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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河伞棒舞”是以伞棒舞为其精华，融唱小曲、扭秧歌、火流星为一体的民间综合表演形式。本文以舞蹈形态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运河伞棒舞”中“打棒”所形成的地域环境、水神信仰、经济生产方式、运河文化等因素进行分析，展开“运河伞棒舞”的文化生成背景。
关键词：“打棒”；运河文化；舞蹈形态
山东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其中一段，全长97.5公里，整个河段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码头，从北自阳谷流入境内，进入聊城的李海务、城关镇与梁水镇、向西北方向流入临清境内，其中梁乡闸就是一个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西北部的梁水镇的一个码头，因漕运的兴起，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为“运河伞棒舞”“拉纤号”等的形成孕育了丰富的温床。然而，“运河伞棒舞”中“打棒”的舞蹈形态又是如何过度的呢？
运河的开通，自然受益的是运河上的船只货运，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漕运，即粮食的运输，其他的运输形式还包括盐、竹子、米、煤炭等商品的运输。在漕船过坝时，有时单靠水流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时就需要纤夫的人力为船的通行助力。
“文化心理结构是人的心理中文化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结合。与自然因素——人的本能的知觉倾向、能力、个性等——直接有关的东西，一旦进入特定社会文化的氛围之中，便立即按照这种社会文化的特殊需要作出改变，而突破日常行为的普遍模式，创造出一个合乎内在规律的同时又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另一个境界——即审美的境界”[1]运河纤夫在日复一日的拉纤生活中，他们的身体对于拉纤工作的感知力，因自身的能力、性格对繁重的体力付出所作出本能的疲劳反应，置身于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他们强烈期望突破并改变日常行为的枯燥模式，此时，一种全新且符合自身身体规律、并未超出有限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新的审美形式——“打棒”舞蹈形态从生活动作中“分娩”出来。
打棒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造成打棒之所以能区别于其他地区民俗舞蹈体态的重要原因，与其当地的地域环境、水神信仰、经济生产方式、运河文化等诸因素是无法肢解分开而论的。
第一，地域环境对“运河伞棒舞”形成产生的影响。“运河伞棒舞”发源地——梁闸村是运河聊城段的重要流经之地，梁乡闸则是位于梁闸村的一个码头，依傍于运河两岸而形成了特有的运河民俗。
聊城位于北纬35°47′-37°02′和东经115°16′-116°
32′之间，山东省的西部，被誉为“江北水城”，地处鲁西平原，为黄河冲积平原，整个市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均在27.5～49m之间。聊城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春季多干旱、夏季高温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干旱，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正是由于这种气候，在水旱灾害发生之时，超出了人的能力，水神的信仰便在当地兴盛起来。
第二，风俗信仰。在漕运与旱灾治理的过程中，水神的信仰在居民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能起到安定人心、文化娱乐的作用，还能促进人的团结一致、共同战胜灾害的愿望。因此，水神的信仰不仅包括因运河兴起的运河水神，还包括面对水旱灾害时的治水神和祈雨神。
运河的繁荣，虽然带动了粮食、盐、茶叶等漕船运输的发展，加之运河的决堤，同时还加重了运河对往来船只的承载能力。明人李流芳《檀园集》云：“济河五十闸，闸水不濡轨。十里置一闸，蓄水如蓄髓。一闸走一日，守闸如守鬼。下水顾其前，上水还顾尾。帆樯委若弃，篙橹静如死。京路三千余，日行十余里。迢迢春明门，何时能到彼”。[2]由于漕船的重量及体积过大，过闸时的困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乎，人们自然将过坝寄予水神之上，只有水神的佑护，漕船方能顺利通过，久而久之，对水神的崇拜依赖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据《清门考源》记载，漕帮 “粮船至三大闸时，先在大王庙内焚香唱戏谢神，人集如山，百官照料，而后过闸。过闸船由下而上，非神功不能做到安渡危境。”[3]在祭拜的过程中，无论漕军，还是运河纤夫，在运河文化的整体背景下，由于众人的情绪受到祭拜的鼓舞与振奋，运河“伞棒舞”在水神信仰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第三，经济生产方式。聊城段随着漕运的兴起，带动着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当时漕运不仅有粮食的运输，此外更是含扩了盐、茶业的繁荣。“卫河水枯期，会通河道高悬于卫河之上，卫河水丰期，浊流常倒灌会通河，泥沙淤塞河道，漕船至板闸口仍有拖坝之险。所谓拖坝，即水少时，船均由坝上拖过，俗谓之拖坝。拖坝之时，用壮夫牵挽，利用坝上滑泥顺势拖过”[3]船只的频繁往来，在通过水闸时，有时只借助河水落差的冲击力是不够的，人工拉船在辅助船只顺利通行时就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运河居民为了适应这种生存，选择了运河纤夫的职业，为打棒的舞蹈体态埋下了深刻的种子。
第四，运河文化。运河纤夫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由于船只与货物的重量，纤夫们不得不以上身前倾增加身体向前的动力，而且还通过膝盖的弯曲以保证身体的协调，以确保整个身体与地面的稳固，使整个船只顺利通行。
此外，在每次筑堤、清淤时，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抬土、下桩、打夯，“硪”就是用来夯土筑堤的工具，劳动号子不仅统一了人力的节奏，加上“嗨呦，嗬哩嗨”的歌词，还将劳累的苦力通过音乐发泄出来，形成了“硪号”，也称为“夯号”。他们在拉纤、打夯时，通过拉纤号、夯号的领与合的统一节奏，齐心协力将目标完成的同时也借助即兴的民歌消除疲劳，减少拉纤时的辛苦与乏味。在拉纤、打夯休息之余，还以运河秧歌的民间舞蹈形式解除乏闷，为日复一日地枯燥工作增添生活的乐趣。
“打棒”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的共同交织、碰撞而形成的，它在长期植根于独特的鲁西文化土壤的发展衍变过程中，在鲁西的地域环境、水神信仰、经济生产方式、运河文化等诸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彰显着风丰富的运河文化气息。
独具特色、生动活泼的“运河伞棒舞”通过艺术的形式作用于当地居民，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成为当地居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有着强身健体、娱乐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占据着团结民族、为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的角色。然而，這一伟大民间艺术的诞生，是由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影响而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文化。
参考文献：
[1] 资华筠，王宁.舞蹈生态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126.
[2] 李流芳（明）.檀园集（卷一·闸河舟中戏效长庆体）[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01.
[3] 胡梦飞.明清时期聊城地区水神信仰述略[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4]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M].中国ISBN中心.
关键词：“打棒”；运河文化；舞蹈形态
山东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其中一段，全长97.5公里，整个河段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码头，从北自阳谷流入境内，进入聊城的李海务、城关镇与梁水镇、向西北方向流入临清境内，其中梁乡闸就是一个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西北部的梁水镇的一个码头，因漕运的兴起，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为“运河伞棒舞”“拉纤号”等的形成孕育了丰富的温床。然而，“运河伞棒舞”中“打棒”的舞蹈形态又是如何过度的呢？
运河的开通，自然受益的是运河上的船只货运，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漕运，即粮食的运输，其他的运输形式还包括盐、竹子、米、煤炭等商品的运输。在漕船过坝时，有时单靠水流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时就需要纤夫的人力为船的通行助力。
“文化心理结构是人的心理中文化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结合。与自然因素——人的本能的知觉倾向、能力、个性等——直接有关的东西，一旦进入特定社会文化的氛围之中，便立即按照这种社会文化的特殊需要作出改变，而突破日常行为的普遍模式，创造出一个合乎内在规律的同时又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另一个境界——即审美的境界”[1]运河纤夫在日复一日的拉纤生活中，他们的身体对于拉纤工作的感知力，因自身的能力、性格对繁重的体力付出所作出本能的疲劳反应，置身于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他们强烈期望突破并改变日常行为的枯燥模式，此时，一种全新且符合自身身体规律、并未超出有限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新的审美形式——“打棒”舞蹈形态从生活动作中“分娩”出来。
打棒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造成打棒之所以能区别于其他地区民俗舞蹈体态的重要原因，与其当地的地域环境、水神信仰、经济生产方式、运河文化等诸因素是无法肢解分开而论的。
第一，地域环境对“运河伞棒舞”形成产生的影响。“运河伞棒舞”发源地——梁闸村是运河聊城段的重要流经之地，梁乡闸则是位于梁闸村的一个码头，依傍于运河两岸而形成了特有的运河民俗。
聊城位于北纬35°47′-37°02′和东经115°16′-116°
32′之间，山东省的西部，被誉为“江北水城”，地处鲁西平原，为黄河冲积平原，整个市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均在27.5～49m之间。聊城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春季多干旱、夏季高温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干旱，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正是由于这种气候，在水旱灾害发生之时，超出了人的能力，水神的信仰便在当地兴盛起来。
第二，风俗信仰。在漕运与旱灾治理的过程中，水神的信仰在居民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能起到安定人心、文化娱乐的作用，还能促进人的团结一致、共同战胜灾害的愿望。因此，水神的信仰不仅包括因运河兴起的运河水神，还包括面对水旱灾害时的治水神和祈雨神。
运河的繁荣，虽然带动了粮食、盐、茶叶等漕船运输的发展，加之运河的决堤，同时还加重了运河对往来船只的承载能力。明人李流芳《檀园集》云：“济河五十闸，闸水不濡轨。十里置一闸，蓄水如蓄髓。一闸走一日，守闸如守鬼。下水顾其前，上水还顾尾。帆樯委若弃，篙橹静如死。京路三千余，日行十余里。迢迢春明门，何时能到彼”。[2]由于漕船的重量及体积过大，过闸时的困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乎，人们自然将过坝寄予水神之上，只有水神的佑护，漕船方能顺利通过，久而久之，对水神的崇拜依赖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据《清门考源》记载，漕帮 “粮船至三大闸时，先在大王庙内焚香唱戏谢神，人集如山，百官照料，而后过闸。过闸船由下而上，非神功不能做到安渡危境。”[3]在祭拜的过程中，无论漕军，还是运河纤夫，在运河文化的整体背景下，由于众人的情绪受到祭拜的鼓舞与振奋，运河“伞棒舞”在水神信仰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第三，经济生产方式。聊城段随着漕运的兴起，带动着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当时漕运不仅有粮食的运输，此外更是含扩了盐、茶业的繁荣。“卫河水枯期，会通河道高悬于卫河之上，卫河水丰期，浊流常倒灌会通河，泥沙淤塞河道，漕船至板闸口仍有拖坝之险。所谓拖坝，即水少时，船均由坝上拖过，俗谓之拖坝。拖坝之时，用壮夫牵挽，利用坝上滑泥顺势拖过”[3]船只的频繁往来，在通过水闸时，有时只借助河水落差的冲击力是不够的，人工拉船在辅助船只顺利通行时就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运河居民为了适应这种生存，选择了运河纤夫的职业，为打棒的舞蹈体态埋下了深刻的种子。
第四，运河文化。运河纤夫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由于船只与货物的重量，纤夫们不得不以上身前倾增加身体向前的动力，而且还通过膝盖的弯曲以保证身体的协调，以确保整个身体与地面的稳固，使整个船只顺利通行。
此外，在每次筑堤、清淤时，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抬土、下桩、打夯，“硪”就是用来夯土筑堤的工具，劳动号子不仅统一了人力的节奏，加上“嗨呦，嗬哩嗨”的歌词，还将劳累的苦力通过音乐发泄出来，形成了“硪号”，也称为“夯号”。他们在拉纤、打夯时，通过拉纤号、夯号的领与合的统一节奏，齐心协力将目标完成的同时也借助即兴的民歌消除疲劳，减少拉纤时的辛苦与乏味。在拉纤、打夯休息之余，还以运河秧歌的民间舞蹈形式解除乏闷，为日复一日地枯燥工作增添生活的乐趣。
“打棒”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的共同交织、碰撞而形成的，它在长期植根于独特的鲁西文化土壤的发展衍变过程中，在鲁西的地域环境、水神信仰、经济生产方式、运河文化等诸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彰显着风丰富的运河文化气息。
独具特色、生动活泼的“运河伞棒舞”通过艺术的形式作用于当地居民，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成为当地居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有着强身健体、娱乐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占据着团结民族、为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的角色。然而，這一伟大民间艺术的诞生，是由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影响而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文化。
参考文献：
[1] 资华筠，王宁.舞蹈生态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126.
[2] 李流芳（明）.檀园集（卷一·闸河舟中戏效长庆体）[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01.
[3] 胡梦飞.明清时期聊城地区水神信仰述略[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4]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M].中国ISBN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