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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纽约时报》刊载一篇题为《美国经济为什么能连续增长五十九个月？》的文章。文章说，到十月一日，美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将进入第五十九个月。自一八五四年开始编制详细的月统计资料以来，在五次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中，这一次目前排第三位，问题是现在仍在继续中，最高纪录是一百零六个月，其次是八十个月，前者从一九六一年二月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后者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这篇文章引用国情普查局的说法，去年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的中位家庭收入连续第四年上升，尽管有人担心会重新出现通货膨胀，股票市场仍然十分兴旺。又据国会预算处估计，自一九八二年底以来，由于股票、住房和其它资产价值的上升，美国家庭的财产净产值已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并且前途是光明的。文章分析了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特别强调了外国投资的大量涌入美国。文章引用了现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卡特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弗雷德·伯格斯膝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了供应学派创造的奇迹，这就是由外国人提供了许多的商品和绝大部分的资金。”此语不尽公正，确切地说，是里根经济学创造的奇迹，因为供应学派只是里根经济学的一部分。
就象杨鲁军在他的《论里根经济学》中成功地论证的那样：里根经济学是一个体系，而供给学派的理论，只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供给学派并不是萨伊定律的复活。
作者说：“里根经济学，委实是对里根的经济哲学思想、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及其实施进程的最好概括，正如‘新政’是对罗斯福的经济政策的最好概括一样。”如果特别剖析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既可以看到供给学派的主张，又可以看到货币学派的主张，甚至还可以发现凯恩斯主义的某些主张——至少可以肯定，凯恩斯主义在八十年代的美国并没有被完全丢弃。里根博采众长，不拘一格；他的经济学包含了每一家经济理论的合理或可取之处，而在整体上又不同于任何一家经济理论。”这就是说，里根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综合性，而综合就是创造，创造就意味着生命力。
要理解里根经济学的构成，首先要认识里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难题。简单地说，里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难题是“滞胀”，这是七十年代以后的数届美国政府都未能摆脱的难题。
供给学派理论的价值在于重新恢复了供给，或者说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尊严。自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曾经成为西方主要国家官方制订经济战略与政策的主要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战后到七十年代前后是“凯恩斯时代”的说法，绝不是一种虚构。凯恩斯学派认为凯恩斯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根据有效需求理论，供给因素是被假定为已知的，全部分析主要集中在需求方面，即集中地探索有效需求所以不足的各种因素和原因，构成其就业理论体系，制订弥补需求不足的各种措施，构成其需求管理方案。七十年代以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供给方面绝然不是可以忽略的。如果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停滞或过于缓慢，那么，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无论如何是一种选择。供给学派要求人们把视线转移到供给方面，去追求经济增长，并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构想，从而导致了凯恩斯时代的终结。
里根经济学要解决美国曾经严重存在的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以求增加供给，把供给学派的理论作为其组成部分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关于这点，鲁军作了这样的概括：“所谓以供给学派政策对付经济停滞，即是从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刺激需求转为增加供给：以原来主张政府干预、推行赤字财政、不断提高税率、鼓励消费乃至浪费而导致个人储蓄和私人企业投资锐减，转为减少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税率、鼓励个人储蓄和私人企业投资以刺激生产。”“可以认为，这是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转捩点。”
然而，供给学派并非是萨伊定律的复活。鲁军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第一，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创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相等。而供给学派则认为，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滞胀”经济的症结在于供给不足，总供给和总需求大有轩轾；第二，萨伊定律认为在竞争环境下，供求会自动达到均衡，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供给学派则认为，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中，供给并不能自动达到均衡，政府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来刺激供给，以使供求趋于均衡是完全必要的；第三，萨伊定律反对国家干预，反对任何性质，任何方式的干预，而供给学派并不绝对排斥国家干预，他们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刺激供给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干预，只是要把国家干预的程度和范围缩小到最低和最适度。①
在如何对待通货膨胀问题上，里根经济学所接受的却是货币学派的主张。在货币学派看来，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当货币量的增长速度超过生产的增长时，通货膨胀就发生了。货币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越高。只有关闭了货币水龙头，才可以使浴室中充盈的通货膨胀得到制止。在这本书的第八章，作者详尽地论证了里根的货币政策。而“里根的货币政策在里根经济学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章中，鲁军没有去简单地说明里根货币政策与货币学派的相互联系，而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讨：第一，由于货币政策传递过程的复杂性和漫长性，对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研究，是研究包括里根货币政策在内的任一货币政策的关键所在；第二，不同中间目标的适用条件取决于：究竟是维持利息率稳定而听任货币供给量波动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还是控制货币供给量而听任利息率波动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以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矛盾状况作为前提的；第三，在国民经济表现为“需求不足”时，以利息率作为中间目标，而在国民经济处于供给不足时，则以货币供给量为中间目标；第四，里根的货币政策正是完成了从钉住利息率转向控制货币供给量；第五，货币供给量中间目标的确立，标志着货币主义已经正式付诸于实战。我坚信，如果弗里德曼读了这些论述，也会认为鲁军是他在太平洋彼岸少有的知音。
事实表明，货币供给量中间目标的实践是成功的，曾经困扰美国经济达十数年之久的“滞胀”基本被打破了。只是，鲁军没有忘记提醒人们：里根货币政策得以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联邦储备银行根据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选择了正确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并坚持不懈地执行下去”。自七十年代末，即里根上任以前的美国货币银行体制的变革，为里根货币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相比而言，供给学派反通货膨胀的构想则是幼稚的和不现实的。因为，他们主张通过重建金本位制来实现物价的稳定，而这种主张显然是一种倒退。三十年代大危机期间和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放弃了各种金本位制，实行纸币制度，是金融深化最为重要的标志，是不可逆的。恢复金本位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里根货币政策完全摈弃供给学派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要抑制通货膨胀，只要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对策，必然引起利率的上升。而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高利息率势必抑制投资积极性，阻碍经济增长。这就是说，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不可能兼得的。在里根执政的初期，经济状况也正是这样：在高利率的打击下，许多企业无力借贷，因而破产企业急剧增加，一九八二年，企业破产率创战后的最高记录，由于大批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增加。在高利率下，工商业投资也曾显著下降。但是，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经济状况发生了非寻常的变化，在高利率之下，发生了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率，换句话说，高利率与高投资率，高增长率并存。仅此问题，不知使多少经济学家陷入困惑之中，很多人无法摆脱传统经济理论的案臼，而得出了无法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判断。鲁军早在一九八五年初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就已经意识到：高利率政策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到了一种新的均衡点和支撑点。在《论里根经济学》中，鲁军关于高利率与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率相互关系的认识，业至臻于完备。
根据鲁军的看法，高利率之所以未能阻碍以至窒息投资，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成功有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第二，高投资不能不源于政府的扶植；第三，巨额外资的流入是高利率与高投资得以并行不悖的重要支柱；第四，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构成及其筹资形式的变化，也有助于减缓和化解高利率对企业投资的不利作用；第五，维持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关死工资无限上涨的闸门，使企业利润有显著提高，以保持良好的投资预期；第六，近年来出现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企业兼并狂潮，也为投资的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里根政府扩大军费开支的政策，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石油价格的下跌，也对投资产生了刺激作用。
在上述诸原因中，第三个原因和第六个原因尤其值得关注。
巨额外资流入美国，首先归结于美国的高利率，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率差的扩大；同时，美元汇率的提高也对外国资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速，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少考虑国界的限制；加之美国有较好的投资环境和资本收益，都导致各国对美国输入资本。巨额外资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对此，鲁军写道：“里根经济学的棋高一着之处，就在于善于大胆利用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既不破坏国内紧缩的货币政策，又不致于使投资的资金供应濒于枯竭——具体地说，即在高利率使政府在资金市场上‘挤占’私人信贷的情况下，假于外资来补充国内资金的不足。这既有助于部分地弥补财政赤字……，又有助于满足经济复苏后的旺盛的投资需求——从而基本化解了所谓‘挤占效应’。”上述结论，是极有见地的。
战后，美国的产业结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周期获得了调整。但是，大多数调整都是局部性的。到了七十年代以后，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高技术产业的绝对优势在迅速丧失，传统产业和整个制造业的技术基础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造。伴随着里根经济学的实施，高利率的冲击，无疑强化了产业结构的改组与调整，道理十分简单，在高利率之下，只有能够获得更高利润率的高技术产业，才可能生存和发展，只有创造具有高的劳动生产率的企业，才可能避免被兼并。近年来不少资料已表明，里根执政以来，美国的产业调整与改组是卓有成效的。
出色的经济学家的本领在于把复杂的经济现象，最终归结为最简单的经济原理，而使人们接受，鲁军在对高利率与高投资关系时的结论，就做到了这一点，他说：“显然，在持续高利率下仍能赚取高于利息率的利润率，这是高利率与高投资相并存的最基本的前提。”
如果说，鲁军在论证高利率和高投资率并存时，显示了他的功力，那么，他在论证高利率与高债务、高汇率的关系时，则给读者以启发和思考的余地。
在分析美国的巨额国债时，鲁军介绍了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艾斯纳(Robert Ersner)教授和芝加哥伊利诺大学的助理教授保罗·J·皮珀(P.J.Beper)近年来从全新的角度探讨美国国债问题的思路和结论。他们认为，过去所有计算国债和预算赤字的方法是错误的，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帐册与一般工商企业不一样，它不计入联邦政府的资产，也不区分资本预算和本期预算，按照他们计算的结果，近三十多年来，美国国债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从而说明了为什么巨额国债至今尚未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危害。鲁军没有直接讨论艾斯纳和皮珀的理论与方法，但是，却肯定了“这是一条更接近于实际情况的研究美国国债问题的有益的思路”。这里隐含着作者的看法，长年来，美国国债是被高估的。应该说，在国内外，正视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是为数不多的。
谈到高汇率，最常规的反应是高汇率于出口不利而对进口有利。对此，鲁军不尽以为然。他写道：“这种推断似乎不无偏颇之处。高汇率未必阻碍出口。高汇率使进口商品价格降低，从而使国内通货膨胀率下降，制成品成本降低，由此，出口商品的价格必然降低。因而是否可以说，高汇率对改善或恶化贸易收支的作用是不明显的。”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作者以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美元汇率大幅度下降而美国贸易收支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作为论据。因此，“美国贸易收支恶化的原因，除了石油危机这一暂时因素外，最主要的在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相对缓慢。”
在这里，鲁军已经触摸到了现代经济学，或者说当代经济问题的要害，可惜的是，在这本书中，他没有能继续往前走。这个要害是什么呢？即：七十年代初以后，浮动汇率取代了固定汇率，汇率日益变得捉摸不定，那么，为什么汇率会发生变动？汇率与通货膨胀，汇率与利率，汇率与国际贸易以至国际收支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可以不夸大的说，仅就这些问题，已促使经济学家和政府不得不改变他们已有的理论和固有的思维方式。要知道，在一九七三年以前，同数量如此之多的国际流动货币伴随在一起的弹性汇率，世人还是闻所未闻。
目前，已经存在不同的汇率理论。在货币学派看来，价格的变动是国内货币供给变动的函数，如果货币增长超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率，其超过额就表现为通货膨胀。这种理论很容易引伸到汇率：一种经济的货币增长速度相对于另一种经济的货币增长速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种通货之间的汇率的走向。货币学派有一个理论假定“单一价格规律”，任何能进入国际贸易范围的商品与劳务，都将按世界均衡价格在国内市场定价。凯恩斯主义者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公司根据成本和利润所确定的价格，可能长期偏离国际水平，如果某些外力，诸如政局不稳，石油价格波动，可以推动一国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均衡，重新回到均衡则需要几年的功夫。此外，还有一个称之为“资产组合平衡”的理论，这个理论从人们如何持有自己的资财(为简便起见，划分为货币和债券)出发，并将资财扩展到包括外国货币和外国债券，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利率的作用是决定性因素，而在开放经济中，利率与汇率的相互作用，汇率则成为更重要的因素。利率和汇率是影响国内货币市场和国际证券市场的两个变量。一般说来，一国利率的上升，会使该国的金融资产对本国和外国的投资者来说更有吸引力，引起资本内流，汇率升值。在这个时候，利率上升国的居民，自然想以国内债券形式持有更多的有价证券。伴随利率上升的汇率上升，意味着居民手中有价证券的升值，产生了使居民感到自己更富裕了的财富效应。
应该说，里根经济学并没有清楚地表明所倾向的汇率理论。然而，货币学派和“资产组合平衡”的汇率理论无疑影响了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
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利率上升→资本内流→汇率升值→国内有价证券升值→刺激投资→经济增长
在这本书中，鲁军已经阐述了里根所建立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我在这里，只不过是加以补充罢了。其一是补充了汇率在新机制中的作用，其二是补充了有价证券升值的意义。之所以作这样的补充，是为了：第一，更加重视国内货币市场和国际证券市场的作用；第二，有利于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象道琼斯指数为什么呈上升趋势。②
当然，理论相对于经济生活本身总是简化的，总是滞后的。自一九八五年以来，美元始终呈跌势。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是美国的一种低汇率战略，意欲实行更激烈的贸易保护措施，求得改善美国、日本与西德的贸易不平衡。如果这种解释是成立的，即认为美元的跌势是一种人为的战略选择，那么，合乎逻辑的问题是这种战略能坚持多久？何以为继。如果上述解释不成立，而认为美元的跌势是在所难免的，新的困惑则呈现在人们面前：为什么较高的利率和贴现率的提高与汇率的下跌并存？汇率的下跌与资本内流并存？汇率的下跌与贸易逆差的扩展并存？汇率下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一般物价水平上浮，货币供给怎样被控制？只要存在里根经济学，就要正视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里根经济学还有极大深化的可能。
在对里根经济学诸多不公正的评价中，有一种“劫贫济富”说，不讲在国外，至少在国内是颇有市场的。鲁军在这本书中，为里根经济学的“劫贫济富”问题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他写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对里根经济学‘劫贫济富’问题的总的判断。”
鲁军首先把这个问题置于所谓的“福利主义”和“福利国家”的背景之下。他认为，“新政”开创了美国经济的新时代，但是，它在成功地解决旧的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却又孕育出新的矛盾和冲突。例如，“新政”在相当有限的程度上缓和了贫富日益分化的矛盾，推行了“社会福利计划”，结果强化了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以至冲突。鲁军激烈地揭示了“公正”形式的“福利国家”的最不公正的实质和后果，他写道：经济情况愈是不好，政府对失业者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开支就愈大，被救济者对政府的依赖就愈大，更不愿意勤奋工作，同时，财政赤字愈滚愈大，又使政府不得不愈益提高纳税人的税率以弥补支出，无疑会抑制乃至窒息对经济的刺激，加上通过财政赤字来补偿通货膨胀，必定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这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这不能不是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选择，里根经济学的选择是“置效率于公平之行”。鲁军从三个方面证明了这一选择：第一，从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模式来看，里根经济学彻底改变了那种把“充分就业”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的传统做法，而把反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目标；第二，通过税制改革，来突出效率和保护效率，采取了由累进税转向单一税率，由限制上限转向保持下降；第三，改革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把联邦在社会保障方面的部分责任转移给州和地方政府。基于上述论述，鲁军的结论是：里根经济学不啻是效率对平等的挑战，效率在里根经济学中处于最优先的位置；置效率于公平之先，有利于整体美国经济的重建：“效率优先”决不是排斥公平问题，制止通货膨胀，创造了机会均等的良好环境，这是对防止经济不公平的最大贡献。鲁军提供的资料证明，富人阶层从里根经济学中受惠的程度要高于贫人受惠的程度，但是，两者都是受惠的。而经济不增长，没有效率，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都难以得到实惠。
效率与公正，或者说，效率与平等，历来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难以兼得的选择，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永恒课题，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必须面对而又必须做出选择的考验。关键所在，一个民族也好，一个经济学家也好，还是一个政治家，所接受的是何种平等观。里根经济学接受的是新保守主义平等观，在自由与平等的选择中倚重于自由，在效率与公平的选择中倚重效率。这种选择恰恰符合了美国人的深层心理意识，焕发了美国精神，所以，里根经济学成功了。尽管在成功的背后，指责里根经济学是“劫贫济富”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
在经济活动中，政府应该起什么样的正当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几代经济学家不知花费了多大的精力，结果至今莫衷一是。根据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几乎所有的干预都是不明智的，只要任其发展，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就能够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根据凯恩斯学派，政府的干预完全是必要的，干预的基本方式是通过财政政策，包括扩大政府支出，赤字预算和举债等，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可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充分就业。根据货币学派，国家干预必要遭到反对，如果说政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仅仅是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岂止如此，在经济学领域，几乎没有一个派别没有它自己的政府干预观。但是，主流看法在凯恩斯时代是干预。
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政府对企业的各种干预不断增多，联邦政府建立了大批制订各种规章的机构，各种工商管理的规章条例成倍增长。美国工商企业的发展被束缚着。长期以往，这与美国是一个奉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运转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的传统会产生剧烈的冲突。
里根经济学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社会为这些过度的政府管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供应学派理论获得启迪的里根经济学，在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市场自由竞争，取消那些阻碍生产发展和发明创造的规章条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在放松管制中，采取了放宽反托拉斯法的实施，放松对汽车工业的管制，解除油价管制，对《戴维斯·贝肯法》加以修正，，改革金融管理机构，等等。所有这些做法，使企业在取得制造新产品，开办新工厂和采用新工艺的许可方面更容易了一些，是有利于刺激投资、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去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根说，他帮助发动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思想革命”，它的基础是这一信条：“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里根政府是否做到了里根所说的，里根所说的是不是里根经济学的重要支点，里根经济学是否完全信奉供应学派的自由放任学说的理论基础，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但是，里根经济学、里根政府，里根的基本倾向是要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相信通过竞争社会资源的分配与经济运行更有效率，则是没有疑义的。这与美国历届政府不断强化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相比较，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
鲁军在这本书中，在许多章节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未能集中篇章深化这个似乎已成为经济学永恒主题的课题。要知道，里根经济学及其实践，在美国的实践，极大地拓展了人们思考这个课题的视野。据我看来，鲁军在探讨里根经济学的当代前提时，脱离了他自己的主航道，去讨论国家到底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这样的问题，论证的方法是生产关系的“三方面说”，或“四环节论”，结果是读者陷入困境，国家，即使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国家，到底是要强化干预的，还是要弱化干预？在现代经济社会，国家不再是拐杖了，这是对的，可是，国家又是什么呢？
①杨鲁军在他和虞虹、李捷理所译的《供应学派革命》一书的“代译者序”中，也阐述了类似的思想。
②前几天，得知道琼斯指数急剧下跌。
就象杨鲁军在他的《论里根经济学》中成功地论证的那样：里根经济学是一个体系，而供给学派的理论，只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供给学派并不是萨伊定律的复活。
作者说：“里根经济学，委实是对里根的经济哲学思想、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及其实施进程的最好概括，正如‘新政’是对罗斯福的经济政策的最好概括一样。”如果特别剖析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既可以看到供给学派的主张，又可以看到货币学派的主张，甚至还可以发现凯恩斯主义的某些主张——至少可以肯定，凯恩斯主义在八十年代的美国并没有被完全丢弃。里根博采众长，不拘一格；他的经济学包含了每一家经济理论的合理或可取之处，而在整体上又不同于任何一家经济理论。”这就是说，里根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综合性，而综合就是创造，创造就意味着生命力。
要理解里根经济学的构成，首先要认识里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难题。简单地说，里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难题是“滞胀”，这是七十年代以后的数届美国政府都未能摆脱的难题。
供给学派理论的价值在于重新恢复了供给，或者说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尊严。自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曾经成为西方主要国家官方制订经济战略与政策的主要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战后到七十年代前后是“凯恩斯时代”的说法，绝不是一种虚构。凯恩斯学派认为凯恩斯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根据有效需求理论，供给因素是被假定为已知的，全部分析主要集中在需求方面，即集中地探索有效需求所以不足的各种因素和原因，构成其就业理论体系，制订弥补需求不足的各种措施，构成其需求管理方案。七十年代以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供给方面绝然不是可以忽略的。如果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停滞或过于缓慢，那么，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无论如何是一种选择。供给学派要求人们把视线转移到供给方面，去追求经济增长，并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构想，从而导致了凯恩斯时代的终结。
里根经济学要解决美国曾经严重存在的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以求增加供给，把供给学派的理论作为其组成部分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关于这点，鲁军作了这样的概括：“所谓以供给学派政策对付经济停滞，即是从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刺激需求转为增加供给：以原来主张政府干预、推行赤字财政、不断提高税率、鼓励消费乃至浪费而导致个人储蓄和私人企业投资锐减，转为减少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税率、鼓励个人储蓄和私人企业投资以刺激生产。”“可以认为，这是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转捩点。”
然而，供给学派并非是萨伊定律的复活。鲁军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第一，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创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相等。而供给学派则认为，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滞胀”经济的症结在于供给不足，总供给和总需求大有轩轾；第二，萨伊定律认为在竞争环境下，供求会自动达到均衡，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供给学派则认为，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中，供给并不能自动达到均衡，政府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来刺激供给，以使供求趋于均衡是完全必要的；第三，萨伊定律反对国家干预，反对任何性质，任何方式的干预，而供给学派并不绝对排斥国家干预，他们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刺激供给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干预，只是要把国家干预的程度和范围缩小到最低和最适度。①
在如何对待通货膨胀问题上，里根经济学所接受的却是货币学派的主张。在货币学派看来，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当货币量的增长速度超过生产的增长时，通货膨胀就发生了。货币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越高。只有关闭了货币水龙头，才可以使浴室中充盈的通货膨胀得到制止。在这本书的第八章，作者详尽地论证了里根的货币政策。而“里根的货币政策在里根经济学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章中，鲁军没有去简单地说明里根货币政策与货币学派的相互联系，而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讨：第一，由于货币政策传递过程的复杂性和漫长性，对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研究，是研究包括里根货币政策在内的任一货币政策的关键所在；第二，不同中间目标的适用条件取决于：究竟是维持利息率稳定而听任货币供给量波动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还是控制货币供给量而听任利息率波动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以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矛盾状况作为前提的；第三，在国民经济表现为“需求不足”时，以利息率作为中间目标，而在国民经济处于供给不足时，则以货币供给量为中间目标；第四，里根的货币政策正是完成了从钉住利息率转向控制货币供给量；第五，货币供给量中间目标的确立，标志着货币主义已经正式付诸于实战。我坚信，如果弗里德曼读了这些论述，也会认为鲁军是他在太平洋彼岸少有的知音。
事实表明，货币供给量中间目标的实践是成功的，曾经困扰美国经济达十数年之久的“滞胀”基本被打破了。只是，鲁军没有忘记提醒人们：里根货币政策得以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联邦储备银行根据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选择了正确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并坚持不懈地执行下去”。自七十年代末，即里根上任以前的美国货币银行体制的变革，为里根货币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相比而言，供给学派反通货膨胀的构想则是幼稚的和不现实的。因为，他们主张通过重建金本位制来实现物价的稳定，而这种主张显然是一种倒退。三十年代大危机期间和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放弃了各种金本位制，实行纸币制度，是金融深化最为重要的标志，是不可逆的。恢复金本位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里根货币政策完全摈弃供给学派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要抑制通货膨胀，只要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对策，必然引起利率的上升。而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高利息率势必抑制投资积极性，阻碍经济增长。这就是说，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不可能兼得的。在里根执政的初期，经济状况也正是这样：在高利率的打击下，许多企业无力借贷，因而破产企业急剧增加，一九八二年，企业破产率创战后的最高记录，由于大批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增加。在高利率下，工商业投资也曾显著下降。但是，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经济状况发生了非寻常的变化，在高利率之下，发生了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率，换句话说，高利率与高投资率，高增长率并存。仅此问题，不知使多少经济学家陷入困惑之中，很多人无法摆脱传统经济理论的案臼，而得出了无法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判断。鲁军早在一九八五年初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就已经意识到：高利率政策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到了一种新的均衡点和支撑点。在《论里根经济学》中，鲁军关于高利率与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率相互关系的认识，业至臻于完备。
根据鲁军的看法，高利率之所以未能阻碍以至窒息投资，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成功有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第二，高投资不能不源于政府的扶植；第三，巨额外资的流入是高利率与高投资得以并行不悖的重要支柱；第四，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构成及其筹资形式的变化，也有助于减缓和化解高利率对企业投资的不利作用；第五，维持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关死工资无限上涨的闸门，使企业利润有显著提高，以保持良好的投资预期；第六，近年来出现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企业兼并狂潮，也为投资的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里根政府扩大军费开支的政策，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石油价格的下跌，也对投资产生了刺激作用。
在上述诸原因中，第三个原因和第六个原因尤其值得关注。
巨额外资流入美国，首先归结于美国的高利率，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率差的扩大；同时，美元汇率的提高也对外国资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速，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少考虑国界的限制；加之美国有较好的投资环境和资本收益，都导致各国对美国输入资本。巨额外资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对此，鲁军写道：“里根经济学的棋高一着之处，就在于善于大胆利用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既不破坏国内紧缩的货币政策，又不致于使投资的资金供应濒于枯竭——具体地说，即在高利率使政府在资金市场上‘挤占’私人信贷的情况下，假于外资来补充国内资金的不足。这既有助于部分地弥补财政赤字……，又有助于满足经济复苏后的旺盛的投资需求——从而基本化解了所谓‘挤占效应’。”上述结论，是极有见地的。
战后，美国的产业结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周期获得了调整。但是，大多数调整都是局部性的。到了七十年代以后，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高技术产业的绝对优势在迅速丧失，传统产业和整个制造业的技术基础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造。伴随着里根经济学的实施，高利率的冲击，无疑强化了产业结构的改组与调整，道理十分简单，在高利率之下，只有能够获得更高利润率的高技术产业，才可能生存和发展，只有创造具有高的劳动生产率的企业，才可能避免被兼并。近年来不少资料已表明，里根执政以来，美国的产业调整与改组是卓有成效的。
出色的经济学家的本领在于把复杂的经济现象，最终归结为最简单的经济原理，而使人们接受，鲁军在对高利率与高投资关系时的结论，就做到了这一点，他说：“显然，在持续高利率下仍能赚取高于利息率的利润率，这是高利率与高投资相并存的最基本的前提。”
如果说，鲁军在论证高利率和高投资率并存时，显示了他的功力，那么，他在论证高利率与高债务、高汇率的关系时，则给读者以启发和思考的余地。
在分析美国的巨额国债时，鲁军介绍了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艾斯纳(Robert Ersner)教授和芝加哥伊利诺大学的助理教授保罗·J·皮珀(P.J.Beper)近年来从全新的角度探讨美国国债问题的思路和结论。他们认为，过去所有计算国债和预算赤字的方法是错误的，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帐册与一般工商企业不一样，它不计入联邦政府的资产，也不区分资本预算和本期预算，按照他们计算的结果，近三十多年来，美国国债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从而说明了为什么巨额国债至今尚未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危害。鲁军没有直接讨论艾斯纳和皮珀的理论与方法，但是，却肯定了“这是一条更接近于实际情况的研究美国国债问题的有益的思路”。这里隐含着作者的看法，长年来，美国国债是被高估的。应该说，在国内外，正视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是为数不多的。
谈到高汇率，最常规的反应是高汇率于出口不利而对进口有利。对此，鲁军不尽以为然。他写道：“这种推断似乎不无偏颇之处。高汇率未必阻碍出口。高汇率使进口商品价格降低，从而使国内通货膨胀率下降，制成品成本降低，由此，出口商品的价格必然降低。因而是否可以说，高汇率对改善或恶化贸易收支的作用是不明显的。”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作者以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美元汇率大幅度下降而美国贸易收支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作为论据。因此，“美国贸易收支恶化的原因，除了石油危机这一暂时因素外，最主要的在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相对缓慢。”
在这里，鲁军已经触摸到了现代经济学，或者说当代经济问题的要害，可惜的是，在这本书中，他没有能继续往前走。这个要害是什么呢？即：七十年代初以后，浮动汇率取代了固定汇率，汇率日益变得捉摸不定，那么，为什么汇率会发生变动？汇率与通货膨胀，汇率与利率，汇率与国际贸易以至国际收支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可以不夸大的说，仅就这些问题，已促使经济学家和政府不得不改变他们已有的理论和固有的思维方式。要知道，在一九七三年以前，同数量如此之多的国际流动货币伴随在一起的弹性汇率，世人还是闻所未闻。
目前，已经存在不同的汇率理论。在货币学派看来，价格的变动是国内货币供给变动的函数，如果货币增长超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率，其超过额就表现为通货膨胀。这种理论很容易引伸到汇率：一种经济的货币增长速度相对于另一种经济的货币增长速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种通货之间的汇率的走向。货币学派有一个理论假定“单一价格规律”，任何能进入国际贸易范围的商品与劳务，都将按世界均衡价格在国内市场定价。凯恩斯主义者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公司根据成本和利润所确定的价格，可能长期偏离国际水平，如果某些外力，诸如政局不稳，石油价格波动，可以推动一国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均衡，重新回到均衡则需要几年的功夫。此外，还有一个称之为“资产组合平衡”的理论，这个理论从人们如何持有自己的资财(为简便起见，划分为货币和债券)出发，并将资财扩展到包括外国货币和外国债券，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利率的作用是决定性因素，而在开放经济中，利率与汇率的相互作用，汇率则成为更重要的因素。利率和汇率是影响国内货币市场和国际证券市场的两个变量。一般说来，一国利率的上升，会使该国的金融资产对本国和外国的投资者来说更有吸引力，引起资本内流，汇率升值。在这个时候，利率上升国的居民，自然想以国内债券形式持有更多的有价证券。伴随利率上升的汇率上升，意味着居民手中有价证券的升值，产生了使居民感到自己更富裕了的财富效应。
应该说，里根经济学并没有清楚地表明所倾向的汇率理论。然而，货币学派和“资产组合平衡”的汇率理论无疑影响了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
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利率上升→资本内流→汇率升值→国内有价证券升值→刺激投资→经济增长
在这本书中，鲁军已经阐述了里根所建立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我在这里，只不过是加以补充罢了。其一是补充了汇率在新机制中的作用，其二是补充了有价证券升值的意义。之所以作这样的补充，是为了：第一，更加重视国内货币市场和国际证券市场的作用；第二，有利于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象道琼斯指数为什么呈上升趋势。②
当然，理论相对于经济生活本身总是简化的，总是滞后的。自一九八五年以来，美元始终呈跌势。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是美国的一种低汇率战略，意欲实行更激烈的贸易保护措施，求得改善美国、日本与西德的贸易不平衡。如果这种解释是成立的，即认为美元的跌势是一种人为的战略选择，那么，合乎逻辑的问题是这种战略能坚持多久？何以为继。如果上述解释不成立，而认为美元的跌势是在所难免的，新的困惑则呈现在人们面前：为什么较高的利率和贴现率的提高与汇率的下跌并存？汇率的下跌与资本内流并存？汇率的下跌与贸易逆差的扩展并存？汇率下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一般物价水平上浮，货币供给怎样被控制？只要存在里根经济学，就要正视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里根经济学还有极大深化的可能。
在对里根经济学诸多不公正的评价中，有一种“劫贫济富”说，不讲在国外，至少在国内是颇有市场的。鲁军在这本书中，为里根经济学的“劫贫济富”问题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他写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对里根经济学‘劫贫济富’问题的总的判断。”
鲁军首先把这个问题置于所谓的“福利主义”和“福利国家”的背景之下。他认为，“新政”开创了美国经济的新时代，但是，它在成功地解决旧的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却又孕育出新的矛盾和冲突。例如，“新政”在相当有限的程度上缓和了贫富日益分化的矛盾，推行了“社会福利计划”，结果强化了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以至冲突。鲁军激烈地揭示了“公正”形式的“福利国家”的最不公正的实质和后果，他写道：经济情况愈是不好，政府对失业者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开支就愈大，被救济者对政府的依赖就愈大，更不愿意勤奋工作，同时，财政赤字愈滚愈大，又使政府不得不愈益提高纳税人的税率以弥补支出，无疑会抑制乃至窒息对经济的刺激，加上通过财政赤字来补偿通货膨胀，必定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这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这不能不是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选择，里根经济学的选择是“置效率于公平之行”。鲁军从三个方面证明了这一选择：第一，从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模式来看，里根经济学彻底改变了那种把“充分就业”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的传统做法，而把反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目标；第二，通过税制改革，来突出效率和保护效率，采取了由累进税转向单一税率，由限制上限转向保持下降；第三，改革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把联邦在社会保障方面的部分责任转移给州和地方政府。基于上述论述，鲁军的结论是：里根经济学不啻是效率对平等的挑战，效率在里根经济学中处于最优先的位置；置效率于公平之先，有利于整体美国经济的重建：“效率优先”决不是排斥公平问题，制止通货膨胀，创造了机会均等的良好环境，这是对防止经济不公平的最大贡献。鲁军提供的资料证明，富人阶层从里根经济学中受惠的程度要高于贫人受惠的程度，但是，两者都是受惠的。而经济不增长，没有效率，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都难以得到实惠。
效率与公正，或者说，效率与平等，历来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难以兼得的选择，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永恒课题，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必须面对而又必须做出选择的考验。关键所在，一个民族也好，一个经济学家也好，还是一个政治家，所接受的是何种平等观。里根经济学接受的是新保守主义平等观，在自由与平等的选择中倚重于自由，在效率与公平的选择中倚重效率。这种选择恰恰符合了美国人的深层心理意识，焕发了美国精神，所以，里根经济学成功了。尽管在成功的背后，指责里根经济学是“劫贫济富”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
在经济活动中，政府应该起什么样的正当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几代经济学家不知花费了多大的精力，结果至今莫衷一是。根据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几乎所有的干预都是不明智的，只要任其发展，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就能够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根据凯恩斯学派，政府的干预完全是必要的，干预的基本方式是通过财政政策，包括扩大政府支出，赤字预算和举债等，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可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充分就业。根据货币学派，国家干预必要遭到反对，如果说政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仅仅是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岂止如此，在经济学领域，几乎没有一个派别没有它自己的政府干预观。但是，主流看法在凯恩斯时代是干预。
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政府对企业的各种干预不断增多，联邦政府建立了大批制订各种规章的机构，各种工商管理的规章条例成倍增长。美国工商企业的发展被束缚着。长期以往，这与美国是一个奉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运转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的传统会产生剧烈的冲突。
里根经济学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社会为这些过度的政府管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供应学派理论获得启迪的里根经济学，在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市场自由竞争，取消那些阻碍生产发展和发明创造的规章条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在放松管制中，采取了放宽反托拉斯法的实施，放松对汽车工业的管制，解除油价管制，对《戴维斯·贝肯法》加以修正，，改革金融管理机构，等等。所有这些做法，使企业在取得制造新产品，开办新工厂和采用新工艺的许可方面更容易了一些，是有利于刺激投资、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去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根说，他帮助发动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思想革命”，它的基础是这一信条：“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里根政府是否做到了里根所说的，里根所说的是不是里根经济学的重要支点，里根经济学是否完全信奉供应学派的自由放任学说的理论基础，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但是，里根经济学、里根政府，里根的基本倾向是要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相信通过竞争社会资源的分配与经济运行更有效率，则是没有疑义的。这与美国历届政府不断强化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相比较，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
鲁军在这本书中，在许多章节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未能集中篇章深化这个似乎已成为经济学永恒主题的课题。要知道，里根经济学及其实践，在美国的实践，极大地拓展了人们思考这个课题的视野。据我看来，鲁军在探讨里根经济学的当代前提时，脱离了他自己的主航道，去讨论国家到底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这样的问题，论证的方法是生产关系的“三方面说”，或“四环节论”，结果是读者陷入困境，国家，即使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国家，到底是要强化干预的，还是要弱化干预？在现代经济社会，国家不再是拐杖了，这是对的，可是，国家又是什么呢？
①杨鲁军在他和虞虹、李捷理所译的《供应学派革命》一书的“代译者序”中，也阐述了类似的思想。
②前几天，得知道琼斯指数急剧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