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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随着“与时代同行——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藏品大展”缓缓拉开帷幕，将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系列活动推向新的高潮，众多“镇馆之宝”与“历史档案”悉数与观众见面。展览共展出作品666件。展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连环画、年画、漫画、宣传画、水彩画、装置、综合绘画等各门类，可谓佳作纷呈，经典凝聚，蔚为壮观。同时，展览还辅以珍贵美术书刊和美术大事年表，立体呈现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情境。本次展览持续至7月8日。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美术的殿堂，自从建成对外开放以来，已经走过了五十春秋。50年来中国美术馆在展示中国美术优秀成果、积累国家美术财富、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开展国际艺术交流、推动美术馆专业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和重要贡献。
建馆初期，中国美术馆就把收藏和研究作为立馆之本，通过国家对艺术收藏的投入和许多著名艺术家与亲属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无私捐赠，至今形成了上起宋元、下至当代的重要美术作品的收藏序列，其中现代以来的中国美术是中国美术馆藏品重点和特色，无论藏品规模数量和艺术质量均为国内首屈一指。中国美术馆作为面向公众的造型艺术博物馆，有责任和义务向社会展示这些馆藏精品，满足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鉴于此，于50周年馆庆之际，中国美术馆精心筹备推出此大展。展览名家齐列，精品纷陈，经典闪亮，几代中国美术家的探索耕耘在这里留下足迹和实证，通过一件件实实在在的作品，述说着一部可视可信的美术史。展览不同于一般纪念性展览，或其他的专题和断代的展览，而是建立在对整个20世纪至今美术发展的宏观把握和整体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以求准确反映美术现代进程中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内涵，让人们看到现代以来中国美术的文化价值和时代创造。
中国文化曾经在几千年的超稳定结构中封闭运行，世纪之交当其遭遇外来冲击后被迫走向变革和新生之路。展览要告诉我们的是，中国现代美术如何在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下起步，又如何与中国亘古未有的沧桑剧变的现实相结合，一步步演进探求的过程。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的价值观念的变革，思潮的碰撞，生命理想的涌动，和由此释放出的美术创造活力值得深刻认识和充分估价。
展览全部依托馆藏精品，在以往学术研究和展览陈列的基础上，突破先前模式，以美术的历史演进为轴线，以传承与引进、苦难与抗争、探求与拓进、主人与家园、反思与开放、多样与繁荣六部分展开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美术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
一、传承与引进（清末至1930年）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武力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大门，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下，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探寻救国之路。他们试图从西方现代文明中寻求出路，出国留学成为清末民初一时之风尚。西学东渐带来中西文化的碰撞，由此形成知识分子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积弊的动因，最终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的转型与启蒙在此运动中得到了张举。在美术界，同样面临着变革与保守的不同取向，最为激进者吕徵与陈独秀直接喊出了“美术革命”的口号，主张以西方画法取代以“四王”为代表的陈旧之风，西方留学归来的画家则将西洋画法作为变革中国绘画的一种路径，开启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转型之路。
更多接续传统之脉的画家在传承的基础上探寻中国画的现代发展之路。其中以齐白石、陈师曾、金城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充分认识和比较中西美术本质和表现特点的基础上，重估传统文化价值，坚持在传统基础上演进，凸显出在中西美术并存的格局中源自中国画自身体系内部的生命力。
二、苦难与抗争（1930年至1949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深陷外有侵略、内有压迫的双重危机。面对苦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为大众而艺术的思想应运而生。正是这种带有明确革命精神的思想，引导着中国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生发出的一场狂飙突进式的左翼美术运动。走出“象牙之塔”的艺术家，在民族忧患与革命信念的感召下，走向革命的洪流，以画笔为武器，创作出大量反映人民疾苦与宣传抗争的现实主义作品，描绘了人民的困苦与呼声，更记录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
美术与革命在特殊时代下休戚与共，紧密结合，相互促进，这是中国艺术现代 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它规模宏大，抗战前以上海为中心；1937年抗战开始后，艺术家在战乱中辗转至重庆、桂林、武汉、北平、延安等多地，通过街头展览、印制传单或报刊等大众传媒传播。其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发挥了其他美术类型和现象所不能比拟的现实作用。在血与火的年代，实现了动员社会、组织民众、揭示现实、鼓舞士气的重要意义。
三、探求与拓进（1930年至1949年）
20世纪30年代后的中国美术进入了一边关切民族救亡和民主抗争、一边在艺术中艰难探求的阶段。在国破家亡、危机深重的关头，艺术的重心是救亡和反抗。但是对艺术标准的坚持和探求并没有在时代的漩涡中失去方向。相对来说，在1930年至1937年的上海、1938年后的延安和重庆大后方、20世纪40年代的西北之旅这三个短暂时期，艺术在救亡主题下的自我演进颇为显著。
当时的延安汇集了一大批向往革命和进步的美术家，他们在那里感受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生活与新事物，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学、创作，使自己的艺术更加面向现实、反映生活。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文艺基本问题给予了深刻和辩证的分析，指引了中国美术新的方向。延安木刻作为具有民族性、大众性和革命性的艺术形式得到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早期左翼木刻的北欧现代主义风格到群众喜闻乐见的木刻版画、新年画的转变，体现出消化外来艺术之后，基于自身现实的语言自觉和大众本位的新文化建设的热情。
四、主人与家园（1949年至1978年）
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中国美术走上以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主流为主导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一方面坚持“二为”和“双百”方针，更加贴近生活，反映现实，另一方面也以活跃的姿态探寻艺术规律，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涌现出大批反映社会主义文艺新质的经典作品，构成20世纪中国美术波澜壮阔的视觉史诗。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从此与人民的理想和追求密切联系起来，敏感的美术家们面对社会的变化——新宪法的颁布、人民参与选举、农民学文化、发展人民文体事业等等成为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重要主题，真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新象。 面向自然、寄情山水是中国绘画的传统，在那个以“江山如此多娇”为自豪的时代，美术家们怀着对祖国大好江山的无尽赞美与歌颂情怀，落笔于山川巨变和自然新象，构成了新中国美术史上蔚为壮观的锦绣中华图景。在新文化理想的感召下，美术家们也不断思考美术创作自身的革新，从中国画的笔墨研究到油画的本土化探索，他们在描绘山河新貌的过程中，不断拓展艺术语言，创作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作品。
五、反思与开放（1978年至1992年）
“文革”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祝辞》，明确阐述了新时期的文艺方针，艺术规律受到了尊重，艺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美术界打开了思想的禁锢，艺术实践获得了空前的生机。压抑已久的内心伤痛亟待修复，美术界率先出现了对“文革”深重灾难进行揭露、批判和反思的“伤痕美术”，以伤痛叙事的现实主义手法追忆苦涩情感，反映历史真实，反思历史迷误，呼唤人性的复归，从而开启了将“人”大写的时代。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中国社会的生活节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东西方文化新的交流，一系列外国美术展览被引进到中国。同时，美术出版物通过对西方艺术的系统介绍开拓了中国艺术家的审美视野，推动了新时期美术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一大批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大型创作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经典。
六、多样与繁荣（1992年至今）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社会生产力再一次得到解放。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秩序的调整，美术与社会的连接机制在多层面上显现出可能性，价值观念与社会文化心理均呈现出多样性。这一时期的美术具有多样化视野，并随着都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艺术家将更多目光投注于都市化条件下人的境遇，他们以深刻的人文关怀聚焦敏感现实、小人物命运，现实主义绘画的价值定位从这一时期起逐渐向大众文化靠拢，当下的艺术标准与社会文化心理相为契合。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当代中国美术在宏观视野下追求思想内涵与艺术语言的求新求变，反映出新的繁荣图景。在宽松的艺术生态氛围中，抽象、表现、实验等新的艺术表达，富有个性探索价值，不同性质的作品获得了生存和长足发展的空间。此时期的艺术家，或以冷静中性的视角呈现外部世界，追求艺术与生活的接近，或直接而真实地表现个人经验，注重自我情感与内心体验。在语言上，艺术家们从古今中外各种艺术资源中获得灵感，个性化的风格得以彰显与确立，令当代的中国美术绽放异彩。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美术的殿堂，自从建成对外开放以来，已经走过了五十春秋。50年来中国美术馆在展示中国美术优秀成果、积累国家美术财富、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开展国际艺术交流、推动美术馆专业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和重要贡献。
建馆初期，中国美术馆就把收藏和研究作为立馆之本，通过国家对艺术收藏的投入和许多著名艺术家与亲属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无私捐赠，至今形成了上起宋元、下至当代的重要美术作品的收藏序列，其中现代以来的中国美术是中国美术馆藏品重点和特色，无论藏品规模数量和艺术质量均为国内首屈一指。中国美术馆作为面向公众的造型艺术博物馆，有责任和义务向社会展示这些馆藏精品，满足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鉴于此，于50周年馆庆之际，中国美术馆精心筹备推出此大展。展览名家齐列，精品纷陈，经典闪亮，几代中国美术家的探索耕耘在这里留下足迹和实证，通过一件件实实在在的作品，述说着一部可视可信的美术史。展览不同于一般纪念性展览，或其他的专题和断代的展览，而是建立在对整个20世纪至今美术发展的宏观把握和整体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以求准确反映美术现代进程中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内涵，让人们看到现代以来中国美术的文化价值和时代创造。
中国文化曾经在几千年的超稳定结构中封闭运行，世纪之交当其遭遇外来冲击后被迫走向变革和新生之路。展览要告诉我们的是，中国现代美术如何在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下起步，又如何与中国亘古未有的沧桑剧变的现实相结合，一步步演进探求的过程。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的价值观念的变革，思潮的碰撞，生命理想的涌动，和由此释放出的美术创造活力值得深刻认识和充分估价。
展览全部依托馆藏精品，在以往学术研究和展览陈列的基础上，突破先前模式，以美术的历史演进为轴线，以传承与引进、苦难与抗争、探求与拓进、主人与家园、反思与开放、多样与繁荣六部分展开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美术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
一、传承与引进（清末至1930年）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武力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大门，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下，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探寻救国之路。他们试图从西方现代文明中寻求出路，出国留学成为清末民初一时之风尚。西学东渐带来中西文化的碰撞，由此形成知识分子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积弊的动因，最终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的转型与启蒙在此运动中得到了张举。在美术界，同样面临着变革与保守的不同取向，最为激进者吕徵与陈独秀直接喊出了“美术革命”的口号，主张以西方画法取代以“四王”为代表的陈旧之风，西方留学归来的画家则将西洋画法作为变革中国绘画的一种路径，开启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转型之路。
更多接续传统之脉的画家在传承的基础上探寻中国画的现代发展之路。其中以齐白石、陈师曾、金城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充分认识和比较中西美术本质和表现特点的基础上，重估传统文化价值，坚持在传统基础上演进，凸显出在中西美术并存的格局中源自中国画自身体系内部的生命力。
二、苦难与抗争（1930年至1949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深陷外有侵略、内有压迫的双重危机。面对苦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为大众而艺术的思想应运而生。正是这种带有明确革命精神的思想，引导着中国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生发出的一场狂飙突进式的左翼美术运动。走出“象牙之塔”的艺术家，在民族忧患与革命信念的感召下，走向革命的洪流，以画笔为武器，创作出大量反映人民疾苦与宣传抗争的现实主义作品，描绘了人民的困苦与呼声，更记录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
美术与革命在特殊时代下休戚与共，紧密结合，相互促进，这是中国艺术现代 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它规模宏大，抗战前以上海为中心；1937年抗战开始后，艺术家在战乱中辗转至重庆、桂林、武汉、北平、延安等多地，通过街头展览、印制传单或报刊等大众传媒传播。其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发挥了其他美术类型和现象所不能比拟的现实作用。在血与火的年代，实现了动员社会、组织民众、揭示现实、鼓舞士气的重要意义。
三、探求与拓进（1930年至1949年）
20世纪30年代后的中国美术进入了一边关切民族救亡和民主抗争、一边在艺术中艰难探求的阶段。在国破家亡、危机深重的关头，艺术的重心是救亡和反抗。但是对艺术标准的坚持和探求并没有在时代的漩涡中失去方向。相对来说，在1930年至1937年的上海、1938年后的延安和重庆大后方、20世纪40年代的西北之旅这三个短暂时期，艺术在救亡主题下的自我演进颇为显著。
当时的延安汇集了一大批向往革命和进步的美术家，他们在那里感受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生活与新事物，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学、创作，使自己的艺术更加面向现实、反映生活。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文艺基本问题给予了深刻和辩证的分析，指引了中国美术新的方向。延安木刻作为具有民族性、大众性和革命性的艺术形式得到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早期左翼木刻的北欧现代主义风格到群众喜闻乐见的木刻版画、新年画的转变，体现出消化外来艺术之后，基于自身现实的语言自觉和大众本位的新文化建设的热情。
四、主人与家园（1949年至1978年）
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中国美术走上以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主流为主导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一方面坚持“二为”和“双百”方针，更加贴近生活，反映现实，另一方面也以活跃的姿态探寻艺术规律，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涌现出大批反映社会主义文艺新质的经典作品，构成20世纪中国美术波澜壮阔的视觉史诗。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从此与人民的理想和追求密切联系起来，敏感的美术家们面对社会的变化——新宪法的颁布、人民参与选举、农民学文化、发展人民文体事业等等成为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重要主题，真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新象。 面向自然、寄情山水是中国绘画的传统，在那个以“江山如此多娇”为自豪的时代，美术家们怀着对祖国大好江山的无尽赞美与歌颂情怀，落笔于山川巨变和自然新象，构成了新中国美术史上蔚为壮观的锦绣中华图景。在新文化理想的感召下，美术家们也不断思考美术创作自身的革新，从中国画的笔墨研究到油画的本土化探索，他们在描绘山河新貌的过程中，不断拓展艺术语言，创作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作品。
五、反思与开放（1978年至1992年）
“文革”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祝辞》，明确阐述了新时期的文艺方针，艺术规律受到了尊重，艺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美术界打开了思想的禁锢，艺术实践获得了空前的生机。压抑已久的内心伤痛亟待修复，美术界率先出现了对“文革”深重灾难进行揭露、批判和反思的“伤痕美术”，以伤痛叙事的现实主义手法追忆苦涩情感，反映历史真实，反思历史迷误，呼唤人性的复归，从而开启了将“人”大写的时代。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中国社会的生活节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东西方文化新的交流，一系列外国美术展览被引进到中国。同时，美术出版物通过对西方艺术的系统介绍开拓了中国艺术家的审美视野，推动了新时期美术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一大批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大型创作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经典。
六、多样与繁荣（1992年至今）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社会生产力再一次得到解放。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秩序的调整，美术与社会的连接机制在多层面上显现出可能性，价值观念与社会文化心理均呈现出多样性。这一时期的美术具有多样化视野，并随着都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艺术家将更多目光投注于都市化条件下人的境遇，他们以深刻的人文关怀聚焦敏感现实、小人物命运，现实主义绘画的价值定位从这一时期起逐渐向大众文化靠拢，当下的艺术标准与社会文化心理相为契合。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当代中国美术在宏观视野下追求思想内涵与艺术语言的求新求变，反映出新的繁荣图景。在宽松的艺术生态氛围中，抽象、表现、实验等新的艺术表达，富有个性探索价值，不同性质的作品获得了生存和长足发展的空间。此时期的艺术家，或以冷静中性的视角呈现外部世界，追求艺术与生活的接近，或直接而真实地表现个人经验，注重自我情感与内心体验。在语言上，艺术家们从古今中外各种艺术资源中获得灵感，个性化的风格得以彰显与确立，令当代的中国美术绽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