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地位，鲜有“避暑胜地”能及。新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比如大炼钢铁、炮轰金门、严打，都在此出台。除了文革期间的中断，北戴河的“夏都”地位保持了前后近30年。曾经北戴河的夏天，领导人们一边办公，一边避暑，留下很多红色回忆。几乎每次党代会之前的酝酿会议都是在北戴河舉行，中外媒体对此都十分关注。
　　北戴河本来默默无闻，它的成名得益于清末北京的那些热爱旅游的西方使节们。1898年，清政府正式将北戴河辟为旅游避暑区，“准中外人士杂居”。此后，中外人士在此兴别墅、修浴场，渐渐地，北戴河便驰名中外。
　　北戴河成为中直机关疗养院的日子，比它成为“夏都”的时间更早。1949年4月，中组部在此接收和购买了100多栋别墅，组建了疗养院。1952年，疗养院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中直机关的干部每年都有一周假期来此休养。中共中央自1954年建立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一直持续到1965年夏天。1965年以后，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再到北戴河办公。文革期间，只有很少的领导人到北戴河避暑。1984年夏天，中央恢复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当年暑期，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大批中央领导人进驻北戴河。事实上，前一年的夏天，邓小平就到北戴河休养，并在此提出了“严打”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