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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马克斯·韦伯的一篇论文，其发表于1904年及1905年，后来韦伯对其做了许多修改和注释整理成册后予以出版，是韦伯的开山之作。在整本书中，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分析、论述，得出“基于天职观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这便是本文力争要论证的观点。”[1]即在本书中，韦伯旨在说明和论证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要论证这两点之间的关系，那么首先得对其有所认识，依据这本书，也不难看出这本书生产的思路路径和逻辑推理过程。
首先，韦伯对基督教进行了有选择则性的论述。作者并没有直接叙述基督教及其教义，而是直接从新教开始论述，众所周知，新教（用来广泛地用来表示16世纪相对于中世纪基督教来说出现的基督教形式，是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教派的统称）为基督教的分支之一，基督教所拥有的如上帝、救赎、胞爱等核心信念在新教中也依旧有体现。其中“上帝的选民”思想贯穿犹太教、基督教乃至新教始终，基督教教义中的救赎、恩典、教会和胞爱在“天职观”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因为在本书中，作者集中于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探讨，那么首先应当明确韦伯所认为的新教伦理是什么。
韦伯从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入手，在预定论中，韦伯讨论了加尔文对圣经的解释，预定论的核心理念是为上帝而存在，人类生存的目的“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在天职观中，韦伯提到早期加尔文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欧洲出现了维护世俗生活的教义，路德在翻译《圣经》时，赋予“Calling”（神召）以全新的意义（Beruf职业、天職），把履行世俗义务尊为上帝要求个人道德活动所采取的最高形式，韦伯说“在路德翻译的《圣经》中，‘天职’一词的现代含义被首次明确地使用在了《西拉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中）。自那以后，在所有新教民族的日常讲话中，天职的这一现代含义就被迅速地普及。”又说：“但是至少有一种情况无疑是新出现的，即把履行世俗事务的责任，看做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这就毕竟使日常世俗活动被赋予了宗教意义，并在此意义上首次提出‘天职’这一观念。天职观念也因此阐释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信条，那就是摒除天主教伦理戒律中的‘命令’和‘劝勉’。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天修和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的，而是履行个人在现实中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这是他的天职。”韦伯不但找到了经典中对“天职”的描述，而且还将其与实践相结合，为了更好的阐释“天职观”，韦伯把“天职观”放在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群体（德意志人与英国人）中加以比较力在说明“天职观”的作用及其在资本主义精神确定及在全球扩散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起到多大作用。在韦伯看来，是这样的天职观使得新教信徒们在信仰层面上更加看重自己的职业，在实践中更忠于自己的职业，并尽最大努力在自己的职位上创造最大的价值。同时，韦伯还强调“履行天职的劳动在路德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达。”这样便自然而然的将“天职观”归于基督教核心信念，使得论证更加趋于合理性。
但是，只有“天职观”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为此，韦伯通过对宗教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神学家的言论和著作的比较中，对加尔文宗、虔信宗和其他清教派别做了分析，进一步阐释了世俗禁欲主义。第一，韦伯认为严格的禁欲主义，使得新教徒们不断地创造财富却并不将它用作个人的消费，而是将其作为资本投入财富的再生产中，每个人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有利于资本的积累。第二，传统的出世禁欲主义，无法拯救人们的灵魂，人们“有必要在世俗活动中证明自己的信仰”，因而人们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在生活和实践中，努力工作，并且是诚实的工作，“为了获得‘救赎确认’，他们的行为性质具有条理性和系统性。”因而新教徒不会盲目，在工作中表现的异常具有条理性和系统性。
其次，韦伯论述了资本主义精神。作者指出，在研究资本主义精神时，应该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韦伯认为“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贪婪和资本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也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这种非理性的欲求，资本主义甚至完全是一种抑制力量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力量。”[2]基于这种认识，在阐释中韦伯引用了富兰克林的系列名言，韦伯认为富兰克林的言论是带有伦理色彩的，从作者的引用中可以总结出，作者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应该包括增加资本是目的，劳动是天职，还需要强的时间观和理性主义。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韦伯对富兰克林名言的引用，旨在说明在资本主义精神和伦理中，时间的可贵性，而在新教伦理中也要求信徒们具有强的时间观念。“注意不要把你所掌握的都视为你所拥有的，生活需要量入为出。”所以在生活中要有理性，不能盲目，更不能随意，要注重点点滴滴，而这种理性、条理性和系统性正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新教伦理中对理性也有要求，“为了获得‘救赎确认’，他们的行为性质具有条理性和系统性。”
在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进行介绍后，韦伯探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不仅能为劳动分工提供理论依据，而且还能证明商人活动的正当性；天职观及其世俗禁欲主义的倡导，还能够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凭借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还可以实现资本的积累，与此同时，因蒙受天恩而完善自我的清教徒在资本主义英雄时代树立了好的榜样，而新教伦理则有助于培养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生活。从新教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之前是没有人将其相联系做讨论的，可以说是韦伯开创了这一路径，并得出了结论。经过系列论证后，韦伯认为 “基于天职观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这便是本文力争要论证的观点。”即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基础和渊源，新教伦理中蕴含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因素，而资本主义精神中也含有新教伦理的内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结合是宗教的神圣性和社会的世俗性的偶然性、不期而遇的一种结合，是一个借用和推动的过程，也是一种变相的盟友关系，有时呈现单向性，有时却是双向的进行。
在整本书中，马克斯·韦伯运用了比较宗教学的方法，通过提出问题，再到推理论证，最后对论述的问题进行总结性的说明。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起了奠基作用，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的基础在韦伯的推论中是存在的，是可能的。
立足于当下资本主义，韦伯所提倡的这种资本主义伦理是否依旧存在并发挥作用？如果存在，这种精神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仅存形式，而或是有名无实？就目前资本主义市场所呈现的来看，如果以前存在这种精神，那么现在却已被扭曲，而或说已经弱化。但不可否认，资本主义领域中依旧能看到这种精神的遗存。
注释：
[1]（德）马克斯·韦伯著，马奇炎、陈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第75页。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用，均出自该书。
[2]（德）马克斯·韦伯著，马奇炎、陈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作者引言，第7页。
参考文献：
（德）马克斯·韦伯著，马奇炎、陈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第75页。
作者简介：
付更行，汉族，山东临沂，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2015级人类学硕士研究生。
首先，韦伯对基督教进行了有选择则性的论述。作者并没有直接叙述基督教及其教义，而是直接从新教开始论述，众所周知，新教（用来广泛地用来表示16世纪相对于中世纪基督教来说出现的基督教形式，是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教派的统称）为基督教的分支之一，基督教所拥有的如上帝、救赎、胞爱等核心信念在新教中也依旧有体现。其中“上帝的选民”思想贯穿犹太教、基督教乃至新教始终，基督教教义中的救赎、恩典、教会和胞爱在“天职观”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因为在本书中，作者集中于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探讨，那么首先应当明确韦伯所认为的新教伦理是什么。
韦伯从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入手，在预定论中，韦伯讨论了加尔文对圣经的解释，预定论的核心理念是为上帝而存在，人类生存的目的“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在天职观中，韦伯提到早期加尔文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欧洲出现了维护世俗生活的教义，路德在翻译《圣经》时，赋予“Calling”（神召）以全新的意义（Beruf职业、天職），把履行世俗义务尊为上帝要求个人道德活动所采取的最高形式，韦伯说“在路德翻译的《圣经》中，‘天职’一词的现代含义被首次明确地使用在了《西拉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中）。自那以后，在所有新教民族的日常讲话中，天职的这一现代含义就被迅速地普及。”又说：“但是至少有一种情况无疑是新出现的，即把履行世俗事务的责任，看做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这就毕竟使日常世俗活动被赋予了宗教意义，并在此意义上首次提出‘天职’这一观念。天职观念也因此阐释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信条，那就是摒除天主教伦理戒律中的‘命令’和‘劝勉’。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天修和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的，而是履行个人在现实中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这是他的天职。”韦伯不但找到了经典中对“天职”的描述，而且还将其与实践相结合，为了更好的阐释“天职观”，韦伯把“天职观”放在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群体（德意志人与英国人）中加以比较力在说明“天职观”的作用及其在资本主义精神确定及在全球扩散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起到多大作用。在韦伯看来，是这样的天职观使得新教信徒们在信仰层面上更加看重自己的职业，在实践中更忠于自己的职业，并尽最大努力在自己的职位上创造最大的价值。同时，韦伯还强调“履行天职的劳动在路德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达。”这样便自然而然的将“天职观”归于基督教核心信念，使得论证更加趋于合理性。
但是，只有“天职观”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为此，韦伯通过对宗教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神学家的言论和著作的比较中，对加尔文宗、虔信宗和其他清教派别做了分析，进一步阐释了世俗禁欲主义。第一，韦伯认为严格的禁欲主义，使得新教徒们不断地创造财富却并不将它用作个人的消费，而是将其作为资本投入财富的再生产中，每个人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有利于资本的积累。第二，传统的出世禁欲主义，无法拯救人们的灵魂，人们“有必要在世俗活动中证明自己的信仰”，因而人们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在生活和实践中，努力工作，并且是诚实的工作，“为了获得‘救赎确认’，他们的行为性质具有条理性和系统性。”因而新教徒不会盲目，在工作中表现的异常具有条理性和系统性。
其次，韦伯论述了资本主义精神。作者指出，在研究资本主义精神时，应该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韦伯认为“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贪婪和资本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也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这种非理性的欲求，资本主义甚至完全是一种抑制力量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力量。”[2]基于这种认识，在阐释中韦伯引用了富兰克林的系列名言，韦伯认为富兰克林的言论是带有伦理色彩的，从作者的引用中可以总结出，作者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应该包括增加资本是目的，劳动是天职，还需要强的时间观和理性主义。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韦伯对富兰克林名言的引用，旨在说明在资本主义精神和伦理中，时间的可贵性，而在新教伦理中也要求信徒们具有强的时间观念。“注意不要把你所掌握的都视为你所拥有的，生活需要量入为出。”所以在生活中要有理性，不能盲目，更不能随意，要注重点点滴滴，而这种理性、条理性和系统性正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新教伦理中对理性也有要求，“为了获得‘救赎确认’，他们的行为性质具有条理性和系统性。”
在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进行介绍后，韦伯探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不仅能为劳动分工提供理论依据，而且还能证明商人活动的正当性；天职观及其世俗禁欲主义的倡导，还能够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凭借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还可以实现资本的积累，与此同时，因蒙受天恩而完善自我的清教徒在资本主义英雄时代树立了好的榜样，而新教伦理则有助于培养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生活。从新教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之前是没有人将其相联系做讨论的，可以说是韦伯开创了这一路径，并得出了结论。经过系列论证后，韦伯认为 “基于天职观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这便是本文力争要论证的观点。”即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基础和渊源，新教伦理中蕴含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因素，而资本主义精神中也含有新教伦理的内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结合是宗教的神圣性和社会的世俗性的偶然性、不期而遇的一种结合，是一个借用和推动的过程，也是一种变相的盟友关系，有时呈现单向性，有时却是双向的进行。
在整本书中，马克斯·韦伯运用了比较宗教学的方法，通过提出问题，再到推理论证，最后对论述的问题进行总结性的说明。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起了奠基作用，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的基础在韦伯的推论中是存在的，是可能的。
立足于当下资本主义，韦伯所提倡的这种资本主义伦理是否依旧存在并发挥作用？如果存在，这种精神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仅存形式，而或是有名无实？就目前资本主义市场所呈现的来看，如果以前存在这种精神，那么现在却已被扭曲，而或说已经弱化。但不可否认，资本主义领域中依旧能看到这种精神的遗存。
注释：
[1]（德）马克斯·韦伯著，马奇炎、陈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第75页。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用，均出自该书。
[2]（德）马克斯·韦伯著，马奇炎、陈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作者引言，第7页。
参考文献：
（德）马克斯·韦伯著，马奇炎、陈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第75页。
作者简介：
付更行，汉族，山东临沂，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2015级人类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