思想规训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知识分子在大生产运动中的主体性。该书描述了1941年的延安，将大生产运动、干群关系改善，以及该时期中共组織建设与执政合法性逐渐获得的历史进程一一展示出来。在外部势力日益挤压生存空间，非生产性人口激增与自然灾害叠加，使得根据地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下，党开始了自我调适和自我重塑。王教授认为这一场改造运动的实践逻辑折射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成为革命本土化的最好诠释。⑦对蔡若虹“赤脚天堂”的解读，超越了学术界一贯的“权力控制”解释模式，揭示了革命的生存政治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内生逻辑。
随着乡村组织的一体化塑造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党在动员民众克服困难、创造财富的同时，有效改善了干群关系，使得中国的革命获得了有力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王教授同时指出，知识分子在延安的思想改造主要是通过劳动来进行，他们正是在劳动中找到了精神家园。可以说，思想文化的改造与生产发展两者是相得益彰的。
四、群众路线
生存逻辑也是理解现当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⑧党在乡村的生存与发展，需要面对环境变化带来的诸多困难。王教授认为这些困难包括：战争动员与民主建设之间的矛盾，即统一意志和严明纪律对个体自由的约束;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的不同步性;阶级革命与统一战线的关系;在落后的乡村展开一场现代战争;等等。党在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存在着多重张力，要在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党的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
王教授运用政治学的方法，以苏维埃选举、查田、阶级财政、农户计划等政策为切入点，描述政策的具体内容、执行过程，从中透视政党实践逻辑和生存逻辑，进而研究乡村革命过程的复杂性及实现目标的多重张力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单纯的线性历史叙事的局限性。如围绕根据地经济动员特别是战时财政动员措施，王教授从打土豪、筹款子、统一累进税等具体实践中分析阶级财政动力不足的内在原因，揭示了党在该时期的生存逻辑与发展逻辑。陕甘宁时期，由于国民党封锁、日军围剿等原因，边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党实施了包括农户计划在内的经济政策。王教授认为农户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是组织力量介入家庭的过程，将家庭生活组织化，使个体成为组织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力量介入家庭的目的是改造小农经济的保守天性，但面对组织渗透，个人私有产权的内核强烈抵制导致农户计划无疾而终，背后便是小农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立。解决这一问题，革命政权认为只有集体化一途。王教授认为，这为理解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农业集体化改造提供了线索。
王教授也讨论了乡村革命中的群众路线实践，认为党将“自上而下”运动群众转化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实现了“要我革命”和“我要革命”的转换，完成了革命秩序的建构。政治动员与私有产权之间的冲突是群众路线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原因。检讨群众路线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否定其作为政治动员方式的重要意义，而应在更多理性空间中去加以分析，继承群众路线这一标识革命传统的精神符号。
在20世纪革命大背景下，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之路存在着诸多矛盾，王教授以生存逻辑为研究的起点，将乡村革命及其实践置于乡村社会之中，考察党如何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揭示政策实施的行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通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此书对传统党史研究的发展。首先，将跨学科理论与党史研究相结合。在史料的筛选与应用上，利用大量的根据地原始档案、资料汇编、报刊、文集以及相关亲历者的回忆录等;在丰富的史料中进行细致的梳理，清晰地阐述了革命与乡村社会改造的复杂性;同时，对史料的解读也运用跨学科理论去揭示根据地建设的内在逻辑。如王教授利用新西兰学者纪保宁提出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态的多样性，分析根据地内部的差异，阐释党在乡村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在综合分析结构主义、理性选择、建构主义等理论的基础上，剖析根据地小生产者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的不同步性，为提高政治动员效能提供方案思考;利用拉卡托斯提出的“内核”和“保护带”概念，揭示乡村社会改造遭到抗拒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社会所固有的社会结构与治理模式。这一系列理论的运用，使得对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的探讨有了更多的辩证性和透视性，对开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党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其次，王教授从组织维度对根据地的乡村改造进行研究，深刻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超越意义。在矛盾和冲突中把握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研究党的政策制定与调适的原因和目的，才能把握社会变迁的行动逻辑与整体面貌。研究党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之下所进行的根据地政权建设，需要从组织的角度出发，将人和事件置于组织的维度之中，才能够充分认识党组织自我成长的内在机理。王教授将中共不断进行的路径调整置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之中加以阐释，对揭示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三大法宝”和“三大优良作风”等理论成果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解。
在《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一书中，王教授力求超越价值偏见，让人物与事件围绕组织展开叙事，这无疑是党史研究一次全新而富有意义的尝试。
注释：
①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②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4页。
③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90页。
④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36页。
⑤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70页。
⑥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70页。
⑦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80页。
⑧ 王建华：《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71页。
（责任编辑：张燕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