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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才女和艺术大师的千古绝唱——曾昭燏、李霖灿苍洱留芳》一文于2005年《大理文化》第五期首先刊出后，引起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关注。尤其是她们这一代学人在艰难时世中创造的学术辉煌令人折服；曾昭燏、吴金鼎、李霖灿等人在大理留下的足迹，以及对苍洱一往亲情深的眷恋而写下的诗文，成为大理文化史上的一宗宝贵遗产，将使大理人民永志不忘。曾昭燏的骤然辞世留下了许多悬念，人们希望对她的身世和学养有进一步的了解。笔者用两年多时间苦苦追寻和探访，现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披露于下：
从“名门仕女”到文博专家
曾昭燏先生，1909年2月出生于我国近代有名的湖南湘乡曾家。曾家产生了我国近现代的一些知名人物。曾昭燏的叔伯曾祖是曾国藩和曾国荃，她是曾国藩四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她的二哥曾昭抡西南联大教授，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建国后曾任中央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五弟曾昭杰是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她的许多亲戚，迄今还在海内外从事重要的行政和学术工作。曾昭燏可说是一位名门仕女。193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1935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专攻考古学，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到德国国家博物院实习，同时参加柏林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1938年回伦敦大学任考古学助教。她是我国最早去国外学习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学人之一。
1938年9月，正当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她从法国返回昆明，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1939年3月间与我国另一名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等人，到大理考察古代遗址，苍山之麓和洱海之滨留下了他们辛勤劳动的脚印。这次考察共发现古代遗址38处，古代墓葬17座，经过科学发掘，分别被定为史前期和南诏期两类文化遗存，并于1942年由曾昭燏执笔写成《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这本书是我国考古学界先躯运用科学方法，对大理地区的首次考古发掘，以实物结合文献记载加考证后，提出“苍洱文化”“以黄河流域之仰韶龙山两文化并列”；“与中华远古之其他文化有相当关系。”这些精辟的见解，不仅提升了大理在海内外的知名度，《报告》文本还成为研究南诏、大理史的经典著作。
1940年后，曾昭燏随“中博”从昆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在此期间她重新整理和发表了在柏林写成的《博物馆》一书，还参加了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的发掘。1945年抗战胜利，“中博”回到南京后曾昭燏参与院址的修建并担任总干事一职。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人策划将中博院的珍贵文物装运台湾，她和郑振铎、徐森玉等文化界知名人士起而反对，她挺身而出严厉声明：“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1949年4月，她又与徐森玉、吴有训、陶孟和等人呼吁国民党当局，把三批运到台湾的852箱珍贵文物全部运回大陆。同年7月，为配合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赴西南地区工作，她主持“中国西南部和南部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并亲自撰写《前言》。
新中国建立后，她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江苏省文物管委会副主委，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妇联副主席等职务。其间还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秦汉考古；1960年受聘复旦大学兼职教授，讲授考古发掘和陈列展览，以及撰写的学术专著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在新中国考古、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作用，”“是中国文博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曾昭燏先生于1964年12月22日不幸离世，终年55岁。
与恩师胡小石“至死不渝”的师生情
曾昭燏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女性学者，”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精通乐府辞赋，为诗直追盛唐”的诗人；擅长汉简书法的艺术家，名副其实的才女。5岁时入曾氏家塾读书，由族师曾筱屏讲授中文，读《十三经》，并背诵古文诗词。1923年到长沙艺芳中学读书，开始接受现代科学知识教育。1929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学制四年，有三年住在胡小石教授家专攻文学及书法。1933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并在该校附中担任高三国文教师，1935年赴英国留学。
胡小石（公元1888年——1962年）浙江嘉兴人，出生于南京。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文史兼擅，书艺绝伦”的大家，“学术界一代宗师，”先后任教于北京女师大、西北大学、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委、南京博物院顾问。在大学“主讲席者，前后五十有三年，及门弟子不下数万”。胡小石对曾昭燏的教诲影响极深，她在《忆胡小石师》（1963年）一文中写道：“余自1931年秋始识师。其时师在金陵南雍讲甲骨文及金文课，余往听讲，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自是有课必往听，亦尝登门请益。师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皆命余誊录一遍，余略知古文学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胡小石自建小楼一所，名为“愿夏庐”，二楼北室称北楼，“为师挥毫作书之所，亦于此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三楼为藏书楼，“牙签万卷，师甚珍之，外人罕得窥，余常读书其中，竟日不下”。胡小石的这座私宅“前有池塘一，环岸种杨柳，风景幽胜”。因胡生平喜诵吴梦窗《点绛唇》“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一词，曾昭燏就和曰：“小阁飞空，一池碧映垂杨路；绛云深处，听尽潇潇雨”。（下阕已佚）
曾昭燏1935年到英国学习期间，仍然与她的恩师保持书信联系。1939年至1940年曾氏在云南工作时，胡小石从四川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学任教，师生两人又得见面。此时为抗战期间。湖南湘乡为日军所占，曾昭燏的母亲亦逃难来到昆明与女儿团聚，但好景不长，曾母因“舟车万里，霜露七旬，始抵滇中，卜居郊外，”颠沛流离的生活积劳成疾而亡，1939年1月2日葬于昆明龙泉镇瓦窑村右山上。胡小石为曾母“书圹志，并亲吊于墓地”。令人感动的是二十四年之后，1962年胡小石病逝，曾昭燏又为其师写作了《南京大学教授胡小石先生墓志》，并亲笔书写在石碑上。文章和书法出自一人之手刻石，这种情况少见，文博界学人赞称为曾氏“二绝”。《墓志》最后一段写的是：“昭燏受业于先生之门，迄今三十有一年，其间获侍砚席，质疑问难者亦十余载，自愧菲材，未能承先生之学于百一。今者梁坏山颓，曷胜摧慕，想音容以仿佛，抚杖履而如存。爰志数言，勒此贞石。庶几千秋万岁，发潜德之幽光；秋菊春兰，寄哀思于泉壤”。落款为：“受业门人湘乡曾昭燏拜撰并书”。
接着又受南京大学校长，曾任云南省省长郭影秋的嘱托，整理胡小石教授的《中国书学史》。
苍洱留诗情
曾昭燏在大理进行考古发掘的闲暇，身处秀丽的苍山洱海之间，面对古诗窗外的狂风暴雨，触景生情写下了多首“苦忆”、“愁绝”的诗作：
倚西窗遥望点苍山
万木阴阴古寺微，玉峰重叠护云衣。
苍山远胜吴山好，可有词仙控鹤归。
生平爱白石道人“玉峰重叠护云衣”一句，以为清丽无匹，此景惟点苍山可常见耳。
望夫云
别鹄离鸾事可哀，幽篁寂寂石崔嵬。
也知海水吹难尽，偏化狂风卷地来。
洱海看月出
冉冉孤轮出海隅，寒光如练玉平铺。
离人对此真愁绝，清景依稀似北湖。
寄居佛堂村古寺中
大雨二日独坐偶成
屋瓦飙风乱瀑倾，一湖云气浸山平。
蛛窗兀坐情怀恶，苦忆长安秋雨声。
寄怀子淋约廉柏林
金袂凌风绝世姿，参天雕柱亦威仪。
一城芳草终季绿，惆怅无繇共赋诗。
丧乱飘流各海涯，月明同动故园思。
秦鬟妆镜今犹昨，休话莫愁夜泛时。
六月十六日大雨暮始止，清行李又拟在此暂留。真逆旅生活也，偶成三绝句贺唐许二人。
多情恰似总无情，难得人前笑语生。
试问何方通缱绻，灵犀暗接眼波明。
扑地飞花糁绣衣，垂杨万树绿成围。
遥知此际浓阴下，双影徘徊未肯归。
（遥知梢上微明月，正照迟迟双影归。）
开遍菱花见吉期，湖山相与斗娇姿。
玉峰重叠云衣护，还似新人拥扇时。
作为诗人，曾昭燏在大理的诗作可能不止这8首。由于处于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文献难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8首诗作于1940年，1至5首原拟寄给德国的友人张隆廷（约廉）夫妇。后张在台湾于1979年冬始见此诗，十分感慨地说：“她从来没有寄到柏林去！……读之令人悒悒于怀”；“我一生钦佩的女诗人，也只是曾小姐一人”。另3首（6至8首）系曾在大理祝贺友人唐、许夫妇新婚之作。
被誉为“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大理苍山、洱海，古今题咏之作成千上万。仅从近人、原云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专家宋文熙先生，费时数十年精选辑录的《苍洱纪胜诗钞》五卷，唐以后至民国的名家412人，古体诗1949首来看，多数侧重于写景和怀古，且无一女性诗人。如果把新近发现的这几首曾昭燏的诗编入，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压卷之作。她的诗：写景，“清丽无匹”；写情，感情真挚，意蕴深长。她把“情意融化在事物之中，同时又把事物分解在情意之内”，是辞意浑成，感人至深的好诗。
为云南耆宿方树梅题《红豆》
曾昭燏有关云南的诗作，除了写于大理的八首之外，还有三首绝句涉及与方树梅先生的交往。这段轶事应是非常珍贵的文坛史料。曾氏于1963年6月29日写信并附诗呈方树梅先生，全文如下：
“ 仙前辈先生道席，顷从敦煌归来奉读手本，诸承诲示，感何可言。题红豆三绝，略易数字成稿，敬以录呈，不妥之处，仍望斧正。先师胡小石先生在日，常为道先生之博雅，恨无由得拜侍席也。晚曾昭燏谨上，1963年6月29日。”
仙前辈以手植红豆及红豆考见寄征题，敬成三绝句：
（一）
云海南天忆昔游，苍山滇水各千秋。
探奇不见相思树，枉自相思白了头。
（二）
宛转珠桃人掌中，用安骰子更玲珑。
移根疑是瑶池种，分得丹砂一点红。
（三）
花状翩翩豆色鲜，佳名合并万方传。
多情赖有康成老，手拂银须写郑笺。
方树梅（公元1881年——1968年）字 仙，号雪禅，亦称梅居士，晋宁人。他是一位“好购书，好藏书，好读书，著述富”的文献学专家，毕生致力于云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参与了《云南丛书》和《新纂云南通志》的纂修工作，功绩卓著。1934年曾出省“万里访书”，获有关滇省文献三万余卷，加上他个人收藏的图书10万多卷均献国家。民国年间方先生在昆明多所中学任教，后被云南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建国后历任晋宁县政协委员、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馆员和省政协委员。方先生的著作有30多种，如《学山楼文集》、《学山楼诗集》、《滇南碑传集》、《明清滇人著述目录》等。
曾昭燏诗中说的“红豆考”即为方氏著作中的《滇南红豆集》；同类性质的还有一部《滇南茶花小志》。曾昭燏与方树梅没有见过面，而胡小石在云大任教时与方树梅是文史系的同道，方亦知曾昭燏是胡小石的知名弟子，诗词、书法堪称俊才，所以才寄赠红豆及为《滇南红豆集》征题。1963年曾昭燏的工作很忙。作为文博专家、南京博物院副院长，5月份在西安参加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座谈会后，到西北考察古迹，先后共51天，行程一万二千里，撰写了《西北行》考古参观记。6月又主编《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曾昭燏在百忙中及时作复，称方先生为前辈，体现出她们那一代学人之间的情义和认真。再从诗作的内容和水平来看，就不是一般作家和诗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了。
陈寅恪吊曾昭燏的挽诗
1964年12月22日，曾昭燏先生不幸逝世。关于曾先生之死据李霖灿的遗作《不胜沧桑话点苍》中这样描述：“她是以院长身份之尊，叫她的司机开车到灵谷寺去一转。登车之前，凝妆打扮，收拾得整整齐齐，到宝塔之前时，还好好交代司机一声：‘我要到塔顶上去瞻拜一下，你在这里等我就是了’”。但司机没有等到曾院长走出来，却看见她像天鹅一样从塔顶飘落。李霖灿写到：“就这样，一代学人，竟这样酷烈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一世英名！”
曾昭燏辞世由于她的知名度，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的震惊，但又限于当年的政治历史背景，“自杀”属于“非正常死亡”，省委决定：“不发讣告，不举行追悼会，丧事由家属办理。”按照曾昭燏生前遗愿，被安葬在她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亲自主持发掘的著名的南唐二陵的考古工地——祖堂山下，“以表达自己对文博事业终身奋斗的志向”。
曾昭燏死后，史学大师陈寅恪悲痛不已，特地写挽诗一首（两稿），兹照录于下：
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一九六五年二月）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多才短命人咸惜，一念轻生事可嗟。
灵谷年年薰宝级，更应流恨到天涯。
（一九六五年二月）
吴按：乙巳为1965年，距曾昭燏去世的1964年12月仅隔两个月。此时陈寅恪住在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2楼，处于“挽歌已隐约可闻”的时刻，因为“在生命的旅途上，列车已经预告了终点站即将到来”。陈寅恪预感“今生所剩无几日”，而具有“三世通家”之情谊的曾氏竟然先他而死亡，心情之悲愤可想而知。“同行者的命运，也将是自己的命运”。陈寅恪于1969年10月7日逝世，生命结束的方式不同，时代背景给予的影响是无法回避。至于《挽诗》出现一诗两稿的情况，“反复修正，构成了陈寅恪晚年著述的一个特点”；“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是陈寅恪著述人生甚为贴切的形容”。（见《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健东著，三联书店1995年版402页）
陈寅恪自己出身名门，十分看重与他父、祖辈有渊源的名门之后。曾国藩和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系前后辈的关系，陈宝箴能任湘抚与曾大有关联。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系同光体诗派的魁杰。曾陈两家还有戚谊之亲。陈寅恪之母，陈三立之继妻俞夫人，是曾国藩三子曾纪鸿之女曾广珊之夫俞寿丞的妹妹，俞寿丞之子俞大维的夫人是陈寅恪的胞妹，曾昭燏的哥哥曾昭抡的夫人又是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维说过：“本人与寅恪先生可以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同学者，指20世纪前期陈寅恪与俞大维先后赴美国、德国留学时相处在一起之谊。俞大维后来出任过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交通部长，到台湾后任“国防部长”。俞大维是“亦学人亦为官治事”的名人，对陈寅恪极为敬佩。有这几层关系，曾昭燏与陈寅恪有“世家子”情结，“歌诗唱和，颇有交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曾昭燏1964年的突然去世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至今还令人困惑不解。有论者认为她与陈寅恪似有颇为相同的命运：独特的官宦家庭出身，在国内外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在学问事业中安身立命，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不同于一般人的地位，在新旧社会都受到相当的重视和尊重。他们都热爱祖国，尊重中国共产党，但由于时代变革，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又坚守其“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在“时代夹缝里生存”。当受到一些“左”的思想“刺激”，就萌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因此酿成生命的悲剧，遗恨终身。
寂寞身后事 何时道不孤？
曾昭燏先生一生未婚，有位外国友人问过她，她说：“我早就和博物院结婚了。”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文博事业，是“中博”精神的创始者，“学术殿堂”南博的奠基人，她还是一位重感情，十分有人情味的人。仅从《雪山千古》一文中介绍过的她与李霖灿的师友情谊，以及“中博”迁到四川李庄在月亮田的生活片断，就可窥知她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据“南博”人的回忆：“她虽然自己没有结婚，但很关心一些青年同志的婚姻，有的设法给他们调动工作，有的给予帮助，使其找到伴侣，让他们更好地投身工作”。她虽为院领导但没有沾上一点官气，院办公室要为她配备一名工勤员照料她的生活，她坚决不要。每天和大家一道做早操和工间操，一样地食堂排队进餐；工会组织各种活动，例如晚会、电影、郊游，她都尽可能参加。她对低工资同志的生活很关心，每逢节日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对他们进行慰问，她的稿费几乎都分给参与工作的同人。她独自一人住在紧靠办公室的单间宿舍，在办公室挂了一张蔡元培的照片和一幅毛公鼎的拓片，这就是她一生所奉行事业的缩影。至于她的文学才华和书法造诣则更为学界所称道，她于1954年——1964年写作的诗词流传的有56首，民国年间的作品则应较多。仅从1940年在大理写的诗八首就可看出她的功力，有行家评论：“曾昭燏的文学生涯，可说是当代的李清照”。她的散文也清新感人，“绝无女性的脂粉气”。例如她喜爱南京的名胜古迹，曾自述：“攀牛首，陟栖霞。探石头城之故迹，揽莫愁湖之胜景。尝于夏日荷花开时，天才微明，即往玄武湖，载一叶扁舟，破迷茫之晨雾，摇入荷花深处，轻风拂面，幽香沁人，以为斯乐南面不易。又尝于樱花盛开之际，游孝陵及梅花山，坐花下高吟唐人绝句曰：‘玉女来看玉蕊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叶时回顾，惊怪人间日易斜’。”写得何等令人回肠荡气。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严峻的政治形势中，人们对曾昭燏的骤然辞世讳莫如深，没有追悼会的遗体告别使正直的学人懂得，缄默是最好的悼念方式。而在海峡彼岸台湾，“中博”同仁视曾昭燏为恩师的李霖灿在他的寓所“绿雪斋”中，含泪写下了“纪念曾昭燏女史”的《不胜沧桑话点苍》。1995年6月，同为“中博人”的南京博物院院长，从曾昭燏手头接过薪火棒的文博专家宋伯胤应邀到台湾参加学术活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李霖灿久别重逢叙旧，分别时李交给宋伯胤一封写给曾昭燏院长的亲笔信，说“请带给曾院长”。宋当时真不知怎样回答，因为曾先生已经离开好几年了，难道他不知道？李霖灿见宋面有难色，就说：”曾小姐的事我全知道了，请您带回去代我把它送到曾小姐的坟上烧了吧！”一边说一边把信拿出给宋伯胤。宋看后心里也非常难过，向李说：“回到南京后能否复印一份保存”？李霖灿说：“当然好”。宋伯胤从台北回到南京后，约了两位尚健在的“中博”同事一起去到曾先生的墓前，把李霖灿的新笔信烧了，又照了一张墓前合影寄去台北“绿雪斋”。这又是一段感人肺腑的，“中博”学人生者与死者至死不渝的情谊。这种“承诺”延续了民国士人遗风，而今已经成了稀有元素，李霖灿先生也于1999年去世。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1999年南京博物院编印了《曾昭燏文集》纪念曾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尽管她的专著、论文、诗词、日记、书信等，“经过长期辗转迁移，特别是她去世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不应有的损失，至今残缺难全。”但《文集》的正式出版，让这位“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女性学者”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里，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她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博物院和考古学的开拓史上，也永远铭记在南京博物院所有同志的心中”。但灵谷寺的足音，像《广陵散》一样，早已成为逝去的绝响，呜呼！
(大理人物主持 廖惠群）
从“名门仕女”到文博专家
曾昭燏先生，1909年2月出生于我国近代有名的湖南湘乡曾家。曾家产生了我国近现代的一些知名人物。曾昭燏的叔伯曾祖是曾国藩和曾国荃，她是曾国藩四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她的二哥曾昭抡西南联大教授，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建国后曾任中央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五弟曾昭杰是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她的许多亲戚，迄今还在海内外从事重要的行政和学术工作。曾昭燏可说是一位名门仕女。193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1935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专攻考古学，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到德国国家博物院实习，同时参加柏林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1938年回伦敦大学任考古学助教。她是我国最早去国外学习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学人之一。
1938年9月，正当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她从法国返回昆明，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1939年3月间与我国另一名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等人，到大理考察古代遗址，苍山之麓和洱海之滨留下了他们辛勤劳动的脚印。这次考察共发现古代遗址38处，古代墓葬17座，经过科学发掘，分别被定为史前期和南诏期两类文化遗存，并于1942年由曾昭燏执笔写成《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这本书是我国考古学界先躯运用科学方法，对大理地区的首次考古发掘，以实物结合文献记载加考证后，提出“苍洱文化”“以黄河流域之仰韶龙山两文化并列”；“与中华远古之其他文化有相当关系。”这些精辟的见解，不仅提升了大理在海内外的知名度，《报告》文本还成为研究南诏、大理史的经典著作。
1940年后，曾昭燏随“中博”从昆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在此期间她重新整理和发表了在柏林写成的《博物馆》一书，还参加了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的发掘。1945年抗战胜利，“中博”回到南京后曾昭燏参与院址的修建并担任总干事一职。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人策划将中博院的珍贵文物装运台湾，她和郑振铎、徐森玉等文化界知名人士起而反对，她挺身而出严厉声明：“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1949年4月，她又与徐森玉、吴有训、陶孟和等人呼吁国民党当局，把三批运到台湾的852箱珍贵文物全部运回大陆。同年7月，为配合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赴西南地区工作，她主持“中国西南部和南部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并亲自撰写《前言》。
新中国建立后，她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江苏省文物管委会副主委，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妇联副主席等职务。其间还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秦汉考古；1960年受聘复旦大学兼职教授，讲授考古发掘和陈列展览，以及撰写的学术专著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在新中国考古、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作用，”“是中国文博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曾昭燏先生于1964年12月22日不幸离世，终年55岁。
与恩师胡小石“至死不渝”的师生情
曾昭燏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女性学者，”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精通乐府辞赋，为诗直追盛唐”的诗人；擅长汉简书法的艺术家，名副其实的才女。5岁时入曾氏家塾读书，由族师曾筱屏讲授中文，读《十三经》，并背诵古文诗词。1923年到长沙艺芳中学读书，开始接受现代科学知识教育。1929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学制四年，有三年住在胡小石教授家专攻文学及书法。1933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并在该校附中担任高三国文教师，1935年赴英国留学。
胡小石（公元1888年——1962年）浙江嘉兴人，出生于南京。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文史兼擅，书艺绝伦”的大家，“学术界一代宗师，”先后任教于北京女师大、西北大学、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委、南京博物院顾问。在大学“主讲席者，前后五十有三年，及门弟子不下数万”。胡小石对曾昭燏的教诲影响极深，她在《忆胡小石师》（1963年）一文中写道：“余自1931年秋始识师。其时师在金陵南雍讲甲骨文及金文课，余往听讲，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自是有课必往听，亦尝登门请益。师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皆命余誊录一遍，余略知古文学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胡小石自建小楼一所，名为“愿夏庐”，二楼北室称北楼，“为师挥毫作书之所，亦于此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三楼为藏书楼，“牙签万卷，师甚珍之，外人罕得窥，余常读书其中，竟日不下”。胡小石的这座私宅“前有池塘一，环岸种杨柳，风景幽胜”。因胡生平喜诵吴梦窗《点绛唇》“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一词，曾昭燏就和曰：“小阁飞空，一池碧映垂杨路；绛云深处，听尽潇潇雨”。（下阕已佚）
曾昭燏1935年到英国学习期间，仍然与她的恩师保持书信联系。1939年至1940年曾氏在云南工作时，胡小石从四川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学任教，师生两人又得见面。此时为抗战期间。湖南湘乡为日军所占，曾昭燏的母亲亦逃难来到昆明与女儿团聚，但好景不长，曾母因“舟车万里，霜露七旬，始抵滇中，卜居郊外，”颠沛流离的生活积劳成疾而亡，1939年1月2日葬于昆明龙泉镇瓦窑村右山上。胡小石为曾母“书圹志，并亲吊于墓地”。令人感动的是二十四年之后，1962年胡小石病逝，曾昭燏又为其师写作了《南京大学教授胡小石先生墓志》，并亲笔书写在石碑上。文章和书法出自一人之手刻石，这种情况少见，文博界学人赞称为曾氏“二绝”。《墓志》最后一段写的是：“昭燏受业于先生之门，迄今三十有一年，其间获侍砚席，质疑问难者亦十余载，自愧菲材，未能承先生之学于百一。今者梁坏山颓，曷胜摧慕，想音容以仿佛，抚杖履而如存。爰志数言，勒此贞石。庶几千秋万岁，发潜德之幽光；秋菊春兰，寄哀思于泉壤”。落款为：“受业门人湘乡曾昭燏拜撰并书”。
接着又受南京大学校长，曾任云南省省长郭影秋的嘱托，整理胡小石教授的《中国书学史》。
苍洱留诗情
曾昭燏在大理进行考古发掘的闲暇，身处秀丽的苍山洱海之间，面对古诗窗外的狂风暴雨，触景生情写下了多首“苦忆”、“愁绝”的诗作：
倚西窗遥望点苍山
万木阴阴古寺微，玉峰重叠护云衣。
苍山远胜吴山好，可有词仙控鹤归。
生平爱白石道人“玉峰重叠护云衣”一句，以为清丽无匹，此景惟点苍山可常见耳。
望夫云
别鹄离鸾事可哀，幽篁寂寂石崔嵬。
也知海水吹难尽，偏化狂风卷地来。
洱海看月出
冉冉孤轮出海隅，寒光如练玉平铺。
离人对此真愁绝，清景依稀似北湖。
寄居佛堂村古寺中
大雨二日独坐偶成
屋瓦飙风乱瀑倾，一湖云气浸山平。
蛛窗兀坐情怀恶，苦忆长安秋雨声。
寄怀子淋约廉柏林
金袂凌风绝世姿，参天雕柱亦威仪。
一城芳草终季绿，惆怅无繇共赋诗。
丧乱飘流各海涯，月明同动故园思。
秦鬟妆镜今犹昨，休话莫愁夜泛时。
六月十六日大雨暮始止，清行李又拟在此暂留。真逆旅生活也，偶成三绝句贺唐许二人。
多情恰似总无情，难得人前笑语生。
试问何方通缱绻，灵犀暗接眼波明。
扑地飞花糁绣衣，垂杨万树绿成围。
遥知此际浓阴下，双影徘徊未肯归。
（遥知梢上微明月，正照迟迟双影归。）
开遍菱花见吉期，湖山相与斗娇姿。
玉峰重叠云衣护，还似新人拥扇时。
作为诗人，曾昭燏在大理的诗作可能不止这8首。由于处于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文献难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8首诗作于1940年，1至5首原拟寄给德国的友人张隆廷（约廉）夫妇。后张在台湾于1979年冬始见此诗，十分感慨地说：“她从来没有寄到柏林去！……读之令人悒悒于怀”；“我一生钦佩的女诗人，也只是曾小姐一人”。另3首（6至8首）系曾在大理祝贺友人唐、许夫妇新婚之作。
被誉为“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大理苍山、洱海，古今题咏之作成千上万。仅从近人、原云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专家宋文熙先生，费时数十年精选辑录的《苍洱纪胜诗钞》五卷，唐以后至民国的名家412人，古体诗1949首来看，多数侧重于写景和怀古，且无一女性诗人。如果把新近发现的这几首曾昭燏的诗编入，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压卷之作。她的诗：写景，“清丽无匹”；写情，感情真挚，意蕴深长。她把“情意融化在事物之中，同时又把事物分解在情意之内”，是辞意浑成，感人至深的好诗。
为云南耆宿方树梅题《红豆》
曾昭燏有关云南的诗作，除了写于大理的八首之外，还有三首绝句涉及与方树梅先生的交往。这段轶事应是非常珍贵的文坛史料。曾氏于1963年6月29日写信并附诗呈方树梅先生，全文如下：
“ 仙前辈先生道席，顷从敦煌归来奉读手本，诸承诲示，感何可言。题红豆三绝，略易数字成稿，敬以录呈，不妥之处，仍望斧正。先师胡小石先生在日，常为道先生之博雅，恨无由得拜侍席也。晚曾昭燏谨上，1963年6月29日。”
仙前辈以手植红豆及红豆考见寄征题，敬成三绝句：
（一）
云海南天忆昔游，苍山滇水各千秋。
探奇不见相思树，枉自相思白了头。
（二）
宛转珠桃人掌中，用安骰子更玲珑。
移根疑是瑶池种，分得丹砂一点红。
（三）
花状翩翩豆色鲜，佳名合并万方传。
多情赖有康成老，手拂银须写郑笺。
方树梅（公元1881年——1968年）字 仙，号雪禅，亦称梅居士，晋宁人。他是一位“好购书，好藏书，好读书，著述富”的文献学专家，毕生致力于云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参与了《云南丛书》和《新纂云南通志》的纂修工作，功绩卓著。1934年曾出省“万里访书”，获有关滇省文献三万余卷，加上他个人收藏的图书10万多卷均献国家。民国年间方先生在昆明多所中学任教，后被云南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建国后历任晋宁县政协委员、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馆员和省政协委员。方先生的著作有30多种，如《学山楼文集》、《学山楼诗集》、《滇南碑传集》、《明清滇人著述目录》等。
曾昭燏诗中说的“红豆考”即为方氏著作中的《滇南红豆集》；同类性质的还有一部《滇南茶花小志》。曾昭燏与方树梅没有见过面，而胡小石在云大任教时与方树梅是文史系的同道，方亦知曾昭燏是胡小石的知名弟子，诗词、书法堪称俊才，所以才寄赠红豆及为《滇南红豆集》征题。1963年曾昭燏的工作很忙。作为文博专家、南京博物院副院长，5月份在西安参加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座谈会后，到西北考察古迹，先后共51天，行程一万二千里，撰写了《西北行》考古参观记。6月又主编《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曾昭燏在百忙中及时作复，称方先生为前辈，体现出她们那一代学人之间的情义和认真。再从诗作的内容和水平来看，就不是一般作家和诗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了。
陈寅恪吊曾昭燏的挽诗
1964年12月22日，曾昭燏先生不幸逝世。关于曾先生之死据李霖灿的遗作《不胜沧桑话点苍》中这样描述：“她是以院长身份之尊，叫她的司机开车到灵谷寺去一转。登车之前，凝妆打扮，收拾得整整齐齐，到宝塔之前时，还好好交代司机一声：‘我要到塔顶上去瞻拜一下，你在这里等我就是了’”。但司机没有等到曾院长走出来，却看见她像天鹅一样从塔顶飘落。李霖灿写到：“就这样，一代学人，竟这样酷烈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一世英名！”
曾昭燏辞世由于她的知名度，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的震惊，但又限于当年的政治历史背景，“自杀”属于“非正常死亡”，省委决定：“不发讣告，不举行追悼会，丧事由家属办理。”按照曾昭燏生前遗愿，被安葬在她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亲自主持发掘的著名的南唐二陵的考古工地——祖堂山下，“以表达自己对文博事业终身奋斗的志向”。
曾昭燏死后，史学大师陈寅恪悲痛不已，特地写挽诗一首（两稿），兹照录于下：
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一九六五年二月）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多才短命人咸惜，一念轻生事可嗟。
灵谷年年薰宝级，更应流恨到天涯。
（一九六五年二月）
吴按：乙巳为1965年，距曾昭燏去世的1964年12月仅隔两个月。此时陈寅恪住在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2楼，处于“挽歌已隐约可闻”的时刻，因为“在生命的旅途上，列车已经预告了终点站即将到来”。陈寅恪预感“今生所剩无几日”，而具有“三世通家”之情谊的曾氏竟然先他而死亡，心情之悲愤可想而知。“同行者的命运，也将是自己的命运”。陈寅恪于1969年10月7日逝世，生命结束的方式不同，时代背景给予的影响是无法回避。至于《挽诗》出现一诗两稿的情况，“反复修正，构成了陈寅恪晚年著述的一个特点”；“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是陈寅恪著述人生甚为贴切的形容”。（见《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健东著，三联书店1995年版402页）
陈寅恪自己出身名门，十分看重与他父、祖辈有渊源的名门之后。曾国藩和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系前后辈的关系，陈宝箴能任湘抚与曾大有关联。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系同光体诗派的魁杰。曾陈两家还有戚谊之亲。陈寅恪之母，陈三立之继妻俞夫人，是曾国藩三子曾纪鸿之女曾广珊之夫俞寿丞的妹妹，俞寿丞之子俞大维的夫人是陈寅恪的胞妹，曾昭燏的哥哥曾昭抡的夫人又是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维说过：“本人与寅恪先生可以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同学者，指20世纪前期陈寅恪与俞大维先后赴美国、德国留学时相处在一起之谊。俞大维后来出任过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交通部长，到台湾后任“国防部长”。俞大维是“亦学人亦为官治事”的名人，对陈寅恪极为敬佩。有这几层关系，曾昭燏与陈寅恪有“世家子”情结，“歌诗唱和，颇有交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曾昭燏1964年的突然去世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至今还令人困惑不解。有论者认为她与陈寅恪似有颇为相同的命运：独特的官宦家庭出身，在国内外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在学问事业中安身立命，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不同于一般人的地位，在新旧社会都受到相当的重视和尊重。他们都热爱祖国，尊重中国共产党，但由于时代变革，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又坚守其“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在“时代夹缝里生存”。当受到一些“左”的思想“刺激”，就萌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因此酿成生命的悲剧，遗恨终身。
寂寞身后事 何时道不孤？
曾昭燏先生一生未婚，有位外国友人问过她，她说：“我早就和博物院结婚了。”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文博事业，是“中博”精神的创始者，“学术殿堂”南博的奠基人，她还是一位重感情，十分有人情味的人。仅从《雪山千古》一文中介绍过的她与李霖灿的师友情谊，以及“中博”迁到四川李庄在月亮田的生活片断，就可窥知她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据“南博”人的回忆：“她虽然自己没有结婚，但很关心一些青年同志的婚姻，有的设法给他们调动工作，有的给予帮助，使其找到伴侣，让他们更好地投身工作”。她虽为院领导但没有沾上一点官气，院办公室要为她配备一名工勤员照料她的生活，她坚决不要。每天和大家一道做早操和工间操，一样地食堂排队进餐；工会组织各种活动，例如晚会、电影、郊游，她都尽可能参加。她对低工资同志的生活很关心，每逢节日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对他们进行慰问，她的稿费几乎都分给参与工作的同人。她独自一人住在紧靠办公室的单间宿舍，在办公室挂了一张蔡元培的照片和一幅毛公鼎的拓片，这就是她一生所奉行事业的缩影。至于她的文学才华和书法造诣则更为学界所称道，她于1954年——1964年写作的诗词流传的有56首，民国年间的作品则应较多。仅从1940年在大理写的诗八首就可看出她的功力，有行家评论：“曾昭燏的文学生涯，可说是当代的李清照”。她的散文也清新感人，“绝无女性的脂粉气”。例如她喜爱南京的名胜古迹，曾自述：“攀牛首，陟栖霞。探石头城之故迹，揽莫愁湖之胜景。尝于夏日荷花开时，天才微明，即往玄武湖，载一叶扁舟，破迷茫之晨雾，摇入荷花深处，轻风拂面，幽香沁人，以为斯乐南面不易。又尝于樱花盛开之际，游孝陵及梅花山，坐花下高吟唐人绝句曰：‘玉女来看玉蕊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叶时回顾，惊怪人间日易斜’。”写得何等令人回肠荡气。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严峻的政治形势中，人们对曾昭燏的骤然辞世讳莫如深，没有追悼会的遗体告别使正直的学人懂得，缄默是最好的悼念方式。而在海峡彼岸台湾，“中博”同仁视曾昭燏为恩师的李霖灿在他的寓所“绿雪斋”中，含泪写下了“纪念曾昭燏女史”的《不胜沧桑话点苍》。1995年6月，同为“中博人”的南京博物院院长，从曾昭燏手头接过薪火棒的文博专家宋伯胤应邀到台湾参加学术活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李霖灿久别重逢叙旧，分别时李交给宋伯胤一封写给曾昭燏院长的亲笔信，说“请带给曾院长”。宋当时真不知怎样回答，因为曾先生已经离开好几年了，难道他不知道？李霖灿见宋面有难色，就说：”曾小姐的事我全知道了，请您带回去代我把它送到曾小姐的坟上烧了吧！”一边说一边把信拿出给宋伯胤。宋看后心里也非常难过，向李说：“回到南京后能否复印一份保存”？李霖灿说：“当然好”。宋伯胤从台北回到南京后，约了两位尚健在的“中博”同事一起去到曾先生的墓前，把李霖灿的新笔信烧了，又照了一张墓前合影寄去台北“绿雪斋”。这又是一段感人肺腑的，“中博”学人生者与死者至死不渝的情谊。这种“承诺”延续了民国士人遗风，而今已经成了稀有元素，李霖灿先生也于1999年去世。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1999年南京博物院编印了《曾昭燏文集》纪念曾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尽管她的专著、论文、诗词、日记、书信等，“经过长期辗转迁移，特别是她去世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不应有的损失，至今残缺难全。”但《文集》的正式出版，让这位“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女性学者”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里，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她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博物院和考古学的开拓史上，也永远铭记在南京博物院所有同志的心中”。但灵谷寺的足音，像《广陵散》一样，早已成为逝去的绝响，呜呼！
(大理人物主持 廖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