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五位艺术家中，张瑞图年最长，傅山年最幼，张瑞图长傅山37岁，其他三位比傅山大一二十岁，可以说张瑞图是晚明张扬个性的潮流的先驱，傅山是这一潮流的殿军。从人生背景来说，前四位都是进士，都曾在朝中做过大官。傅山虽然出身官宦家庭，但仅为生员，一生未曾出仕，是五位书家中唯一的“布衣”。正因为不是官员，傅山并不恪守儒家经典，而是出入道释、广涉诸子百家，在思想和文化性格上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
　　
　　上述五位书家，都曾生活在长达47年的万历朝（1573-1620年）和其后的天启、崇祯朝，所以他们的艺术也带有一些共同的时代特点，或者说，是他们的艺术的一些共同点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征。他们都有大尺幅的连绵行草条幅存世，纵横恣肆，气势豪迈。前四家在章法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字距小，行距大，都有奔泻直下的气势。但具体的运笔结字，则各有特色。年长的张瑞图和黄道周都是闽南人，和其他几家相比，他们的运笔都显示了横的走向，这点在他们的小楷显得更为明显，带有一些章草的意味。在书写行草书（特别是立轴）时，张瑞图的横画，常有一向上戛然翻折的动作，留下锐角。他用笔跳荡，予人一种相当诡异的感觉。黄道周的用笔虽较张瑞图圆润，但是他的结字偏扁（隶书的结字也是如此），书写横向的笔画，有时会突然甩出去，形成一个抛物线的弧度后，再顺势落下。这种笔画的横向走势和字与字之间的纵向接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张力。倪元璐的行草点画结字虽未见明显的横势，但在纸或绢上抵笔运行时，笔画边缘常有颤动和顿挫，似乎步步为营。天资超迈的王铎，结字和行笔皆取纵势，汪洋恣肆，一泻千里。
　　
　　这五位书家中，王铎和傅山是北方人，在风格上傅山也受王铎的影响最大，常常信笔而书，不烦推求。但是，傅山的行草或草书大条幅，和四位前辈有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他很多作品的行距并不大，有时甚至还相当紧。这大概和他曾经观察过大篆文字有关。他在谈到古代篆隶时曾有如下论述：“俗字全用人力摆列，而天机自然之妙，竟以安顿失之。按他古篆、隶落笔，浑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乱，而终不能代为整理也。”大篆的“大散乱”章法或许给他以启发。这样的章法和狂肆的草书结合在一起，增加了识读困难和视觉炫惑性，以至于傅山自己曾在一个跋文中自我调侃为“鬼画符”。
　　
　　在五位书家中，严格来说，只有王铎和傅山在清初满族人的统治下生活过（黄道周是南明官员，后被清人俘虏杀害），但王铎只生活了八年，所以很多清初的政治文化事件、学术思想风气的转变，都不曾亲身经历过。傅山在清初生活了整整40年，所以他的学术与艺术追求也最能体现清初的一些特点。从晚明开始，书法家就开始对篆隶发生兴趣，但张瑞图、倪元璐鲜有篆隶作品，黄道周偶尔一试。王铎对隶书颇有涉猎，他的隶书一反其行草开张纵逸的气势，取法《曹全碑》，婉转娟秀，楚楚动人。傅山在隶书方面的尝试最多，取法甚杂，《曹全》《夏承》《张迁》，或都曾临摹。他曾鼓吹：“汉隶之妙，拙朴精神。如见一丑人，初见时村野可笑，再视则古怪不俗，细细丁补，风流转折，不衫不履，似更妩媚。始觉后世楷法标致，摆列而已。故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他写隶书时，不拘一格，既有临汉碑的努力，也有师心自造的发挥。所以朱彝尊在评论他的隶书时说：“太原傅山最奇崛，鱼颃鹰跱势不羁。”
　　
　　和四位前辈相比，傅山还喜欢写篆书。他既写小篆，也写大篆。傅山的友人戴廷栻收藏青铜器，他要见到青铜器铭文并不难。但在清初，还没有直接临习金文的风气，傅山的大篆多根据一些字书记载的大篆，加以发挥。他写的“草篆”，直接把写草书的连笔方法运用到大篆的结构上去，面貌很奇特。虽说傅山的篆隶想象成分很多，他还是为自己的实践找出理论上的根据：“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工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这些观点，都和后来的碑学思想十分接近了。
　　
　　上述五位书家都能作画，但在近年来的各种展览上，我们并不能见到他们的绘画。此次故宫博物院将他们的书画同时展出，让书画爱好者见识了这些大书家的丹青功夫。张瑞图所作多为山水，黄道周、倪元璐爱画松石，王铎山水花卉兼擅。这四位艺术家的作品多为水墨画。在绘画上，傅山的路子最宽。除了一些水墨写意之作外，他也常有设色作品，有些用色甚是艳丽夺目。他的画作，构图十分奇特，支离而且平面化，看似很有“现代感”。有时，他还特意追求一种稚拙的意趣，效果有点像“儿童画”，非常有想象力。在争奇斗艳的清初画坛，傅山也能卓然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