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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国内高质量人才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突显，高等教育体系无法培养大量高质量、高素质人才。实施通识教育可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培育高质量、高素质人才。通识教育是“外来”理念，需要对其加以改造，以适应国内的教育环境。研究发现，师生共识是通识教育本土化理念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师生共识具体包括大课程观的共识、师生互动共识、通识教育共识，师生达成共识有利于通识教育相关政策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通识教育;本土化;师生共识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5-0015-03
一、高质量人才供给与需求矛盾时代背景
教育部2015—2018年发布出国留学人员数据，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66.21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的包括59.63万人，2018年度和2017年度统计数据相比较，2018年出国留学人数增加5.37万人，增长8.38%;2017年增长率为11.74%，2017年首次突破60万大关;2016年的增幅为3.97%;2015年中国留学生首次突破50万人。根据四年的官方数据，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稳中有升，目前出国留学已成趋势，说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仍需提升。
不同的群体出国留学的原因也不同。对出国留学的优秀高考毕业生和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群体而言，出国留学的目的是发展、提升自己。一般情况来讲，国外科学研究历史悠久，学校学术氛围浓厚，学术资料丰富，国际学术前沿和学术话语权仍在欧美一流高校。对没有考上国内双一流高校的学生群体而言，国内本科其他院校毕业文凭的“含金量”不如国外院校毕业文凭高，因此该群体选择了出国留学。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海归群体获得的学位和学历中，硕士学位占56%，学士学位占38%，博士学位和专科其他占2%左右，学士学位占总比第二，与去年相比，学士学位占比上升了7个百分点，出国读取本科的留学生越来越多。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发展，发展高质量人才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一环。从目前我国内部社会环境来看，传统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迈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迅猛成长，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高质量的人才。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则需要大量的高质量人才，高质量的人才需要高质量的学校来孕育。但是，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内高质量人才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开展通识教育成为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方案之一，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对通识教育理解也不同，根据全美学院和大学协会主页对通识教育最新的定义：通识教育为学生提供广袤世界中的宽广知识（如科学、文化和社会等）和特定領域中深奥的学习内容。通识教育旨在帮助学生发展社会责任感，培育坚实和可迁移的学术和实践技能，如交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将知识和能力应用到现实世界中的能力。今天，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是指多学科中宽广的学识和主修某一学科中更为深奥的学习内容[1]。通识教育对国内的科学技术、高校自身和当代学生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实施通识教育时代价值
（一） 高等院校自身发展需要通识教育
当代科学研究往往需要通过跨学科和教师相互合作的方式，当前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难以使教师相互沟通、合作。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通常是由两个方面、多种层次的部门相互交叉构成，纵向上是学院系等行政性部门，横向上是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等学术性部门，这些纵向的层次和横向的部类，整体交织形成网络体系。而这种组织结构人为地割裂了系、院和学科之间的联系，致使系和系、学院和学院、学科和学科之间界限分明，很少有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削弱了国内高校的整体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影响了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是通识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通识教育课程的发展，通识教育课程的发展促进高等院校教学、科研能力的提升。
高校自身的发展还和教师的专业水平密切相关，教师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发展绝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教师和教师之间积极沟通和交流，通过不断进行跨学科学习后，拓展自身的知识面，掌握宽广的知识。进行自我通识教育，有利于培养出知识面广、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德克萨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每周一都会举行学术研讨会，研讨会要求教师总结一段时间的跨学科学习和研究成果，并与其他老师进行交流和学习，使教师和教师之间互相学习、共同提高[2]。教师在交流之中发现新的矛盾以及新的问题，对相关研究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科学技术发展需要通识教育
科技强国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同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不仅能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还能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呈现一定的优势，目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落后就会挨打，只有发展科学技术才是硬道理。
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对人才的要求是综合性的，科学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学科的交叉和渗透，专门人才不仅要掌握本专业的知识，还要掌握更广泛的其他学科知识，比如哲学。科学与哲学是相辅相成的，哲学思想是科学发展的其中一项影响因素，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伴随着科学工作者对前人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对神学的思想的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是对绝对时空观的批判。不仅仅是哲学，其他的知识也能促进科学发展。正如恩格斯说过，科学发展的速度同人类积累的知识量成正比，与同时间的指数函数成正比。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来掌握广博的知识，需要通识教育的助力，促进科技发展。
（三）当代学生自我发展需要通识教育
当代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吸引着年轻一代，例如西方欧美的意识形态文化、日本动漫二次元文化以及韩国的偶像（idol）文化、中国传统的古风文化，例如汉服文化。多元文化信息参差不齐，现代化和信息化加速了文化的传播，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使得新生代更容易接触网络，更容易接触到多元的文化，所以多元文化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价值观。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其间的交流和激荡，丰富了新生代的思想，影响了新生代的性格行为习惯。一方面，多元文化使新生代更富有朝气、活泼、有新思想、有好奇心，取向更加多元，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和创造力。新生代作为使用互联网的先锋群体，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倾向，并通过互联网媒体发声昭示中国新生代的崛起[3]。 另一方面，这种多元的文化势必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比如儒家文化崇尚以和为贵，但是美国文化崇尚英雄主义，具有慕强和攻击性元素，这种文化间的冲突往往会使学生感到迷茫和不安。
新生代自身心智处于不完全成熟阶段，还不擅长明辨是非，在文化多元、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易加剧自身困惑与矛盾。通识教育能引导人看透浮华世界，探索未来美好生活的方向。正如斯特劳斯所言：“一个人如果处于现代社会，能看清现实文化中的浅薄和滑稽，如果他有毅力就会突破文化的层层迷雾，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的观点，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4]
三、通识教育本土化理念探索
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施方案来自欧美国家。在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通识教育理念需要适当加以改造。中国的通识教育本土化研究与改革，进展不顺利，遇到很多困难[5]。通识教育可以顺利推行的前提条件是学生对学校的办学理念较高的认同度，教师要稳固自己学术权威，学生要有自己的学术抱负，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6]。
互动说理论提出，政策的实施是相关因素互动和变化造成的结果。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政策变动大小，若想政策实施效果成功，目标共识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若想要通识教育相关政策实施后达到满意的效果，教师和学生先要达成共识，师生共识内容包含大课程观的共识、师生互动共识和通识教育共识。
（一）大课程观共识
西方高校中主要流行课程观是课程与教学关系是大课程小教学观，教学是课程的一个部分。大课程观是指重视学生在课程实施之前的準备工作，比如美国大学在课程实施之前布置学习的任务，列出书单要求学生阅读，让学生做好课前的知识准备，针对书里的内容进行课堂提问。不同作者表达的观点不同，这时就需要学生怀着尊敬的态度，审慎思考后选择认同一种观点或者产生新的观点。我国则相反，认同的是大教学小课程观，相比课程更重视教学。中小学各个阶段设置了统一的培养目标、课程标准、教材，这有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基础的知识。但是，大学生需要具备分析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小课程观不利于大学阶段取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更不利于学生形成原创性和独特性见解。
现在我国大部分高校延续中小学的教学模式，在此模式下培养出的部分学生存在古典著作无用论，通常随意选择一种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成为这一种观点的附庸。正如斯特劳斯所批判的：没有主见，选择一种观点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缺乏思考的现代人[4]。
（二）师生互动共识
师生互动即在课堂的背景下，教师和学生的心理、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大学时期，师生互动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世界观。波果斯洛夫斯基认为，世界观的形成，完全是基于个体与个体交流后，个体通过思考、分析、判断，审慎选择含有价值倾向性的观点。大学教育需要教师和学生多交流，在交流之前达成思想上的共识，最终转变成大课程观的师生有意义的课堂互动教学模式。
师生互动之前，教师和学生应一致认为学生学习内容的主要来源不是教师传授，而是学生自己在课前为课堂准备自学的知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后，应允许学生与同伴交流。这种交流基于学生自己和他人进行充足的知识准备的前提，然后在交流的过程中理解他人的观点，分析观点形成的原因，尊重、包容其他人的观点，最后选择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改变已有的观点。
教师的角色是一个反问者、质疑者，应不断地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提问，不表明自己的观点，也不给出问题答案。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自己心里的问题，渐渐学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并对问题产生新的理解和感悟。在交流结束时，教师可以总结已有的观点，但是不加以评论。总而言之，教师应是一个参与者、提问者的角色，而不是给出答案的先知。
（三）通识教育共识
通识教育共识是师生认同通识教育的理念，学生除了深度学习专业课之外，还学习其他知识，师生应一同坚信通识教育能够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
目前高等院校课程是按照一定标准选择的，不可能传授所有的学生需要的知识，根据学生生存及发展的需要，高等院校里教师传授的知识主要是两种：一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二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的需要。其中，为了学生生存的需要传授的知识占主导，如专业课。除此之外，高校还应关注学生对更好生活的需求，不能忽略对学生心灵的培育。更好生活的需求源于心灵的基本需要，历史文学艺术可以提高人的修养，使人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如果说生存的专业知识是人的基本骨架，那么基本的心灵培育则是人的血肉。因此，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可以自己学习通识知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逐步向高质量、高素质人才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 黄福涛. 美国大学的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39（06）：1-9.
[2] 焦磊，谢安邦. 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建制基础及样态创新[J]. 中国高教研究，2019（01）：60-65.
[3] 李春玲. 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J]. 社会学研究，2019，34（03）：1-24+242.
[4] 高晓清，何珍. 自由教育及其可能——基于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J]. 现代大学教育，2016（04）：41-46+111.
[5] 王洪才.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实施中面临的几个基本问题[J].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2018，10（02）：3-19.
[6] 张砚清. 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及其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15，36（09）：67-70.
（荐稿人：毕景刚，吉林师范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淳洁）
关键词：通识教育;本土化;师生共识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5-0015-03
一、高质量人才供给与需求矛盾时代背景
教育部2015—2018年发布出国留学人员数据，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66.21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的包括59.63万人，2018年度和2017年度统计数据相比较，2018年出国留学人数增加5.37万人，增长8.38%;2017年增长率为11.74%，2017年首次突破60万大关;2016年的增幅为3.97%;2015年中国留学生首次突破50万人。根据四年的官方数据，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稳中有升，目前出国留学已成趋势，说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仍需提升。
不同的群体出国留学的原因也不同。对出国留学的优秀高考毕业生和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群体而言，出国留学的目的是发展、提升自己。一般情况来讲，国外科学研究历史悠久，学校学术氛围浓厚，学术资料丰富，国际学术前沿和学术话语权仍在欧美一流高校。对没有考上国内双一流高校的学生群体而言，国内本科其他院校毕业文凭的“含金量”不如国外院校毕业文凭高，因此该群体选择了出国留学。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海归群体获得的学位和学历中，硕士学位占56%，学士学位占38%，博士学位和专科其他占2%左右，学士学位占总比第二，与去年相比，学士学位占比上升了7个百分点，出国读取本科的留学生越来越多。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发展，发展高质量人才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一环。从目前我国内部社会环境来看，传统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迈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迅猛成长，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高质量的人才。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则需要大量的高质量人才，高质量的人才需要高质量的学校来孕育。但是，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内高质量人才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开展通识教育成为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方案之一，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对通识教育理解也不同，根据全美学院和大学协会主页对通识教育最新的定义：通识教育为学生提供广袤世界中的宽广知识（如科学、文化和社会等）和特定領域中深奥的学习内容。通识教育旨在帮助学生发展社会责任感，培育坚实和可迁移的学术和实践技能，如交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将知识和能力应用到现实世界中的能力。今天，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是指多学科中宽广的学识和主修某一学科中更为深奥的学习内容[1]。通识教育对国内的科学技术、高校自身和当代学生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实施通识教育时代价值
（一） 高等院校自身发展需要通识教育
当代科学研究往往需要通过跨学科和教师相互合作的方式，当前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难以使教师相互沟通、合作。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通常是由两个方面、多种层次的部门相互交叉构成，纵向上是学院系等行政性部门，横向上是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等学术性部门，这些纵向的层次和横向的部类，整体交织形成网络体系。而这种组织结构人为地割裂了系、院和学科之间的联系，致使系和系、学院和学院、学科和学科之间界限分明，很少有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削弱了国内高校的整体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影响了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是通识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通识教育课程的发展，通识教育课程的发展促进高等院校教学、科研能力的提升。
高校自身的发展还和教师的专业水平密切相关，教师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发展绝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教师和教师之间积极沟通和交流，通过不断进行跨学科学习后，拓展自身的知识面，掌握宽广的知识。进行自我通识教育，有利于培养出知识面广、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德克萨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每周一都会举行学术研讨会，研讨会要求教师总结一段时间的跨学科学习和研究成果，并与其他老师进行交流和学习，使教师和教师之间互相学习、共同提高[2]。教师在交流之中发现新的矛盾以及新的问题，对相关研究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科学技术发展需要通识教育
科技强国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同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不仅能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还能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呈现一定的优势，目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落后就会挨打，只有发展科学技术才是硬道理。
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对人才的要求是综合性的，科学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学科的交叉和渗透，专门人才不仅要掌握本专业的知识，还要掌握更广泛的其他学科知识，比如哲学。科学与哲学是相辅相成的，哲学思想是科学发展的其中一项影响因素，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伴随着科学工作者对前人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对神学的思想的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是对绝对时空观的批判。不仅仅是哲学，其他的知识也能促进科学发展。正如恩格斯说过，科学发展的速度同人类积累的知识量成正比，与同时间的指数函数成正比。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来掌握广博的知识，需要通识教育的助力，促进科技发展。
（三）当代学生自我发展需要通识教育
当代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吸引着年轻一代，例如西方欧美的意识形态文化、日本动漫二次元文化以及韩国的偶像（idol）文化、中国传统的古风文化，例如汉服文化。多元文化信息参差不齐，现代化和信息化加速了文化的传播，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使得新生代更容易接触网络，更容易接触到多元的文化，所以多元文化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价值观。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其间的交流和激荡，丰富了新生代的思想，影响了新生代的性格行为习惯。一方面，多元文化使新生代更富有朝气、活泼、有新思想、有好奇心，取向更加多元，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和创造力。新生代作为使用互联网的先锋群体，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倾向，并通过互联网媒体发声昭示中国新生代的崛起[3]。 另一方面，这种多元的文化势必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比如儒家文化崇尚以和为贵，但是美国文化崇尚英雄主义，具有慕强和攻击性元素，这种文化间的冲突往往会使学生感到迷茫和不安。
新生代自身心智处于不完全成熟阶段，还不擅长明辨是非，在文化多元、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易加剧自身困惑与矛盾。通识教育能引导人看透浮华世界，探索未来美好生活的方向。正如斯特劳斯所言：“一个人如果处于现代社会，能看清现实文化中的浅薄和滑稽，如果他有毅力就会突破文化的层层迷雾，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的观点，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4]
三、通识教育本土化理念探索
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施方案来自欧美国家。在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通识教育理念需要适当加以改造。中国的通识教育本土化研究与改革，进展不顺利，遇到很多困难[5]。通识教育可以顺利推行的前提条件是学生对学校的办学理念较高的认同度，教师要稳固自己学术权威，学生要有自己的学术抱负，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6]。
互动说理论提出，政策的实施是相关因素互动和变化造成的结果。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政策变动大小，若想政策实施效果成功，目标共识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若想要通识教育相关政策实施后达到满意的效果，教师和学生先要达成共识，师生共识内容包含大课程观的共识、师生互动共识和通识教育共识。
（一）大课程观共识
西方高校中主要流行课程观是课程与教学关系是大课程小教学观，教学是课程的一个部分。大课程观是指重视学生在课程实施之前的準备工作，比如美国大学在课程实施之前布置学习的任务，列出书单要求学生阅读，让学生做好课前的知识准备，针对书里的内容进行课堂提问。不同作者表达的观点不同，这时就需要学生怀着尊敬的态度，审慎思考后选择认同一种观点或者产生新的观点。我国则相反，认同的是大教学小课程观，相比课程更重视教学。中小学各个阶段设置了统一的培养目标、课程标准、教材，这有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基础的知识。但是，大学生需要具备分析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小课程观不利于大学阶段取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更不利于学生形成原创性和独特性见解。
现在我国大部分高校延续中小学的教学模式，在此模式下培养出的部分学生存在古典著作无用论，通常随意选择一种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成为这一种观点的附庸。正如斯特劳斯所批判的：没有主见，选择一种观点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缺乏思考的现代人[4]。
（二）师生互动共识
师生互动即在课堂的背景下，教师和学生的心理、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大学时期，师生互动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世界观。波果斯洛夫斯基认为，世界观的形成，完全是基于个体与个体交流后，个体通过思考、分析、判断，审慎选择含有价值倾向性的观点。大学教育需要教师和学生多交流，在交流之前达成思想上的共识，最终转变成大课程观的师生有意义的课堂互动教学模式。
师生互动之前，教师和学生应一致认为学生学习内容的主要来源不是教师传授，而是学生自己在课前为课堂准备自学的知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后，应允许学生与同伴交流。这种交流基于学生自己和他人进行充足的知识准备的前提，然后在交流的过程中理解他人的观点，分析观点形成的原因，尊重、包容其他人的观点，最后选择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改变已有的观点。
教师的角色是一个反问者、质疑者，应不断地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提问，不表明自己的观点，也不给出问题答案。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自己心里的问题，渐渐学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并对问题产生新的理解和感悟。在交流结束时，教师可以总结已有的观点，但是不加以评论。总而言之，教师应是一个参与者、提问者的角色，而不是给出答案的先知。
（三）通识教育共识
通识教育共识是师生认同通识教育的理念，学生除了深度学习专业课之外，还学习其他知识，师生应一同坚信通识教育能够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
目前高等院校课程是按照一定标准选择的，不可能传授所有的学生需要的知识，根据学生生存及发展的需要，高等院校里教师传授的知识主要是两种：一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二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的需要。其中，为了学生生存的需要传授的知识占主导，如专业课。除此之外，高校还应关注学生对更好生活的需求，不能忽略对学生心灵的培育。更好生活的需求源于心灵的基本需要，历史文学艺术可以提高人的修养，使人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如果说生存的专业知识是人的基本骨架，那么基本的心灵培育则是人的血肉。因此，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可以自己学习通识知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逐步向高质量、高素质人才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 黄福涛. 美国大学的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39（06）：1-9.
[2] 焦磊，谢安邦. 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建制基础及样态创新[J]. 中国高教研究，2019（01）：60-65.
[3] 李春玲. 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J]. 社会学研究，2019，34（03）：1-24+242.
[4] 高晓清，何珍. 自由教育及其可能——基于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J]. 现代大学教育，2016（04）：41-46+111.
[5] 王洪才.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实施中面临的几个基本问题[J].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2018，10（02）：3-19.
[6] 张砚清. 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及其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15，36（09）：67-70.
（荐稿人：毕景刚，吉林师范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