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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摩司·奥兹看来，故事的开头是应该细读的，它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契约。于是，他在《故事开始了》一书中精选了十部小说，果戈理、卡夫卡、契诃夫、卡佛、马尔克斯……谈如何阅读他们故事的开头，如何辨析开头和通篇的联系，作者怎样兑现他和读者之间的约定。这些问题的探究，在奥兹的条分缕析下像游戏般有趣。
不可讳言，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好比DNA隐藏着生命体全部的遗传密码，它将奠定全书的行文基调、叙事方式和语感，甚至一句话能开出一个门派。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最为有名的第一句：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句话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先锋作家，我们会在莫言、余华、马原、格非、孙甘露的作品中读到各种版本的变体。如果在所有的小说开头中评选出“影响因子”最高的一句，那么马尔克斯这句一定能名列前茅。
中国的当代作家，小说开头写得精彩的，不乏其人。中国人作文讲究“风头”，小说的结构和结尾就算编织得不高明，这“第一炮”的开门红却是一定要打响的，所谓：“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
这里列举数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小说开头，看看都有哪些一见而惊的“奇句”，庶几管中窥豹。
陈忠实（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难以想象，一部宏大的“史诗”竟然是这样开头的。英雄们还未展示其高大的形象，镜头就对准了他的家事。如果是伪君子，只怕就要遮遮掩掩，恼羞成怒。然而被读者大窥一通的“英雄”白嘉轩，却并不因此而减色。这就是陈忠实的独到之处，也是《白鹿原》无法超越的地方：能让读者在不经意间，邂逅一部伟大的作品（外国文学中能与之媲美的只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陈老行文的气魄，从第一句贯穿到小说的最后一句，成功塑造了一部深刻的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确确实实可以“引以豪壮”。
阿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母亲正在铜盆中洗手，她把一双白净修长的手浸泡在温暖的牛奶里，嘘嘘地喘着气，好像使双手漂亮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她用手指叩叩铜盆边沿，随着一声响亮，盆中的牛奶上荡起细密的波纹，鼓荡起嗡嗡的回音在屋子里飞翔。
如果说《白鹿原》的开篇是男子汉的豪壮，那么《尘埃落定》的开篇简直就是荣国府中宝二爷的自白了。《红楼梦》里的宝二爷“有些呆气”，《尘埃落定》里的二少爷就是个“傻子”，开篇写这位13岁的傻子起床时的所见所思，空灵跳跃，自由洒脱，行文神采飞扬。仅从小说开头就不难看出，阿来是在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第一章一较短长。
贾平凹（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
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都是些狼，眼珠子发绿，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一个梨子，说太多的奉承，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这些白雪都不知道。
如果说《尘埃落定》的叙事是“傻子说梦”，《秦腔》的叙事则是“疯子胡吣”了。胡吣自然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然而贾平凹的本事，就是从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中写出人生的生死悲欢，社会的动荡兴衰。疯子的话语是对生活无意义的隐喻——一场被阉割的疯狂爱隋。
莫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马洛亚牧师提着一只黑色的瓦罐上了教堂后边的大街，一眼便看到，铁匠上官福禄的妻子上官吕氏弯着腰，手执一把扫炕笤帚，正在大街上扫土。他的心急剧地跳起来，嘴唇哆嗦着，低语道：“上帝，万能的主，上帝……”他用僵硬的手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便慢慢地退到墙角，默默地观察着高大肥胖的上官吕氏。她悄悄地、专注地把被夜露潮湿了的浮土扫起来，并仔细地把浮土中的杂物拣出扔掉。
尽管莫言是以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但正如余华所说：“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可以拿10次茅盾文学奖。”我最喜欢的是《丰乳肥臀》的开篇，语感颇有《尤利西斯》开篇的味道。然而一转眼，又是母驴难产，又是婴儿接生，又是鬼子进村，杂乱中洋溢着顽强的生命力，画面变得立体起来。能用线性的文字叙述出3D电影的感觉，现代文学有端木蕻良，当代作家则是莫言。
《檀香刑》，则宛然《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本，只是远比《百年孤独》哕嗦，没办法，谁让叙事者假借的是饶舌的“狗肉西施孙媚娘”，这也算是艺术真实吧：
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俺更想不到，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格非（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一天，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煤屑公路上。道路的左侧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长着茂密的苇丛和菖蒲，成群的鹭鸶掠水而飞；在公路的右侧，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像织锦一样铺向远处的地平线。一畦畦的芜菁、蚕豆和紫云英点缀其间，开着白色、紫色和幽蓝的花。
谭功达神情阴郁，心事重重。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县区域行政规划图。他不时地用一枝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地图下面，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车的颠簸，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他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姚佩佩穿着一身咔叽布列宁装，原先的蓝色布料早已退了色。梳着羊角辫，长长的脖子上有一条深红色的围巾。她正和坐在前排的副县长白庭禹说着什么。她吃吃地笑着，柔软的腰肢扭来扭去，还不时朝窗外指指点点。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仙鹤？它们往那里飞？”姚佩佩问道。
“傻孩子，那可不是什么仙鹤！那是鹭鸶和江鸥。”白庭禹纠正道。
“那是什么？怎么还在动？”姚佩佩趴在白庭禹的肩头，伸手朝远处指了指。
“噢，那是长江中的帆船。船身让高高的江堤挡住了，你只能看见帆尖在走。”
格非不但在小说的叙事语感上出类拔萃，而且也是中国作家群中少有的学者型小说家。学者格非，并不是在小说中炫弄博学，而是往往玩一些“无一字无来历”的文字戏仿。例如“江南三部曲”中第二部《山河入梦》的开头，就很难不让人想起卡尔维诺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
我們和土耳其人打过一场仗。我的叔叔，就是泰拉尔巴的子爵梅达尔多，在波希米亚平原上骑着马直奔基督教徒宿地。一个叫库尔乔的随从跟着他。一大群白鹤在浑浊、停滞的空气中低低地飞过。
“怎么会有这么多白鹤？”梅达尔多问库尔乔。“它们飞到哪儿去呢？”
“它们往战场飞，”随从神情阴郁地说，“它们要一路陪着我们呢。”
这绝不能视作“抄袭”，因为以格非的知识水平和叙事能力，完全可以避开“英雄所见略同”的“尴尬”。我相信这是他故意的，正如有评论家指出，格非笔下的“中国经验”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经典文本有着显豁的“互文”关系。格非在这种互文关系中乐此不疲，在小说的开头戏仿一下卡尔维诺或博尔赫斯，正是这位先锋小说家的应有之义。（资料来源：澎湃新闻）
不可讳言，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好比DNA隐藏着生命体全部的遗传密码，它将奠定全书的行文基调、叙事方式和语感，甚至一句话能开出一个门派。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最为有名的第一句：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句话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先锋作家，我们会在莫言、余华、马原、格非、孙甘露的作品中读到各种版本的变体。如果在所有的小说开头中评选出“影响因子”最高的一句，那么马尔克斯这句一定能名列前茅。
中国的当代作家，小说开头写得精彩的，不乏其人。中国人作文讲究“风头”，小说的结构和结尾就算编织得不高明，这“第一炮”的开门红却是一定要打响的，所谓：“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
这里列举数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小说开头，看看都有哪些一见而惊的“奇句”，庶几管中窥豹。
陈忠实（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难以想象，一部宏大的“史诗”竟然是这样开头的。英雄们还未展示其高大的形象，镜头就对准了他的家事。如果是伪君子，只怕就要遮遮掩掩，恼羞成怒。然而被读者大窥一通的“英雄”白嘉轩，却并不因此而减色。这就是陈忠实的独到之处，也是《白鹿原》无法超越的地方：能让读者在不经意间，邂逅一部伟大的作品（外国文学中能与之媲美的只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陈老行文的气魄，从第一句贯穿到小说的最后一句，成功塑造了一部深刻的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确确实实可以“引以豪壮”。
阿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母亲正在铜盆中洗手，她把一双白净修长的手浸泡在温暖的牛奶里，嘘嘘地喘着气，好像使双手漂亮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她用手指叩叩铜盆边沿，随着一声响亮，盆中的牛奶上荡起细密的波纹，鼓荡起嗡嗡的回音在屋子里飞翔。
如果说《白鹿原》的开篇是男子汉的豪壮，那么《尘埃落定》的开篇简直就是荣国府中宝二爷的自白了。《红楼梦》里的宝二爷“有些呆气”，《尘埃落定》里的二少爷就是个“傻子”，开篇写这位13岁的傻子起床时的所见所思，空灵跳跃，自由洒脱，行文神采飞扬。仅从小说开头就不难看出，阿来是在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第一章一较短长。
贾平凹（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
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都是些狼，眼珠子发绿，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一个梨子，说太多的奉承，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这些白雪都不知道。
如果说《尘埃落定》的叙事是“傻子说梦”，《秦腔》的叙事则是“疯子胡吣”了。胡吣自然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然而贾平凹的本事，就是从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中写出人生的生死悲欢，社会的动荡兴衰。疯子的话语是对生活无意义的隐喻——一场被阉割的疯狂爱隋。
莫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马洛亚牧师提着一只黑色的瓦罐上了教堂后边的大街，一眼便看到，铁匠上官福禄的妻子上官吕氏弯着腰，手执一把扫炕笤帚，正在大街上扫土。他的心急剧地跳起来，嘴唇哆嗦着，低语道：“上帝，万能的主，上帝……”他用僵硬的手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便慢慢地退到墙角，默默地观察着高大肥胖的上官吕氏。她悄悄地、专注地把被夜露潮湿了的浮土扫起来，并仔细地把浮土中的杂物拣出扔掉。
尽管莫言是以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但正如余华所说：“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可以拿10次茅盾文学奖。”我最喜欢的是《丰乳肥臀》的开篇，语感颇有《尤利西斯》开篇的味道。然而一转眼，又是母驴难产，又是婴儿接生，又是鬼子进村，杂乱中洋溢着顽强的生命力，画面变得立体起来。能用线性的文字叙述出3D电影的感觉，现代文学有端木蕻良，当代作家则是莫言。
《檀香刑》，则宛然《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本，只是远比《百年孤独》哕嗦，没办法，谁让叙事者假借的是饶舌的“狗肉西施孙媚娘”，这也算是艺术真实吧：
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俺更想不到，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格非（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一天，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煤屑公路上。道路的左侧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长着茂密的苇丛和菖蒲，成群的鹭鸶掠水而飞；在公路的右侧，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像织锦一样铺向远处的地平线。一畦畦的芜菁、蚕豆和紫云英点缀其间，开着白色、紫色和幽蓝的花。
谭功达神情阴郁，心事重重。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县区域行政规划图。他不时地用一枝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地图下面，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车的颠簸，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他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姚佩佩穿着一身咔叽布列宁装，原先的蓝色布料早已退了色。梳着羊角辫，长长的脖子上有一条深红色的围巾。她正和坐在前排的副县长白庭禹说着什么。她吃吃地笑着，柔软的腰肢扭来扭去，还不时朝窗外指指点点。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仙鹤？它们往那里飞？”姚佩佩问道。
“傻孩子，那可不是什么仙鹤！那是鹭鸶和江鸥。”白庭禹纠正道。
“那是什么？怎么还在动？”姚佩佩趴在白庭禹的肩头，伸手朝远处指了指。
“噢，那是长江中的帆船。船身让高高的江堤挡住了，你只能看见帆尖在走。”
格非不但在小说的叙事语感上出类拔萃，而且也是中国作家群中少有的学者型小说家。学者格非，并不是在小说中炫弄博学，而是往往玩一些“无一字无来历”的文字戏仿。例如“江南三部曲”中第二部《山河入梦》的开头，就很难不让人想起卡尔维诺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
我們和土耳其人打过一场仗。我的叔叔，就是泰拉尔巴的子爵梅达尔多，在波希米亚平原上骑着马直奔基督教徒宿地。一个叫库尔乔的随从跟着他。一大群白鹤在浑浊、停滞的空气中低低地飞过。
“怎么会有这么多白鹤？”梅达尔多问库尔乔。“它们飞到哪儿去呢？”
“它们往战场飞，”随从神情阴郁地说，“它们要一路陪着我们呢。”
这绝不能视作“抄袭”，因为以格非的知识水平和叙事能力，完全可以避开“英雄所见略同”的“尴尬”。我相信这是他故意的，正如有评论家指出，格非笔下的“中国经验”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经典文本有着显豁的“互文”关系。格非在这种互文关系中乐此不疲，在小说的开头戏仿一下卡尔维诺或博尔赫斯，正是这位先锋小说家的应有之义。（资料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