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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中国的医疗行业不太平静。先是聊城肿瘤医院的“假药门”和上海仁济医院的“插队门”事件，引爆全民讨论；后有两家中药公司—康美药业和步长制药—陷入造假和贿赂的漩涡，又引发社会对中药话题的讨论。
沿着藤蔓深挖，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江湖：假药门的核心焦点是抗癌神药卡博替尼在国内无法获得审批，沦为“假药”；步长制药的拳头产品丹红注射液，却能堂而皇之进入医保目录，每年销售额高达50亿元人民币。
人们愤怒于无法窥知真相，比如每年50个亿的药，是谁开出去的？这些利润又流向了谁的腰包？没有人问，也没有人答。
我不想用宏大叙事来描述这个令人生畏的话题，只想讲一家县级医院的沉浮往事。在这个故事里，你可以读懂绝大部分关于中国医疗医药体制问题的真相。
这家县级医院叫高州人民医院。高州是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地处粤西南山区，名不见经传，但高州医院从198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体制改革，1990年，时任副院长陈光炜转正，后来闻名全国的“高州模式”自此开始。
所谓“高州模式”，核心有两点：一是放弃政府财政补贴资金，以换取较大的经营自主权；二是拼命压低药品价格，挤出来的药品利润，一方面让利给患者，使得高州医院收费明显低于同类医院，一方面激励医生，用高薪来换取红包和回扣的禁绝。
在陈光炜和继任院长钟焕清的领导下，这家二甲医院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县级医院，并以收费低、服务好而闻名，医疗水平更是达到三甲医院水平，心胸外科等领域在全国排名靠前，吸引了28个省市的患者前来求医，占住院患者的比例高达60%。
更重要的是，2010年，高州医院收入超过5亿元，结余（编注：医院年度收入与支出相抵后的余额）超过6000万，结余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家医院用实际行动颠覆了人们对中国公立医院的想象：医疗水平高，治疗费用低，医生不收红包，药品回扣基本禁绝，医院每年还能赚钱继续投入。
这种童话般的案例，引发了诸多专家和官员的质疑，但在前往高州实地调研后，他们发现数据并没有骗人。比如著名医改专家朱恒鹏在高州调研时发现：同样一个心脏手术在广州要花10万元，但是在高州只需要6万元，而且还有10%左右的利润。
2010年，卫生部部长陈竺亲笔写道：“这个案例好，公立医院，尤其是贴近基层的市县级的公立医院要都办成这样，该有多好！”同一年的全国人大广东团分组讨论会上，汪洋也跟时任院长钟焕清详细讨论了高州模式，给予极高的肯定。
同样是在这次讨论会上，钟焕清拍着胸脯讲道：“高州医院是唯一一个没有红包的医院，任何一个记者、中纪委、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去暗访，都没查到我们有收红包。”
钟焕清可能不太清楚的是，“高州模式”尽管得到患者和高层的支持，但在医疗圈里，它并不讨喜。医疗链条上的几个关键环节—政府、药厂、医生—都没有那么热爱这种价廉物美。
首先是地方政府。在“高州模式”里，医院基本上摆脱了政府财政补贴，政府投入占医院的收入不超过0.3%，而全国平均水平是8.5%。政府虽然省了钱，但对医院的控制也大为减弱，无论“于公”还是“于私”，这都是地方官难以容忍的。
其次是医药公司。高州医院并不完全遵循广东省内的统一招标，而是在统一招标价的基础上“二次议价”，将药价进一步压低，同时严禁医药代表的营销，对病人实行按病种付费，尽量都开便宜的药品，这显然动了医药公司的奶酪。
最后是高州医院的同行们，尤其是公立医院的院长，也不会热衷“高州模式”。严禁药品回扣和红包，尽管能够让患者得益和让医院有结余，但影响了链条上医生的收入，这对成熟利益分配机制下的公立医院院长们来说，毫无吸引力。
因此，“高州模式”表面上响彻全国，实际上身处孤寒，更重要的是，围绕在这个异类公立医院的周围，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2011年4月，执掌高州医院10年的院长钟焕清被调离，转任高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的职位由当时医院的党委书记叶观瑞接任。这次人事变动，表面上是正常的新老交接，但实际上却让“高州模式”暗中掉头。
一个数据可以证实：钟焕清掌舵的2010年，高州医院的药品收入2亿元，而到了2012年，在门诊量减少的情况下，药品销售额却超过了3亿元。这多卖的50%药品，意味着之前“压低药价，让利患者”的精髓被摒弃，高州医院重新回到了“以药养医”的老路上。
与此同时，医药代表重新活跃起来，回扣和红包死灰复燃，但可能高州医院的医生们太长时间没有收回扣了，经验严重不足，他们竟然将写着回扣比例的纸张，堂而皇之地放在办公桌上—这一切，都被前来暗访的《焦点访谈》记者拍下。
2013年1月11日，《焦点访谈》播出了《药单背后的秘密》，揭露高州市人民医院医生收20%药品回扣的内幕，全国震惊。
在节目里，“市民刘先生”在高州人民医院附近“捡到了”一个装有药品报价的袋子，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种药品的零售价和回扣金额。以氨曲南粉针为例，后面跟着两个数字：一个是零售价22.8元，一个是医生回扣4.4元，占了零售价的20%。
随后，又有一名“知情人士”向央视记者提供了医药代表和医生交易过程的录像。在录像中，这名医生把车开到医院附近的停车场，然后打电话让医药代表来送钱。但根据拍摄角度，这部录像更像是由这名医生自己拍摄，而不是其他人的偷拍。
为什么会有人恰好“捡到”标记着回扣的药单？又为什么会有人将自己受贿的录像交给记者？没有人知道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闻名全国的“高州模式”，随着这次丑闻彻底崩塌，这让那些不喜欢甚至憎恨“高州模式”的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更意味深长的是，《焦点访谈》节目中披露氨曲南粉针零售价22.8元，这个价格是谁定的呢？为什么不直接通过统一招标把20%的回扣空间给挤掉呢？没有人问，也没有人答。
3月29日，《焦点访谈》追踪播出《再问药品回扣》，表达了对高州医院处理回扣事件的不满，这加快了高州市政府处理“回扣门”的力度和速度，也让高州人民医院从昔日全国学习的标兵，彻底沦为人人唾骂的对象。
记者在采访老院长钟焕清时，他表示自己卸任后医院的做法改动很大，并撂下一句话：“说是回归主流了。”可什么是主流？同样没有人问，也没有人答。
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尽，高州医院的故事也就彻底结束了。昔日它引发的那些关于“去行政化”“压低药价”“平价路线”“薄利多收”等讨论，已经毫无踪迹。
而在更广阔的中国，公立医院沿着老路狂飙。更受公立医院院长喜欢的“华西模式”大行其道，超级公立医院不断涌现，从感冒发烧到戒烟咨询无所不为，基层医院进一步空心化，患者拥堵到超级医院，又进一步加重“看病難、看病贵”。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丹红注射液，这款年销售额50亿元的“明星产品”，毛利率高达95%，而该药的净利润只有15%左右。这意味着步长制药卖100元的药，成本为5元，利润为15元，剩下的80元都流入了利益链条上各方的口袋里。
其中最大的一块，叫“市场和学术推广费”，占药品价格的50%左右。这50%，就是昔日“高州模式”动刀子的部分，也是支撑他们让利患者、高薪养廉、积累结余、扩建医院的基础，而在高州模式之外，这些钱流向了什么地方，就是中国医疗体系最大的秘密。
一家县级医院的沉浮往事，已经埋进了故纸堆里。假如当年“高州模式”在全国推开，会给庞大的中国医疗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再一次，这个问题已经不会有人去问，也不会有人能回答。
沿着藤蔓深挖，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江湖：假药门的核心焦点是抗癌神药卡博替尼在国内无法获得审批，沦为“假药”；步长制药的拳头产品丹红注射液，却能堂而皇之进入医保目录，每年销售额高达50亿元人民币。
人们愤怒于无法窥知真相，比如每年50个亿的药，是谁开出去的？这些利润又流向了谁的腰包？没有人问，也没有人答。
我不想用宏大叙事来描述这个令人生畏的话题，只想讲一家县级医院的沉浮往事。在这个故事里，你可以读懂绝大部分关于中国医疗医药体制问题的真相。
这家县级医院叫高州人民医院。高州是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地处粤西南山区，名不见经传，但高州医院从198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体制改革，1990年，时任副院长陈光炜转正，后来闻名全国的“高州模式”自此开始。
所谓“高州模式”，核心有两点：一是放弃政府财政补贴资金，以换取较大的经营自主权；二是拼命压低药品价格，挤出来的药品利润，一方面让利给患者，使得高州医院收费明显低于同类医院，一方面激励医生，用高薪来换取红包和回扣的禁绝。
在这个故事里，你可以读懂绝大部分关于中国医疗医药体制问题的真相。假如当年“高州模式”在全国推开，会给庞大的中国医疗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在陈光炜和继任院长钟焕清的领导下，这家二甲医院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县级医院，并以收费低、服务好而闻名，医疗水平更是达到三甲医院水平，心胸外科等领域在全国排名靠前，吸引了28个省市的患者前来求医，占住院患者的比例高达60%。
更重要的是，2010年，高州医院收入超过5亿元，结余（编注：医院年度收入与支出相抵后的余额）超过6000万，结余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家医院用实际行动颠覆了人们对中国公立医院的想象：医疗水平高，治疗费用低，医生不收红包，药品回扣基本禁绝，医院每年还能赚钱继续投入。
这种童话般的案例，引发了诸多专家和官员的质疑，但在前往高州实地调研后，他们发现数据并没有骗人。比如著名医改专家朱恒鹏在高州调研时发现：同样一个心脏手术在广州要花10万元，但是在高州只需要6万元，而且还有10%左右的利润。
2010年，卫生部部长陈竺亲笔写道：“这个案例好，公立医院，尤其是贴近基层的市县级的公立医院要都办成这样，该有多好！”同一年的全国人大广东团分组讨论会上，汪洋也跟时任院长钟焕清详细讨论了高州模式，给予极高的肯定。
同样是在这次讨论会上，钟焕清拍着胸脯讲道：“高州医院是唯一一个没有红包的医院，任何一个记者、中纪委、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去暗访，都没查到我们有收红包。”
钟焕清可能不太清楚的是，“高州模式”尽管得到患者和高层的支持，但在医疗圈里，它并不讨喜。医疗链条上的几个关键环节—政府、药厂、医生—都没有那么热爱这种价廉物美。
首先是地方政府。在“高州模式”里，医院基本上摆脱了政府财政补贴，政府投入占医院的收入不超过0.3%，而全国平均水平是8.5%。政府虽然省了钱，但对医院的控制也大为减弱，无论“于公”还是“于私”，这都是地方官难以容忍的。
其次是医药公司。高州医院并不完全遵循广东省内的统一招标，而是在统一招标价的基础上“二次议价”，将药价进一步压低，同时严禁医药代表的营销，对病人实行按病种付费，尽量都开便宜的药品，这显然动了医药公司的奶酪。
最后是高州医院的同行们，尤其是公立医院的院长，也不会热衷“高州模式”。严禁药品回扣和红包，尽管能够让患者得益和让医院有结余，但影响了链条上医生的收入，这对成熟利益分配机制下的公立医院院长们来说，毫无吸引力。
因此，“高州模式”表面上响彻全国，实际上身处孤寒，更重要的是，围绕在这个异类公立医院的周围，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2011年4月，执掌高州医院10年的院长钟焕清被调离，转任高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的职位由当时医院的党委书记叶观瑞接任。这次人事变动，表面上是正常的新老交接，但实际上却让“高州模式”暗中掉头。
一个数据可以证实：钟焕清掌舵的2010年，高州医院的药品收入2亿元，而到了2012年，在门诊量减少的情况下，药品销售额却超过了3亿元。这多卖的50%药品，意味着之前“压低药价，让利患者”的精髓被摒弃，高州医院重新回到了“以药养医”的老路上。
与此同时，医药代表重新活跃起来，回扣和红包死灰复燃，但可能高州医院的医生们太长时间没有收回扣了，经验严重不足，他们竟然将写着回扣比例的纸张，堂而皇之地放在办公桌上—这一切，都被前来暗访的《焦点访谈》记者拍下。
2013年1月11日，《焦点访谈》播出了《药单背后的秘密》，揭露高州市人民医院医生收20%药品回扣的内幕，全国震惊。
在节目里，“市民刘先生”在高州人民医院附近“捡到了”一个装有药品报价的袋子，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种药品的零售价和回扣金额。以氨曲南粉针为例，后面跟着两个数字：一个是零售价22.8元，一个是医生回扣4.4元，占了零售价的20%。
随后，又有一名“知情人士”向央视记者提供了医药代表和医生交易过程的录像。在录像中，这名医生把车开到医院附近的停车场，然后打电话让医药代表来送钱。但根据拍摄角度，这部录像更像是由这名医生自己拍摄，而不是其他人的偷拍。
为什么会有人恰好“捡到”标记着回扣的药单？又为什么会有人将自己受贿的录像交给记者？没有人知道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闻名全国的“高州模式”，随着这次丑闻彻底崩塌，这让那些不喜欢甚至憎恨“高州模式”的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更意味深长的是，《焦点访谈》节目中披露氨曲南粉针零售价22.8元，这个价格是谁定的呢？为什么不直接通过统一招标把20%的回扣空间给挤掉呢？没有人问，也没有人答。
3月29日，《焦点访谈》追踪播出《再问药品回扣》，表达了对高州医院处理回扣事件的不满，这加快了高州市政府处理“回扣门”的力度和速度，也让高州人民医院从昔日全国学习的标兵，彻底沦为人人唾骂的对象。
记者在采访老院长钟焕清时，他表示自己卸任后医院的做法改动很大，并撂下一句话：“说是回归主流了。”可什么是主流？同样没有人问，也没有人答。
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尽，高州医院的故事也就彻底结束了。昔日它引发的那些关于“去行政化”“压低药价”“平价路线”“薄利多收”等讨论，已经毫无踪迹。
而在更广阔的中国，公立医院沿着老路狂飙。更受公立医院院长喜欢的“华西模式”大行其道，超级公立医院不断涌现，从感冒发烧到戒烟咨询无所不为，基层医院进一步空心化，患者拥堵到超级医院，又进一步加重“看病難、看病贵”。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丹红注射液，这款年销售额50亿元的“明星产品”，毛利率高达95%，而该药的净利润只有15%左右。这意味着步长制药卖100元的药，成本为5元，利润为15元，剩下的80元都流入了利益链条上各方的口袋里。
其中最大的一块，叫“市场和学术推广费”，占药品价格的50%左右。这50%，就是昔日“高州模式”动刀子的部分，也是支撑他们让利患者、高薪养廉、积累结余、扩建医院的基础，而在高州模式之外，这些钱流向了什么地方，就是中国医疗体系最大的秘密。
一家县级医院的沉浮往事，已经埋进了故纸堆里。假如当年“高州模式”在全国推开，会给庞大的中国医疗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再一次，这个问题已经不会有人去问，也不会有人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