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的期待，政府在建设、公共保障和服务、国家安全等领域需要更加精细化和品质化的治理。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通信网络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活动的同时，也给各种突发事件、违法犯罪活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因素。但同样的，公众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集体意识也在快速提升，新媒体和互联网给公众发声和发力提供了完美解决方案。通过应用新技术实现政府与社会在公共管理等各领域的协同合作，成为国家明确的导向。本文首先分析了在新的发展环境下政府管理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发展现状。并探讨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急协同的可行性，最后提出了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急协同管理机制构建的思路和措施建议。
　　一、政府的社会治理职能面临的挑战
　　政府的社会治理职能与社会管理有本质区别。社会治理在于治，即整治、医治各类社会问题，包括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等等。而社会管理在于管，一定程度上将政府部门自身与社会大众区别开来，并形成一种无形的上下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部门，是国家和全体人民赋予的权利，其自身也是全体社会的一部分。政府进行社会治理，就是要将自身包括在内，解决阻碍社会和谐、建设发展、公平正义伸张的一切问题。但在现实中，政府在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我国社会治理任务异常的艰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全体各族人民一起迈向民主、富裕、健康、和谐和魅力的新时代。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富人阶层掌握着国家的命脉，也不同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停滞不前。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国土，政府部门需要带领全国所有各族人民一起向前“奔跑”，在发展前进的途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可想而知，包括建设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社会安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政府部门既要在经济和城镇化建设上保持良好的“业绩”，同时也要协调各方关系、打击违法乱纪，并且还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因此，我国的政府部门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任务的艰巨性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比的。
　　（二）在新的发展阶段和环境下，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在十八大以前，我国的发展的核心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大家关注的是解决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从一穷二白到温饱，再到初步的小康社会，广大人民群众中在日益繁荣的经济中获得了满足和幸福。但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美好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上的满足，也包括了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需要；另一方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问题更是复杂而广泛存在的，而且有些是长期存在的“顽疾”。例如贫富差距、区域发展差距、阶层固化、精神文明建设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社会保障薄弱甚至匮乏等等。此外，在互联网与现实世界日益融合的趋势下，社会治理的边界翻了不止一倍，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中，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包括网络舆论、网络犯罪、虚拟世界沉浸等问题。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我国政府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在数量和难度上都大大增加了。
　　（三）政府自身也需“治病强身”。不治自身何以治天下，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政治生态和人文生态都发生了本质改变。一方面是对党的建设进行了彻底的“整理”，对党内出现的信仰缺失、行为无规、道德沦丧、实力失衡等问题进行了自我反省和清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务实地践行着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扭转腐败、庸政、无能的恶性循环。让政府部门的每一个岗位上的党员都要“不忘初心、执政为民”。另一方，在政府部门自我革新和治病的同时，社会风气也随之改变，以“官本位”和“权钱”的精神、价值追求逐渐淡化，转为以“奋斗、勇敢、诚信、智慧、仁厚”等中国传统美德为人生价值的体现。
　　二、新形势下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社会，本质上是具有超强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的社会，人民群众围绕着家庭、家族、家乡、民族等集体符号，形成世代相传的生命和精神纽带。从没有一个拥有如此悠久历史而又诸多民族、广阔地域的国家，能够像我国这样强大的凝聚力。无论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还是和平发展年代，我国社会中都会自发地形成各种社会组织，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在社会治理方面，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存在数不清的社会组织，无形之中发挥着促和谐、弘扬公平正义的探路者和捍卫者的作用。
　　最为常见的基层社会组织包括同乡会、校友会、各类协会、某爱好联盟、某某社区，而更加正式和官方一些社會组织包括全国工会、妇联、共青团、残联、文联、红十字会、各类基金会等。截至2017年6月底，我国已登记的社会组织达71万余个，拥有760余万专职人员和620余万兼职人员。这些社会组织分布在我国的各个角落和各行各业中，人员组成也是形形色色。此外还有大量非正式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在网络世界中，通过网络社区、各类社交群形成的一定规模的群众集体，例如著名的“朝阳群众”就是无形的社会组织。我国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自身就是遵从一定的目标和规则形成的集体，其行为和特征具有相似性，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能够进行清晰的定义和辨识。而且这些组织在自身所在领域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能够推动更多的人和事物的发展。
　　当然，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本身也是社会问题的主要来源。社会组织有组织、有纪律，并且能够集聚一定规模的资金、物资和人力，如果其活动超越了法规的边界，那么其影响也远超于普通个体。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有组织的网络犯罪的危害是巨大的。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急协同治理的可行性
　　社会组织尽管对政府部门具有监督权，对社会问题具有监督、举报和协助处理的权利，但不具备直接的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并且与政府部门没有直接有效的联动机制。然而在新型技术的支撑下，社会组织日益强烈的权利主张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诉求得以释放，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急协同治理已经能够形成高效联动的机制。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已经明显提升。随着广大人民群众中文化知识水平、法规常识认知水平的提升，社会组织维权和发声的方式和途径更加法制化和规范化，对于自身言行举止有很强的自律。一方面社会组织的组建和运作能够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在组织的能力和素质培养上持续投入，而不是一盘散沙。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动性大大提高。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道德和正义淡漠的危机，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冷血”新闻，反映了在物质快速增长和生存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冷漠和无助。但随着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和社会人文生态的改善，传统的中华美德再次绽放光芒，群众和社会组织勇于站出来、勇于发出声音、贡献着力所能及。特别是在网络世界中，网民以及网络社会组织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某些官方媒体或者政府部门。
　　（三）新技术的普及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现应急协同治理提供了技术保障。要实现应急想协同治理，最为关键的是两者配合的效率，包括时间效率和空间效率。利用网络技术、物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平台和渠道，能够与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实现全天候的对接，并且能够打破地理限制，实现信息的瞬间传递。从而有希望让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应急协同社会治理上的时间无间隙和空间无空白。
　　四、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急协同管理的机制
　　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急协同管理机制，不仅是政府治理理念转变问题，更需要从组织架构、工作流程以及相关法规制定等多个方面进行变革和创新。
　　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应当尽快转变，实现更加开放透明的工作气氛。以往政府部门处理社会问题，不论是处于影响控制需要还是某些政治诉求，政府部门习惯于“惨着掖着”，更是对一些影响形象和政绩的社会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对于来百姓而言，更是看不透、摸不着。当在新形势下，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工作不能在遮遮掩掩，而是要更加公开透明地向群众和社会组织共享。尤其是对于一些影响范围大的社会问题，更需要及时发现，并通过各种渠道与社会组织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沟通和探讨。
　　搭建覆盖全国的物联网政务系统。我们知道社会治理包罗万象，关联着所有的群众、物质财产、社会活动、信息数据以及各种联系，处理社会问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网络，将这些要素都能够通过物联网设备和技术连接起来，并实现泛在感知、泛在响应。而物联网的建设能够通过传感设备、智能终端、传输设备等、识别设备等将人、物和数据互相联系起来，并实现多媒体的展示。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在这样一张覆盖全国的物联网上能够实现完美的联动。
　　协同组织和流程上的创新。无论协同机制如何完美，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组织，不可能在同一个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下进行统一运作，因此如何实现接口涉及以及接口的顺畅传导，是政府部门在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变革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就社会治理关键如公安、消防、工商、纪检等关键部门搭建与社会组织沟通互动的智能化平台，另一方在响应机制上，通過应用智能化手段，实现信息识别和追踪，并快速创建联动团队，按照标准化的响应步骤及时启动响应。（作者单位为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