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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北京东三环亮马河畔的联合国大楼三层、旗下小额赠款计划项目负责人刘怡的办公桌一侧墙壁上，挂着一张新版中国地图，有70多面小红旗星星点点粘贴在地图各处，刘怡娴熟地介绍着其中的重点，然后用手在图上虚画个大圈，“这些就是我们曾经和正在执行的项目。”
全球环境基金（GEF）成立于1991年，是旨在通过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保护全球环境、解决环境退化问题的国际公益组织。小额赠款计划作为GEF支持的诸多项目之一，建立于1992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代表GEF的合作伙伴实施，联合国项目管理办公室（UNOPS）执行。它是以一种分散灵活的方式、由国家主导和运作、在国家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的国别项目，向保护和恢复自然、同时提高人们健康福祉和生计的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直接向在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中起重要作用的民间公益组织（NGO）和社区组织提供赠款。
一旦一个国家加入小额赠款计划，就必须要成立一个志愿的国家指导委员会。2009年，中国政府批准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开展，项目负责人刘怡第一时间开始组建国家指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项目的核心要素，它对项目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并监督项目的实施，而它的成员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官员、学术机构学者、NGO代表。
刘怡介绍，中国小额赠款计划国家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财政部、林业局、环保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学系、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他们中很多从项目一开始就鼎力支持，无偿奉献，对公益非常无私和投入。”国家指导委员会中的政府成员以及地方政府机构的合作，使得当地社区能够在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找出需要政策改变的领域，并影响决策。
每个参加小额赠款计划的国家都要求开发一份国家项目战略，这个战略应符合小额赠款计划的全球战略框架同时又适合每个国家的特殊国情。小额赠款计划国家战略考虑已有的国家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其他相关的国家发展和扶贫规划。国家战略可以将重点放在某些领域，特别是，鼓励国土面积大的国家采用集中区域的方法来确保项目间的协作和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也便于项目的管理。
小额赠款计划的工作理念有三个支撑。第一是做环境生态保护项目；第二是把项目跟提高社区生计结合，即扶贫；第三是社区赋权。刘怡解释说，小额赠款项目与其他捐助、扶贫类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希望教给社区更多自力更生、自我完善的能力，即赋权，而不是只给了钱就完事。“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项目让社区建立自我组织、自我参与的机制，最终能自己设计项目并管理，从而实现自我发展。”
但这三点在执行中一个比一个艰难。
首先是对环境的生态保护。对这一点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人都能自觉地保护。“那么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去破坏？”刘怡坦言，当工作做得越多，她越发现，很多破坏环境的行为只为一个目的：维持生计。“因此我们的项目很快做出调整，帮助这些社区寻找既不破坏环境、又可持续发展的替代生计，这项工作和现在政府提倡的精准扶贫异曲同工。”
在长江源地区的一个小额赠款计划项目社区，小额赠款项目支持的民间组织请来专业设计师帮当地居民设计牦牛毛工艺品，再找到做家纺的企业批量生产，最后帮他们找到市场链接，比如推广到成都的宽窄巷子去卖。“牦牛毛是当地特产，质量优良，把它推出去，当地人就有了改善生计的机会。等到他的生活可以保障了，他自然会跟着我们支持生态保护工作。而如果为了保护环境越来越穷，无法生存，那最终这个地区的人还会走向猎杀、砍伐这些破坏环境的路，这项工作也无以为继。”
在风景壮美的云南老君山河源村，小额赠款计划支持当地成立村寨银行。在这个项目方出一半资金、村民出另一半资金的“银行”里，施行的是让人称奇的信贷制度。因为是民间村寨银行，所以提供的都是小额贷款，比如3000块左右，只为谁家有个急事或急难时帮扶一把。假设村中有30人申请贷款，在公开透明的抽签后，先选出10人发放贷款，而没有被抽中的余下20人，则自动成为监督人员，如果10人中有人过期不还钱，就会影响这20人的贷款发放，因而整个村子就会对这家人实行“惩罚”，比如不参加他家的红白喜事等。
“中国农村都是熟人社会，人人都很好面子。如果一堆邻居坐你家里催你还钱，那是非常丢脸的事。如果你家红白事都没人来参加，你更是被孤立了，几乎无法再在这个村里生活。”所以，这些在城市人看来难免“幼稚”的“惩罚”，在乡村却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例子让刘怡津津乐道：“这个项目执行得非常顺利，几年间没有出现一例不还款的现象。而这些选择与监督的方法，全是村民们自己想出来、并协商通过的，这就是我强调的第三点：社区赋权。”
在云南另一个盛产松茸的迪庆州奔子栏镇叶日村，在小额赠款计划项目进驻之前，关系这个村寨家家户户重要生计的松茸，已濒临绝产。“因为松茸的市场价格很贵，而且不能人工种植、只有野生，所以每年5、6月份的时候，这个村所有人都会搬到山上去住，搭起很多小棚子。”因为山和松茸都是公共资源，所以村民们都拼命采摘，谁采得多谁就能多赚钱。但是后来，村民们发现松茸一年比一年少，“因为他们把很多幼茸都采了，那个地方就不再长了。虽然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也都担忧，但因为觉得这是公共的，我不采别人也会采，所以依旧都拼命地采。”
当刘怡和当地NGO进驻村子以后，把村民邀请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大家纷纷承认这份共同的隐忧，“于是我们建议他们自己讨论解决之道。”经过开诚布公的集体探讨，村民们自己制定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松茸管理办法：第一、因为一下雨松茸就会迅速成长，所以规定采摘期间要每采两天休息一天，为松茸留出再长的时间；第二、5厘米以下的幼茸不能采；第三、建立公开受监督的松茸交易市场，所有村民必须在这个市场售卖，有特派人员会去检查。“他们做了一个公开的5厘米小框，用来衡量出现在市场上的松茸，如果违规就要被罚款。”这套机制出台之后不久，不仅山上的松茸恢复了良性生长，整个村子也因共同遵守的这一份准则，增添了凝聚力。 河源村和叶日村的成功例子，正是实现了小额赠款计划最重要的目的：社区结合自身的条件，自己设计并管理项目，提升了自身建设的能力。
有些项目，更是让当地人拓展了视野和思维，站上了更高的全人类角度。
在一个处于藏区的小额赠款计划项目社区中，因为周边时常有雪豹等国家级珍稀保护动物出没，为了加强当地野生动物巡护队的力量，项目为社区提供了GPS红外相机。“有了这个相机，一些有偷猎打算的人就不敢来这个区域，因为他害怕违法行为被拍到。”同时，红外相机还解决了人力不足的问题。“有时候晚上人手不够，不能把所辖区域都巡逻到，那么把相机固定在那里，可以起到督察的作用。”不过令刘怡没想到的是，当她再次来到这个社区，巡护队人员却主动来找她交流，千叮咛万嘱咐地说，千万别把相机随便发放。“他们特别严肃，跟我说这个相机有GPS定位，如果什么人都给，会给珍稀动物带来猎杀的隐患。”而在他们的巡护队内部，也只有少数几个德高望重的巡护队员才可以接触相机。“这件事让我特别感慨，因为他们从解决自己的困难走向关爱所在区域生态，这一步的跨越令人振奋，更给人希望！”
从2009年小额赠款计划进入中国以来，在负责人刘怡和众多NGO全身心投入的努力下，越来越多边远偏僻、穷困无序的地区或村寨发生了蜕变：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从看不到希望的无所事事变得积极，主动参与到家乡的建设和改善工作中；越来越多的社区重唤了活力、重新积聚起凝聚力，不只在项目进行时不断提升自我管理、发展的能力，而且在项目结束后继续保持着良好的态势……“因为当地人、不论是牧民还是农民，他们对自己脚下土地的认识和体会是最切身的，让他们自发地、基于自身需求去谋改善，是可以让民众与政府实现双赢的。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这种自下而上的良性变革力量。”
小额赠款计划在提高草根阶层的环境意识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它正逐渐成为GEF的公众形象。项目由社区和民间公益组织直接实施、由国家指导委员会制定赠款决策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所有项目。其利益相关方包含政府机构在内，都对小额赠款项目快速、有效使用GEF资金的机制表示赞赏。
滇西北、青海三江源、广西北部湾……当刘怡再次站在地图前，用手指着这三块区域，声音变得略显激昂：“未来三年，我们会将关注点放在这三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为所有利益方搭建一个平台，大家共同探讨替代能源、替代生计的方向，让这些地区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状况得到改善，特别是北部湾。”因为目前国内做海洋保护的NGO能力尚弱，刘怡希望能通过小额赠款计划，多发掘一些做海洋保护的NGO，培养、锻炼他们的能力，把中国的海洋保护工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为了这同一个地球，我们会始终在行动。”
Carsten Germer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国别主任
“中国的NGO能有一个像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这样的渠道，在地方层面应对全球重要的环境问题，是极为重要的。NGO在应对当地环境挑战方面的参与性和对项目的拥有感不应该被低估。支持当地参与的环境问题解决方案并产生影响力是小额赠款计划的强项之一，而NGO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机制。小额赠款计划和中国的NGO是‘全球性思考，本土化行动’这一著名口号的真正倡导者。”
沈泽昊博士
北京大学教授
“小额赠款计划像一个火种，通过它的精神、视野、方法、模式，传播可持续发展和自然保护的理念。小额赠款计划所遵循的方法对整个项目的实施起到了杠杆作用或者放大效应。”
李伟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
“小额赠款计划在其指导原则和执行实践中培养、提高了环保NGO的能力，促进了环保事业的发展。小款项，大意义。”
贾西津博士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
“小额赠款计划有清晰的愿景、透明的程序，用很小的资金来激励可持续的项目。它采用参与式的方法，让草根NGO可以参与其中，贡献于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
黄浩明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理事长
“小额赠款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中国民间社会组织标准、健康发展的支持。通过项目的实施，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得到提高，民间组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对话、互动与合作得以促进。”
陈青
原北京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小额赠款计划对受赠方及其项目的筛选标准使得赠款资金达到了倍增和放大的效果。”
冉东亚博士
国家林业局处长
“小额赠款计划赠款额虽小，价值却大。作为一个种子基金，小额赠款计划撬动了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为管理机制和项目理念带来创新，切实改善了农民的生计，促进了地方的发展。”
余立风
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
“小额赠款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项目效果和影响力的强调。尽管项目都很小，在对每个项目进行选择和设计时，项目的影响力和‘用一地经验带动全区域’的辐射传播作用被充分考虑和深入贯彻。这不仅能够激发项目参与者的内在潜力，还能调动外部的积极性来宣传项目影响力，吸引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使项目效益最大化。”
全球环境基金（GEF）成立于1991年，是旨在通过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保护全球环境、解决环境退化问题的国际公益组织。小额赠款计划作为GEF支持的诸多项目之一，建立于1992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代表GEF的合作伙伴实施，联合国项目管理办公室（UNOPS）执行。它是以一种分散灵活的方式、由国家主导和运作、在国家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的国别项目，向保护和恢复自然、同时提高人们健康福祉和生计的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直接向在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中起重要作用的民间公益组织（NGO）和社区组织提供赠款。
一旦一个国家加入小额赠款计划，就必须要成立一个志愿的国家指导委员会。2009年，中国政府批准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开展，项目负责人刘怡第一时间开始组建国家指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项目的核心要素，它对项目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并监督项目的实施，而它的成员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官员、学术机构学者、NGO代表。
刘怡介绍，中国小额赠款计划国家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财政部、林业局、环保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学系、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他们中很多从项目一开始就鼎力支持，无偿奉献，对公益非常无私和投入。”国家指导委员会中的政府成员以及地方政府机构的合作，使得当地社区能够在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找出需要政策改变的领域，并影响决策。
每个参加小额赠款计划的国家都要求开发一份国家项目战略，这个战略应符合小额赠款计划的全球战略框架同时又适合每个国家的特殊国情。小额赠款计划国家战略考虑已有的国家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其他相关的国家发展和扶贫规划。国家战略可以将重点放在某些领域，特别是，鼓励国土面积大的国家采用集中区域的方法来确保项目间的协作和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也便于项目的管理。
小额赠款计划的工作理念有三个支撑。第一是做环境生态保护项目；第二是把项目跟提高社区生计结合，即扶贫；第三是社区赋权。刘怡解释说，小额赠款项目与其他捐助、扶贫类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希望教给社区更多自力更生、自我完善的能力，即赋权，而不是只给了钱就完事。“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项目让社区建立自我组织、自我参与的机制，最终能自己设计项目并管理，从而实现自我发展。”
但这三点在执行中一个比一个艰难。
首先是对环境的生态保护。对这一点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人都能自觉地保护。“那么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去破坏？”刘怡坦言，当工作做得越多，她越发现，很多破坏环境的行为只为一个目的：维持生计。“因此我们的项目很快做出调整，帮助这些社区寻找既不破坏环境、又可持续发展的替代生计，这项工作和现在政府提倡的精准扶贫异曲同工。”
在长江源地区的一个小额赠款计划项目社区，小额赠款项目支持的民间组织请来专业设计师帮当地居民设计牦牛毛工艺品，再找到做家纺的企业批量生产，最后帮他们找到市场链接，比如推广到成都的宽窄巷子去卖。“牦牛毛是当地特产，质量优良，把它推出去，当地人就有了改善生计的机会。等到他的生活可以保障了，他自然会跟着我们支持生态保护工作。而如果为了保护环境越来越穷，无法生存，那最终这个地区的人还会走向猎杀、砍伐这些破坏环境的路，这项工作也无以为继。”
在风景壮美的云南老君山河源村，小额赠款计划支持当地成立村寨银行。在这个项目方出一半资金、村民出另一半资金的“银行”里，施行的是让人称奇的信贷制度。因为是民间村寨银行，所以提供的都是小额贷款，比如3000块左右，只为谁家有个急事或急难时帮扶一把。假设村中有30人申请贷款，在公开透明的抽签后，先选出10人发放贷款，而没有被抽中的余下20人，则自动成为监督人员，如果10人中有人过期不还钱，就会影响这20人的贷款发放，因而整个村子就会对这家人实行“惩罚”，比如不参加他家的红白喜事等。
“中国农村都是熟人社会，人人都很好面子。如果一堆邻居坐你家里催你还钱，那是非常丢脸的事。如果你家红白事都没人来参加，你更是被孤立了，几乎无法再在这个村里生活。”所以，这些在城市人看来难免“幼稚”的“惩罚”，在乡村却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例子让刘怡津津乐道：“这个项目执行得非常顺利，几年间没有出现一例不还款的现象。而这些选择与监督的方法，全是村民们自己想出来、并协商通过的，这就是我强调的第三点：社区赋权。”
在云南另一个盛产松茸的迪庆州奔子栏镇叶日村，在小额赠款计划项目进驻之前，关系这个村寨家家户户重要生计的松茸，已濒临绝产。“因为松茸的市场价格很贵，而且不能人工种植、只有野生，所以每年5、6月份的时候，这个村所有人都会搬到山上去住，搭起很多小棚子。”因为山和松茸都是公共资源，所以村民们都拼命采摘，谁采得多谁就能多赚钱。但是后来，村民们发现松茸一年比一年少，“因为他们把很多幼茸都采了，那个地方就不再长了。虽然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也都担忧，但因为觉得这是公共的，我不采别人也会采，所以依旧都拼命地采。”
当刘怡和当地NGO进驻村子以后，把村民邀请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大家纷纷承认这份共同的隐忧，“于是我们建议他们自己讨论解决之道。”经过开诚布公的集体探讨，村民们自己制定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松茸管理办法：第一、因为一下雨松茸就会迅速成长，所以规定采摘期间要每采两天休息一天，为松茸留出再长的时间；第二、5厘米以下的幼茸不能采；第三、建立公开受监督的松茸交易市场，所有村民必须在这个市场售卖，有特派人员会去检查。“他们做了一个公开的5厘米小框，用来衡量出现在市场上的松茸，如果违规就要被罚款。”这套机制出台之后不久，不仅山上的松茸恢复了良性生长，整个村子也因共同遵守的这一份准则，增添了凝聚力。 河源村和叶日村的成功例子，正是实现了小额赠款计划最重要的目的：社区结合自身的条件，自己设计并管理项目，提升了自身建设的能力。
有些项目，更是让当地人拓展了视野和思维，站上了更高的全人类角度。
在一个处于藏区的小额赠款计划项目社区中，因为周边时常有雪豹等国家级珍稀保护动物出没，为了加强当地野生动物巡护队的力量，项目为社区提供了GPS红外相机。“有了这个相机，一些有偷猎打算的人就不敢来这个区域，因为他害怕违法行为被拍到。”同时，红外相机还解决了人力不足的问题。“有时候晚上人手不够，不能把所辖区域都巡逻到，那么把相机固定在那里，可以起到督察的作用。”不过令刘怡没想到的是，当她再次来到这个社区，巡护队人员却主动来找她交流，千叮咛万嘱咐地说，千万别把相机随便发放。“他们特别严肃，跟我说这个相机有GPS定位，如果什么人都给，会给珍稀动物带来猎杀的隐患。”而在他们的巡护队内部，也只有少数几个德高望重的巡护队员才可以接触相机。“这件事让我特别感慨，因为他们从解决自己的困难走向关爱所在区域生态，这一步的跨越令人振奋，更给人希望！”
从2009年小额赠款计划进入中国以来，在负责人刘怡和众多NGO全身心投入的努力下，越来越多边远偏僻、穷困无序的地区或村寨发生了蜕变：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从看不到希望的无所事事变得积极，主动参与到家乡的建设和改善工作中；越来越多的社区重唤了活力、重新积聚起凝聚力，不只在项目进行时不断提升自我管理、发展的能力，而且在项目结束后继续保持着良好的态势……“因为当地人、不论是牧民还是农民，他们对自己脚下土地的认识和体会是最切身的，让他们自发地、基于自身需求去谋改善，是可以让民众与政府实现双赢的。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这种自下而上的良性变革力量。”
小额赠款计划在提高草根阶层的环境意识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它正逐渐成为GEF的公众形象。项目由社区和民间公益组织直接实施、由国家指导委员会制定赠款决策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所有项目。其利益相关方包含政府机构在内，都对小额赠款项目快速、有效使用GEF资金的机制表示赞赏。
滇西北、青海三江源、广西北部湾……当刘怡再次站在地图前，用手指着这三块区域，声音变得略显激昂：“未来三年，我们会将关注点放在这三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为所有利益方搭建一个平台，大家共同探讨替代能源、替代生计的方向，让这些地区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状况得到改善，特别是北部湾。”因为目前国内做海洋保护的NGO能力尚弱，刘怡希望能通过小额赠款计划，多发掘一些做海洋保护的NGO，培养、锻炼他们的能力，把中国的海洋保护工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为了这同一个地球，我们会始终在行动。”
Carsten Germer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国别主任
“中国的NGO能有一个像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这样的渠道，在地方层面应对全球重要的环境问题，是极为重要的。NGO在应对当地环境挑战方面的参与性和对项目的拥有感不应该被低估。支持当地参与的环境问题解决方案并产生影响力是小额赠款计划的强项之一，而NGO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机制。小额赠款计划和中国的NGO是‘全球性思考，本土化行动’这一著名口号的真正倡导者。”
沈泽昊博士
北京大学教授
“小额赠款计划像一个火种，通过它的精神、视野、方法、模式，传播可持续发展和自然保护的理念。小额赠款计划所遵循的方法对整个项目的实施起到了杠杆作用或者放大效应。”
李伟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
“小额赠款计划在其指导原则和执行实践中培养、提高了环保NGO的能力，促进了环保事业的发展。小款项，大意义。”
贾西津博士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
“小额赠款计划有清晰的愿景、透明的程序，用很小的资金来激励可持续的项目。它采用参与式的方法，让草根NGO可以参与其中，贡献于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
黄浩明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理事长
“小额赠款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中国民间社会组织标准、健康发展的支持。通过项目的实施，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得到提高，民间组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对话、互动与合作得以促进。”
陈青
原北京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小额赠款计划对受赠方及其项目的筛选标准使得赠款资金达到了倍增和放大的效果。”
冉东亚博士
国家林业局处长
“小额赠款计划赠款额虽小，价值却大。作为一个种子基金，小额赠款计划撬动了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为管理机制和项目理念带来创新，切实改善了农民的生计，促进了地方的发展。”
余立风
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
“小额赠款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项目效果和影响力的强调。尽管项目都很小，在对每个项目进行选择和设计时，项目的影响力和‘用一地经验带动全区域’的辐射传播作用被充分考虑和深入贯彻。这不仅能够激发项目参与者的内在潜力，还能调动外部的积极性来宣传项目影响力，吸引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使项目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