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临时性工作,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的庞大劳动者队伍,被称为“蚁族”。
　　 太阳一往西移,唐家岭就开始拥挤不堪。保持着几分钟一趟的速度,一辆辆公交车,犹如卸货一般,将满车厢的乘客吐了出来。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下午6时30分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开始在离站台不远的几个熟食棚里,埋头狼吞着一碗牛肉面。从早上吃了一个烙饼到现在,他们很多人连午饭还都没吃。此时,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同伴也许还没有下班……
　　“如果你今天买了房,我今天就嫁给你!”
　　2002年的夏天,北京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EMS到了林西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小县城。从县到乡,再从乡到村,村长亲自敲着锣,把通知书从村口一路送到郑章军的家门口。他们村,之前只在1986年、2000年出过两个大学生,郑章军是第三个。
　　18块的半价火车票,把他从内蒙古赤峰载到了偌大的北京城。
　　2006年7月,走出北科大校门时,郑章军拦了辆出租车。二里庄小月河亿展学生公寓,一个起步价,使他告别了4年的大学生活。
　　屋子是早就看好的,6个人的包间,每人半年1350块。3张上下铺占据了屋子大部分的空间,还有两张桌子,可以放些日常的书籍和电脑。行李都被堆在靠墙的一角,剩下的就斜躺在下铺的空地上,需要从箱子里拿东西的时候就直接拖出来。这些,仿佛是大学宿舍的光景。
　　郑章军如今在一家国有企业里做软件工程师,找到这个工作是在2006年10月份。7月份时,他刚毕业就失业,整整3个月都在不停地找工作。那段时间,他频繁动用发泄压力的独家秘方——打篮球。
　　“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应该把情绪发泄到一样东西上,这样就会好了!”那3个月,郑章军上午面试,中午回来继续准备材料——应聘的职位都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上传编好的程序。如果没有思路,他会先放下,打球,出一身汗,洗过澡,“浑身都觉得畅快,脑子也特别好使”,一般来说,之前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工作稳定以后,郑章军经常在网上找些“私单”,自己干,可以额外获得不少收入。这些活儿,有时候要占用他周末休息的时间。甚至有一年生日,为了在最后期限前把私活儿干完,他取消了同学聚餐,通宵编程。从下午2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时,终于干完后,匆匆吃了点早就叫好的外卖,他倒头睡去,一直到黄昏再次降临的时候才醒来。
　　郑章军计划在5年之内拥有自己的软件公司。“我有技术,又肯吃苦,肯定没有问题。”在公司里,同事们遇到难题,都会放下,但是他会“一直记在心里,不停地琢磨”,或者在网上的论坛和朋友们一起讨论,最终肯定都能解决。“软件公司,不需要太多的硬件设备,只要有技术,不愁接单子。在公司里做虽然辛苦,但是可以积累经验,积累客户。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单干啦!”
　　郑章军和现在的女朋友在一起已经半年多了。女孩承认自己很现实,“如果你今天买了房,我今天就嫁给你!”郑章军心里咯噔了一下,“七八十岁的老头,也有房,你直接嫁了算了!”“那太老了,不合适。”女朋友有些娇嗔地回应着,完全没有听出他话里的怒气。
　　“2000万啊2000万!”
　　杨珊珊算得上是小月河的“老人”了。近4年的“宿龄”,让她对这里的典故、传闻了如指掌。住在小月河,杨珊珊觉得最缺的不是文凭,不是北京人的身份,而是“安全感”。
　　现在,杨珊珊在一家规模很小的私营企业工作,每月1200元的工资。在那家以北京本地人为主力军的公司里,杨珊珊是没有北京身份的少数派。刚参加工作的头半年,她曾经几次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告诉远在湖南农村的父母自己想回湖南工作。“可是爸爸严厉责备我,要我怎么着也得在北京坚持下去。他觉得我能来北京是光耀门楣的事情,在当地逢人就说。在他眼里,我在北京学习、工作就成了北京人。”
　　和杨珊珊的父母一样,不少“小月河族”的父母们在家乡对孩子在北京学习、工作的现状不太了解,认为他们来到北京、找到工作就是奋斗的最高目标,至于其他,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待在北京。
　　杨珊珊们已经回不去了。
　　杨珊珊的一个室友,在参加了两届自考落榜之后,经一个好友介绍,去广州和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孩相亲,一见钟情,嫁入“豪门”,成了小月河的传奇人物。
　　“她再没回来,只是在结婚前打电话让我帮她退掉床位,还‘顺便’让我告诉其他姐妹,男孩家里打算花2000万给他们办婚礼。当时我都疯了!拿着手机一遍遍重复:‘2000万啊2000万!’”
　　当今中国最红的演员之一王宝强,是杨珊珊口中屡次出现的小月河人。或许是王宝强曾经和她拥有相同的“小月河人”身份,她对王宝强的任何新闻都保持高度关注和传播热情。
　　“你知道吗?王宝强今年要推出个人自传,主要内容就是他的个人奋斗史,书里会披露他早年的一些照片,我跟你打赌,里面肯定会有他在小月河的日子!”
　　在杨珊珊看来,“成功人士”离她不过一尺,将来的某一天,她也会成为其中一员。城市,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在北京,他们拥有的很少,站着是两个脚印大小的地方,躺下是一张小小的床。好在“高低铺”的日子,总还有些许梦想在坚持。
　　城市新失业群落
　　二里庄小月河、沙河镇、肖家河……是唐家岭的延续。在北京,郑章军、杨珊珊们这一群体保守估计有10万人以上,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学者廉思花了两年时间调研这一群体,他概括地称他们为“蚁族”,高知、弱小、聚居、勤恳、永不言弃、全力以赴等特点,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就在“蚁族”流行各大媒体时,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近期表示,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630余万人,加上往届未实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蚁族”是和就业难相伴而生的。
　　来自互联网的一篇文章,这些大学生是这样自述境遇的: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当我们读小学时,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时,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心的;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金的。
　　一年前,有一部名叫《奋斗》的电视剧风靡全国,剧中描述了一群所谓“80后”青年的成长历程。我一直心存疑问,这些刚毕业就开上奥迪或奥拓的年轻人是否就是我们想像中的奋斗?这些看上去整天无所事事,打台球、泡吧的都市里长大的“80后”究竟在为什么而奋斗?其实,住在“聚居村”里的“蚁族”正在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奋斗”的真正含义。刚毕业的他们面对生活显得捉襟见肘,但是这些能直面现实、接受现实的年轻人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他们有自己的理想,而且正在积蓄力量为实现一部真正的《奋斗》而奋斗。
　　调查也只是唤醒,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实际问题,哪怕仅仅是心理辅导方面的实际。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持续多年后,“蚁族”群体生态浮现。他们正聚居一处,弥漫着消沉和无奈的情绪。而社会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看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