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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在初次出版时,受到了当时社会的严厉谴责。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者则对这部作品持高度赞扬的态度,并且将作者列为女性主义作家。进入21世纪初期,人们又对这部作品重新反思。对于一部作品的评价,不同时代观点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从作品本身和时代背景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了其中的原因。
关键词:《一小时的故事》;多样性解读;婚姻道德;性别压迫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1-0216-02
凯特·肖邦(Kate Chopin)(1851—1904),美国女作家,是公认的早期女权主义作家。《一小时的故事》是肖邦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微型小说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其中没有什么复杂的线索与人物关系。主人公马拉德太太被告知自己的丈夫在火车事故中遇难身亡,出于责任,她在众人面前嚎啕大哭。然而在她一个人独自回房后,却感到一种异样的欢愉。正当她张开双臂,迎接未来生活中肉体与灵魂的自由时,却意外地发现丈夫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中。马拉德太太在惊骇中死去,而所有的人都以为她是高兴过度而死的。
关于这篇文章所要反应的主题,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女性主义题材的小说,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女性的反抗。然而在近几年,却有人认为,“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并非‘单一的’女性主义的作品。笔者认为,其原因很多。首先,肖邦简化了故事的情节,使得文章表意相当含蓄。其次,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这部文本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另外,翻译造成了误解。
作品本身的写作手法是造成人们不同理解的重要原因。作者在这部作品的写作风格上体现了冰山原则。冰山原则的意思是文章见之笔端的虽只有1/8,但读者根据自己的实体经验却能够强烈感到这1/8背后的分量。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并未发现作者详细描写马夫人与她丈夫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她的外貌和她模糊的思维对他们的夫妻关系进行推测。其中一句这样写道:
她知道,当她见到丈夫那双温柔、亲切的双手变得僵硬,那张从来都不会对她吝啬爱意的脸变得毫无表情、灰白如纸的时候,她肯定还会哭的。
上面这句话描述从侧面向我们展示了马夫人的家庭生活。她的家庭是温馨的,丈夫对她应该很关爱。当然,温情脉脉的丈夫不能说明没有性别压迫。有研究者认为,其实马夫人过着“双重生活”。“从表面上看,她的生活优裕舒适,既不用为每日的温饱担心,也不必做牛做马养家糊口,她甚至不用亲自操持家务和照看孩子。实际上,她只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满足丈夫的各种需要就可以了。在丈夫眼里,妻子如同家里的家具或摆设一样,只不过是一件有一定使用价值的装饰品。”然而,我们对于作者的理解也不能仅仅限于这句话本身,贸然认定她的丈夫就是在“温柔地”压迫她。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整体观察,就会发现作者的意图似乎发生了变化。
她没有片刻去想她此刻拥有的这种欢愉,是否不正当(monstrous)。一种清清楚楚的、兴奋的感觉燃烧着她,她根本无暇去顾及那些个琐事。
她知道,当她见到丈夫那双温柔、亲切的双手变得僵硬,那张从来都不会对她吝啬爱意的脸变得毫无表情、灰白如纸的时候,她肯定还会哭的。但在这痛苦之外,她看到了长远的未来,那些只属于她自己的未来岁月。她张开双臂去迎接那段岁月。
这是这段文字所在的段落和前面一段的完整展示。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字之间明显的对比。丈夫身前的亲切、温柔和她在丈夫死后的“不正当(monstrous)的欢愉”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任何人,无论男女,只要处在她丈夫的这种地位,都会悲伤不已,但女主人公内心却怀有畸形的愉悦。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的是,文中的monstrous这个英文单词有“畸形,怪异”的意思,也有译作将其翻译成“邪恶的”。在这里,作者是想揭露马夫人在丈夫意外死亡后出现的这种“畸形的”愉悦心理,将其与丈夫的温情脉脉相对比,突出其不可思议。至于作者对于这种“畸形”心理是如何看待,仅凭文字我们无从得知。或许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只是将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目的是说明这种欢乐虽然邪恶,但却是出自人性深处,至于如何评价则留给读者去思考。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肖邦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当时物质生活并不丰富。1865年美国刚刚完成南北战争,人们刚刚开始重建被战火毁灭的家园。物质水平决定意识层次,人们对于婚姻的态度同样受到当时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通奸得不到认同是因为它严重破坏了完整的家庭。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单亲家庭抚养下一代几乎是不可能。完整的家庭靠婚姻和血缘关系维持,一旦发生通奸,它就极有可能解体。可以说,在那样的年代,通奸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延续。当物质生活丰富以后,单亲家庭也能够给予孩子充分的物质需要,社会对于这一问题也相对宽容。肖邦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物质水平不高,但她本人的物质生活是富足的。父亲和丈夫的早逝,使她更少受到男性的影响,富足的生活则为她思想的早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使得她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
然而,当时社会对于肖邦的“早熟”是严厉的,通过其他主题相似的小说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肖邦最后一部出版的小说《觉醒》在1899年发表,她因为这部小说遭到了广泛的谴责。在小说中,作者对女主人公埃德纳的通奸行为充满了理解和同情,这与当时的传统价值观大相径庭。该书震惊了当时的美国文学界,肖邦本人连同她的作品一起遭到人们谴责,她自己也感到在文学领域受到了极大的排斥。在最后的岁月里,她几乎再也没有动过笔。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女性主义深刻影响着美国。有些历史上的作家被重新发掘出来,凯特·肖邦也成为其中一位。在当时众多对肖邦作品的评价中,以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兰瑟的评论最为典型。首先,她将肖邦定位在“女性主义作家”上,然后撇开小说中不符合女性主义观点的字句,将文本“顺证”为女性主义作品。这样的做法将解读的视角狭隘化,极大地曲解了作者的本意。
当进入21世纪后,女性主义在充分发展的同时,自身的弊病也渐渐暴露出来。女性主义过度强调女性受害面,将传统道德全部看成保守势力而全部予以反对。由于强调极其抽象、毫无限制的女性选择权利,并且把离婚权、性交易、通奸等作为反抗父权的手段,女性主义受到各方面的批判。但女性主义思想此时已经对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离婚率居高不下;单亲家庭子女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两性之间的信任日渐淡薄……尽管有新思想、新道德的抚慰,但这一类经历依然使受害人心理受到严重的创伤,在心头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旧的道德规范固然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但是用极端的手段对其全部加以否定必然会造成社会道德的真空,这种道德真空所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并且还在继续对社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在这样的社会里,传统道德失去其约束力,而新道德还没有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淡,彼此不存在信任,人们终日惶惶不安。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更多的人转而从非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这部作品。他们纷纷从不同的方面重新分析《一小时的故事》,从而引起了关于这部小说主题的争论。首先在文本的措辞上,小说中出现的很多词反映了作者矛盾的态度,而不是之前女性主义者认为的单纯的同情,例如,“of joy that kills”, ”monstrous joy”等词是带有极大的贬义的。第二,从写作手法上加以重新解读,认为该文使用了双重反讽。他们认为,文章最后马夫人的死不仅讽刺了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压迫,还讽刺了命运的反复无常,不是女性主义者原先认为的对男权社会的讽刺。第三,认为这部小说宣扬的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其实并不一样。女性主义者曲解原文,把社会制度对两性的道德约束歪曲成仅仅针对女性的压迫,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了传统社会道德的解体。他们认为,女性主义者也将文中婚姻制度对两性的约束解读成仅仅针对女性的压迫,甚至有人为了达到此目的故意曲解原文。例如,There would be no powerful will bending her in that blind persistence with which men and women believe they have a right to impose a private will upon a fellow-creature.画线部分应该翻译成“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可以看出作者强调了道德束缚不仅针对女性,同样也针对男性。但在许多翻译文本中,译者将其简单翻译成了“人们”,这种做法曲解了作者的原意。
参考文献:
[1]申丹.叙事文本和意识形态[J].外国文学评论,2004,(1):102-113.
[2]刘翌.女性主义文本的典范[J].文学语言学研究,2008,(27):192-193.
[3]周琳.婚姻自由与道德[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206,(6):50-53.
[责任编辑 王薇]
关键词:《一小时的故事》;多样性解读;婚姻道德;性别压迫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1-0216-02
凯特·肖邦(Kate Chopin)(1851—1904),美国女作家,是公认的早期女权主义作家。《一小时的故事》是肖邦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微型小说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其中没有什么复杂的线索与人物关系。主人公马拉德太太被告知自己的丈夫在火车事故中遇难身亡,出于责任,她在众人面前嚎啕大哭。然而在她一个人独自回房后,却感到一种异样的欢愉。正当她张开双臂,迎接未来生活中肉体与灵魂的自由时,却意外地发现丈夫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中。马拉德太太在惊骇中死去,而所有的人都以为她是高兴过度而死的。
关于这篇文章所要反应的主题,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女性主义题材的小说,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女性的反抗。然而在近几年,却有人认为,“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并非‘单一的’女性主义的作品。笔者认为,其原因很多。首先,肖邦简化了故事的情节,使得文章表意相当含蓄。其次,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这部文本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另外,翻译造成了误解。
作品本身的写作手法是造成人们不同理解的重要原因。作者在这部作品的写作风格上体现了冰山原则。冰山原则的意思是文章见之笔端的虽只有1/8,但读者根据自己的实体经验却能够强烈感到这1/8背后的分量。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并未发现作者详细描写马夫人与她丈夫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她的外貌和她模糊的思维对他们的夫妻关系进行推测。其中一句这样写道:
她知道,当她见到丈夫那双温柔、亲切的双手变得僵硬,那张从来都不会对她吝啬爱意的脸变得毫无表情、灰白如纸的时候,她肯定还会哭的。
上面这句话描述从侧面向我们展示了马夫人的家庭生活。她的家庭是温馨的,丈夫对她应该很关爱。当然,温情脉脉的丈夫不能说明没有性别压迫。有研究者认为,其实马夫人过着“双重生活”。“从表面上看,她的生活优裕舒适,既不用为每日的温饱担心,也不必做牛做马养家糊口,她甚至不用亲自操持家务和照看孩子。实际上,她只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满足丈夫的各种需要就可以了。在丈夫眼里,妻子如同家里的家具或摆设一样,只不过是一件有一定使用价值的装饰品。”然而,我们对于作者的理解也不能仅仅限于这句话本身,贸然认定她的丈夫就是在“温柔地”压迫她。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整体观察,就会发现作者的意图似乎发生了变化。
她没有片刻去想她此刻拥有的这种欢愉,是否不正当(monstrous)。一种清清楚楚的、兴奋的感觉燃烧着她,她根本无暇去顾及那些个琐事。
她知道,当她见到丈夫那双温柔、亲切的双手变得僵硬,那张从来都不会对她吝啬爱意的脸变得毫无表情、灰白如纸的时候,她肯定还会哭的。但在这痛苦之外,她看到了长远的未来,那些只属于她自己的未来岁月。她张开双臂去迎接那段岁月。
这是这段文字所在的段落和前面一段的完整展示。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字之间明显的对比。丈夫身前的亲切、温柔和她在丈夫死后的“不正当(monstrous)的欢愉”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任何人,无论男女,只要处在她丈夫的这种地位,都会悲伤不已,但女主人公内心却怀有畸形的愉悦。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的是,文中的monstrous这个英文单词有“畸形,怪异”的意思,也有译作将其翻译成“邪恶的”。在这里,作者是想揭露马夫人在丈夫意外死亡后出现的这种“畸形的”愉悦心理,将其与丈夫的温情脉脉相对比,突出其不可思议。至于作者对于这种“畸形”心理是如何看待,仅凭文字我们无从得知。或许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只是将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目的是说明这种欢乐虽然邪恶,但却是出自人性深处,至于如何评价则留给读者去思考。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肖邦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当时物质生活并不丰富。1865年美国刚刚完成南北战争,人们刚刚开始重建被战火毁灭的家园。物质水平决定意识层次,人们对于婚姻的态度同样受到当时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通奸得不到认同是因为它严重破坏了完整的家庭。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单亲家庭抚养下一代几乎是不可能。完整的家庭靠婚姻和血缘关系维持,一旦发生通奸,它就极有可能解体。可以说,在那样的年代,通奸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延续。当物质生活丰富以后,单亲家庭也能够给予孩子充分的物质需要,社会对于这一问题也相对宽容。肖邦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物质水平不高,但她本人的物质生活是富足的。父亲和丈夫的早逝,使她更少受到男性的影响,富足的生活则为她思想的早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使得她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
然而,当时社会对于肖邦的“早熟”是严厉的,通过其他主题相似的小说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肖邦最后一部出版的小说《觉醒》在1899年发表,她因为这部小说遭到了广泛的谴责。在小说中,作者对女主人公埃德纳的通奸行为充满了理解和同情,这与当时的传统价值观大相径庭。该书震惊了当时的美国文学界,肖邦本人连同她的作品一起遭到人们谴责,她自己也感到在文学领域受到了极大的排斥。在最后的岁月里,她几乎再也没有动过笔。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女性主义深刻影响着美国。有些历史上的作家被重新发掘出来,凯特·肖邦也成为其中一位。在当时众多对肖邦作品的评价中,以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兰瑟的评论最为典型。首先,她将肖邦定位在“女性主义作家”上,然后撇开小说中不符合女性主义观点的字句,将文本“顺证”为女性主义作品。这样的做法将解读的视角狭隘化,极大地曲解了作者的本意。
当进入21世纪后,女性主义在充分发展的同时,自身的弊病也渐渐暴露出来。女性主义过度强调女性受害面,将传统道德全部看成保守势力而全部予以反对。由于强调极其抽象、毫无限制的女性选择权利,并且把离婚权、性交易、通奸等作为反抗父权的手段,女性主义受到各方面的批判。但女性主义思想此时已经对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离婚率居高不下;单亲家庭子女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两性之间的信任日渐淡薄……尽管有新思想、新道德的抚慰,但这一类经历依然使受害人心理受到严重的创伤,在心头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旧的道德规范固然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但是用极端的手段对其全部加以否定必然会造成社会道德的真空,这种道德真空所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并且还在继续对社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在这样的社会里,传统道德失去其约束力,而新道德还没有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淡,彼此不存在信任,人们终日惶惶不安。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更多的人转而从非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这部作品。他们纷纷从不同的方面重新分析《一小时的故事》,从而引起了关于这部小说主题的争论。首先在文本的措辞上,小说中出现的很多词反映了作者矛盾的态度,而不是之前女性主义者认为的单纯的同情,例如,“of joy that kills”, ”monstrous joy”等词是带有极大的贬义的。第二,从写作手法上加以重新解读,认为该文使用了双重反讽。他们认为,文章最后马夫人的死不仅讽刺了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压迫,还讽刺了命运的反复无常,不是女性主义者原先认为的对男权社会的讽刺。第三,认为这部小说宣扬的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其实并不一样。女性主义者曲解原文,把社会制度对两性的道德约束歪曲成仅仅针对女性的压迫,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了传统社会道德的解体。他们认为,女性主义者也将文中婚姻制度对两性的约束解读成仅仅针对女性的压迫,甚至有人为了达到此目的故意曲解原文。例如,There would be no powerful will bending her in that blind persistence with which men and women believe they have a right to impose a private will upon a fellow-creature.画线部分应该翻译成“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可以看出作者强调了道德束缚不仅针对女性,同样也针对男性。但在许多翻译文本中,译者将其简单翻译成了“人们”,这种做法曲解了作者的原意。
参考文献:
[1]申丹.叙事文本和意识形态[J].外国文学评论,2004,(1):102-113.
[2]刘翌.女性主义文本的典范[J].文学语言学研究,2008,(27):192-193.
[3]周琳.婚姻自由与道德[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206,(6):50-53.
[责任编辑 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