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初，网上出现了“珠峰永久关闭”“垃圾成堆”这样的热搜。但是我心中一直有一丝不放心，因为海拔5200米往上，也就是比大本营海拔还要高的地方，才是热搜中的焦点。可是，那里也几乎从来没有记者上去实地调研过。因为上去一趟太难！2018年，我第一次跟踪珠峰登山季，在珠峰大本营住了一周。那个时候，我天天都得抱着氧气瓶和暖水袋才能勉强入睡。
　　那么，我还要不要上呢？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当然选择上去了。
　　上去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垃圾成堆？没有看到，珠峰很干净。为什么这么干净？我们发现，珠峰脚下的村民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可以赶着自家的牦牛上山捡垃圾、运垃圾，回来还能根据垃圾的重量获得一定收入。在6500米的营地，一名美国登山者过来跟我说：“我们营地根本存不住垃圾，你们的村民一会儿就上来把垃圾全收走啦！”我说：“对啊，因为捡垃圾可以挣钱。”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珠峰之上，登山、环保还有脱贫增收，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模式。所以我们做了多场直播，尤其是英文直播，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在这样的“绝命海拔”，中国最普通的农牧民和管理者们，依旧在创造着可以让全世界借鉴的发展模式。
　　2019年4月，登山季还没开始，但是珠峰脚下一个乡里，村民们已经围绕登山产业开起了大会。报道乡里面的一场会议，这事情肯定上不了热搜吧？但我们去了，于是寫出了《珠峰脚下的一场“马拉松”会议》，记录体育和旅游产业如何促进当地的基层治理创新。
　　其实，相似的时刻还有很多。在这三年里，我已经六次走向珠峰，登顶了一座6000多米的雪山。因为我总感到一种焦虑，怕如果这个现场错过了，作为记者，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了。
　　在西藏工作三年，我觉得我的同事们比我还要“焦虑”。从老社长郭超人开始，新华社记者就有不断向高峰挺进的传统。藏族记者索朗罗布已经20多次前往珠峰采访，而他的听力也因此不可逆地受损。但就是这样一位比我父亲年龄还要大的老记者，前年还和我一起攀上5300多米高的冰川。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只是说：“新华社记者，从没想过后退。”
　　三年前，我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到西藏。那个时候，西藏对于我来说就是诗和远方。而在这三年里，我看到了更多：看到了艰苦岁月中的老西藏精神，也看到了新一代西藏建设者的接力奉献;看到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那种最朴实的向往，也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那种最简单的快乐;还看到了青春另一种样子。
　　因为来到这里，我便成了光荣传统的一部分，战斗集体的一个兵，也便承担起作为新华社记者的一份责任，丈量脚下的土地，也记录新时代的历史。
　　摘自微信公众号“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