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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结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思潮的发展过程中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于法国，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新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文学就其本身就有着后结构主义“去中心”、“颠覆权威”的思想，这在《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得到了有力印证。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去中心；解构；重构
[中图分类号]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7-0122-02
后结构主义(poststurcturalism)作为一种思潮，早在上世纪6C年代后期，兴起于法国，而盛行于美国。这种思潮是在结构主义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孕育、繁衍出来的。纵观20世纪的历史也可看到这样的发展：战时的欧洲便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产生了危机感与失落感。美国文学的历史，尽管时间不长，但较少受到封建贵族文化的束缚，它是一种具有开朗、豪放特点的文学。内容庞杂与色彩鲜明是它的另一个特点。个性自由与自我克制、反叛与顺从、高雅与庸俗、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深刻与肤浅、犀利的讽刺与阴郁的幽默等倾向不仅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形成强烈的对照。从来就没有一种潮流或倾向，能够在一个时期内一统美国文学的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文学就其本身，就有着后结构主义“去中心”的思想。因此，在文学界中“欧洲中心论”的“中心”，受到了美国文学的强烈的冲击。这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的小说《哈克贝里·芬历险记》(1884)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印证。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主角是汤姆·索耶的朋友哈克贝里·芬，他是一个十三、四岁的白人孩子，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上小城里，不愿受别人管束，但他心地善良，正直无私，厌恶所谓文明和礼法。他忍受不了酗酒的父亲的毒打而离家出走，帮助黑奴吉姆乘木筏由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想逃进废奴地区。吉姆没有文化、迷信，但有对妻子儿女真挚的爱，有争取自由的斗争精神，有同哈克的深厚友谊。他们沿途逃避追捕者，经历了一些奇事，又遭遇诸多险事。吉姆的女主人在逝世前终于给他以自由。汤姆·索耶的姑母想收哈克为义子，教养他成人。但他不愿接受这种教养，仍决心逃走，去过他那无拘无束的生活。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出版以来，得到批评家的高度评价，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也屡遭查禁。究其原因，就在于其主题反文明、反教育的思想，即后结构主义中超越自我、反对权威的思想。《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出现，绝非偶然。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五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曾使马克·吐温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以为北部反对南部蓄奴制的斗争成功以后，美国将会出现一个“黑人白人平等，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新局面。可是，美国的客观现实使他大失所望。这件事令他深深体会到民主理想决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政治中实现。
马克·吐温自始至终让哈克使用纯粹的美国方言土语述说他的整个经历，从而保存了生动的口语特点。作者运用方言土语行文的形式，本身即是一种“解构”，符合后结构主义的“去分化”，即超越二元分立思维，超越语言中的“自我”。正如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在(论作家的人生哲学》中所说的：“他们同败北者的区别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拋弃了别人使用过的材料，而直接从源泉汲取。他们不相信别人的结论，别人权威性的意见。他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经历的事业上打上自己个人的烙印一一标志要比作者的权力重要得多。他们从世界及其传统，换言之，从人类的文化和知识中，汲取为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所必须的材料。”对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作者本人来说，他超越了“自我”。因此马克·吐温是写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个人烙印。
从全书的结尾“……，因为萨莱姨妈想要收我做干儿子，教我怎样做人学好，那种事我可实在是受不了，我早已尝过滋味了!”可以看到，哈克的这种思想，如同密西西比河无拘无束的流淌于读者与作者之间。
作者写哈克敢于帮助吉姆逃走，不但蔑视法律，而且甘心“下地狱”。作为一个白人的孩子，没有站在白人的立场上说话，而是同成年的“黑奴”吉姆形成感人而忠实的友谊。在这里，白人和黑人、成年和少年、经验和无知之间并没有形成对立，而正是与后结构主义的“去传统”“去分化”相吻合。
作者不仅只局限于语言上的超越自我，而且在塑造哈克这个人物角色的性格上也巧妙运用了“解构”的思想。尽管在当时美国的“黑人卑贱，白人优越”的思想意识、私刑审判、三K党以及侮辱黑人的法定秩序等问题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但作者通过白人与黑人之间建立的纯真友谊，向人们说明必须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黑人的道理，象征着维护黑人的自由、生存和尊严的必要。与此同时塑造了黑人吉姆这一具有高贵品质的、代表勇敢反抗蓄奴制和种族歧视的人物，反衬出那些白人中的败类如“国王”和“公爵”等等是何等的渺小。
作者运用批判现实的手法，去颠覆权力统治——反对权威。他没有力图从哈克的社会经历中寻找哈克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儿童们自然的天性——善良和纯朴、渴望自由、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与扼杀这一天性的“文明社会”加以对照。作者把文明世界——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本质，解释为社会对大自然的粗暴的破坏，社会道德对人的善良本性的粗暴的败坏。可见“文明”这个中心被解构了，而那些处于被中心所掩盖的、处于边缘的零碎参照体——自然的属性，却在此时发出勃勃生机。从哈克的身上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解构权威的表象，他不断逃学，跑到树林里睡觉，觉得只要能“换换空气”宁可“到地狱里去”。他甚至对宗教产生怀疑。“要是一个人能祷告什么就有什么，那为什么犹肯·韦恩卖猪肉亏掉的钱赚不回来呢?……为什么华森小姐不能胖起来呢?不，我心想，祷告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至于他对他那个酗酒和打骂成性的父亲来说，他打心底希望他死了才好，这是他对以父系权威的最大的挑战!从这里，可充分看出权威和暴力的另一面是自由和反抗。
整部小说的高潮，安排在哈克给吉姆的主人华森小姐写一封告发吉姆的行踪的信上。这时的哈克彻底超越了自我狭隘的心理，并成长了起来，他表示“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打算改邪归正了”，不走文明世界里的“正路”。不愿再做被人们普遍称道的“好事”，背叛虚伪的“上帝”，而选择一条当时社会所不齿的“邪路”，而这条路恰恰正是反对蓄奴制的正义道路。哈克的语言以及他的性格都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他的性格对于“文明”社会来说是个不受教化的反叛者。哈克对上帝存在的怀疑，更说明了哈克身上所目有的反权威的精神，符合后结构主义颠覆权威的思想。
后结构主义经历了对其有关思维模式及方法的严厉、持续地批评后，便成为行之有效的解决结构主义中所存在缺点的依据。就像某些评论家所评论的：后结构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嘲弄几乎是自嘲——后结构主义者是结构主义者突然意识到自身错 误而幡然醒悟时所产生的。
作为旗手的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当属法国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eques Derrida，1930-2004)。他在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运动中架起了一座桥梁，他宣称“结构主义死了”，实际上是他对结构主义的激烈冲击。于是，后结构主义的传播与回溯的时代从此开始了。他所针对的目标，就是结构主义和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sm)。由于“逻各斯”一词不但具有表示“思想”而且还具有表示“语言”的双重含义。自柏拉图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思想与语言是统一的，但德里达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二者并非一致。他提出“解构”(Decon-structlon)这一重要术语，解构一词有解开、分析、瓦解、消失等意思，通过解构来破坏结构主义自圆其说的结构，达到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整体世界的目的。德里达用的“解构”而非“摧毁”。从解构一词来说，它不是中心，也非原则推论，它要反对的是以逻辑为中心的话语。简而言之，后结构主义认为：“语义永远无法和它自身相一致，它是一个区分或衔接过程的结果。亦即符号之所以代表其自身，只因为它们不是其他符号，它只是某种悬空的，受阻而未出的东西。”符号总是重复的再生的，不直接指向客观世界，后结构主义的重要特征“去分化”即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分立(杜小真)。而在(哈克贝里·历险记)中的内在逻辑，也是有与后结构主义“去分化”逻辑相似的地方，即超越自我。这一时期也是“后工业社会”时期，人们正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科学知识求新、求不稳定性，使人无所适从，惊恐无比；另一方面政治叙事和哲学叙事在知识界的消失，使人们丧失了对权威准则的依赖。这时人们茫然不知所措，权威的合法化一次又一次地被销蚀了。后结构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反对权威，颠覆权威的统治。就语言来说，后结构主义广泛采用语言的不确定性与模糊语言。
后结构主义怀疑结构主义的充分性。就文学而言，它倾向于表露文本的自然的、不确的意义，同时反映出的是文本本身自然的、不确定的更深层含意。英国诗人、评论家艾略特(ThomasSteams Eliot，1888～1965)在《美国文学和美国语言》一文中指出：“密西西比——是一条具有至尊无上意义的河。我认为，在马克·吐温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本人并未意识到的深刻性，正是这种深刻性赋予《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以象征意义，而且这种象征意义在这里只能更具规模，更为突出，因为它并非是蓄意的，并非是有意识的。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两种解释的方式。德里达在《弗洛伊德与书写的意味》中指出：“本文没有确定性……一切都始于再生产，一切都已经存在，本文储藏着一个永不露面的意义，对它的确定总是被延搁下来，被后来补充上来的替代物所重构。”由此看出，后结构主义对待“文本”(text)的态度是：“文本”是不确定的。“文本”是有待填补的空白，即不是单一的，而是以复数形式存在。对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样一部小说，文本也是不确定的、可以“重构”(Reeonsturion)的。
“作者死了”，堪称罗兰·巴特(Roland BaIthes，1915～1980)在后结构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宣言。他反对传统观念中认为作者是文本的主体、文章意义的来源、诠释的唯一权威。他认为读者是自由地打开或关闭文本意义的进程，而不必顾及文本的所指(signified)。读者是语言的主宰。他们可以任意用意思系统去连接文本而否定作者的“意图”。读者不仅是被动的消费者，同时又是主动的生产者。任何阅读均可被视作对文本的“误读’’(misreading)。如果有上千万读者，去读同一文本，那么就会有上千万种理解。这种“误读”是可接受的，是正确的“误读”(崔少元)。就《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个文本来说，就有人认为只是个孩子历险记的故事，有人则认为是相反含意的读本，还有人认为是反文明的读本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样就有许多隐藏的含意需要去挖掘，去消费，而后再生产。因此，后结构主义对待小说的态度，认为其有多元的意义，是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无穷尽地变换花样，最终不可能固定在一个中心、一种本意上。
罗兰·巴特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系统(OpenSystem)。他认为本文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构成”过程，即不断地“重构”。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的小叛逆者哈克贝里·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解构”是如何颠覆“权威统治”的。但这种颠租不是简单地依靠推翻和打倒，而是对权威的转换或游移。“权力”、“统治”、“中心”是压迫的同义词，同时也是反抗的同义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综上所述，就《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个文本来说，读过此书的读者，既是它的“消费者”，又是它的“生产者”。读者可有许多种“误读”，还可采取批判的态度“重构”，而他们对于此书的“误读”，却正是在挖掘隐藏在此书中的、作者马克，吐温本人也未必就真正理解的文本的深邃内涵。因此《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不失为一部耐人寻味的后结构主义好作品。
[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去中心；解构；重构
[中图分类号]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7-0122-02
后结构主义(poststurcturalism)作为一种思潮，早在上世纪6C年代后期，兴起于法国，而盛行于美国。这种思潮是在结构主义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孕育、繁衍出来的。纵观20世纪的历史也可看到这样的发展：战时的欧洲便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产生了危机感与失落感。美国文学的历史，尽管时间不长，但较少受到封建贵族文化的束缚，它是一种具有开朗、豪放特点的文学。内容庞杂与色彩鲜明是它的另一个特点。个性自由与自我克制、反叛与顺从、高雅与庸俗、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深刻与肤浅、犀利的讽刺与阴郁的幽默等倾向不仅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形成强烈的对照。从来就没有一种潮流或倾向，能够在一个时期内一统美国文学的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文学就其本身，就有着后结构主义“去中心”的思想。因此，在文学界中“欧洲中心论”的“中心”，受到了美国文学的强烈的冲击。这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的小说《哈克贝里·芬历险记》(1884)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印证。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主角是汤姆·索耶的朋友哈克贝里·芬，他是一个十三、四岁的白人孩子，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上小城里，不愿受别人管束，但他心地善良，正直无私，厌恶所谓文明和礼法。他忍受不了酗酒的父亲的毒打而离家出走，帮助黑奴吉姆乘木筏由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想逃进废奴地区。吉姆没有文化、迷信，但有对妻子儿女真挚的爱，有争取自由的斗争精神，有同哈克的深厚友谊。他们沿途逃避追捕者，经历了一些奇事，又遭遇诸多险事。吉姆的女主人在逝世前终于给他以自由。汤姆·索耶的姑母想收哈克为义子，教养他成人。但他不愿接受这种教养，仍决心逃走，去过他那无拘无束的生活。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出版以来，得到批评家的高度评价，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也屡遭查禁。究其原因，就在于其主题反文明、反教育的思想，即后结构主义中超越自我、反对权威的思想。《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出现，绝非偶然。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五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曾使马克·吐温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以为北部反对南部蓄奴制的斗争成功以后，美国将会出现一个“黑人白人平等，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新局面。可是，美国的客观现实使他大失所望。这件事令他深深体会到民主理想决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政治中实现。
马克·吐温自始至终让哈克使用纯粹的美国方言土语述说他的整个经历，从而保存了生动的口语特点。作者运用方言土语行文的形式，本身即是一种“解构”，符合后结构主义的“去分化”，即超越二元分立思维，超越语言中的“自我”。正如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在(论作家的人生哲学》中所说的：“他们同败北者的区别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拋弃了别人使用过的材料，而直接从源泉汲取。他们不相信别人的结论，别人权威性的意见。他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经历的事业上打上自己个人的烙印一一标志要比作者的权力重要得多。他们从世界及其传统，换言之，从人类的文化和知识中，汲取为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所必须的材料。”对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作者本人来说，他超越了“自我”。因此马克·吐温是写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个人烙印。
从全书的结尾“……，因为萨莱姨妈想要收我做干儿子，教我怎样做人学好，那种事我可实在是受不了，我早已尝过滋味了!”可以看到，哈克的这种思想，如同密西西比河无拘无束的流淌于读者与作者之间。
作者写哈克敢于帮助吉姆逃走，不但蔑视法律，而且甘心“下地狱”。作为一个白人的孩子，没有站在白人的立场上说话，而是同成年的“黑奴”吉姆形成感人而忠实的友谊。在这里，白人和黑人、成年和少年、经验和无知之间并没有形成对立，而正是与后结构主义的“去传统”“去分化”相吻合。
作者不仅只局限于语言上的超越自我，而且在塑造哈克这个人物角色的性格上也巧妙运用了“解构”的思想。尽管在当时美国的“黑人卑贱，白人优越”的思想意识、私刑审判、三K党以及侮辱黑人的法定秩序等问题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但作者通过白人与黑人之间建立的纯真友谊，向人们说明必须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黑人的道理，象征着维护黑人的自由、生存和尊严的必要。与此同时塑造了黑人吉姆这一具有高贵品质的、代表勇敢反抗蓄奴制和种族歧视的人物，反衬出那些白人中的败类如“国王”和“公爵”等等是何等的渺小。
作者运用批判现实的手法，去颠覆权力统治——反对权威。他没有力图从哈克的社会经历中寻找哈克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儿童们自然的天性——善良和纯朴、渴望自由、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与扼杀这一天性的“文明社会”加以对照。作者把文明世界——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本质，解释为社会对大自然的粗暴的破坏，社会道德对人的善良本性的粗暴的败坏。可见“文明”这个中心被解构了，而那些处于被中心所掩盖的、处于边缘的零碎参照体——自然的属性，却在此时发出勃勃生机。从哈克的身上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解构权威的表象，他不断逃学，跑到树林里睡觉，觉得只要能“换换空气”宁可“到地狱里去”。他甚至对宗教产生怀疑。“要是一个人能祷告什么就有什么，那为什么犹肯·韦恩卖猪肉亏掉的钱赚不回来呢?……为什么华森小姐不能胖起来呢?不，我心想，祷告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至于他对他那个酗酒和打骂成性的父亲来说，他打心底希望他死了才好，这是他对以父系权威的最大的挑战!从这里，可充分看出权威和暴力的另一面是自由和反抗。
整部小说的高潮，安排在哈克给吉姆的主人华森小姐写一封告发吉姆的行踪的信上。这时的哈克彻底超越了自我狭隘的心理，并成长了起来，他表示“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打算改邪归正了”，不走文明世界里的“正路”。不愿再做被人们普遍称道的“好事”，背叛虚伪的“上帝”，而选择一条当时社会所不齿的“邪路”，而这条路恰恰正是反对蓄奴制的正义道路。哈克的语言以及他的性格都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他的性格对于“文明”社会来说是个不受教化的反叛者。哈克对上帝存在的怀疑，更说明了哈克身上所目有的反权威的精神，符合后结构主义颠覆权威的思想。
后结构主义经历了对其有关思维模式及方法的严厉、持续地批评后，便成为行之有效的解决结构主义中所存在缺点的依据。就像某些评论家所评论的：后结构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嘲弄几乎是自嘲——后结构主义者是结构主义者突然意识到自身错 误而幡然醒悟时所产生的。
作为旗手的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当属法国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eques Derrida，1930-2004)。他在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运动中架起了一座桥梁，他宣称“结构主义死了”，实际上是他对结构主义的激烈冲击。于是，后结构主义的传播与回溯的时代从此开始了。他所针对的目标，就是结构主义和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sm)。由于“逻各斯”一词不但具有表示“思想”而且还具有表示“语言”的双重含义。自柏拉图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思想与语言是统一的，但德里达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二者并非一致。他提出“解构”(Decon-structlon)这一重要术语，解构一词有解开、分析、瓦解、消失等意思，通过解构来破坏结构主义自圆其说的结构，达到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整体世界的目的。德里达用的“解构”而非“摧毁”。从解构一词来说，它不是中心，也非原则推论，它要反对的是以逻辑为中心的话语。简而言之，后结构主义认为：“语义永远无法和它自身相一致，它是一个区分或衔接过程的结果。亦即符号之所以代表其自身，只因为它们不是其他符号，它只是某种悬空的，受阻而未出的东西。”符号总是重复的再生的，不直接指向客观世界，后结构主义的重要特征“去分化”即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分立(杜小真)。而在(哈克贝里·历险记)中的内在逻辑，也是有与后结构主义“去分化”逻辑相似的地方，即超越自我。这一时期也是“后工业社会”时期，人们正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科学知识求新、求不稳定性，使人无所适从，惊恐无比；另一方面政治叙事和哲学叙事在知识界的消失，使人们丧失了对权威准则的依赖。这时人们茫然不知所措，权威的合法化一次又一次地被销蚀了。后结构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反对权威，颠覆权威的统治。就语言来说，后结构主义广泛采用语言的不确定性与模糊语言。
后结构主义怀疑结构主义的充分性。就文学而言，它倾向于表露文本的自然的、不确的意义，同时反映出的是文本本身自然的、不确定的更深层含意。英国诗人、评论家艾略特(ThomasSteams Eliot，1888～1965)在《美国文学和美国语言》一文中指出：“密西西比——是一条具有至尊无上意义的河。我认为，在马克·吐温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本人并未意识到的深刻性，正是这种深刻性赋予《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以象征意义，而且这种象征意义在这里只能更具规模，更为突出，因为它并非是蓄意的，并非是有意识的。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两种解释的方式。德里达在《弗洛伊德与书写的意味》中指出：“本文没有确定性……一切都始于再生产，一切都已经存在，本文储藏着一个永不露面的意义，对它的确定总是被延搁下来，被后来补充上来的替代物所重构。”由此看出，后结构主义对待“文本”(text)的态度是：“文本”是不确定的。“文本”是有待填补的空白，即不是单一的，而是以复数形式存在。对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样一部小说，文本也是不确定的、可以“重构”(Reeonsturion)的。
“作者死了”，堪称罗兰·巴特(Roland BaIthes，1915～1980)在后结构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宣言。他反对传统观念中认为作者是文本的主体、文章意义的来源、诠释的唯一权威。他认为读者是自由地打开或关闭文本意义的进程，而不必顾及文本的所指(signified)。读者是语言的主宰。他们可以任意用意思系统去连接文本而否定作者的“意图”。读者不仅是被动的消费者，同时又是主动的生产者。任何阅读均可被视作对文本的“误读’’(misreading)。如果有上千万读者，去读同一文本，那么就会有上千万种理解。这种“误读”是可接受的，是正确的“误读”(崔少元)。就《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个文本来说，就有人认为只是个孩子历险记的故事，有人则认为是相反含意的读本，还有人认为是反文明的读本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样就有许多隐藏的含意需要去挖掘，去消费，而后再生产。因此，后结构主义对待小说的态度，认为其有多元的意义，是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无穷尽地变换花样，最终不可能固定在一个中心、一种本意上。
罗兰·巴特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系统(OpenSystem)。他认为本文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构成”过程，即不断地“重构”。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的小叛逆者哈克贝里·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解构”是如何颠覆“权威统治”的。但这种颠租不是简单地依靠推翻和打倒，而是对权威的转换或游移。“权力”、“统治”、“中心”是压迫的同义词，同时也是反抗的同义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综上所述，就《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个文本来说，读过此书的读者，既是它的“消费者”，又是它的“生产者”。读者可有许多种“误读”，还可采取批判的态度“重构”，而他们对于此书的“误读”，却正是在挖掘隐藏在此书中的、作者马克，吐温本人也未必就真正理解的文本的深邃内涵。因此《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不失为一部耐人寻味的后结构主义好作品。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