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工作者，原北京女八中校长，2007年12月24日在北京去世，终年94岁
　　
　　一位出身优渥的知识女性，热血投入抗日洪流，嫁给了一位将军。毕生致力于办教育，热忱，低调，有坚持，靠品格而不是身份赢得尊重。也许，这就是王季青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
　　1913年农历正月二十八，王季青出生于辽宁沈阳，五岁丧父。“九一八”事变后，随母亲流亡北平，就读于志成中学和北师大附中，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历史系。抗日烽火中，她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是北平学联南下宣传团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奔赴晋西北参加八路军。同年底调至三五九旅，在旅部担任文化教员。不久，经贺龙、关向应介绍，与该旅旅长王震结为夫妻。
　　那时候她完全想不到，未来，“将军夫人”会是她始终不能摆脱的标签。她似乎一生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资炫耀或可供利用的身份。她自己曾说，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办好一所学校。她的一生也是这么实践的。
　　王季青曾先后担任三五九旅家属学校校长、新疆大学副校长、新疆军区俄文专科学校校长。1954年初，她以行政12级之位，选择了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北京女八中，担任校长。位于新文化街的第八女子中学（现在的鲁迅中学），前身是英国基督教会办的笃志女中，解放后收归国有。新中国初期，原来任教的英国人回国了，从燕京大学聘请的教师也不再来校兼课，师资没有保证，学生则由原来的300人猛增到900多人。在当年7月市教育局组织的统一考试中，女八中高中二年级的数学考试一半以上学生不及格，初中二年级八个班及格者不足10%，有的班只有两三个学生及格。
　　对此，王季青的看法是，“学生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老师的问题。”当时北京市师资奇缺，加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很多单位不敢用所谓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有历史问题的人。作为校长的王季青，不怕“招降纳叛”的大帽子和被视为“右倾”的压力，接纳和聘请了不少因“出身问题”受到影响的青年，关心信赖他们。很快，女八中的初中升学就达到了市一流水平。1959年，高中毕业生几乎全考进了一类大学，1963年，高中毕业生近四分之一被清华、北大、科技大学录取。
　　她识英才，更可贵的是对教师的爱护。1957年“反右”运动时，有三位青年教师言词激烈，按当时的标准，轻易就能划为“右派”。王季青顶住压力，保护了这三位有才华的青年人。她说：“这三位老师是反对我，并不是反党。他们对党支部提意见，并不是对整个共产党有意见。”
　　“文革”期间，女八中的军宣队要清算王季青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说她“招降纳叛”，搞“智育第一”。但是回到女八中接受批斗时，红卫兵一没让她戴高帽，二没给她挂黑牌，而是搬来一把帆布椅，让她坐在批斗台上，走了一个过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种气氛的批斗会实不多见。虽然自身难保，她仍然尽最大的可能，关心保护其他遭受迫害的人们。“王妈妈的家”曾是一个充满温暖和友爱的根据地，直到今天，这些已经当了爷爷奶奶的人聚会时，那段经历还是一个总不消退的话题。
　　在疯狂的年代，温情难得，理智难得。尽管身不由己在时代的洪流里载浮载沉，王季青一直坚持一种立场，不做“驯服工具”。她說：党员又不是马戏团的马，用绳子来驯服的（驯字由马和三条绳子构成）。
　　“文革”结束后，六十多岁的王季青被教育部任命为中教司巡视员，先后赴十几个省份深入调研。三个孙子要念小学，有人主动帮忙联系，北京市重点小学实验二小同意接收。她知道后大发脾气，说：“普通家庭一个孩子进实验二小都很困难，我们一家进去三个，这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今后还怎么到学校检查工作？”后来，这三个孩子都改到普通小学就读。
　　王震去世后，湖南、新疆、黑龙江等地送来了反映将军战斗生涯的剧本，有的还专程来征询意见，愿意由地方出资拍摄，都被王季青谢绝了。她说，党和国家给王震的荣誉已经够高了，没有必要劳民伤财再拍连续剧。现在还有不少孩子因为贫困没有学上，你们把这笔钱用来建学校或捐给“希望工程”，不是更好、更有意义吗？她身体力行，把王震去世后的抚恤金和家里的藏画变卖，捐给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贫困生。
　　从知识女性投身革命、由革命者当上中学校长的“首长夫人”，并不止王季青一个。如张太雷的夫人王一知任北京101中校长，宋仰初的夫人杨滨先后在女一中和男四中当校长，周扬的夫人苏灵扬任北京师大女子附中的校长……在她们身上，有着种种时代的烙印，作为人，亦有着让今天的人们也不能否认的真诚与执著。
　　王季青走了，随着带走的，还有那个时代里让人感念、而今已经稀缺的素朴与平实。
　　
　　作者为《比较》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