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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定是他！
一個白头发的老人，提着一只普通的蓝色公文袋。站在隔壁房间的门口。一个陌生的男人大声说：“错了错了，老人家。”白发老人略微愣怔了一下，旋即哈哈笑说：“那好，我去前面楼上看看。谢谢你啊！”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转身冲到门口，却看到，白发老人沿着扶梯下楼的背影。
这时候，春天正起，万物萌发。而寥廓的北方，虽然到处都是春天的气息，但仍旧只有少数的植物开始了又一年的绿色征程。我下楼，快步穿过上世纪60年代的院子，从一棵杏树下进入前面一栋楼。这楼房，隶属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样属于中苏合作时期的建筑，看起来古朴，但很结实耐用。看到和住在其中，让人常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恍惚感。走到二楼会议室，首先看到一颗白发的头。我心里想，刚才的“白发”，肯定就是徐銤院士。
从情感上说，看到白头发的老人，况且年过八旬的，像我这样的46岁以下的人，叫他们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丝毫不为过。再从社会乃至对众人甚至人类层面来说，在真正的科学家面前，任谁都应当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
事先，我从资料上了解到，徐銤生于1937年，江苏扬州人，我国快中子反应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为中核集团公司快堆核电站技术领域首席专家、国家能源快堆工程研发（实验）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被授予“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17年，徐銤名列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奖名单。
如此简单的介绍，概括性未免强了一点。而我面前的徐銤又是如此的真实，还有一些令人恍惚。在我的感觉当中，凡年过八十的人，不是在病床上，就是优哉游哉地安度晚年。而这一位老人，却还仍旧奔波在工作岗位上，而且是对于国家来说，具有开创性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由此我想到，人和人的区别确实是巨大的，不可测量和不可想象的。在这浩茫人世，芸芸众生，你我之间，表面上看起来几无二致，形貌相同，但却有着无法诠释的距离与分野。
“你好，我是徐銤。”
刚才的白发老人看到我，站起身来，笑着看着我说。我急忙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说：“徐老师您好。”然后简要做了自我介绍。
虽然须发皆白，脸上也多了一些明显的老年斑，但腰身一点儿也不弯，白眉下的一双眼睛依旧光彩熠熠。徐銤这一举动，让我吃惊。在很多场合，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点社会地位的人，在很多时候，看到比自己更低的人，总是等着别人主动上前给自己打招呼、请安问好。握手有时候也要看对象，甚至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徐銤的这种姿态，显然是纯正的知识分子的，也是真正的科学家的风度。
此前，记得有一次在北京采访一位年过90岁的科研前辈。言谈叙说之间，他所呈现给我的，也是和徐銤一样的印象，他们俨然是至真至纯、心有他人和家国、胸怀天下的人，一心为国家和科学技术创新的人。让我感动了很久。因此，我常对其他朋友们说：“真正的科学家，都像是至高无上的佛陀。”尽管这个比喻不够恰当，但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所具备的那种尚简务实、谦卑的工作和处世态度，为他人着想、严格自律、与人为善的平等意识，让我深受感染，钦佩不已。
“其实也没什么。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徐銤说的时候，脸色沉静，还是一如既往的谦卑和和蔼。只是，在讲的时候，徐銤偶尔会把脸庞仰高，看着天花板。他在回忆。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他所经历的这个世事变幻，乃至人生的深远性、复杂性，是我，一个7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所不能理解，也无法想 象的。
徐銤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通晓英、法、德三种语言，是一位动手能力很强的化学和物理老师。先在苏州任教，后来到上海。再后来，卢沟桥事变，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场空前的浩劫，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无人道的一次战争与屠戮。就是在这一年，徐銤来到了人世。
“实际上是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日本法西斯野心，以及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少人惨死在他们的枪炮和屠刀之下。这种耻辱，我们一定要记住，并且永不再发生。”徐銤说。
而在当时，徐銤出生不久，在非常时期，时局不稳，国难当头。为了一家人能够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徐銤父亲辞去了在上海的教职，回到了扬州。不久，扬州也落入了日本军国主义之手。国破山河在。知识分子的痛心与忧愤是显而易见的。面对在国耻之时出生的孩子，为了让孩子长大有饭吃，还有钱用。父亲为他取名为徐銤。其他几个兄妹，也都分别用化学元素 为名。
徐銤说：“大致因为父亲是化学和物理教师的缘故。特别钟爱他的专业。用化学元素来给我们兄妹几个命名，大致也是情理中事。这个銤字，是化学元素‘锇’以前的译名。”说到这里，徐銤的脸上，掠过一丝悲戚。我知道，徐銤可能又想起自己的父亲了。作为一个年过八旬的人，徐銤对于父母的怀念之情和感恩之心，肯定是最为深切而又隆重的。
徐銤还说：“有一段时间，父亲练习手抖或者抖手。”我不明其意。徐銤解释说：“抗日战争时日本兵找懂化学的人给他们干活。可能是研制什么化学武器吧。万一他们找到我父亲，父亲就把手抖给鬼子看。日本兵一看，搞化学研究的，手抖当然不行。因为，做那个工作，是要拿着瓶子，不断来回倒各种化学液体的。”
徐銤说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少顷，徐銤深情庄肃地说：“抗战时的日本人，是欠了我们一笔账的。当年，他们在我们国土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我们的灾难太重了！我们现在，就是要不断自强，用更好的方式，制止战争的再次发生，保卫自己的国家，捍卫我们民族的自由和尊严。”
至此我才明白，其实，徐銤是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的。或许在其他人看来，民族主义有些狭隘。但世界既是整体的，也是个体的。而整体的则必须依赖于个体。只有个体的强大和充满正义与正道，才能使得整个世界和人类拥有更正确的发展方向。
“所谓快堆，它的全名是‘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它的英文名是Fast breeder reactor。现在的核反应燃料主要是铀235，每一千个铀原子当中只有7个是铀235，其余大部分是铀238。现在普遍使用的压水堆主要以铀235为燃料，通过热中子轰击铀235，会使其裂变成两个较轻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和2～3个快中子。快中子经慢化剂减速为热中子后，继续轰击铀235，使得裂变反应能够像链条一样持续进行。” “尽管利用热中子反应堆可以得到巨大的核能，但在天然铀中，仅有0.714%的铀同位素——铀235能够在热中子作用下发生裂变反应，而占天然铀绝大部分的铀同素——铀238却不能在热中子的作用下发生裂变反应。但铀238在吸收中子后，形成复合核铀239，经过两次β衰变，变成另一种可裂变的核材料钚239。而在快堆中可用的核燃料是钚239，而钚239发生裂变时放出来的快中子会被装在反应区周围的铀238吸收，又变成钚239。也就是说，在堆中一边消耗钚239，又一边使铀238转变成新的钚239。这个过程包括：钚239释放快中子—快中子击中铀238—铀238转变为铀239，铀239经过两次β衰变变成钚239—钚239继续放出快中子参与反应。”
徐銤说这些，我听得似懂非懂，一脸的 迷茫。
“快堆发电与煤炭、风能和水电、太阳能等比较起来。第一，对环境相当友好。因为这种技术几乎没有任何的污染，占地小，对环境影响小。第二，快堆是人类目前找到的最有效的一种能源方式，也是已经有300多堆年运行经验的技术。第三，快堆发电是非常安全的，固有安全性高，安全措施、技术都非常成熟。”说到这里，徐銤问我：“有没有去实验快堆看看？”
我说上午刚去参观了。
这座位于北京房山的快堆，是中国具有自主产权的第一座快中子实验反应堆，总投资13.88亿元人民币。工程总建筑面积43500平方米，包括核岛厂房，核岛专用厂房，汽轮发电机厂房（包括连廊），其中核岛厂房建筑面积36000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十层，东西长64米，南北宽 79.65米，3米厚的筏板坐落于砂卵石层上，筏板底标高为-7.7米，反应堆大厅顶盖采用圆形砼拱顶，顶标高为57米。整个厂房均为现浇砼结构，其筏板砼总量14600平方米，钢筋2800吨。
但是，仅仅从外表看的话，这确实是一座不怎么起眼的建筑，坐落在一片空地上，远处是河谷和层叠的山峦。最近的是一条高速公路。附近的空地上长满了白杨树和刺槐树。整个楼房大致有四五层的高度，白色墙体，蓝色边际，样式像极了普通的生产厂房，毫无奇特之处。建筑的四周，分设了两道铁丝网。原子能院党委宣传部葛校芬部长说：“这是按照国际安防标准设计的。”进入大楼，里面十分安静，一点特别的声响都沒有。参观了其中的主控室。大屏幕上，快堆的每个关键部位都有监视与应急处置方式。几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各在其位，一切都有条 不紊。
但就是这样的一座设施，几乎耗尽徐銤的大半生。1961年，徐銤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院。他学的是工程物理专业。当时，他选择的时候，自己也没想到。但在那个年代，美国和前苏联正在搞军备竞赛，整个世界，笼罩在冷战的氛围当中。核武是衡量一个大国的首要标准。徐銤心里就觉得，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国有，中国也要有，而且要做的比外国还要先进和优良！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到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总的来说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望和需求则是无限的。由此而造成的矛盾和冲突，也完全不可避免。
对徐銤的决定和认识，父亲也非常支持。
“父亲希望我们不去经商，最好的事情是搞学问、研究，要么去做政府的公务员。”我觉得诧异。问徐銤他的父亲为什么这样做？徐銤说：“父亲不赞成经商。”
这令我惊醒。这多少年来，我听到的和看到的，基本上都是“钱”字。很多人教育孩子要成为大款，成为应有尽有的人。以便于家族显赫，博取社会地位。而徐銤的父亲，却如此教育自己的孩子。在一边的葛部长插话说：“现在徐老师的孩子们也都没有经商。”
“做生意大多只想把钱往自己兜里装！”这句话让我震撼。也觉得，在很多时候，读书人的操守和境界、胸怀，是足够高的。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鲜有父辈如此教育自己子女的。徐銤和他的父亲是我40多年来第一次遇到。徐銤还说：“这是家风！可是，我也不知道能传到啥时候，反正我尽力往下传。”
心有他人，敢于舍得，进而为更多人造福的人，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由此，我不仅对徐銤和他的父亲心怀敬意，也忽然感受到一种异于大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觉得，家风这个东西，甚至是中国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本质上并不是落后的、腐朽的，反而在思想及精神的塑造和影响上，有着一种合乎天道与人伦，弘扬“仁者爱人”“格物致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承担责任，进而造福于人、人人共享的理想主义精神。
可是，在当下的年代，我们的这种传统思想与美德，好像是被遗弃或者唾弃的，很多人变得自私，为自己而活，一切东西都围绕自己这个个体来运作。这肯定是狭隘的，也是为“君子”和真正有情怀的人所不取的。
在讲述过程中，徐銤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特别煽情的故事及其细节。讲起自己大半生的经历，徐銤总是轻描淡写，且把自己经受的苦难，尽量地化解为一种已经过去了的往事，宛若云烟。尽管，纷繁的世事也在他身上和内心留下了许多痕迹，有些甚至还非常的隆重。但在今天的徐銤看来，无非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已，即使灾难和不幸，也是一种领受与消解。徐銤这种达然、豁然的心态，对世事的洞彻，对人生的通透，已经进入到了“大智若愚”的境界。
就像对于自己从事的职业和研究，以及科研成果及快堆的发展建设，徐銤的讲述也是非常平静的。仿佛这多少年来的努力与辛勤，不过是一种实践的过程。在徐銤看来，他这一辈子，就做了快堆这一件事。
一个人一生做一件事，看起来单调，但若没有恒定之心与超人的才智，一件事都可能做不好。徐銤做的，是他从小的“梦想”，是他一生甘之若素的一种趣味。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举国上下，一片赤贫。到原子能院报到不久，徐銤就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谈起这段经历，徐銤说：“其实也很有意思。以前没有干过任何农活，那一次，去体验了，没做过农民，去当了。农民确实很苦，但也是很好的，淳朴，对人有感情。只不过，我那时候瘦胳膊瘦腿的，力气不够大。那些老师傅就不让我挑担子，干重活。”说到这里，徐銤呵呵笑了。他还玩笑式地告诉我说，在罗山县下乡时候，牛在犁地和拉磨，农民总是拿着棍子打它们。他就一次次对农民说：“不要打了，我也属牛。”农民问他为啥，徐銤说：“牛要牵着走，不是打着走的。”农民听了，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徐銤说，他是属牛的。 徐銤的这种自况和“自喻”，可能暗合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一直有一种韧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信心和恒力。在快堆的发展和建设上，徐銤进行的，所做的，和现在所实现了的那些，当然也漫长而曲折，结果和前景也是十分辉煌的。但“漫长而曲折”“辉煌”等词汇，于今有些滥俗。我总是觉得，对于一切高尚的事业，仅仅某些约定俗成的成语是难以概括和表明的。因为，很多人在用这样的词汇，包括一些实际上非常卑下的事，也习惯用高大上的词语来进行证实和说明。相对于此，我觉得，凡是能够给更多人带来福祉，为家国和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方才是至高无上的。一个人，几个人……少数人的获得是没有意义的。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紧接着是第一颗卫星和第一枚洲际导弹等。这些高精尖武器装备的试验成功，对于当时和现在的中国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当时周边国家之间的对立、冲突漫长而又诡秘。新中国必须要强大起来，杜绝和突破敌对力量的围堵和挑衅，就必须要有令敌胆寒的“撒手锏”。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和国家现实背景之下，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普通科研人员的徐銤，抱着强烈的报国之心和勇攀科学高峰、敢闖禁区和开拓新天地的精神，走上了快堆工程研究、建设的道路。
1965年，美国已经在本土建立了多个实验快堆，这个消息，经过很长时间，和很曲折的方式，才传到中国。当时，原子能院的罗安仁研究员首先提出，我们国家也应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罗安仁研究员的这一建议，一直到4年后的1969年，才有了正式回音。周恩来总理特批50公斤的高浓铀，才使得原子能院建成了命名为“东风六号”零功率实验装置。
当时三十来岁的徐銤，将快堆研究作为了自己的主攻方向。
但直到1970年，徐銤才操作着我国第一个快堆零功率装置——东风六号的启动实验成功实现首次临界。至此，我国的快堆技术研究实现了“零”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快堆研究相关课题陆续展开。然而好景不长，快堆团队陷入了经费不足、方向不明、前路艰难等多种困窘之中。
1971年，根据上级安排，徐銤等一批科研人员不得不举家从北京迁往四川。原先三百多人的队伍陆续锐减至一百多人。可徐銤始终不离不弃。面对待遇更优的工作机会，他都婉言谢 绝了。
徐銤说：“去四川夹江，也是当时国际形势所逼，国家做出的重大决定。只是，到那里之后，各种东西都比较匮乏。人才流失严重。很多事情做起来很困难。可是，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应当坚持下去。只有坚持，才能迎来新的曙光！”
15年后的1986年，中国启动“863”高技术发展计划，给陷于停滞的快堆研究带来转机，徐銤和同事们也回到了北京。徐銤介绍说，核能领域当时提出论证的有三个项目，包括快堆、高温堆和聚变裂变混合堆，其中快堆的预研经费最多，有6500万元，但和实际需要差得很远。从1990年开始，原子能院正式进行快堆工程设计。两年后的1992年3月14日，国务院批准“863”计划支持建设一座热功率为6.5万千瓦的中国实验 快堆。
这就是徐銤所说的“曙光”，尽管来得很慢，但终究是来了。
关于世界上的快堆技术和工程，徐銤介绍说：“上个世纪50年代到现在，全世界目前投入运行的有20多座快中子反应堆，而且，新建成的快堆多数是用来商业发电。这些反应堆，大多以钚为燃料。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主持的国际创新型反应堆及燃料循环项目（INPRO）中，涉及将快堆作为其研发重点并计划采用闭式燃料循环的，已经有22个国家。其中，法国计划到2050年，目前核电容量的一半将被快堆所替代。俄罗斯的别洛雅尔斯克3号机组（BN-600快增殖堆）自1980年并网发电，也拥有非常良好的运行和生产记录。英国以钠-钾作为冷却剂的敦雷快堆自1959年开始运行，1977年关闭。另外一座更大的原型快堆于1974年建成并运行了20年。”
“目前最完美的快堆，应当是法国的‘凤凰’堆和俄罗斯的‘别洛雅尔斯克4号机组BN-800’。快堆的开发需要达到：非能动安全性、相对轻水堆具有经济竞争力、有效利用资源（以超铀元素和贫铀为燃料）、减少废物的产生、防扩散及多用途（包括制氢）等要求。
“邻国日本常阳实验快堆1977年开始运行，现已提升功率至140MWt。280MWe的文殊原型快堆于1994年4月启动，但在1995年对它进行性能测试期间，其二次换热系统发生钠泄漏事故，此后一直处在一个关闭状态当中。5MWt、200kWe的Rapid-L是由东芝公司与日本中央电力工业研究所（CRIEPI）合作开发，出资方为日本原子能研究所（JAERI）的小型快堆，该型快堆使用锂-6（液体中子毒物）作为控制媒介，拥有2700根燃料细棒，内装有熔点为2600℃的氮化浓缩铀（丰度为40%～50%）燃料。采用了锂膨胀模件（LEM）的反应性控制系统，具有非能动安全性。另外，日本还建造了超安全、小型和简单的4S‘核电池’系统，这一‘核电池’是由东芝公司和CRIEPI与美国合作研制的。目前，美国已建成5座快堆，另有几座正在设计当中。
“美国人于1951年在爱达荷州建造的EBR-1快增殖堆，应当说是快堆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拥有良好的运行记录。下一步，美国的目标是验证以钚和核电厂核反应堆其他锕系元素一起再循环的防扩散型闭式燃料循环。即便是发展中的印度，它在英迪拉甘地核研究中心的40MWt的试验快堆（FBTR）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运行，而且效果和状态也算是非常稳定。目前，印度即将建成一座500MWe的示范快堆，并已宣布要另外建造4座此类快堆。”
快堆以安全、清洁、高效和能量强大而逐渐为世界各国青睐。但这项技术却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掌握。说起中国的快堆发展，徐銤说：“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它也是跟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自然万物、科学技术的能力与水平发展而发展的。到现在，甚至说未来，以快堆为主体的新的核能方式，应当是支撑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在35年前，快堆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和词汇。而徐銤，却在无意中“遭遇”这一新兴技术，并对之产生了巨大的兴趣。1962年从河南罗山县下放回到原子能院，无意中，徐銤发现，院里已经有一些老专家开始研究快中子反应堆了。在很多的时候，一个人和一些事物的相遇，总是不期然。也是一个偶然，徐銤接触到快堆的一些相关资料。当他在原子能院的图书馆查找到“快中子反应堆”的资料的时候，他就坚定了自己一生的科研目标。
很多时候，人生的道路乃至生活的方向，可能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奇迹般的遭遇。徐銤和中国实验快堆，大致也是这样一种情况。随后的时光，徐銤就和快堆“耗”上了，这一“耗”，就是大半辈子。但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美国在日本先后投掷两枚原子弹，强大的威力，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整个人类都对之恐惧不已。因此，对于核能的恐惧和戒心，弥散整个世界。其中，欧洲的反核情绪一直很浓郁。但每一件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甚至多面性。核能也是如此这般。所有的科学技术的目的和本质，都是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服务的。
生存和发展，永远是人类面对的现实问题。
对于徐銤来说，快堆進入眼帘，在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并且使得他从此笃定地为之奋斗，这个过程神奇而又艰难。在大学期间，徐銤学的是俄语。而关于快堆的技术文件，大多数是英文。“当时，我们所里学长罗安仁同志英语学的最好。很多时候请教他。但那么多的英文技术论文，老是去请教别人，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后来，就自学英语。”他一个人买了两台收音机，一台放在办公室，另一台放在家里。不管是做什么，徐銤都开着。不到一年时间，他已经可以阅读英文技术论文和相关资料了。在这里，徐銤动情地说：“还是得益于老伴的支持和理解，孩子小，淘气，也困难，都是她一个人带。一个家，里里外外，全是她来操持。”
在一边的葛部长说：“徐老师的老伴有严重的关节炎。是在四川夹江患上的。不到五十岁，就走路困难了。为了照顾老伴，徐老师在自己家里装了一台电梯。还特意把一楼作为卧室，楼上才是他工作的地方。”
徐銤和自己妻子是患过难的，他们之间的那种感情，已经是血浓于水了。这种不是血缘胜似血缘的感情，是人间最为珍贵的。听了葛部长的话，徐銤则笑笑说：“这个也没办法，大家都一样，都吃苦，都受罪。再说，非常时期，作为知识分子，就应当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好在，快堆被列入‘863’计划。这对于中国的快堆事业，是非常关键的。因此，我就一直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国家的支持，不与国家的发展建设紧密结合，就很难，也没有意义。”
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与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国家建设和人们的福祉相辅相成的。但是，那时候是特殊时期，背井离乡创业，经费又非常少，工作很艰难。其间，有人去了其他更好的单位，有人转向其他研究方向。好在，还有一些人坚持下来了。每次去北京开会，坐绿皮火车，一走就是两天两夜。大多数时候买不到座位票，有时只能从成都站到北京。腿都肿了。那时候，尽管生活和研究都很苦，但也觉得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当时在北京多次召开的快堆会议，虽然在研究和论证阶段，有时候大家争得很厉害，各不相让。可是，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把快堆快一点建起来，发展好，起码要赶上世界水平。
“在这里，我还要说的是，中国快堆建设之所以能够上马，并且很快取得了成绩，这不仅是我们原子能院快堆团队的功劳，主要是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还有很多很多的专家教授，在其中帮忙，不管是技术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大家不分你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不分心，也不推诿扯皮。可以说，中国快堆的建成，就是很多人智慧和血汗汇集的一个艰苦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事实也证明，没有国家的支持，很多问题就无法解决。没有前辈和同行的智慧贡献和齐心勠力同心，就不会有中国实验 快堆。”
“中国实验快堆建造过程是漫长的，其间，有几次工程差点儿下马。大家知道，关于核能的研究，全世界都非常重视，一有风吹草动，各个国家都会紧张一阵子。比如德国，现在已经停止了所有的核电项目建设。而俄罗斯、法国、美国、印度等，却一直发展核电。我国的核电建设也经常受到国际的影响，比如，美国的一个堆出问题了，就要暂缓。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了核泄漏事故，也要停下来，对安全方面进行更好的设计和改进。其实，快堆的发展，是和全世界同步的，相互影响的，尽管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很少。因为，核能的利用，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的快堆能发展起来，这里面，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而是一个团队，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不过是干的时间长点儿，又在一线而已。”徐銤说。
原子能院现任总工程师张东辉说：“快堆的建设，非常不容易，风风雨雨的，波折太多了。真可谓雄关漫道。从一开始，经费严重短缺。最好的时候，大致是2005年，国家一下子给了2.5个亿。但还是不够。实验快堆动工，只有优先考虑核岛的质量。有些设备的材料国内无法满足，只有向国外购买。仅此一项，就花掉了1.1个亿。非常感动的是，国内的企业，比如一重集团，技术力量非常雄厚，加工元器件时候，就那个焊接，质量做的是绝对符合工程要求。”
在实际工作当中，困难多得难以想象。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为缩短研究周期和节省研制费用，在无奈的情况下，中国的实验快堆选择与俄罗斯进行全面技术合作，双方共签订30多项合同，俄方人员来中国达到1000多人次，我们快堆方面的研究人员先后到俄罗斯700多人次。
这是中国实验快堆最艰难，也是最出成绩，锻炼人、成就人的时期。技术无国界，尽管在一些尖端技术方面各国都有所保留甚至严禁外泄，但在一些通用技术上，科学家的合作精神也是令人钦敬的。正如徐銤所说：“确实，一些与安全有关的设备是进口的，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没有花多少钱研究。”这在现在看来，应当是一个遗憾。因为，真正的技术，自己研究出来才是真正的有价值，对国家和民族有所贡献。“拿来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贬义词。唯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才是心安理得的。 徐銤说：“但有一点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实验快堆，从安装、调试到运行，都是我们自己来做的。虽然技术设计上，有一部分是与俄罗斯合作的，但也相当于一个留学生自己学会了，回来自己就可以做了。不需要他们授权给我们。我们尽管在时间上晚一点，可在技术上，走得还是非常稳当的。整体建设尽量往前赶，并且有了自己的特色。我们可以骄傲地宣称，中国实验快堆的安全性相对比较高，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他国家犯过的错误我们都可以考虑到。”
无论是怎样的一种能源设备，安全性是首先考虑的。中国快堆虽然从时间上晚了几十年，但也从其他国家快堆发展中，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尤其是在安全性上。2000年5月30日，第一罐混凝土浇灌，中国首座实验快堆的建设序幕拉开。2008年12月，安装完成，转入综合调试。2011年7月21日10时，我国第一个由快中子引起核裂变反应的中国实验快堆成功实现并网发电。
这时候的徐銤，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其他同龄人，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赋闲和颐养天年去了。而徐銤，则适才迎来了快堆，他个人事业，乃至他对于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的“朝阳”。当年，有一些科学家说中国不可能建造出自己的实验快堆，甚至有媒体说中国快堆胎死腹中等等，但事实证明，作为目前最清洁和安全的发电方式，快堆已经是很多国家的选择。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人口如此多，地域如此广，并且，改革开放的力度和广度不断加大，没有能源的支撑，很多事情都是无法办成的。再者，核电和核动力的研究，对于我们国家对宇宙的探索，以及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根据徐銤和张东辉的叙说，我发现，其实，科学研究就像是用特殊的材料在虚无处建立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进而以无形和有形的方式给更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甚至子子孙孙的福祉。
“国家的发展，电能的需求是巨大而又迫切的。目前已经很大了，在将来，还会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的强大，离开了核能的话，很多事情是不现实的。快堆的建设，实际上也是国家综合力量的一个体现。它不仅解决了电能的问题，还可以影响到航空航天领域及其他技术装备的研究发展。”快堆工程的综合性很强。它的研究和建设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比如，一座快堆的建设，涉及的生产厂家数以百计。这也是工业能力的一种体现。“在快堆的建设过程中，很多厂家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比如，某一个工程部件的设计铸造，总是要根据工程的要求进行调整。在建造的过程中，很多厂家都用一种很好的态度配合我们，甚至不谈钱，而且还特别尽心尽力。直到完全达到目标要求为止，甚至，有些厂家宁可负债，也为我们提供设备，满足快堆工程要求。那种合作精神，至今想起来，还是很温暖的。因此，快堆的建成，绝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参与者的共同智慧和努力的结果。”
说到这里，徐銤显得很动情。他还说：“在快堆建设的路上，个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很多，特别是2010年7月21日上午9时50分，实验快堆临界的时候，指挥室内，众人欢呼、鼓掌。整个气氛热烈而又庄重。很多同事都流下了眼泪，激动得嘴唇哆嗦，却什么话也说不出。
“临界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掌握了快堆这项技术，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座实验快堆获得了成功，意味着中国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位列世界上掌握此项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徐銤说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觉得了这一位为快堆建设几乎付出一生的老人，在某一时刻的兴奋与感喟。
從实验快堆的自主概念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及建筑、安装调试工作，初步建立起钠冷快堆技术的研发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半个多世纪一晃而过。白云苍狗，世事繁复，很多人老了，但快堆的建成和运行，却使得中国成功地跻身于世界核能开发利用强国之一。其间，徐銤和他的同行们在艰苦的摸索和研究当中，掌握了快堆物理、热工、力学以及总体、结构、回路、仪控、电气设计等技术，取得了以钠工艺为代表的一大批自主创新成果，申请专利百余项。实现了高达70%的快堆设备国产化率。
徐銤说：“快堆的很多零配件和工程组件，都是我们国家自己自主设计研发和建造、铸造的。这不仅使得‘中国制造’的实力得到了锻炼和彰显，还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制造人才。实际上，快堆的建设，是多赢的，快堆是一个‘核心’，而围绕这个‘核心’，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取得更多的效果和成果。”徐銤说。
徐銤和“快堆”，就像是一趟专列，这趟“专列”开动之后，接二连三地，就自觉地拓展了它的“行程”与“负载”，当然还有抵达和造就。
这一方面，以培养人才为根本。2010年7月，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纪念建党89周年、迎接建院60周年表彰先进大会上，授予徐銤等5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突出贡献奖”，每人奖励10万元。
徐銤把这10万元拿出来，在原子能院设立了“快堆科技奖”。这种心系科学发展，激励后进的情怀和胸怀，使得徐銤的身上，又增添了一份美好的“光环”。
只有人才，才是推动事业，并且创造卓越的根本动力。这些年来，徐銤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快堆事业当中，而且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快堆科技干部。目前，已经形成了老中青梯次衔接紧凑，既能独当一面，又能独立科研的快堆研究人员。
现任原子能院总工程师张东辉就是其中 之一。
张东辉是河北滦县人，少小时候，由于地处偏僻，接触到的信息比较少。但在学校，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可能是因为父亲是一位中学数学老师的缘故，张东辉从小就对物理化学这些感兴趣。1988年，高考时候，张东辉就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核工程专业。
人生往往就是从某些机缘获得契机，决定一生的道路的。1992年大学毕业，张东辉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原子能院的研究生。这一年，国家“863计划”开始实施，快堆工程被列入其中。当时，秦山二期和大亚湾的核电站正在建设。那时候，徐銤带着快堆的108人刚从四川返回北京。其中还有快堆的副总陈逸少，以及爱抽烟的一位柴老师。“陈总和柴老师他们都很有范儿。其中，陈总是安全能源的硕士，进入快堆领域后，主要从事沸腾液体和液态金属方面的研究。跟着他们，我感觉非常长知识，进步非常快。”张东 辉说。 但直到1955年，硕士毕业后，张东辉才真正认识了徐銤。那时候，作为一个混在北京的研究生，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他自己也很迷茫，工作、生活，各方面都显得有些急迫。他自己也清楚，若要加入快堆工程，做好这一项工作，仅凭自己目前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还远远不够。但是，他遇到了徐銤。跟着徐銤，张东辉正式加入了快堆的团队。其中，徐銤对他的帮助和鼓励至关重要。1996年，快堆工程要通过安全分析评审，拿到许可证，才可以继续建造。这对于徐銤和他的团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作为研究生的张东辉与田禾春、常洪勇等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快堆的安全分析评审准备上来。“这一段时间，对我个人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跟着徐总他们，我才真正地融入到了快堆工程当中。加班加点都不算什么。最高兴的是，遇到难题，有徐总他们可以请教。徐总是一个非常和蔼、耐心的前辈。总是那样虚怀若谷，解答问题时候，常常让我们有醍醐灌顶之感。这个过程，看起来是枯燥，甚至有些烦琐，但回过头来看，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对一个人一生的科研道路，尤其是跟踪和掌握前沿技术，深入细致地参与快堆工程，可以说，有着奠基性的意义和作用。”张东辉说。
原子能院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主任杨红义也饱含情感地对我说：“在我们研究院，甚至全国和全世界的核能技术领域，徐銤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前辈、老师和带头人。在实际工作当中，徐老师非常善于集思广益，格外尊重他的副手和学生、技术人员。遇到问题，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大的困难，大家都一起研究和攻关，采纳好的建议和设想。这不仅锻炼了一大批人才，促进了我们年青一代人的真正成长，还使得大家都能发挥好自己的作用，且在发挥作用当中，自觉地为团队着想，为工程而同心勠力，少了推诿扯皮，互不相让。这种合作的团队精神，是快堆设计和发展建设的根本性动力。记得2005年时候，快堆工程进入调试和启动阶段。徐老师都快70岁了，还到一线去，和我们一起加班加点，从不喊累叫苦，而且每个细节都能考虑到。正是他的科学严谨和吃苦耐劳，影响和带动了后来的快堆专业技术人员。当年跟着徐老师的小伙子们，现在已经是快堆工程的中坚和新锐力量了。”
杨红义也是徐銤的学生，从到原子能院开始，他就跟着徐銤搞快堆工程，一晃就是24年了。这期间，杨红义觉得，徐銤这位老师和长者，不仅在科研技术上对他的帮助和引领很大，也对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做人，做科研，其实是一个道理，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小心求证，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多年来，在快堆工程建设当中，遇到了无数困难，有时候没有一点思路，找徐总一聊，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就点醒了我，思路大开。再者，徐总的为人，他身上所保留和弘扬的那种纯粹的科学精神，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徐总教给我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不要管前路有什么拦路虎，要看你的能力素质和科学素养有多高，也不要因为外部条件而放弃自己的内心，人生，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方向。有了这个方向，就一定会做好事情，很多的困难和拦路虎，都会主动地退避三舍，为你保驾护航！”杨红义说。
张东辉和杨红义的话，让人深思，也从中可以感觉到，作为快堆灵魂式的徐銤，在快堆建设当中，是如何影响和培养新生技术力量的。他的科研精神和人格魅力，已经成为了快堆工程的一面旗帜。
但照实说，所谓的楷模，首先是自身的“过硬”，自己的不断长进，勇攀高峰。一个人越是了解和懂得的越多，越是往尖端和前沿走，他越是谦卑。因为，越是了解和懂得多，钻研得深，越能觉得万物和世界的博大深奥，越能使得自己沉静，越是能够深刻认识到自己不足。徐銤就是这样的人。
原子能院堆工部的李海生说：“有一次去国外开会，徐总因故没有成行。到会上，一个俄罗斯专家和一个美国的专家，问徐銤怎么没有来。还说，徐銤是他们很佩服的快堆专家。”李海生还说：“有几次，楼下的一个女同事帮徐銤做了几次PPT，徐銤每次说起，都是不住地感谢。徐銤年纪大了，但他还是喜欢骑二八自行车上下班。院里为他配了一台车。他坚持不坐。后来院领导劝他说：‘身体和安全要紧，我们有责任保护好您啊徐老！请不要推辞。’徐銤这才坐上了车子。徐总这个人确实有点儿奇怪，记得是2015年的一次，他从国外回来，院里派车去机场接他，結果他儿子去接他了。回到院里，徐銤打电话给那位司机。司机不知徐总找他什么事。去到徐总办公室。徐总拿出200块钱给了司机。司机不收。徐銤一再坚持。司机苦笑。只好收下。”诸如此类的小事，足以反映一个人的品质和影响力。徐銤在国际原子能界的知名度，俄美专家对他的信赖与欣赏，也是有原因的。正如原子能院总工程师张东辉所说：“徐总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人。经常用英文回复邮件，与各个国家的同行讨论问题。因为，在快堆上，有些技术是可以共享的。但是核心技术，却是必须保密，且不可外泄的。”原子能院快堆工程部主任杨红义也说：“徐銤的为人和工作，特别是研究态度，所保持的那种精神，是真正的科学家的表现。”
写到这里，我依稀记得原子能院堆工部的李海生说过一件事。即一位原子能方面的老专家，名字叫王洲。在中国出生，由越南而法国，在法国多年，从事核工程研究。法国人多次找他入法国籍，王洲拒绝，后辗转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是一位极具爱国心的原子能工程专家。中国实验快堆从立项到投入运行，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对此，徐銤也说过多次。我记得，在说王洲先生的时候，徐銤的神情是肃穆而恭敬。徐銤说：“王洲教授的参与，使得快堆研究和工程建设，无形中有了很大的助力。而且，在技术方面，给了我很多的思路和启发。”
每年的圣诞节来临之前，徐銤总是要手写几张明信片，而且亲手送给王洲教授。春节期间，徐銤也会偕夫人去拜访王洲教授，两对老人一起吃饭、聊天。我想，科学家和科学家在一起，话题肯定是丰富的，也可能是单调的，但他们的交流，大致曲高和寡，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像我一样的庸人居多。
科学家和科学家之间的情谊，尤其是这种古朴而又有些西化的祝贺和感恩方式，现在看来古色古香，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温暖与敦厚。我也觉得，徐銤和他的师友同行，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因为，人在世间，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科学技术和人生道路上相互指点和扶持，不计名利，没有私心，这才是真正纯粹的，具有普及意义的人生典范和样板式的楷模。
这两年，因为写作，接触和采访了几位院士级别的科学家，还有贡献卓著的科学研究人员，他们身上那种不溢美、不夺人之“智”，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态度和作风，使我深受感染。所谓科学，不过是探究世界、了解万物的一种方式方法，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却具备着非常谦卑和求真求实求新的道德品质。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家才是芸芸众生中最具有情怀的人群。
“直到目前，快中子反应堆依然是世界上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首选堆型，它代表着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发展方向。其形成的核燃料先进闭合式循环，可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至60%以上，也可使核废料产生量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甚至零度化。所以说，发展和推广快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和绿色发展的问题。”徐銤说。
采访完毕，徐銤要走的时候，我特意征询了他的意见，和他在原子能院招待所的门前合影。我觉得这是一个无上的荣光。尤其和徐銤这样的科学家在一起。和徐銤老师握手告别时，我说：“谢谢您徐老师。”徐銤哈哈笑说：“你好，请叫我徐銤！”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觉得，有一种亲切的美好扑面而来。照完相，徐銤朝马路对面招了招手，转身对我说：“老伴在那边等着，说去挖野菜。”
斯时，正是春天，万物正在蓬勃发生。
一個白头发的老人，提着一只普通的蓝色公文袋。站在隔壁房间的门口。一个陌生的男人大声说：“错了错了，老人家。”白发老人略微愣怔了一下，旋即哈哈笑说：“那好，我去前面楼上看看。谢谢你啊！”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转身冲到门口，却看到，白发老人沿着扶梯下楼的背影。
这时候，春天正起，万物萌发。而寥廓的北方，虽然到处都是春天的气息，但仍旧只有少数的植物开始了又一年的绿色征程。我下楼，快步穿过上世纪60年代的院子，从一棵杏树下进入前面一栋楼。这楼房，隶属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样属于中苏合作时期的建筑，看起来古朴，但很结实耐用。看到和住在其中，让人常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恍惚感。走到二楼会议室，首先看到一颗白发的头。我心里想，刚才的“白发”，肯定就是徐銤院士。
从情感上说，看到白头发的老人，况且年过八旬的，像我这样的46岁以下的人，叫他们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丝毫不为过。再从社会乃至对众人甚至人类层面来说，在真正的科学家面前，任谁都应当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
事先，我从资料上了解到，徐銤生于1937年，江苏扬州人，我国快中子反应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为中核集团公司快堆核电站技术领域首席专家、国家能源快堆工程研发（实验）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被授予“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17年，徐銤名列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奖名单。
如此简单的介绍，概括性未免强了一点。而我面前的徐銤又是如此的真实，还有一些令人恍惚。在我的感觉当中，凡年过八十的人，不是在病床上，就是优哉游哉地安度晚年。而这一位老人，却还仍旧奔波在工作岗位上，而且是对于国家来说，具有开创性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由此我想到，人和人的区别确实是巨大的，不可测量和不可想象的。在这浩茫人世，芸芸众生，你我之间，表面上看起来几无二致，形貌相同，但却有着无法诠释的距离与分野。
“你好，我是徐銤。”
刚才的白发老人看到我，站起身来，笑着看着我说。我急忙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说：“徐老师您好。”然后简要做了自我介绍。
虽然须发皆白，脸上也多了一些明显的老年斑，但腰身一点儿也不弯，白眉下的一双眼睛依旧光彩熠熠。徐銤这一举动，让我吃惊。在很多场合，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点社会地位的人，在很多时候，看到比自己更低的人，总是等着别人主动上前给自己打招呼、请安问好。握手有时候也要看对象，甚至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徐銤的这种姿态，显然是纯正的知识分子的，也是真正的科学家的风度。
此前，记得有一次在北京采访一位年过90岁的科研前辈。言谈叙说之间，他所呈现给我的，也是和徐銤一样的印象，他们俨然是至真至纯、心有他人和家国、胸怀天下的人，一心为国家和科学技术创新的人。让我感动了很久。因此，我常对其他朋友们说：“真正的科学家，都像是至高无上的佛陀。”尽管这个比喻不够恰当，但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所具备的那种尚简务实、谦卑的工作和处世态度，为他人着想、严格自律、与人为善的平等意识，让我深受感染，钦佩不已。
“其实也没什么。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徐銤说的时候，脸色沉静，还是一如既往的谦卑和和蔼。只是，在讲的时候，徐銤偶尔会把脸庞仰高，看着天花板。他在回忆。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他所经历的这个世事变幻，乃至人生的深远性、复杂性，是我，一个7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所不能理解，也无法想 象的。
徐銤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通晓英、法、德三种语言，是一位动手能力很强的化学和物理老师。先在苏州任教，后来到上海。再后来，卢沟桥事变，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场空前的浩劫，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无人道的一次战争与屠戮。就是在这一年，徐銤来到了人世。
“实际上是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日本法西斯野心，以及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少人惨死在他们的枪炮和屠刀之下。这种耻辱，我们一定要记住，并且永不再发生。”徐銤说。
而在当时，徐銤出生不久，在非常时期，时局不稳，国难当头。为了一家人能够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徐銤父亲辞去了在上海的教职，回到了扬州。不久，扬州也落入了日本军国主义之手。国破山河在。知识分子的痛心与忧愤是显而易见的。面对在国耻之时出生的孩子，为了让孩子长大有饭吃，还有钱用。父亲为他取名为徐銤。其他几个兄妹，也都分别用化学元素 为名。
徐銤说：“大致因为父亲是化学和物理教师的缘故。特别钟爱他的专业。用化学元素来给我们兄妹几个命名，大致也是情理中事。这个銤字，是化学元素‘锇’以前的译名。”说到这里，徐銤的脸上，掠过一丝悲戚。我知道，徐銤可能又想起自己的父亲了。作为一个年过八旬的人，徐銤对于父母的怀念之情和感恩之心，肯定是最为深切而又隆重的。
徐銤还说：“有一段时间，父亲练习手抖或者抖手。”我不明其意。徐銤解释说：“抗日战争时日本兵找懂化学的人给他们干活。可能是研制什么化学武器吧。万一他们找到我父亲，父亲就把手抖给鬼子看。日本兵一看，搞化学研究的，手抖当然不行。因为，做那个工作，是要拿着瓶子，不断来回倒各种化学液体的。”
徐銤说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少顷，徐銤深情庄肃地说：“抗战时的日本人，是欠了我们一笔账的。当年，他们在我们国土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我们的灾难太重了！我们现在，就是要不断自强，用更好的方式，制止战争的再次发生，保卫自己的国家，捍卫我们民族的自由和尊严。”
至此我才明白，其实，徐銤是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的。或许在其他人看来，民族主义有些狭隘。但世界既是整体的，也是个体的。而整体的则必须依赖于个体。只有个体的强大和充满正义与正道，才能使得整个世界和人类拥有更正确的发展方向。
“所谓快堆，它的全名是‘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它的英文名是Fast breeder reactor。现在的核反应燃料主要是铀235，每一千个铀原子当中只有7个是铀235，其余大部分是铀238。现在普遍使用的压水堆主要以铀235为燃料，通过热中子轰击铀235，会使其裂变成两个较轻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和2～3个快中子。快中子经慢化剂减速为热中子后，继续轰击铀235，使得裂变反应能够像链条一样持续进行。” “尽管利用热中子反应堆可以得到巨大的核能，但在天然铀中，仅有0.714%的铀同位素——铀235能够在热中子作用下发生裂变反应，而占天然铀绝大部分的铀同素——铀238却不能在热中子的作用下发生裂变反应。但铀238在吸收中子后，形成复合核铀239，经过两次β衰变，变成另一种可裂变的核材料钚239。而在快堆中可用的核燃料是钚239，而钚239发生裂变时放出来的快中子会被装在反应区周围的铀238吸收，又变成钚239。也就是说，在堆中一边消耗钚239，又一边使铀238转变成新的钚239。这个过程包括：钚239释放快中子—快中子击中铀238—铀238转变为铀239，铀239经过两次β衰变变成钚239—钚239继续放出快中子参与反应。”
徐銤说这些，我听得似懂非懂，一脸的 迷茫。
“快堆发电与煤炭、风能和水电、太阳能等比较起来。第一，对环境相当友好。因为这种技术几乎没有任何的污染，占地小，对环境影响小。第二，快堆是人类目前找到的最有效的一种能源方式，也是已经有300多堆年运行经验的技术。第三，快堆发电是非常安全的，固有安全性高，安全措施、技术都非常成熟。”说到这里，徐銤问我：“有没有去实验快堆看看？”
我说上午刚去参观了。
这座位于北京房山的快堆，是中国具有自主产权的第一座快中子实验反应堆，总投资13.88亿元人民币。工程总建筑面积43500平方米，包括核岛厂房，核岛专用厂房，汽轮发电机厂房（包括连廊），其中核岛厂房建筑面积36000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十层，东西长64米，南北宽 79.65米，3米厚的筏板坐落于砂卵石层上，筏板底标高为-7.7米，反应堆大厅顶盖采用圆形砼拱顶，顶标高为57米。整个厂房均为现浇砼结构，其筏板砼总量14600平方米，钢筋2800吨。
但是，仅仅从外表看的话，这确实是一座不怎么起眼的建筑，坐落在一片空地上，远处是河谷和层叠的山峦。最近的是一条高速公路。附近的空地上长满了白杨树和刺槐树。整个楼房大致有四五层的高度，白色墙体，蓝色边际，样式像极了普通的生产厂房，毫无奇特之处。建筑的四周，分设了两道铁丝网。原子能院党委宣传部葛校芬部长说：“这是按照国际安防标准设计的。”进入大楼，里面十分安静，一点特别的声响都沒有。参观了其中的主控室。大屏幕上，快堆的每个关键部位都有监视与应急处置方式。几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各在其位，一切都有条 不紊。
但就是这样的一座设施，几乎耗尽徐銤的大半生。1961年，徐銤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院。他学的是工程物理专业。当时，他选择的时候，自己也没想到。但在那个年代，美国和前苏联正在搞军备竞赛，整个世界，笼罩在冷战的氛围当中。核武是衡量一个大国的首要标准。徐銤心里就觉得，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国有，中国也要有，而且要做的比外国还要先进和优良！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到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总的来说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望和需求则是无限的。由此而造成的矛盾和冲突，也完全不可避免。
对徐銤的决定和认识，父亲也非常支持。
“父亲希望我们不去经商，最好的事情是搞学问、研究，要么去做政府的公务员。”我觉得诧异。问徐銤他的父亲为什么这样做？徐銤说：“父亲不赞成经商。”
这令我惊醒。这多少年来，我听到的和看到的，基本上都是“钱”字。很多人教育孩子要成为大款，成为应有尽有的人。以便于家族显赫，博取社会地位。而徐銤的父亲，却如此教育自己的孩子。在一边的葛部长插话说：“现在徐老师的孩子们也都没有经商。”
“做生意大多只想把钱往自己兜里装！”这句话让我震撼。也觉得，在很多时候，读书人的操守和境界、胸怀，是足够高的。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鲜有父辈如此教育自己子女的。徐銤和他的父亲是我40多年来第一次遇到。徐銤还说：“这是家风！可是，我也不知道能传到啥时候，反正我尽力往下传。”
心有他人，敢于舍得，进而为更多人造福的人，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由此，我不仅对徐銤和他的父亲心怀敬意，也忽然感受到一种异于大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觉得，家风这个东西，甚至是中国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本质上并不是落后的、腐朽的，反而在思想及精神的塑造和影响上，有着一种合乎天道与人伦，弘扬“仁者爱人”“格物致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承担责任，进而造福于人、人人共享的理想主义精神。
可是，在当下的年代，我们的这种传统思想与美德，好像是被遗弃或者唾弃的，很多人变得自私，为自己而活，一切东西都围绕自己这个个体来运作。这肯定是狭隘的，也是为“君子”和真正有情怀的人所不取的。
在讲述过程中，徐銤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特别煽情的故事及其细节。讲起自己大半生的经历，徐銤总是轻描淡写，且把自己经受的苦难，尽量地化解为一种已经过去了的往事，宛若云烟。尽管，纷繁的世事也在他身上和内心留下了许多痕迹，有些甚至还非常的隆重。但在今天的徐銤看来，无非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已，即使灾难和不幸，也是一种领受与消解。徐銤这种达然、豁然的心态，对世事的洞彻，对人生的通透，已经进入到了“大智若愚”的境界。
就像对于自己从事的职业和研究，以及科研成果及快堆的发展建设，徐銤的讲述也是非常平静的。仿佛这多少年来的努力与辛勤，不过是一种实践的过程。在徐銤看来，他这一辈子，就做了快堆这一件事。
一个人一生做一件事，看起来单调，但若没有恒定之心与超人的才智，一件事都可能做不好。徐銤做的，是他从小的“梦想”，是他一生甘之若素的一种趣味。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举国上下，一片赤贫。到原子能院报到不久，徐銤就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谈起这段经历，徐銤说：“其实也很有意思。以前没有干过任何农活，那一次，去体验了，没做过农民，去当了。农民确实很苦，但也是很好的，淳朴，对人有感情。只不过，我那时候瘦胳膊瘦腿的，力气不够大。那些老师傅就不让我挑担子，干重活。”说到这里，徐銤呵呵笑了。他还玩笑式地告诉我说，在罗山县下乡时候，牛在犁地和拉磨，农民总是拿着棍子打它们。他就一次次对农民说：“不要打了，我也属牛。”农民问他为啥，徐銤说：“牛要牵着走，不是打着走的。”农民听了，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徐銤说，他是属牛的。 徐銤的这种自况和“自喻”，可能暗合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一直有一种韧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信心和恒力。在快堆的发展和建设上，徐銤进行的，所做的，和现在所实现了的那些，当然也漫长而曲折，结果和前景也是十分辉煌的。但“漫长而曲折”“辉煌”等词汇，于今有些滥俗。我总是觉得，对于一切高尚的事业，仅仅某些约定俗成的成语是难以概括和表明的。因为，很多人在用这样的词汇，包括一些实际上非常卑下的事，也习惯用高大上的词语来进行证实和说明。相对于此，我觉得，凡是能够给更多人带来福祉，为家国和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方才是至高无上的。一个人，几个人……少数人的获得是没有意义的。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紧接着是第一颗卫星和第一枚洲际导弹等。这些高精尖武器装备的试验成功，对于当时和现在的中国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当时周边国家之间的对立、冲突漫长而又诡秘。新中国必须要强大起来，杜绝和突破敌对力量的围堵和挑衅，就必须要有令敌胆寒的“撒手锏”。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和国家现实背景之下，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普通科研人员的徐銤，抱着强烈的报国之心和勇攀科学高峰、敢闖禁区和开拓新天地的精神，走上了快堆工程研究、建设的道路。
1965年，美国已经在本土建立了多个实验快堆，这个消息，经过很长时间，和很曲折的方式，才传到中国。当时，原子能院的罗安仁研究员首先提出，我们国家也应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罗安仁研究员的这一建议，一直到4年后的1969年，才有了正式回音。周恩来总理特批50公斤的高浓铀，才使得原子能院建成了命名为“东风六号”零功率实验装置。
当时三十来岁的徐銤，将快堆研究作为了自己的主攻方向。
但直到1970年，徐銤才操作着我国第一个快堆零功率装置——东风六号的启动实验成功实现首次临界。至此，我国的快堆技术研究实现了“零”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快堆研究相关课题陆续展开。然而好景不长，快堆团队陷入了经费不足、方向不明、前路艰难等多种困窘之中。
1971年，根据上级安排，徐銤等一批科研人员不得不举家从北京迁往四川。原先三百多人的队伍陆续锐减至一百多人。可徐銤始终不离不弃。面对待遇更优的工作机会，他都婉言谢 绝了。
徐銤说：“去四川夹江，也是当时国际形势所逼，国家做出的重大决定。只是，到那里之后，各种东西都比较匮乏。人才流失严重。很多事情做起来很困难。可是，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应当坚持下去。只有坚持，才能迎来新的曙光！”
15年后的1986年，中国启动“863”高技术发展计划，给陷于停滞的快堆研究带来转机，徐銤和同事们也回到了北京。徐銤介绍说，核能领域当时提出论证的有三个项目，包括快堆、高温堆和聚变裂变混合堆，其中快堆的预研经费最多，有6500万元，但和实际需要差得很远。从1990年开始，原子能院正式进行快堆工程设计。两年后的1992年3月14日，国务院批准“863”计划支持建设一座热功率为6.5万千瓦的中国实验 快堆。
这就是徐銤所说的“曙光”，尽管来得很慢，但终究是来了。
关于世界上的快堆技术和工程，徐銤介绍说：“上个世纪50年代到现在，全世界目前投入运行的有20多座快中子反应堆，而且，新建成的快堆多数是用来商业发电。这些反应堆，大多以钚为燃料。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主持的国际创新型反应堆及燃料循环项目（INPRO）中，涉及将快堆作为其研发重点并计划采用闭式燃料循环的，已经有22个国家。其中，法国计划到2050年，目前核电容量的一半将被快堆所替代。俄罗斯的别洛雅尔斯克3号机组（BN-600快增殖堆）自1980年并网发电，也拥有非常良好的运行和生产记录。英国以钠-钾作为冷却剂的敦雷快堆自1959年开始运行，1977年关闭。另外一座更大的原型快堆于1974年建成并运行了20年。”
“目前最完美的快堆，应当是法国的‘凤凰’堆和俄罗斯的‘别洛雅尔斯克4号机组BN-800’。快堆的开发需要达到：非能动安全性、相对轻水堆具有经济竞争力、有效利用资源（以超铀元素和贫铀为燃料）、减少废物的产生、防扩散及多用途（包括制氢）等要求。
“邻国日本常阳实验快堆1977年开始运行，现已提升功率至140MWt。280MWe的文殊原型快堆于1994年4月启动，但在1995年对它进行性能测试期间，其二次换热系统发生钠泄漏事故，此后一直处在一个关闭状态当中。5MWt、200kWe的Rapid-L是由东芝公司与日本中央电力工业研究所（CRIEPI）合作开发，出资方为日本原子能研究所（JAERI）的小型快堆，该型快堆使用锂-6（液体中子毒物）作为控制媒介，拥有2700根燃料细棒，内装有熔点为2600℃的氮化浓缩铀（丰度为40%～50%）燃料。采用了锂膨胀模件（LEM）的反应性控制系统，具有非能动安全性。另外，日本还建造了超安全、小型和简单的4S‘核电池’系统，这一‘核电池’是由东芝公司和CRIEPI与美国合作研制的。目前，美国已建成5座快堆，另有几座正在设计当中。
“美国人于1951年在爱达荷州建造的EBR-1快增殖堆，应当说是快堆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拥有良好的运行记录。下一步，美国的目标是验证以钚和核电厂核反应堆其他锕系元素一起再循环的防扩散型闭式燃料循环。即便是发展中的印度，它在英迪拉甘地核研究中心的40MWt的试验快堆（FBTR）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运行，而且效果和状态也算是非常稳定。目前，印度即将建成一座500MWe的示范快堆，并已宣布要另外建造4座此类快堆。”
快堆以安全、清洁、高效和能量强大而逐渐为世界各国青睐。但这项技术却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掌握。说起中国的快堆发展，徐銤说：“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它也是跟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自然万物、科学技术的能力与水平发展而发展的。到现在，甚至说未来，以快堆为主体的新的核能方式，应当是支撑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在35年前，快堆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和词汇。而徐銤，却在无意中“遭遇”这一新兴技术，并对之产生了巨大的兴趣。1962年从河南罗山县下放回到原子能院，无意中，徐銤发现，院里已经有一些老专家开始研究快中子反应堆了。在很多的时候，一个人和一些事物的相遇，总是不期然。也是一个偶然，徐銤接触到快堆的一些相关资料。当他在原子能院的图书馆查找到“快中子反应堆”的资料的时候，他就坚定了自己一生的科研目标。
很多时候，人生的道路乃至生活的方向，可能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奇迹般的遭遇。徐銤和中国实验快堆，大致也是这样一种情况。随后的时光，徐銤就和快堆“耗”上了，这一“耗”，就是大半辈子。但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美国在日本先后投掷两枚原子弹，强大的威力，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整个人类都对之恐惧不已。因此，对于核能的恐惧和戒心，弥散整个世界。其中，欧洲的反核情绪一直很浓郁。但每一件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甚至多面性。核能也是如此这般。所有的科学技术的目的和本质，都是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服务的。
生存和发展，永远是人类面对的现实问题。
对于徐銤来说，快堆進入眼帘，在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并且使得他从此笃定地为之奋斗，这个过程神奇而又艰难。在大学期间，徐銤学的是俄语。而关于快堆的技术文件，大多数是英文。“当时，我们所里学长罗安仁同志英语学的最好。很多时候请教他。但那么多的英文技术论文，老是去请教别人，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后来，就自学英语。”他一个人买了两台收音机，一台放在办公室，另一台放在家里。不管是做什么，徐銤都开着。不到一年时间，他已经可以阅读英文技术论文和相关资料了。在这里，徐銤动情地说：“还是得益于老伴的支持和理解，孩子小，淘气，也困难，都是她一个人带。一个家，里里外外，全是她来操持。”
在一边的葛部长说：“徐老师的老伴有严重的关节炎。是在四川夹江患上的。不到五十岁，就走路困难了。为了照顾老伴，徐老师在自己家里装了一台电梯。还特意把一楼作为卧室，楼上才是他工作的地方。”
徐銤和自己妻子是患过难的，他们之间的那种感情，已经是血浓于水了。这种不是血缘胜似血缘的感情，是人间最为珍贵的。听了葛部长的话，徐銤则笑笑说：“这个也没办法，大家都一样，都吃苦，都受罪。再说，非常时期，作为知识分子，就应当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好在，快堆被列入‘863’计划。这对于中国的快堆事业，是非常关键的。因此，我就一直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国家的支持，不与国家的发展建设紧密结合，就很难，也没有意义。”
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与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国家建设和人们的福祉相辅相成的。但是，那时候是特殊时期，背井离乡创业，经费又非常少，工作很艰难。其间，有人去了其他更好的单位，有人转向其他研究方向。好在，还有一些人坚持下来了。每次去北京开会，坐绿皮火车，一走就是两天两夜。大多数时候买不到座位票，有时只能从成都站到北京。腿都肿了。那时候，尽管生活和研究都很苦，但也觉得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当时在北京多次召开的快堆会议，虽然在研究和论证阶段，有时候大家争得很厉害，各不相让。可是，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把快堆快一点建起来，发展好，起码要赶上世界水平。
“在这里，我还要说的是，中国快堆建设之所以能够上马，并且很快取得了成绩，这不仅是我们原子能院快堆团队的功劳，主要是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还有很多很多的专家教授，在其中帮忙，不管是技术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大家不分你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不分心，也不推诿扯皮。可以说，中国快堆的建成，就是很多人智慧和血汗汇集的一个艰苦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事实也证明，没有国家的支持，很多问题就无法解决。没有前辈和同行的智慧贡献和齐心勠力同心，就不会有中国实验 快堆。”
“中国实验快堆建造过程是漫长的，其间，有几次工程差点儿下马。大家知道，关于核能的研究，全世界都非常重视，一有风吹草动，各个国家都会紧张一阵子。比如德国，现在已经停止了所有的核电项目建设。而俄罗斯、法国、美国、印度等，却一直发展核电。我国的核电建设也经常受到国际的影响，比如，美国的一个堆出问题了，就要暂缓。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了核泄漏事故，也要停下来，对安全方面进行更好的设计和改进。其实，快堆的发展，是和全世界同步的，相互影响的，尽管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很少。因为，核能的利用，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的快堆能发展起来，这里面，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而是一个团队，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不过是干的时间长点儿，又在一线而已。”徐銤说。
原子能院现任总工程师张东辉说：“快堆的建设，非常不容易，风风雨雨的，波折太多了。真可谓雄关漫道。从一开始，经费严重短缺。最好的时候，大致是2005年，国家一下子给了2.5个亿。但还是不够。实验快堆动工，只有优先考虑核岛的质量。有些设备的材料国内无法满足，只有向国外购买。仅此一项，就花掉了1.1个亿。非常感动的是，国内的企业，比如一重集团，技术力量非常雄厚，加工元器件时候，就那个焊接，质量做的是绝对符合工程要求。”
在实际工作当中，困难多得难以想象。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为缩短研究周期和节省研制费用，在无奈的情况下，中国的实验快堆选择与俄罗斯进行全面技术合作，双方共签订30多项合同，俄方人员来中国达到1000多人次，我们快堆方面的研究人员先后到俄罗斯700多人次。
这是中国实验快堆最艰难，也是最出成绩，锻炼人、成就人的时期。技术无国界，尽管在一些尖端技术方面各国都有所保留甚至严禁外泄，但在一些通用技术上，科学家的合作精神也是令人钦敬的。正如徐銤所说：“确实，一些与安全有关的设备是进口的，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没有花多少钱研究。”这在现在看来，应当是一个遗憾。因为，真正的技术，自己研究出来才是真正的有价值，对国家和民族有所贡献。“拿来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贬义词。唯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才是心安理得的。 徐銤说：“但有一点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实验快堆，从安装、调试到运行，都是我们自己来做的。虽然技术设计上，有一部分是与俄罗斯合作的，但也相当于一个留学生自己学会了，回来自己就可以做了。不需要他们授权给我们。我们尽管在时间上晚一点，可在技术上，走得还是非常稳当的。整体建设尽量往前赶，并且有了自己的特色。我们可以骄傲地宣称，中国实验快堆的安全性相对比较高，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他国家犯过的错误我们都可以考虑到。”
无论是怎样的一种能源设备，安全性是首先考虑的。中国快堆虽然从时间上晚了几十年，但也从其他国家快堆发展中，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尤其是在安全性上。2000年5月30日，第一罐混凝土浇灌，中国首座实验快堆的建设序幕拉开。2008年12月，安装完成，转入综合调试。2011年7月21日10时，我国第一个由快中子引起核裂变反应的中国实验快堆成功实现并网发电。
这时候的徐銤，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其他同龄人，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赋闲和颐养天年去了。而徐銤，则适才迎来了快堆，他个人事业，乃至他对于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的“朝阳”。当年，有一些科学家说中国不可能建造出自己的实验快堆，甚至有媒体说中国快堆胎死腹中等等，但事实证明，作为目前最清洁和安全的发电方式，快堆已经是很多国家的选择。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人口如此多，地域如此广，并且，改革开放的力度和广度不断加大，没有能源的支撑，很多事情都是无法办成的。再者，核电和核动力的研究，对于我们国家对宇宙的探索，以及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根据徐銤和张东辉的叙说，我发现，其实，科学研究就像是用特殊的材料在虚无处建立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进而以无形和有形的方式给更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甚至子子孙孙的福祉。
“国家的发展，电能的需求是巨大而又迫切的。目前已经很大了，在将来，还会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的强大，离开了核能的话，很多事情是不现实的。快堆的建设，实际上也是国家综合力量的一个体现。它不仅解决了电能的问题，还可以影响到航空航天领域及其他技术装备的研究发展。”快堆工程的综合性很强。它的研究和建设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比如，一座快堆的建设，涉及的生产厂家数以百计。这也是工业能力的一种体现。“在快堆的建设过程中，很多厂家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比如，某一个工程部件的设计铸造，总是要根据工程的要求进行调整。在建造的过程中，很多厂家都用一种很好的态度配合我们，甚至不谈钱，而且还特别尽心尽力。直到完全达到目标要求为止，甚至，有些厂家宁可负债，也为我们提供设备，满足快堆工程要求。那种合作精神，至今想起来，还是很温暖的。因此，快堆的建成，绝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参与者的共同智慧和努力的结果。”
说到这里，徐銤显得很动情。他还说：“在快堆建设的路上，个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很多，特别是2010年7月21日上午9时50分，实验快堆临界的时候，指挥室内，众人欢呼、鼓掌。整个气氛热烈而又庄重。很多同事都流下了眼泪，激动得嘴唇哆嗦，却什么话也说不出。
“临界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掌握了快堆这项技术，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座实验快堆获得了成功，意味着中国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位列世界上掌握此项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徐銤说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觉得了这一位为快堆建设几乎付出一生的老人，在某一时刻的兴奋与感喟。
從实验快堆的自主概念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及建筑、安装调试工作，初步建立起钠冷快堆技术的研发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半个多世纪一晃而过。白云苍狗，世事繁复，很多人老了，但快堆的建成和运行，却使得中国成功地跻身于世界核能开发利用强国之一。其间，徐銤和他的同行们在艰苦的摸索和研究当中，掌握了快堆物理、热工、力学以及总体、结构、回路、仪控、电气设计等技术，取得了以钠工艺为代表的一大批自主创新成果，申请专利百余项。实现了高达70%的快堆设备国产化率。
徐銤说：“快堆的很多零配件和工程组件，都是我们国家自己自主设计研发和建造、铸造的。这不仅使得‘中国制造’的实力得到了锻炼和彰显，还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制造人才。实际上，快堆的建设，是多赢的，快堆是一个‘核心’，而围绕这个‘核心’，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取得更多的效果和成果。”徐銤说。
徐銤和“快堆”，就像是一趟专列，这趟“专列”开动之后，接二连三地，就自觉地拓展了它的“行程”与“负载”，当然还有抵达和造就。
这一方面，以培养人才为根本。2010年7月，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纪念建党89周年、迎接建院60周年表彰先进大会上，授予徐銤等5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突出贡献奖”，每人奖励10万元。
徐銤把这10万元拿出来，在原子能院设立了“快堆科技奖”。这种心系科学发展，激励后进的情怀和胸怀，使得徐銤的身上，又增添了一份美好的“光环”。
只有人才，才是推动事业，并且创造卓越的根本动力。这些年来，徐銤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快堆事业当中，而且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快堆科技干部。目前，已经形成了老中青梯次衔接紧凑，既能独当一面，又能独立科研的快堆研究人员。
现任原子能院总工程师张东辉就是其中 之一。
张东辉是河北滦县人，少小时候，由于地处偏僻，接触到的信息比较少。但在学校，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可能是因为父亲是一位中学数学老师的缘故，张东辉从小就对物理化学这些感兴趣。1988年，高考时候，张东辉就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核工程专业。
人生往往就是从某些机缘获得契机，决定一生的道路的。1992年大学毕业，张东辉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原子能院的研究生。这一年，国家“863计划”开始实施，快堆工程被列入其中。当时，秦山二期和大亚湾的核电站正在建设。那时候，徐銤带着快堆的108人刚从四川返回北京。其中还有快堆的副总陈逸少，以及爱抽烟的一位柴老师。“陈总和柴老师他们都很有范儿。其中，陈总是安全能源的硕士，进入快堆领域后，主要从事沸腾液体和液态金属方面的研究。跟着他们，我感觉非常长知识，进步非常快。”张东 辉说。 但直到1955年，硕士毕业后，张东辉才真正认识了徐銤。那时候，作为一个混在北京的研究生，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他自己也很迷茫，工作、生活，各方面都显得有些急迫。他自己也清楚，若要加入快堆工程，做好这一项工作，仅凭自己目前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还远远不够。但是，他遇到了徐銤。跟着徐銤，张东辉正式加入了快堆的团队。其中，徐銤对他的帮助和鼓励至关重要。1996年，快堆工程要通过安全分析评审，拿到许可证，才可以继续建造。这对于徐銤和他的团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作为研究生的张东辉与田禾春、常洪勇等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快堆的安全分析评审准备上来。“这一段时间，对我个人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跟着徐总他们，我才真正地融入到了快堆工程当中。加班加点都不算什么。最高兴的是，遇到难题，有徐总他们可以请教。徐总是一个非常和蔼、耐心的前辈。总是那样虚怀若谷，解答问题时候，常常让我们有醍醐灌顶之感。这个过程，看起来是枯燥，甚至有些烦琐，但回过头来看，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对一个人一生的科研道路，尤其是跟踪和掌握前沿技术，深入细致地参与快堆工程，可以说，有着奠基性的意义和作用。”张东辉说。
原子能院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主任杨红义也饱含情感地对我说：“在我们研究院，甚至全国和全世界的核能技术领域，徐銤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前辈、老师和带头人。在实际工作当中，徐老师非常善于集思广益，格外尊重他的副手和学生、技术人员。遇到问题，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大的困难，大家都一起研究和攻关，采纳好的建议和设想。这不仅锻炼了一大批人才，促进了我们年青一代人的真正成长，还使得大家都能发挥好自己的作用，且在发挥作用当中，自觉地为团队着想，为工程而同心勠力，少了推诿扯皮，互不相让。这种合作的团队精神，是快堆设计和发展建设的根本性动力。记得2005年时候，快堆工程进入调试和启动阶段。徐老师都快70岁了，还到一线去，和我们一起加班加点，从不喊累叫苦，而且每个细节都能考虑到。正是他的科学严谨和吃苦耐劳，影响和带动了后来的快堆专业技术人员。当年跟着徐老师的小伙子们，现在已经是快堆工程的中坚和新锐力量了。”
杨红义也是徐銤的学生，从到原子能院开始，他就跟着徐銤搞快堆工程，一晃就是24年了。这期间，杨红义觉得，徐銤这位老师和长者，不仅在科研技术上对他的帮助和引领很大，也对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做人，做科研，其实是一个道理，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小心求证，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多年来，在快堆工程建设当中，遇到了无数困难，有时候没有一点思路，找徐总一聊，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就点醒了我，思路大开。再者，徐总的为人，他身上所保留和弘扬的那种纯粹的科学精神，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徐总教给我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不要管前路有什么拦路虎，要看你的能力素质和科学素养有多高，也不要因为外部条件而放弃自己的内心，人生，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方向。有了这个方向，就一定会做好事情，很多的困难和拦路虎，都会主动地退避三舍，为你保驾护航！”杨红义说。
张东辉和杨红义的话，让人深思，也从中可以感觉到，作为快堆灵魂式的徐銤，在快堆建设当中，是如何影响和培养新生技术力量的。他的科研精神和人格魅力，已经成为了快堆工程的一面旗帜。
但照实说，所谓的楷模，首先是自身的“过硬”，自己的不断长进，勇攀高峰。一个人越是了解和懂得的越多，越是往尖端和前沿走，他越是谦卑。因为，越是了解和懂得多，钻研得深，越能觉得万物和世界的博大深奥，越能使得自己沉静，越是能够深刻认识到自己不足。徐銤就是这样的人。
原子能院堆工部的李海生说：“有一次去国外开会，徐总因故没有成行。到会上，一个俄罗斯专家和一个美国的专家，问徐銤怎么没有来。还说，徐銤是他们很佩服的快堆专家。”李海生还说：“有几次，楼下的一个女同事帮徐銤做了几次PPT，徐銤每次说起，都是不住地感谢。徐銤年纪大了，但他还是喜欢骑二八自行车上下班。院里为他配了一台车。他坚持不坐。后来院领导劝他说：‘身体和安全要紧，我们有责任保护好您啊徐老！请不要推辞。’徐銤这才坐上了车子。徐总这个人确实有点儿奇怪，记得是2015年的一次，他从国外回来，院里派车去机场接他，結果他儿子去接他了。回到院里，徐銤打电话给那位司机。司机不知徐总找他什么事。去到徐总办公室。徐总拿出200块钱给了司机。司机不收。徐銤一再坚持。司机苦笑。只好收下。”诸如此类的小事，足以反映一个人的品质和影响力。徐銤在国际原子能界的知名度，俄美专家对他的信赖与欣赏，也是有原因的。正如原子能院总工程师张东辉所说：“徐总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人。经常用英文回复邮件，与各个国家的同行讨论问题。因为，在快堆上，有些技术是可以共享的。但是核心技术，却是必须保密，且不可外泄的。”原子能院快堆工程部主任杨红义也说：“徐銤的为人和工作，特别是研究态度，所保持的那种精神，是真正的科学家的表现。”
写到这里，我依稀记得原子能院堆工部的李海生说过一件事。即一位原子能方面的老专家，名字叫王洲。在中国出生，由越南而法国，在法国多年，从事核工程研究。法国人多次找他入法国籍，王洲拒绝，后辗转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是一位极具爱国心的原子能工程专家。中国实验快堆从立项到投入运行，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对此，徐銤也说过多次。我记得，在说王洲先生的时候，徐銤的神情是肃穆而恭敬。徐銤说：“王洲教授的参与，使得快堆研究和工程建设，无形中有了很大的助力。而且，在技术方面，给了我很多的思路和启发。”
每年的圣诞节来临之前，徐銤总是要手写几张明信片，而且亲手送给王洲教授。春节期间，徐銤也会偕夫人去拜访王洲教授，两对老人一起吃饭、聊天。我想，科学家和科学家在一起，话题肯定是丰富的，也可能是单调的，但他们的交流，大致曲高和寡，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像我一样的庸人居多。
科学家和科学家之间的情谊，尤其是这种古朴而又有些西化的祝贺和感恩方式，现在看来古色古香，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温暖与敦厚。我也觉得，徐銤和他的师友同行，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因为，人在世间，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科学技术和人生道路上相互指点和扶持，不计名利，没有私心，这才是真正纯粹的，具有普及意义的人生典范和样板式的楷模。
这两年，因为写作，接触和采访了几位院士级别的科学家，还有贡献卓著的科学研究人员，他们身上那种不溢美、不夺人之“智”，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态度和作风，使我深受感染。所谓科学，不过是探究世界、了解万物的一种方式方法，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却具备着非常谦卑和求真求实求新的道德品质。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家才是芸芸众生中最具有情怀的人群。
“直到目前，快中子反应堆依然是世界上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首选堆型，它代表着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发展方向。其形成的核燃料先进闭合式循环，可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至60%以上，也可使核废料产生量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甚至零度化。所以说，发展和推广快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和绿色发展的问题。”徐銤说。
采访完毕，徐銤要走的时候，我特意征询了他的意见，和他在原子能院招待所的门前合影。我觉得这是一个无上的荣光。尤其和徐銤这样的科学家在一起。和徐銤老师握手告别时，我说：“谢谢您徐老师。”徐銤哈哈笑说：“你好，请叫我徐銤！”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觉得，有一种亲切的美好扑面而来。照完相，徐銤朝马路对面招了招手，转身对我说：“老伴在那边等着，说去挖野菜。”
斯时，正是春天，万物正在蓬勃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