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毛江森以甲肝疫苗研究成果作为技术入股，获得了浙江普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两千多万元的股份，他一下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有人说这是对科研人员最好的激励，也有人说他是借国家的科研成果为自己聚敛财富。面对争议，毛江森说：“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谋取了多少财富，而是看他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
　　
　　毛江森，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和他的研究组经过10年艰苦攻关，于1988年成功培育出甲肝减毒活疫种，这一研究成果举国瞩目，随即甲肝疫苗的推广使我国的甲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甲肝的克星
　　
　　一提起毛江森院士，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他与两件事联系起来：一是他发明的甲肝疫苗，曾被“两院”院士们评为1995年度中国科技界十大新闻之一；二是2000年3月他以甲肝疫苗研究成果作为技术入股，获得了浙江普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33．1万元的股份，成为中国高额持股的科学家之一。
　　两件事无不与甲肝有关，毛江森抗击甲肝的渊源，还要从他年轻时说起。
　　1956年，毛江森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被分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当时的病毒系从事科研。“文革”时期，毛江森被下放到甘肃省陇南农村公社卫生院，基本停止了科研工作，后来被调到兰州。1971年，全国掀起了一股研治老年慢性气管炎的风潮，病毒学界也被卷了进去，大家都研究起普通感冒病毒来。当时毛江森对于做这个项目很不理解，认为没有必要。理由是普通感冒病毒有一百多个类型，能引起咳嗽、流涕等，但一般不引起气管炎等疾病，特别不会引起下呼吸道症状。他问一位领导，普通感冒全国都在搞了，为什么肝炎在中国这么严重，却不号召更多人去做呢？可不可以让他来开展这一工作。
　　没得到领导的支持，毛江森冒着第二次被下放的威胁，坚持研究甲肝。后来终究因为没人没钱，被迫中断。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毛江森执着得近乎固执。他苦苦等待着，终于等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这一天。1978年，毛江森带着夫人到了浙江，全身心地投入到控制甲肝流行的研究中。
　　甲型病毒性肝炎（简称甲型肝炎），通过消化道传播的甲肝病毒而得病，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我国所有人群中大约有70％感染过此病。甲肝可引起大的流行，如1955～1956年印度德里由于水源被污染，在全市170万人口中有近3万人发生黄疸肝炎，加上无黄疸的病人及无症状的感染者，估计受甲肝感染者约占总人口的68％。这些都说明甲肝给人类健康带来的严重威胁。
　　毛江森到浙江的那年，农村正是甲肝大流行。特别是杭州近郊的袁浦村， 80％的人都被感染了。从不惑之年开始日日夜夜投入到甲肝疫苗研究，毛江森几乎没有在家中完整地呆上一天。而仅仅是课题的前期准备工作他就用了大半年时间。他深入杭、宁、绍农村，对甲肝患者一家一户地调查。他至今也无法忘记最初那些收集患者粪便的岁月。那时，每天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发到郊区农民家和医院去收集黄疸肝炎患者的粪便，一小包一小包地装入塑料袋，带回实验室研究，从中大海捞针似地分离出甲肝病毒。据估算，当时收集的粪便总共可装满两只大冰箱!从而为研制甲肝减毒活疫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天天和急性传染病打交道，随时存在着被感染的危险。那时条件差，单位连一台电子显微镜也没有。后来在千里之外的石家庄同行的帮助下，研究组终于拍到中国第一张甲肝减毒活疫苗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刊登在美国有150多年历史的一家著名的杂志JID上。
　　1988年，通过毛江森和研究组15年的艰辛付出，甲肝减毒活疫种培育成功！卫生部对此十分重视，时任卫生部的陈敏章部长，决定在北京召开疫苗鉴定会。又经过4年的工艺准备，1992年，疫苗正式进入临床推广，甲肝在我国很快得到有效控制。
　　提起往事，毛江森仍很感慨，他说没想到会有今天的成功，只是认为那是老百姓需要他去做、他自己想做并值得去做的事，用他的话来说，这叫科学家的“责任”，这种使命感则是从他少年时代就埋在心里的。
　　
　　科学家的态度
　　
　　1934年1月，毛江森生于浙江江山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困，父母以农为生，识字不多，希望他多读书，给他取名维书。1949年毛江森考人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这是一所有名的高中，入学考试严格，学风勤勉，当时物理、化学及生物都有实验，老师们精于教学，勤于育人，同学们不仅打下了基础教育的扎实基础，而且许多人在此立志，走上了奉献之路。只是教师们大都生活清苦，同学们大都家境贫寒，生活常难以为继，但学习成绩都十分优良。
　　在中学期间，毛江森最有兴趣的学科是数学和物理。但是，高中毕业后，他却没有选择数理专业，而是考入了上海医学院，家乡的无医无药，家人及自己的病痛经历是他选择医道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工作后，他开始做了一些研究，便喜欢上了这门基础研究内涵丰富又有巨大实际用途的新兴学科。
　　
　　在工作之余思考些以往科研中的疑难问题是他的习惯和乐趣。在甘肃陇南农村公社卫生院的那段日子，他发现当地地方病较多，就对那里地方病的发生作了些调查，更多的是深思“为什么”。当他在武都县附近看到山上的草都被挖光当柴烧了，经雨水冲刷，山体裸露，呈五颜六色时，他深深地被触动了，一个念头随之产生：地表被剥蚀得如此面貌全非，人的健康生存会受影响吗？经过一些调查与更多的思考，他把地表元素特别是微量元素与疾病，尤其是某些地方病如柳拐子病、克山病及肿瘤的发生联系起来。当时流行的看法是，这些病可能是生物因子如病毒引起的。他唱了个反调，在1970年底，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当时的卫生部，建议要重视环境特别是地表元素与某些地方病的关系。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但他并没有气馁，对科学，他的态度一向是执著的、坚定的，这种执著一直伴随他走向了成功。
　　
　　一生的愿望：愿普天下人人健康
　　
　　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江浙沪甲肝感染率为10万分之1000，全国约10万之200。然而到2004年，我国甲肝感染率下降到10万分之6点9。随着甲肝疫苗的大力推广，甲肝发病率以每年20%的速度下降，疫情在我国得到有效控制。
　　面对事业上的成功，毛江森满是喜悦，他想到自己的成果能帮助那么多的老百姓战胜甲肝，当初的那份艰辛，全都化成爱和幸福了。他说：“做研究大概感觉不到苦吧，因为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过一段时间，会有新的结果出来，会有一些新的进展，会有新的发现，这是一件蛮快乐的事。”
　　疫苗研发出来的那一年，农民兄弟需求量大，疫苗生产任务由国内4家生物制品公司担任。出厂价格为12元一盒，仍供不应求。于是有人主张成立托拉斯规模经营，防止价格下滑，毛江森听了以后，很不高兴。
　　他亲眼看到贵州遵义有一位老农，带着两个儿子到当地防疫站注射甲肝疫苗，手里攥着的尽是一张张皱巴巴的角票。从此，这些皱巴巴的角票，化成一张张干巴的脸，时不时地在他的眼前晃动。他说，如今疫苗研制出来了，说要垄断价格了，结果公司赚钱了，商家赚钱了，得不到好处的，却是普通百姓，特别是那些贫苦山区的农民兄弟。这不是违背他研究疫苗的初衷，违背科学家的那一份沉重的“责任”吗？
　　
　　由于他的不同意，在那个所有东西都涨价的年代里，原本12元甚至可能调至更高价格的甲肝疫苗降到了10元、8元。可是，在数亿受惠人群中，很少有几个人知道毛江森的，更不会有人知道毛江森在药价的问题上所做一切。
　　身为专业生产甲肝疫苗企业的董事长，毛江森想让大家知道，注射疫苗固然科可以预防许多疾病，但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更多地要依赖于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他说，如果生了一种病，要花一百元才能治好，而疫苗预防可能只要几元，而改变原有的不良生活习惯，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做到，这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有利的。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医药费支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包袱，医学工作者为国家解忧，除了拿出更多的科学成果，还要从小事做起，给大众“科普”。普康公司的“普康”二字，是毛江森当初脱口而出的，他说：“愿普天下人都得到健康，我一生只为这一个心愿。”
　　
　　编辑：邹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