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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第七天，香港传来邵逸夫先生去世的消息。娱乐业的一代宗师，寿终于107岁。
邵逸夫这一生，端的是既有长度又有广度。他出生的时候，中国还处在年号光绪的清朝，电影还是黑白无声的；他见证了香港从租借到回归，开创了电影与电视在香港的黄金时代；他的名字刻在他捐建的数千座教学楼上，泽惠万千学子……说他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成为传奇，一点也不为过。
大方还是小气？
邵逸夫去世后，一张地图在网上疯传——从1985年开始，他每年为内地教育捐款超过1亿元，如今，百度地图上一搜“逸夫楼”，密密麻麻4888座，证明着他的博爱与慷慨。
然而矛盾的是，关于邵逸夫，民间流传最广的段子，却都是关于他的吝啬，关于他为了控制成本如何锱铢必较——比如说，某剧组想在外景地买100个馒头做早餐，两毛一个。结果被他阻止，因为邵氏公司内部食堂的馒头一毛一个，能省一半。
当年香港媒体亦乐于记录这样的花边新闻，写道：“六叔六婶（指邵逸夫、方逸华）是把电影当生意做的，相当坚持原则，这原则简单讲就是一个‘悭’字。尤其自从方小姐20世纪70年代入主邵氏之后，其采购部经理便从此得了花名：Cutting Manager——甭管什么预算，报上去都得给你砍掉一半。最有名的段子当数李翰祥找来10个小朋友吹肥皂泡，采购部却只给批5个吹肥皂泡用的竹筒，结果让已经找好10个小朋友的李大导郁闷得干脆整部戏罢拍了。”
曾为邵氏赚来巨额票房的李翰祥导演，也曾亲证：邵逸夫对他的电影已经相对宽松，但他去美国出外景的预算，除了正常拍摄之外，连给剧组请一个翻译都不够，只好靠交情找来身在美国的卢燕义务帮忙……
这些陈年往事，半真半假一乐也。真要计较的话，只能说，劳方与资方，在任何环境里都会是永远的矛盾。身在劳方，当然会放大资方的吝啬。然而从邵逸夫的角度考虑，几千人的大公司，任何导演、明星都是他电影加工流水线上的一道程序，怎么可能感情用事挥金如土？
大导演张彻曾评价说：“邵逸夫绝顶聪明，因极其冷静理智，故而会显得无情，影响属下对他的向心力。他对金钱的态度确实很理智，且不能用豪奢或节俭这些话来解释，他善于运用钱，而并非爱钱。”
比起大方或小气这样的形容词，张彻这句“善于运用钱”，更显公允——实际上，邵氏在香港的电影帝国，并非邵逸夫（原名邵仁楞）开创，而是源自邵逸夫的二哥邵邨人（原名邵仁标）和他儿子在1950年成立的“邵氏父子电影公司”。1959年，经营不善的“邵氏父子”被邵逸夫与三哥邵仁枚彻底接盘，改组为“邵氏兄弟电影公司”，这才开创了当年华语地区最大的电影加工厂，并垄断香港电影市场长达二十年——如果只知悭吝省钱，断不可能成就邵氏电影的鼎鼎威名。只不过坊间八卦心态，大家会对段子作选择性的取舍。
事实上，邵逸夫最初改组“邵氏兄弟”时，颇有过挥金如土的大手笔——兴建影城、频出高价挖角、购买当时最先进的拍摄器材……当年开山填海始建成的“邵氏影城”，堡垒城墙街道商铺银行应有尽有，宜古宜今，规模之巨令时人咋舌。
更令人称奇的是，邵氏以成本控制著名，却又会亲自毙掉业已拍成的作品——邵氏出品的每一部电影，在粗剪之后都要经过邵逸夫亲自审定。一旦不满意，不惜浪费已经花出去的巨资，也要叫停，暂不发行。张彻进入邵氏之后的处女作《蝴蝶杯》，就曾因为邵逸夫看过粗剪之后觉得不满意而勒令重拍过。若连重拍都不能补救，则宁可烧片。当“浪费钱”和“让观众失望”被放上权衡的天平，邵逸夫的选择会是前者。他说：“观众看了劣片一定好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对你失去信心，所以做劣片不如烧。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烧掉好多部。”
“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广告语，并非浪得虚名。今天的电影公司若也能有这样的胸怀，我们就不用每年都面对那么多烂片了。
知人善任也会看走眼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邵氏兄弟”先是流失了邹文怀、何冠昌这样的管理精英，又接连错失了李小龙、许冠文这样的电影巨星——这两大失误，如今说起邵氏，不可避免地都会谈及。但事实亦不能从表面泛泛而谈。
拿邹文怀来说，他本是邵氏的执行总经理，当年邵氏出品的电影，特别重量级的都会在出品人一栏挂上“邹文怀”之名，稍低一级的则署“何冠昌”，足见其地位之重。然而，因不满邵逸夫“特等权利却只给三等职务”的用人方略，加上邵的红颜知己方逸华的掣肘，邹文怀愤然离职自立门户，成立“嘉禾”，继而成为邵氏最强的对手，甚至令邵氏拱手让出年度票房冠军。
其实，邹文怀雄才大略，本非池中物，又岂能久居人下？他的自立，也不能说全然是被迫。
而说到李小龙和许冠文与邵氏公司的缘悭一面，媒体又往往乐于抓住其中那个“悭”字做文章——李小龙要求一部电影一万美元的片酬，可是吝啬的邵逸夫只肯出两千美元；许冠文要求参与票房分成，邵逸夫亦不愿妥协，所以双方俱是不欢而散。
其实，任何事情，都得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底下去看。邵氏有两千多员工，几十位大导演，上百位大明星。即使老板有侧重，也得掌握好整体的平衡——当时李小龙虽然凭借美剧《青蜂侠》在香港颇具人气，但邵氏自家的动作明星姜大卫、狄龙等人也是红遍全港，邵氏怎么可能为了李小龙一个人就改变明星拿月薪的片酬制度呢？而许冠文，即使已经主演了《大军阀》、《一乐也》、《丑闻》、《声色犬马》四部卖座电影，但他要求的“票房分账”，更是挑战了邵氏几十年的经营之本——倘若答应了这两人的要求，整个邵氏公司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为求稳当，大老板纵然有心留住才子，也只有say no。
许多年之后，邵逸夫谈起往事，也自承一生只看错两个人：一是李小龙，二是许冠文。这话传到坊间，就成了一种佐证，证明一向知人善任的邵逸夫，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其实呢，更多的只是无奈。稳当的做派能够保全大局于一时，带来的副作用却是“花无百日红”，这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 现在的观众，看多了动不动就拿上千万片酬的明星、鼓励当家花旦小生入股分红的电影公司，当然比较难理解邵老板的“食古不化”。殊不知，邵逸夫制定的创作政策，在当年已经是出了名的宽容，这才引领了香港电影黄梅调、功夫片、风月片等等类型电影迭出的浪潮，麾下更集结了当时华语地区最有眼光的制片人、最卖座的导演、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明星。
邵氏曾经出过一副“明星扑克牌”，打头阵的四张A是林黛、李丽华、凌波、乐蒂，四张K是狄龙、王羽、傅声、姜大卫。张国荣、李连杰只排到6，林青霞、张艾嘉屈居5，周润发、刘德华更才是小2，可见正如邵氏宣传语所言：邵氏的明星多如天上繁星。我们熟知的80年代之前的几乎所有港台明星艺人，若非出身于邵氏，便是与邵氏有过合作。
做老板的邵逸夫，除了经济上的管理手段，也掌控管理着众多才华横溢或者恃才傲物的电影从业者，深谙御人之术与造星之道，其中就包括对明星个性的宽容——张彻在回忆录中提到，功夫明星王羽最红的时候，冲动狂傲。有一次在公司片场打架闹事，恰好邵老板巡视经过看见，却视若无睹地转身离开了。事后邵老板说：王羽年轻气盛，我若去管他，势必引起反弹……现如今王羽垂垂老矣，提起邵逸夫，言必称大老板对香港电影居功至伟。
而老板本人的勤勉，对麾下众将来说亦不啻为“身教”——邵逸夫有豪车数辆，但平日上下班总是乘坐同一辆劳斯莱斯，因为这辆车的车载酒吧都被改成了小型办公桌。他每天上班的时候会在车里写下当天交办的事，下班的时候又会审阅剧本。70岁以前，邵逸夫每天至少看一部电影，年均看片量超过700部，最高纪录一天9部。李翰祥笑言：“六先生做梦都是在看试片。”
“无线艺员训练班”
的功与过
因为历史的原因，邵逸夫开始被大陆观众所熟知，是他从电影华丽转身后经营的“TVB”。1965年，邵逸夫与利孝和、余经纬等创办“香港无线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并于1967年11月19日开台启播。这就是后来被简称为“TVB”的无线台。这之后，“五虎将”、“香港小姐”、“劲歌金曲”、“四大天王”等等符号化的名词接二连三涌现，成全了几代观众的集体记忆。
缩减邵氏电影出品，将业务重心转投电视，本就被业界视为壮士断腕一般的壮举——当年，电影市场受到电视的巨大冲击，再加上对手“嘉禾”又以初生牛犊的面貌咄咄逼人，令邵氏电影的业绩开始下滑。但不管怎么说，电影业仍然尚有可为，而邵逸夫却在这个节点上毅然扔下旧业，大肆开辟新疆域，真不是盖的。
幸好，影、视本就有所相通，邵逸夫将他在电影公司累积的成功经验，移植到了电视台，仍然管用。举个例子，TVB的造星方针，就是邵氏电影曾经用过的——成立自己的艺员培训班，不收学费，自己培训发掘明星，在明星处于微时签订长期合约——80年代著名的“无线五虎将”，就曾受制于这个长期合约，在成名之后，依然只能拿着与自己身价不符的微薄工资，试图跳槽吧，还闹出一段兄弟阋墙的戏码。
这种造星模式的弊端当然有，但当其时也，TVB的“无线艺员训练班一时风头无两，时至今日仍被誉为“演艺界的黄埔军校”。周润发、梁朝伟、周星驰、刘青云、黄耀明、郑裕玲、刘嘉玲、邵美琪、吴君如，俱为此班门徒，这不出奇。奇的倒是，连甘国亮、杜琪峰、关锦鹏这样的幕后英雄，也出自“艺员训练班”。
前些天偶遇甘国亮，聊起训练班，方知他竟是第一届学员。而报考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独此一家。“当时全香港的父母都认为：念艺术不好，不赚钱；念医学、电脑、酒店那些才好。那时候如果你要念‘传理系’，在香港是没有的——唯一一个是浸会大学，但也不太正统。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1971年，突然来了一个‘无线艺员训练班’，我觉得机会来了。”
甘国亮回忆说，这个训练班并不是闹着玩的，因为要念一整年。照顾到需要上班的学员，训练班每天晚上上课，每天2个小时，星期六还有一整个下午。如果旷课超过5次，就会被开除。
报名本身就很严格，一届几千个人报名，才收60个——现在大家都知道，陪考的往往会无心插柳被录取，主考的却常常悲剧，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影帝梁朝伟——但你知不知道梁朝伟是为谁做陪考？答案是与他识于微时的周星驰！（后来星仔托街坊戚美珍帮忙才算开后门进了训练班。）
在开头几届，训练班挑选艺员的标准也与后来大相径庭，一点也不“外貌协会”：“你会发现没几个帅哥美女，因为那时候流行很有性格、有演员潜质的人。像傅声、米雪、李修贤这样的都没被选中，你可以想象大概是什么样的标准和价值观了。”甘国亮说，“当时电视要比电影务实，特别是有一些同学是念舞台剧出身的，就会让大家觉得很了不起，长得好看反而是虚的。”后来大家熟知的老戏骨、大绿叶，为TVB勤勤恳恳演了几十年妈妈婆婆伯父uncle的演员，就有不少毕业于早些年的无线艺员训练班（比如去年刚刚去世的苏杏璇）。
由于没有专业的编导训练班，许多有志于做电影幕后工作的青年，也只有选择以“艺员训练班”当跳板——甘国亮、杜琪峰、关锦鹏都是实例。
直到1981年，也就是“艺员训练班”成立足足10年的时候，TVB才成立了“导演训练班”。本来说好，要大专学历才能投考，毕业了就能做编导。“结果公司食言，要大家先当助理编导，十年才能升职。”甘国亮说，“大部分有志气的年轻人都没有留下来，很多后来的名导演都跑掉了——其中有一个人因为家里情况不好，爸爸去世，就很低声下气地当起了助理编导——而那个人，就是王家卫。”
如今谁又能想到，出了名拍片没剧本的“王墨镜”，竟然是做电视编剧出身呢？
“我们不一定要抬高或贬低TVB，但是它毕竟代表了香港一个年代。”甘国亮感叹，“我一直说，1970年代，香港实在太幸运了，赶上了电影电视蓬勃发展的好时机。所以为什么香港人都怀念当年？曾经经过那段日子，就意难平，真的意难平。时势造英雄，放到如今这个年代拍电影，想拼搏也没办法，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实习的机会。”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用苏轼写韩愈的千古名句来悼念邵逸夫，想必看过邵氏电影DVD，伴随着TVB剧长大，出入过逸夫楼的几代中国人，都不会反对吧。
邵逸夫这一生，端的是既有长度又有广度。他出生的时候，中国还处在年号光绪的清朝，电影还是黑白无声的；他见证了香港从租借到回归，开创了电影与电视在香港的黄金时代；他的名字刻在他捐建的数千座教学楼上，泽惠万千学子……说他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成为传奇，一点也不为过。
大方还是小气？
邵逸夫去世后，一张地图在网上疯传——从1985年开始，他每年为内地教育捐款超过1亿元，如今，百度地图上一搜“逸夫楼”，密密麻麻4888座，证明着他的博爱与慷慨。
然而矛盾的是，关于邵逸夫，民间流传最广的段子，却都是关于他的吝啬，关于他为了控制成本如何锱铢必较——比如说，某剧组想在外景地买100个馒头做早餐，两毛一个。结果被他阻止，因为邵氏公司内部食堂的馒头一毛一个，能省一半。
当年香港媒体亦乐于记录这样的花边新闻，写道：“六叔六婶（指邵逸夫、方逸华）是把电影当生意做的，相当坚持原则，这原则简单讲就是一个‘悭’字。尤其自从方小姐20世纪70年代入主邵氏之后，其采购部经理便从此得了花名：Cutting Manager——甭管什么预算，报上去都得给你砍掉一半。最有名的段子当数李翰祥找来10个小朋友吹肥皂泡，采购部却只给批5个吹肥皂泡用的竹筒，结果让已经找好10个小朋友的李大导郁闷得干脆整部戏罢拍了。”
曾为邵氏赚来巨额票房的李翰祥导演，也曾亲证：邵逸夫对他的电影已经相对宽松，但他去美国出外景的预算，除了正常拍摄之外，连给剧组请一个翻译都不够，只好靠交情找来身在美国的卢燕义务帮忙……
这些陈年往事，半真半假一乐也。真要计较的话，只能说，劳方与资方，在任何环境里都会是永远的矛盾。身在劳方，当然会放大资方的吝啬。然而从邵逸夫的角度考虑，几千人的大公司，任何导演、明星都是他电影加工流水线上的一道程序，怎么可能感情用事挥金如土？
大导演张彻曾评价说：“邵逸夫绝顶聪明，因极其冷静理智，故而会显得无情，影响属下对他的向心力。他对金钱的态度确实很理智，且不能用豪奢或节俭这些话来解释，他善于运用钱，而并非爱钱。”
比起大方或小气这样的形容词，张彻这句“善于运用钱”，更显公允——实际上，邵氏在香港的电影帝国，并非邵逸夫（原名邵仁楞）开创，而是源自邵逸夫的二哥邵邨人（原名邵仁标）和他儿子在1950年成立的“邵氏父子电影公司”。1959年，经营不善的“邵氏父子”被邵逸夫与三哥邵仁枚彻底接盘，改组为“邵氏兄弟电影公司”，这才开创了当年华语地区最大的电影加工厂，并垄断香港电影市场长达二十年——如果只知悭吝省钱，断不可能成就邵氏电影的鼎鼎威名。只不过坊间八卦心态，大家会对段子作选择性的取舍。
事实上，邵逸夫最初改组“邵氏兄弟”时，颇有过挥金如土的大手笔——兴建影城、频出高价挖角、购买当时最先进的拍摄器材……当年开山填海始建成的“邵氏影城”，堡垒城墙街道商铺银行应有尽有，宜古宜今，规模之巨令时人咋舌。
更令人称奇的是，邵氏以成本控制著名，却又会亲自毙掉业已拍成的作品——邵氏出品的每一部电影，在粗剪之后都要经过邵逸夫亲自审定。一旦不满意，不惜浪费已经花出去的巨资，也要叫停，暂不发行。张彻进入邵氏之后的处女作《蝴蝶杯》，就曾因为邵逸夫看过粗剪之后觉得不满意而勒令重拍过。若连重拍都不能补救，则宁可烧片。当“浪费钱”和“让观众失望”被放上权衡的天平，邵逸夫的选择会是前者。他说：“观众看了劣片一定好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对你失去信心，所以做劣片不如烧。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烧掉好多部。”
“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广告语，并非浪得虚名。今天的电影公司若也能有这样的胸怀，我们就不用每年都面对那么多烂片了。
知人善任也会看走眼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邵氏兄弟”先是流失了邹文怀、何冠昌这样的管理精英，又接连错失了李小龙、许冠文这样的电影巨星——这两大失误，如今说起邵氏，不可避免地都会谈及。但事实亦不能从表面泛泛而谈。
拿邹文怀来说，他本是邵氏的执行总经理，当年邵氏出品的电影，特别重量级的都会在出品人一栏挂上“邹文怀”之名，稍低一级的则署“何冠昌”，足见其地位之重。然而，因不满邵逸夫“特等权利却只给三等职务”的用人方略，加上邵的红颜知己方逸华的掣肘，邹文怀愤然离职自立门户，成立“嘉禾”，继而成为邵氏最强的对手，甚至令邵氏拱手让出年度票房冠军。
其实，邹文怀雄才大略，本非池中物，又岂能久居人下？他的自立，也不能说全然是被迫。
而说到李小龙和许冠文与邵氏公司的缘悭一面，媒体又往往乐于抓住其中那个“悭”字做文章——李小龙要求一部电影一万美元的片酬，可是吝啬的邵逸夫只肯出两千美元；许冠文要求参与票房分成，邵逸夫亦不愿妥协，所以双方俱是不欢而散。
其实，任何事情，都得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底下去看。邵氏有两千多员工，几十位大导演，上百位大明星。即使老板有侧重，也得掌握好整体的平衡——当时李小龙虽然凭借美剧《青蜂侠》在香港颇具人气，但邵氏自家的动作明星姜大卫、狄龙等人也是红遍全港，邵氏怎么可能为了李小龙一个人就改变明星拿月薪的片酬制度呢？而许冠文，即使已经主演了《大军阀》、《一乐也》、《丑闻》、《声色犬马》四部卖座电影，但他要求的“票房分账”，更是挑战了邵氏几十年的经营之本——倘若答应了这两人的要求，整个邵氏公司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为求稳当，大老板纵然有心留住才子，也只有say no。
许多年之后，邵逸夫谈起往事，也自承一生只看错两个人：一是李小龙，二是许冠文。这话传到坊间，就成了一种佐证，证明一向知人善任的邵逸夫，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其实呢，更多的只是无奈。稳当的做派能够保全大局于一时，带来的副作用却是“花无百日红”，这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 现在的观众，看多了动不动就拿上千万片酬的明星、鼓励当家花旦小生入股分红的电影公司，当然比较难理解邵老板的“食古不化”。殊不知，邵逸夫制定的创作政策，在当年已经是出了名的宽容，这才引领了香港电影黄梅调、功夫片、风月片等等类型电影迭出的浪潮，麾下更集结了当时华语地区最有眼光的制片人、最卖座的导演、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明星。
邵氏曾经出过一副“明星扑克牌”，打头阵的四张A是林黛、李丽华、凌波、乐蒂，四张K是狄龙、王羽、傅声、姜大卫。张国荣、李连杰只排到6，林青霞、张艾嘉屈居5，周润发、刘德华更才是小2，可见正如邵氏宣传语所言：邵氏的明星多如天上繁星。我们熟知的80年代之前的几乎所有港台明星艺人，若非出身于邵氏，便是与邵氏有过合作。
做老板的邵逸夫，除了经济上的管理手段，也掌控管理着众多才华横溢或者恃才傲物的电影从业者，深谙御人之术与造星之道，其中就包括对明星个性的宽容——张彻在回忆录中提到，功夫明星王羽最红的时候，冲动狂傲。有一次在公司片场打架闹事，恰好邵老板巡视经过看见，却视若无睹地转身离开了。事后邵老板说：王羽年轻气盛，我若去管他，势必引起反弹……现如今王羽垂垂老矣，提起邵逸夫，言必称大老板对香港电影居功至伟。
而老板本人的勤勉，对麾下众将来说亦不啻为“身教”——邵逸夫有豪车数辆，但平日上下班总是乘坐同一辆劳斯莱斯，因为这辆车的车载酒吧都被改成了小型办公桌。他每天上班的时候会在车里写下当天交办的事，下班的时候又会审阅剧本。70岁以前，邵逸夫每天至少看一部电影，年均看片量超过700部，最高纪录一天9部。李翰祥笑言：“六先生做梦都是在看试片。”
“无线艺员训练班”
的功与过
因为历史的原因，邵逸夫开始被大陆观众所熟知，是他从电影华丽转身后经营的“TVB”。1965年，邵逸夫与利孝和、余经纬等创办“香港无线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并于1967年11月19日开台启播。这就是后来被简称为“TVB”的无线台。这之后，“五虎将”、“香港小姐”、“劲歌金曲”、“四大天王”等等符号化的名词接二连三涌现，成全了几代观众的集体记忆。
缩减邵氏电影出品，将业务重心转投电视，本就被业界视为壮士断腕一般的壮举——当年，电影市场受到电视的巨大冲击，再加上对手“嘉禾”又以初生牛犊的面貌咄咄逼人，令邵氏电影的业绩开始下滑。但不管怎么说，电影业仍然尚有可为，而邵逸夫却在这个节点上毅然扔下旧业，大肆开辟新疆域，真不是盖的。
幸好，影、视本就有所相通，邵逸夫将他在电影公司累积的成功经验，移植到了电视台，仍然管用。举个例子，TVB的造星方针，就是邵氏电影曾经用过的——成立自己的艺员培训班，不收学费，自己培训发掘明星，在明星处于微时签订长期合约——80年代著名的“无线五虎将”，就曾受制于这个长期合约，在成名之后，依然只能拿着与自己身价不符的微薄工资，试图跳槽吧，还闹出一段兄弟阋墙的戏码。
这种造星模式的弊端当然有，但当其时也，TVB的“无线艺员训练班一时风头无两，时至今日仍被誉为“演艺界的黄埔军校”。周润发、梁朝伟、周星驰、刘青云、黄耀明、郑裕玲、刘嘉玲、邵美琪、吴君如，俱为此班门徒，这不出奇。奇的倒是，连甘国亮、杜琪峰、关锦鹏这样的幕后英雄，也出自“艺员训练班”。
前些天偶遇甘国亮，聊起训练班，方知他竟是第一届学员。而报考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独此一家。“当时全香港的父母都认为：念艺术不好，不赚钱；念医学、电脑、酒店那些才好。那时候如果你要念‘传理系’，在香港是没有的——唯一一个是浸会大学，但也不太正统。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1971年，突然来了一个‘无线艺员训练班’，我觉得机会来了。”
甘国亮回忆说，这个训练班并不是闹着玩的，因为要念一整年。照顾到需要上班的学员，训练班每天晚上上课，每天2个小时，星期六还有一整个下午。如果旷课超过5次，就会被开除。
报名本身就很严格，一届几千个人报名，才收60个——现在大家都知道，陪考的往往会无心插柳被录取，主考的却常常悲剧，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影帝梁朝伟——但你知不知道梁朝伟是为谁做陪考？答案是与他识于微时的周星驰！（后来星仔托街坊戚美珍帮忙才算开后门进了训练班。）
在开头几届，训练班挑选艺员的标准也与后来大相径庭，一点也不“外貌协会”：“你会发现没几个帅哥美女，因为那时候流行很有性格、有演员潜质的人。像傅声、米雪、李修贤这样的都没被选中，你可以想象大概是什么样的标准和价值观了。”甘国亮说，“当时电视要比电影务实，特别是有一些同学是念舞台剧出身的，就会让大家觉得很了不起，长得好看反而是虚的。”后来大家熟知的老戏骨、大绿叶，为TVB勤勤恳恳演了几十年妈妈婆婆伯父uncle的演员，就有不少毕业于早些年的无线艺员训练班（比如去年刚刚去世的苏杏璇）。
由于没有专业的编导训练班，许多有志于做电影幕后工作的青年，也只有选择以“艺员训练班”当跳板——甘国亮、杜琪峰、关锦鹏都是实例。
直到1981年，也就是“艺员训练班”成立足足10年的时候，TVB才成立了“导演训练班”。本来说好，要大专学历才能投考，毕业了就能做编导。“结果公司食言，要大家先当助理编导，十年才能升职。”甘国亮说，“大部分有志气的年轻人都没有留下来，很多后来的名导演都跑掉了——其中有一个人因为家里情况不好，爸爸去世，就很低声下气地当起了助理编导——而那个人，就是王家卫。”
如今谁又能想到，出了名拍片没剧本的“王墨镜”，竟然是做电视编剧出身呢？
“我们不一定要抬高或贬低TVB，但是它毕竟代表了香港一个年代。”甘国亮感叹，“我一直说，1970年代，香港实在太幸运了，赶上了电影电视蓬勃发展的好时机。所以为什么香港人都怀念当年？曾经经过那段日子，就意难平，真的意难平。时势造英雄，放到如今这个年代拍电影，想拼搏也没办法，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实习的机会。”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用苏轼写韩愈的千古名句来悼念邵逸夫，想必看过邵氏电影DVD，伴随着TVB剧长大，出入过逸夫楼的几代中国人，都不会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