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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塞尔现象学的“现象”不是客观事物的表象，即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也非马赫主义的“感觉材料”，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在”。胡塞尔认为经验事实是模糊的靠不住的，当人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同一立方体时，所获得的是关于这一立方体的不同外观，但是胡塞尔恰恰是说必须摆脱这种非反省的、常识的看法，因为直觉并不能以连续的侧面图形告诉人们本然的真实性。所以胡塞尔认为应当中止这样一种对客体存在的信念，而通过凝神于具体现象，直观其本质。这种“中止”就被成为“现象学还原”，即从感觉经验返回纯粹现象之意，这种做法又叫“悬搁”，或把外面的世界“加括号”，使其失去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主体先把立方体看作不存在，以便能专注于自身的经验和这些经验的体验。
【关键词】：胡塞尔现象 南昌起义 现象学
回过头看南昌起义，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同时也可以将其看为胡塞尔眼中的“立方体”，这样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来分析都会显得些许片面，看到的都是立方体的不同的侧面图形，是不是可以用胡塞尔的“悬搁”，将当时的时间、地点、人物这些外面的世界“加括号”的隐去，抛开以往经验性的侧显，先把“立方体”看作不存在，凝神与具体现象观其本质。但是一定要将胡塞尔的“悬搁”与历史虚无主义区分开来，前者是在承认这一历史事件的基础上，用另一个哲学视野去解读，后者则是无科学依据的假设。单纯的立方体可以简单“悬搁”起来，以便专注自身的经验和经验的体验，历史事件是在连续的脉络中节选出一个点，也就是那个转折节点“悬搁”，所以单纯论述“南昌起义”是没有意义的，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代表着“脉络”的曲折发展，所以理所当从整体的脉络重新出发，重新去认识。那么这个脉络仿佛又回到各说各话，回到以往不同的“侧显”的怪圈之中，在这里我认为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立方体，必然不能脱离这个立方体的两个主角——国民党、共产党。因为这两者的存在是这个立方体有意义的根本所在，是这个脉络的根本所在，抑或说是二者所代表的不同的阶级在国家存亡之际，救亡图存的不同表现，这是立方体的大背景，脱离大背景的历史事件是毫无意义的，这样再来解读历史事件，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理解呢？
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一系列讨逆运动失败以后重新审视了时事，提出了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同时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期间不断意识到仅仅靠个人阶级是不够的，必须要联合国民党联合战线，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前后著文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而不能发展，因此当前最急需的是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①两党的努力使得各阶层革命力量得以汇集。随着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建立，国民党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已达20万之多。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但是仍有一些地主买办分子、官僚政客和南方军阀留在国民党内，并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主要基础。②也正是这次互相妥协的联合，当后期革命进一步进行时发生了一系列摩擦，这是后话。屡次受到军阀掣肘的孙中山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于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国共的蜜月期开始了并且很快有个结晶——黄埔军校。慢慢有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再加上在中共的组织下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底层人民的呼声更加响亮的表达了出来，终于在五卅运动这个节点上，中华民族长期积攒的仇恨火山爆发式的喷发了出来。五卅运动如同南昌起义一样，也是“脉络”里的一个节点，传到南方又引起了省港大罢工以及沙基惨案，但是它的意义却是使得中华民族觉醒、使得国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紧接着冯玉祥为南方政权带来了“首都革命”，解除了当权的段祺瑞政府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然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叛乱，之后得以平定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虽然磕磕绊绊，但是我认为这也可以算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然而五卅运动将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的同时，内部争夺权利也在不断发酵。中共在全面评估革命性质的同时，也对资产阶级重新进行了认识，从一大当作革命对象，二大认为可以联合，三大认识到其两面性，再到四大明确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民族工业资产阶级”。192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标志着中共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不断加强，更是两党慢慢走向分裂的深层次原因，于是中共提出了争夺领导权和武装斗争的口号。国民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警惕更加明显，戴季陶主义、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均将矛头指向了中共，这对貌合神离的夫妻在共同的敌人面前还是握手言和了，共同的敌人就是军阀混战。先是孙传芳反奉，吴佩孚紧接着加入进来，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冯玉祥联合奉军将领郭松龄组达成反奉密约，奉军岌岌可危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京津等大片地区，吴佩孚反过来与张作霖结成了“反赤”联合战线，冯玉祥下野，从八国通牒到三一八惨案。此时的国民党大权悄然的落入了蒋介石之手，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措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共产党的防范，可此时北伐是国民响应的大趋势，压过了一切。在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迅速的人攻占了两湖，拿下江浙，这时国民党内部争权进入白热化，宁汉分流到宁汉合流。一分一合之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血腥镇压。從四一二到七一五，这是两党长期积累的矛盾的集中体现，是旧军阀背后势力的催化，是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在胜利果实面前的分裂。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一月第2版，第110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一月第2版，第118页。
作者简介：周峰（1990-），男，汉族，江苏泗阳人，学生，法学硕士，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关键词】：胡塞尔现象 南昌起义 现象学
回过头看南昌起义，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同时也可以将其看为胡塞尔眼中的“立方体”，这样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来分析都会显得些许片面，看到的都是立方体的不同的侧面图形，是不是可以用胡塞尔的“悬搁”，将当时的时间、地点、人物这些外面的世界“加括号”的隐去，抛开以往经验性的侧显，先把“立方体”看作不存在，凝神与具体现象观其本质。但是一定要将胡塞尔的“悬搁”与历史虚无主义区分开来，前者是在承认这一历史事件的基础上，用另一个哲学视野去解读，后者则是无科学依据的假设。单纯的立方体可以简单“悬搁”起来，以便专注自身的经验和经验的体验，历史事件是在连续的脉络中节选出一个点，也就是那个转折节点“悬搁”，所以单纯论述“南昌起义”是没有意义的，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代表着“脉络”的曲折发展，所以理所当从整体的脉络重新出发，重新去认识。那么这个脉络仿佛又回到各说各话，回到以往不同的“侧显”的怪圈之中，在这里我认为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立方体，必然不能脱离这个立方体的两个主角——国民党、共产党。因为这两者的存在是这个立方体有意义的根本所在，是这个脉络的根本所在，抑或说是二者所代表的不同的阶级在国家存亡之际，救亡图存的不同表现，这是立方体的大背景，脱离大背景的历史事件是毫无意义的，这样再来解读历史事件，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理解呢？
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一系列讨逆运动失败以后重新审视了时事，提出了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同时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期间不断意识到仅仅靠个人阶级是不够的，必须要联合国民党联合战线，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前后著文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而不能发展，因此当前最急需的是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①两党的努力使得各阶层革命力量得以汇集。随着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建立，国民党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已达20万之多。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但是仍有一些地主买办分子、官僚政客和南方军阀留在国民党内，并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主要基础。②也正是这次互相妥协的联合，当后期革命进一步进行时发生了一系列摩擦，这是后话。屡次受到军阀掣肘的孙中山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于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国共的蜜月期开始了并且很快有个结晶——黄埔军校。慢慢有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再加上在中共的组织下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底层人民的呼声更加响亮的表达了出来，终于在五卅运动这个节点上，中华民族长期积攒的仇恨火山爆发式的喷发了出来。五卅运动如同南昌起义一样，也是“脉络”里的一个节点，传到南方又引起了省港大罢工以及沙基惨案，但是它的意义却是使得中华民族觉醒、使得国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紧接着冯玉祥为南方政权带来了“首都革命”，解除了当权的段祺瑞政府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然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叛乱，之后得以平定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虽然磕磕绊绊，但是我认为这也可以算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然而五卅运动将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的同时，内部争夺权利也在不断发酵。中共在全面评估革命性质的同时，也对资产阶级重新进行了认识，从一大当作革命对象，二大认为可以联合，三大认识到其两面性，再到四大明确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民族工业资产阶级”。192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标志着中共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不断加强，更是两党慢慢走向分裂的深层次原因，于是中共提出了争夺领导权和武装斗争的口号。国民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警惕更加明显，戴季陶主义、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均将矛头指向了中共，这对貌合神离的夫妻在共同的敌人面前还是握手言和了，共同的敌人就是军阀混战。先是孙传芳反奉，吴佩孚紧接着加入进来，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冯玉祥联合奉军将领郭松龄组达成反奉密约，奉军岌岌可危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京津等大片地区，吴佩孚反过来与张作霖结成了“反赤”联合战线，冯玉祥下野，从八国通牒到三一八惨案。此时的国民党大权悄然的落入了蒋介石之手，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措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共产党的防范，可此时北伐是国民响应的大趋势，压过了一切。在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迅速的人攻占了两湖，拿下江浙，这时国民党内部争权进入白热化，宁汉分流到宁汉合流。一分一合之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血腥镇压。從四一二到七一五，这是两党长期积累的矛盾的集中体现，是旧军阀背后势力的催化，是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在胜利果实面前的分裂。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一月第2版，第110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一月第2版，第118页。
作者简介：周峰（1990-），男，汉族，江苏泗阳人，学生，法学硕士，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研究方向：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