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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国民党依靠优势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对于这场战争进程，毛泽东同志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结果仅用了三年时间就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究竟依靠什么迅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呢？
首先，土地改革是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可见土地改革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也是如此，经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到1949年6月，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和华东五个解放区中，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1.5亿人口，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3，其中农业人口约1.25亿，从地主和旧式富农手中获得约3.7亿亩土地。获得土地的农民当中，90%左右是贫农和雇农。同时中农也普遍获得了利益。部分少地的中农分到了土地，其户数约占得地户的10%。由此可见，在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解放区，阶级地位、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贫农的经济地位普遍上升，地主、富农的经济地位普遍下降，封建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亦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之间的平等关系。
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据当时的《参军运动简报》记载：1947年初，在山东、河南交界的12个县中，5万名青年在土地改革后立即聚集在共产党的军旗之下。据称，在土地改革前的1946年，同一地区的一次类似的征兵运动就没有能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48年10月，毛泽东同志也宣布：“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言：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人民就拥护我们，仗就打得好。全国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其中得到土改利益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大的力量，能不打胜仗吗？据钱钧中将回忆，鲁中南纵队参加淮海战役时，人民群众组织了几千个做鞋小组、近八百个缝衣小组，为前线赶做了一百多万件被服装具。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曾深情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正是解放区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给淮海前线输送了十万优秀子弟，在后方组织了一百三十多个民兵团，动员了五百多万人和成千上万的车辆、船只、牲畜，把九点六亿斤粮食和一千四百六十多万斤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证了战役的持续进行和巨大消耗，为战役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其次，经济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周恩来同志指出：“财政经济的中心问题是生产，没有生产就不能支持战争。”事实上，土地改革和政府贷款等各种支持，直接刺激了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比如开荒增产方面，晋察冀地区冀中32县1948年6月以前，共消灭荒地近15万亩。东北解放区1948年共耕种1341万公顷土地，其中新开荒77.9万余公顷，占全部耕种面积的5.8%。陕北老区1949年耕地面积为1651万亩，超过1946年边区和平建设时期的耕地面积10%。不仅如此，土地改革完成后大部分地区均获丰收。比如东北解放区，194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187万余吨，比1947年增长12%，1949年则达1320万吨 ；晋绥解放区，1948年获得了10年未有的好收成；晋西北，1948年增加水浇地24万亩，增产粮食4万石。同时，农村手工业与家庭副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据华北解放区统计，农民副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1/5至1/3。太行全区有52万妇女纺织，有纺车43万辆、织布机10万架。农民还以剩余劳力组织运输合作社。据平顺县统计，全县至1947年全区合作社总资金即达9亿元。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如哈尔滨1948年2月举行的一次私营工商业登记中，在12092家工业企业中，1年来盈利的占62%；在9276家商店中，盈利的占70%。1949年全东北私人工商业增加了3.1万余家。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如1949年的东北解放区就担负了第四野战军入关作战的军费，折合粮食170万吨，并向关内提供了302万多吨物资，其中包括上缴中央的80万吨粮食、150万立方木材和20万吨钢铁。当然，大规模的战争更离不开兵工生产。武器主要靠敌人“输送”，但弹药还要自己补充。据周恩来同志讲，到1948年下半年，我们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山野炮弹和炸药的生产数字，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反动派。可以说，战争实质上是经济的较量，而经济较量的结果又往往由生产来决定。解放战争的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这条铁律。
另外，解放战争第二年在敌我力量仍有较大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果断作出由内线转到外线的战略决策，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所谓内线转到外线，就是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区域。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吸取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其次是解放战争由内线转到外线的“时机成熟了”。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拿晋冀鲁豫来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的陈再道也回忆道：“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至于为什么要先进行内线作战和什么叫外线作战的时机成熟的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解釋是：战争初期，为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但在第一年的自卫战争中，消灭了一百一十二万敌人，把分散的游击部队组成了野战军，并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时时机成熟了。实践证明，正是这个正确而适时的战略选择使中国共产党由被动变主动，从而加速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进程。当然，中国共产党取胜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解放区土改的胜利、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支持。
（作者：王文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 斌
首先，土地改革是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可见土地改革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也是如此，经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到1949年6月，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和华东五个解放区中，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1.5亿人口，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3，其中农业人口约1.25亿，从地主和旧式富农手中获得约3.7亿亩土地。获得土地的农民当中，90%左右是贫农和雇农。同时中农也普遍获得了利益。部分少地的中农分到了土地，其户数约占得地户的10%。由此可见，在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解放区，阶级地位、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贫农的经济地位普遍上升，地主、富农的经济地位普遍下降，封建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亦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之间的平等关系。
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据当时的《参军运动简报》记载：1947年初，在山东、河南交界的12个县中，5万名青年在土地改革后立即聚集在共产党的军旗之下。据称，在土地改革前的1946年，同一地区的一次类似的征兵运动就没有能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48年10月，毛泽东同志也宣布：“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言：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人民就拥护我们，仗就打得好。全国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其中得到土改利益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大的力量，能不打胜仗吗？据钱钧中将回忆，鲁中南纵队参加淮海战役时，人民群众组织了几千个做鞋小组、近八百个缝衣小组，为前线赶做了一百多万件被服装具。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曾深情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正是解放区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给淮海前线输送了十万优秀子弟，在后方组织了一百三十多个民兵团，动员了五百多万人和成千上万的车辆、船只、牲畜，把九点六亿斤粮食和一千四百六十多万斤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证了战役的持续进行和巨大消耗，为战役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其次，经济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周恩来同志指出：“财政经济的中心问题是生产，没有生产就不能支持战争。”事实上，土地改革和政府贷款等各种支持，直接刺激了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比如开荒增产方面，晋察冀地区冀中32县1948年6月以前，共消灭荒地近15万亩。东北解放区1948年共耕种1341万公顷土地，其中新开荒77.9万余公顷，占全部耕种面积的5.8%。陕北老区1949年耕地面积为1651万亩，超过1946年边区和平建设时期的耕地面积10%。不仅如此，土地改革完成后大部分地区均获丰收。比如东北解放区，194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187万余吨，比1947年增长12%，1949年则达1320万吨 ；晋绥解放区，1948年获得了10年未有的好收成；晋西北，1948年增加水浇地24万亩，增产粮食4万石。同时，农村手工业与家庭副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据华北解放区统计，农民副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1/5至1/3。太行全区有52万妇女纺织，有纺车43万辆、织布机10万架。农民还以剩余劳力组织运输合作社。据平顺县统计，全县至1947年全区合作社总资金即达9亿元。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如哈尔滨1948年2月举行的一次私营工商业登记中，在12092家工业企业中，1年来盈利的占62%；在9276家商店中，盈利的占70%。1949年全东北私人工商业增加了3.1万余家。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如1949年的东北解放区就担负了第四野战军入关作战的军费，折合粮食170万吨，并向关内提供了302万多吨物资，其中包括上缴中央的80万吨粮食、150万立方木材和20万吨钢铁。当然，大规模的战争更离不开兵工生产。武器主要靠敌人“输送”，但弹药还要自己补充。据周恩来同志讲，到1948年下半年，我们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山野炮弹和炸药的生产数字，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反动派。可以说，战争实质上是经济的较量，而经济较量的结果又往往由生产来决定。解放战争的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这条铁律。
另外，解放战争第二年在敌我力量仍有较大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果断作出由内线转到外线的战略决策，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所谓内线转到外线，就是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区域。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吸取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其次是解放战争由内线转到外线的“时机成熟了”。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拿晋冀鲁豫来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的陈再道也回忆道：“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至于为什么要先进行内线作战和什么叫外线作战的时机成熟的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解釋是：战争初期，为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但在第一年的自卫战争中，消灭了一百一十二万敌人，把分散的游击部队组成了野战军，并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时时机成熟了。实践证明，正是这个正确而适时的战略选择使中国共产党由被动变主动，从而加速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进程。当然，中国共产党取胜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解放区土改的胜利、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支持。
（作者：王文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