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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雨季气候宜人，没有了旱季灰蒙蒙的天和让人难以忍受的风沙与干燥。时而蓝天白云，艳阳高照；时而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然而此时人们却紧张起来，医生、护士、卫生员以及所有的人都非常担心：疟疾要来了。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一种古老的传染病，在中国俗称“打摆子”。疟疾至今已夺去了数亿人的性命，是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人类一直在努力消灭疟疾，然而，在这场与疟原虫的斗争中，人类远未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2006年全球有2.47亿人次感染疟疾，100万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的死亡病例发生在5岁以下的非洲儿童身上。(图1)
在非洲，平均每30秒就会有一名儿童因患疟疾死亡。即使幸存下来的患儿，也常常因为疟原虫堵塞大脑血管，造成终生残疾。
疟疾是许多非洲国家的悲剧。(图2)
环球基金执行董事RichardFeaehem教授说，疟疾是非洲的巨大悲剧，是一种可以避免的悲剧；一个不必要的悲剧，需要制止这场悲剧的发生。但是，每个村子、每个地区每天都会发生这一悲剧。
然而，在非洲东海岸的岛国科摩罗，人们却在为莫埃利岛远离疟疾而庆祝。
莫埃利岛是科摩罗的一个岛屿，曾是疟疾的高发区。如今这里疟疾发病者已很少，不再有疟疾死亡病例发生。
科摩罗卫生总监穆萨说，在科摩罗，不管是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相信能够摆脱疟疾这个悲剧。
莫埃利岛在非洲独树一帜的抗疟形势，源自2007年11月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开展的一项从源头消灭疟疾的行动。
1892年，英国热带病医生罗斯找到了疟疾发病的源头——在一只刚吸过疟疾病人血的蚊子胃里发现了数百个疟原虫的卵囊，证实疟疾是由蚊子传播的。人们立刻想到，消灭疟疾应该从源头做起。(图3)
这种想法在古巴取得了最初的胜利。1901年，人们将古巴所有孳生蚊子的积水洼地甚至沼泽抽干，当年疟疾死亡人数同比便下降了90％。
一种高科技产品、化学合成杀虫剂——滴滴涕的出现，更增添了人们战胜疟疾的信心。滴滴涕所到之处，蚊子死光光。
1955年，一个颇具雄心的计划开始推行，世界卫生组织号召全世界使用滴滴涕“杀灭蚊子、消灭疟疾”。
很快，这一计划取得成效。西方发达国家迅速行动，短短几年，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等15个国家，通过治理环境和喷洒滴滴涕，几乎杀灭了蚊虫，成功地消除了疟疾。
让人兴奋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和疟疾说了再见。
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高琪说，斯里兰卡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开展了消除疟疾规划，通过喷洒大量滴滴涕，在很短时间内，蚊子密度大幅度下降，疟疾几乎被消灭。
然而，蚊子是一种适应能力极强的昆虫，每一种杀虫剂都会被蚊子进化出来的抗药性击败，滴滴涕被反复大量使用几年后，威力逐步丧失。最早在斯里兰卡对滴滴涕产生了抗药性。蚊子又回来了。
1963年，美国人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她在书中阐述了滴滴涕对环境的危害。作为一种稳定的化合物，滴滴涕具备优异的杀虫功效，但无节制地大量喷洒，会给环境造成长期的可怕后果。两害相权取其轻，滴滴涕在全球范围被禁止使用。失去了这一杀虫利器，蚊子带着几乎销声匿迹的疟疾卷土重来。
“杀灭蚊子，消灭疟疾”的计划以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发展中国家难以为继而告终。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蚊子这种6500万年前就存在的生物物种，还会无限期地在地球上和人类共存。
人类还有指望消除疟疾吗?
在非洲科摩罗的莫埃利岛上，一项全新的从源头消灭疟疾的行动被严格执行着。每一个乘飞机或乘船而来的人，踏上这个岛屿的土地时，都要和岛上4万居民一样，服用一种特殊的药物。
经过与疟疾的长期斗争，人类终于发明了两种工具，使疟疾死亡病例大量减少。一种是大量使用被誉为万能杀虫剂的滴滴涕；另一种是用抗疟药物医治病人。前者人类不得不放弃。
1820年，从金鸡纳树皮中，人们分离出抗疟药物——奎宁，1907年发表了它的化学结构。这个结构成为对付疟原虫的核心武器。围绕这一结构，人们研制出一系列化学合成的奎宁衍生物，其中包括被视为王牌抗疟药的氯喹。随着氯喹的迅速普及，全球范围内的疟疾死亡率明显下降，人们甚至乐观地认为战胜疟疾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大规模使用氯喹后不久，如同蚊子对滴滴涕产生抗药性一样，疟原虫对奎宁类抗疟药物也产生了抗药性。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曾经的特效药失效了。
原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研究所所长汤华林说，疟原虫是寄生于人体的，在长期的进化和共生过程中，它有了一套适应人体和调节自己的机制，所以能长期地寄生下去。抗药性是疟原虫的本能。
对氯喹产生了抗药性，意味着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的有效结构适应了。不幸的是，人类拥有的绝大部分抗疟药全都属于奎宁类。无论人们再怎么变换花样研制新药，抗药性很快就产生。
高琪说，全球对疟疾非常忧虑的一个事情，是疟原虫对新抗疟药的抗药性产生的速度，超过人类研究抗疟药的速度，这对全球抗疟是一个危机。
由于抗疟药物产生抗药性，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批非洲儿童因罹患疟疾无法有效救治而死亡。
20世纪90年代末，异军突起的中国青蒿素抗疟药走上国际市场。和奎宁同样来源于天然药物的青蒿素，化学结构、作用方式和原有的任何奎宁类药物毫无雷同之处，即使在疟原虫对绝大多数药物已产生抗药性的地区，青蒿素抗疟药的治愈率仍高达90％以上。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目前为止，青蒿素类药物是非洲用于治愈疟疾的唯一有效的药物。
吸取了奎宁及其衍生物因抗药性失效而造成可怕后果的教训，世界卫生组织认识到要提早防范抗药性的产生。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倡导以青蒿素药物为基础的联合治疗方法，以防止和延缓青蒿素药物抗药性的产生。
在推行新一代治疗工具有效的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决定抓住这一机会，加速全球范围内控制疟疾的进展。2005年，世界卫生大会制定了药物控制和防蚊媒感染相结合的干预措施：为疟疾患者提供以青蒿素为基础的抗疟治疗、向危险人群推广驱虫蚊帐，同时正式解除对滴滴涕的禁令，允许非洲部分地区在室内喷洒滴滴涕。
高琪说，滴滴涕是控制疟疾最廉价、持续时间最长的杀虫剂，用它抗疟是一种价廉物美、经济有效的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规划，这些措施的覆盖率争取达到80％以上，实现2010年疟疾发病和死亡减少50％，2050年彻底消灭疟疾。
然而，疟疾是一种与贫穷紧密相连的疾病，疟疾猖獗的地区往往是经 济最贫穷落后的地方，许多家庭连最基础的三四美元一顶的防护蚊帐都买不起。(图4)
2002年，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工业化国家8国集团成立了全球基金，以抗击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三大疾病：艾滋病、结核和疟疾。至今为止，全球基金已批准向全世界145个国家的600多个项目提供资助，总额达194亿美元。
但是，仅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抗击疟疾行动方案就需要每年投入50亿美元的资金，才能保证控制方案的实施。经费不足似乎是消灭疟疾的最大障碍。
《2008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所有干预措施的覆盖率都远远低于世界卫生大会设立的80％的目标：至少拥有一顶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的家庭覆盖率仅为34％；仅有23％的儿童和27％的孕妇在蚊帐里睡觉；发热的儿童中仅有3％获得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治疗。(图5)
美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称：“从现在的资源状况出发谈论击败疟疾，就如同银行账户里只有100万元的时候，就要建一座一亿元的摩天大楼。”
然而，在科摩罗莫埃利岛上的消灭疟疾行动，花钱少、见效快。这个项目的开创者——中国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认为，如果在非洲大陆利用这种方法消灭疟疾，将会是经济、可行的。
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
李国桥出身于中医世家，从事中医防治疟疾工作。1967年，李国桥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针灸治疗疟疾》的文章，引起“五二三”办公室的注意。当时北京正组织中医药防治、治疗疟疾的研究队伍，李国桥加入到“五二三”项目的研发中。但在诊治实践中，他逐渐发现，针刺治疗疟疾的效果并不理想。(图6)
李国侨说，1967年到农村去还是有效的，因为治疗对象都是当地人，他们从小到大都发疟疾，叫作半免疫力患者，针刺一下可以把免疫力调动得高一些，可以抑制疟原虫。但是，后来用到外地人身上就不行了。
李国桥果断放弃了自己的祖传技艺。从20世纪70年代承担青蒿素临床研究工作后，一直从事青蒿素抗击疟疾的研究。(图7)
李国桥说，青蒿素是中药里发掘出来的。我肯定要把它推进。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李国桥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药物抗疟的不足。他认为，光靠治疗手段，可以很快治好病人，但没有办法减少发病率，再好的药，只是用于治疗，都无法解决发病的问题。
疟疾靠蚊子传播，蚊子消灭不了，怎么能够解决疟疾发病问题呢?
疟原虫进入人体后，在体内进行无性生殖，不断裂变增殖。在发育成成熟的疟原虫的同时，产生雌雄配子体。正是这些配子体才能传播疟疾。当蚊子叮咬疟疾患者时，雌、雄配子随患者血液进入蚊子体内，二者结合发育成疟原虫。(图8)
解剖了几千只蚊子，李国桥发现，青蒿素不仅能够杀死人体内成熟的疟原虫，同时对发育中的雌雄配子体也有较好的抑杀作用，这一独特的作用是过去所有疟疾治疗药物不具备的。
青蒿素的这一特殊疗效启发李国桥产生了消灭疟疾的新思路：青蒿素药物既能杀死疟原虫成虫，还能杀灭配子体，就是说，服药后，蚊子叮咬时吸不到含有配子体的血，也就不会传播疟疾了。
如果所有疟疾患者同时服药，就可以一下子清除掉所有人体内的疟原虫和配子体，传播途径就斩断了。
可是这样做仍然解决不了蚊子的问题。蚊子没有服药，仍然会传播疟疾。
李国桥想到了全民服药——在疟疾流行的高发地区，不管有病还是没病的人全部服药。这样，有病者可以通过药物清除体内的疟原虫和配子体；没病者可以通过药物防止被感染。清除了人体内的传染源，经过一段时间，疟疾就会控制住了。
李国桥说，蚊子生命只有30天，蚊子死了，蚊子体内的原虫也就死了。因此，根本问题要清除人体内原虫，新生的蚊子没有原虫，用这种办法控制疟疾，应该比用控制蚊子的办法要快要好。
通过进一步研究，李国桥发现，如果青蒿素复方与同样具有杀灭配子体作用的低剂量伯氨喹“配伍”，40天内全民服药两次，就可以使一个疟疾流行区控制住疟疾，这种消灭疟疾的方法也因此得名“快速灭源灭疟法”。
李国桥的防治方案吸引了非洲岛国科摩罗。2007年11月，全民服药在科摩罗的一个岛屿——莫埃利岛上展开。(图9)
项目开展仅几个月时间，莫埃利岛疟疾传染率下降到2％以下，死亡率为零。
当李国桥希望进一步在非洲大陆推广快速灭源灭疟法时，其可行性却遭到质疑。世界卫生组织并不认同全民服药的做法。
现代医药学建立在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上，作为全民服药使用的药物，它的安全性如何?药效如何?要经过严格的验证。李国桥的药物没有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
更令世界卫生组织担心的是，如果不管有病没病，全民都服用青蒿素，会增加抗药l生产生的风险。如果失去青蒿素这个目前最有效的药物，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非洲大陆，疟疾流行国家多达34个，如何协调一致地组织实施大规模的全民服药，更需要周密的设计论证。
自项目开展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科摩罗莫埃利岛一直没有疟疾死亡病例发生。经检查，人群带虫率保持在1％左右，全岛各医院每月确诊疟疾病例仅3～5人。
李国桥和他的团队募集了志愿者，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走，转遍整个岛的每个村子，一晚又一晚地做实验，有意让蚊子叮咬，以证实蚊子还是否能传染疟疾。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能够收集足够的数据，达到现代医学精确的标准，得到国际的认可。
科摩罗卫生总监穆萨认为，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是可能的，不用花很多钱，用这样的方法，非洲人是能掌握的。
环球基金执行董事RichardFeachem教授说，我们之间现在的确还存在由于语言差异所导致的沟通不充分，我们确实有责任搭建桥梁，我们深信中国拥有大量宝贵的，足以让全世界受益的知识。
李国桥说，中国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搞全民服药控制传染源了，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发展呢?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曾爆发疟疾，苏、鲁、豫、皖、鄂5省一年疟疾发病人数即达到3000万。
据记载，报告最多的是1971年。仅江苏省就近一千万，安徽和河南省甚至超过一千万，整个中部地区苏、鲁、豫、皖、鄂5省的发病者超过3000万。
疟疾大爆发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倡议由国务院组织流行最严重的5个省的省政府组织5省疟疾联防机制，打了一场控制疟疾的人民战争。
大规模的全民服药，迅速降低了发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逐步拥有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有效地控制住了疟疾。
解放初期，中国70％以上的县属于疟疾流行县。当时中国的疟疾流行比当今非洲疟疾流行最严重的国家毫不逊色。1955年，中国有了国家控制疟疾规划。从那时起，各级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控制疟疾。
60年来，中国开展了国家重视、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社区发动，依托卫生保健系统，县、乡、镇、村都有人直接从事疟疾防治，采取综合防治策略和措施……
汤林华说，消除疟疾绝不是一个卫生部门、一所医院或一个防疫中心能够做到的，它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来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有反复、有教训，如今，中国疟疾年发病人数已由解放初期的3000万降至目前的1.4万，流行区范围大幅度缩小，除云南、海南两省外，其他省份已消除了恶性疟疾。
到1999年，山东、上海、浙江等省区经卫生部考核，达到基本消灭疟疾的标准。
在《健康中国2020》规划的编制中，卫生部提出了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计划目标：到2020年全国达到消除疟疾的标准。
没有人怀疑中国的计划不切实际，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人类抗疟的根本出路也许不在灭蚊，不在用药，而在社会。疟疾问题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如今，中国定期举办疟疾防治培训班，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防治疟疾的经验。(图10)
但今天，非洲每年仍有将近80万名儿童死于疟疾，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有6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飞机失事……
全球消灭疟疾，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一种古老的传染病，在中国俗称“打摆子”。疟疾至今已夺去了数亿人的性命，是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人类一直在努力消灭疟疾，然而，在这场与疟原虫的斗争中，人类远未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2006年全球有2.47亿人次感染疟疾，100万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的死亡病例发生在5岁以下的非洲儿童身上。(图1)
在非洲，平均每30秒就会有一名儿童因患疟疾死亡。即使幸存下来的患儿，也常常因为疟原虫堵塞大脑血管，造成终生残疾。
疟疾是许多非洲国家的悲剧。(图2)
环球基金执行董事RichardFeaehem教授说，疟疾是非洲的巨大悲剧，是一种可以避免的悲剧；一个不必要的悲剧，需要制止这场悲剧的发生。但是，每个村子、每个地区每天都会发生这一悲剧。
然而，在非洲东海岸的岛国科摩罗，人们却在为莫埃利岛远离疟疾而庆祝。
莫埃利岛是科摩罗的一个岛屿，曾是疟疾的高发区。如今这里疟疾发病者已很少，不再有疟疾死亡病例发生。
科摩罗卫生总监穆萨说，在科摩罗，不管是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相信能够摆脱疟疾这个悲剧。
莫埃利岛在非洲独树一帜的抗疟形势，源自2007年11月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开展的一项从源头消灭疟疾的行动。
1892年，英国热带病医生罗斯找到了疟疾发病的源头——在一只刚吸过疟疾病人血的蚊子胃里发现了数百个疟原虫的卵囊，证实疟疾是由蚊子传播的。人们立刻想到，消灭疟疾应该从源头做起。(图3)
这种想法在古巴取得了最初的胜利。1901年，人们将古巴所有孳生蚊子的积水洼地甚至沼泽抽干，当年疟疾死亡人数同比便下降了90％。
一种高科技产品、化学合成杀虫剂——滴滴涕的出现，更增添了人们战胜疟疾的信心。滴滴涕所到之处，蚊子死光光。
1955年，一个颇具雄心的计划开始推行，世界卫生组织号召全世界使用滴滴涕“杀灭蚊子、消灭疟疾”。
很快，这一计划取得成效。西方发达国家迅速行动，短短几年，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等15个国家，通过治理环境和喷洒滴滴涕，几乎杀灭了蚊虫，成功地消除了疟疾。
让人兴奋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和疟疾说了再见。
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高琪说，斯里兰卡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开展了消除疟疾规划，通过喷洒大量滴滴涕，在很短时间内，蚊子密度大幅度下降，疟疾几乎被消灭。
然而，蚊子是一种适应能力极强的昆虫，每一种杀虫剂都会被蚊子进化出来的抗药性击败，滴滴涕被反复大量使用几年后，威力逐步丧失。最早在斯里兰卡对滴滴涕产生了抗药性。蚊子又回来了。
1963年，美国人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她在书中阐述了滴滴涕对环境的危害。作为一种稳定的化合物，滴滴涕具备优异的杀虫功效，但无节制地大量喷洒，会给环境造成长期的可怕后果。两害相权取其轻，滴滴涕在全球范围被禁止使用。失去了这一杀虫利器，蚊子带着几乎销声匿迹的疟疾卷土重来。
“杀灭蚊子，消灭疟疾”的计划以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发展中国家难以为继而告终。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蚊子这种6500万年前就存在的生物物种，还会无限期地在地球上和人类共存。
人类还有指望消除疟疾吗?
在非洲科摩罗的莫埃利岛上，一项全新的从源头消灭疟疾的行动被严格执行着。每一个乘飞机或乘船而来的人，踏上这个岛屿的土地时，都要和岛上4万居民一样，服用一种特殊的药物。
经过与疟疾的长期斗争，人类终于发明了两种工具，使疟疾死亡病例大量减少。一种是大量使用被誉为万能杀虫剂的滴滴涕；另一种是用抗疟药物医治病人。前者人类不得不放弃。
1820年，从金鸡纳树皮中，人们分离出抗疟药物——奎宁，1907年发表了它的化学结构。这个结构成为对付疟原虫的核心武器。围绕这一结构，人们研制出一系列化学合成的奎宁衍生物，其中包括被视为王牌抗疟药的氯喹。随着氯喹的迅速普及，全球范围内的疟疾死亡率明显下降，人们甚至乐观地认为战胜疟疾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大规模使用氯喹后不久，如同蚊子对滴滴涕产生抗药性一样，疟原虫对奎宁类抗疟药物也产生了抗药性。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曾经的特效药失效了。
原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研究所所长汤华林说，疟原虫是寄生于人体的，在长期的进化和共生过程中，它有了一套适应人体和调节自己的机制，所以能长期地寄生下去。抗药性是疟原虫的本能。
对氯喹产生了抗药性，意味着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的有效结构适应了。不幸的是，人类拥有的绝大部分抗疟药全都属于奎宁类。无论人们再怎么变换花样研制新药，抗药性很快就产生。
高琪说，全球对疟疾非常忧虑的一个事情，是疟原虫对新抗疟药的抗药性产生的速度，超过人类研究抗疟药的速度，这对全球抗疟是一个危机。
由于抗疟药物产生抗药性，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批非洲儿童因罹患疟疾无法有效救治而死亡。
20世纪90年代末，异军突起的中国青蒿素抗疟药走上国际市场。和奎宁同样来源于天然药物的青蒿素，化学结构、作用方式和原有的任何奎宁类药物毫无雷同之处，即使在疟原虫对绝大多数药物已产生抗药性的地区，青蒿素抗疟药的治愈率仍高达90％以上。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目前为止，青蒿素类药物是非洲用于治愈疟疾的唯一有效的药物。
吸取了奎宁及其衍生物因抗药性失效而造成可怕后果的教训，世界卫生组织认识到要提早防范抗药性的产生。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倡导以青蒿素药物为基础的联合治疗方法，以防止和延缓青蒿素药物抗药性的产生。
在推行新一代治疗工具有效的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决定抓住这一机会，加速全球范围内控制疟疾的进展。2005年，世界卫生大会制定了药物控制和防蚊媒感染相结合的干预措施：为疟疾患者提供以青蒿素为基础的抗疟治疗、向危险人群推广驱虫蚊帐，同时正式解除对滴滴涕的禁令，允许非洲部分地区在室内喷洒滴滴涕。
高琪说，滴滴涕是控制疟疾最廉价、持续时间最长的杀虫剂，用它抗疟是一种价廉物美、经济有效的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规划，这些措施的覆盖率争取达到80％以上，实现2010年疟疾发病和死亡减少50％，2050年彻底消灭疟疾。
然而，疟疾是一种与贫穷紧密相连的疾病，疟疾猖獗的地区往往是经 济最贫穷落后的地方，许多家庭连最基础的三四美元一顶的防护蚊帐都买不起。(图4)
2002年，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工业化国家8国集团成立了全球基金，以抗击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三大疾病：艾滋病、结核和疟疾。至今为止，全球基金已批准向全世界145个国家的600多个项目提供资助，总额达194亿美元。
但是，仅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抗击疟疾行动方案就需要每年投入50亿美元的资金，才能保证控制方案的实施。经费不足似乎是消灭疟疾的最大障碍。
《2008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所有干预措施的覆盖率都远远低于世界卫生大会设立的80％的目标：至少拥有一顶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的家庭覆盖率仅为34％；仅有23％的儿童和27％的孕妇在蚊帐里睡觉；发热的儿童中仅有3％获得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治疗。(图5)
美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称：“从现在的资源状况出发谈论击败疟疾，就如同银行账户里只有100万元的时候，就要建一座一亿元的摩天大楼。”
然而，在科摩罗莫埃利岛上的消灭疟疾行动，花钱少、见效快。这个项目的开创者——中国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认为，如果在非洲大陆利用这种方法消灭疟疾，将会是经济、可行的。
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
李国桥出身于中医世家，从事中医防治疟疾工作。1967年，李国桥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针灸治疗疟疾》的文章，引起“五二三”办公室的注意。当时北京正组织中医药防治、治疗疟疾的研究队伍，李国桥加入到“五二三”项目的研发中。但在诊治实践中，他逐渐发现，针刺治疗疟疾的效果并不理想。(图6)
李国侨说，1967年到农村去还是有效的，因为治疗对象都是当地人，他们从小到大都发疟疾，叫作半免疫力患者，针刺一下可以把免疫力调动得高一些，可以抑制疟原虫。但是，后来用到外地人身上就不行了。
李国桥果断放弃了自己的祖传技艺。从20世纪70年代承担青蒿素临床研究工作后，一直从事青蒿素抗击疟疾的研究。(图7)
李国桥说，青蒿素是中药里发掘出来的。我肯定要把它推进。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李国桥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药物抗疟的不足。他认为，光靠治疗手段，可以很快治好病人，但没有办法减少发病率，再好的药，只是用于治疗，都无法解决发病的问题。
疟疾靠蚊子传播，蚊子消灭不了，怎么能够解决疟疾发病问题呢?
疟原虫进入人体后，在体内进行无性生殖，不断裂变增殖。在发育成成熟的疟原虫的同时，产生雌雄配子体。正是这些配子体才能传播疟疾。当蚊子叮咬疟疾患者时，雌、雄配子随患者血液进入蚊子体内，二者结合发育成疟原虫。(图8)
解剖了几千只蚊子，李国桥发现，青蒿素不仅能够杀死人体内成熟的疟原虫，同时对发育中的雌雄配子体也有较好的抑杀作用，这一独特的作用是过去所有疟疾治疗药物不具备的。
青蒿素的这一特殊疗效启发李国桥产生了消灭疟疾的新思路：青蒿素药物既能杀死疟原虫成虫，还能杀灭配子体，就是说，服药后，蚊子叮咬时吸不到含有配子体的血，也就不会传播疟疾了。
如果所有疟疾患者同时服药，就可以一下子清除掉所有人体内的疟原虫和配子体，传播途径就斩断了。
可是这样做仍然解决不了蚊子的问题。蚊子没有服药，仍然会传播疟疾。
李国桥想到了全民服药——在疟疾流行的高发地区，不管有病还是没病的人全部服药。这样，有病者可以通过药物清除体内的疟原虫和配子体；没病者可以通过药物防止被感染。清除了人体内的传染源，经过一段时间，疟疾就会控制住了。
李国桥说，蚊子生命只有30天，蚊子死了，蚊子体内的原虫也就死了。因此，根本问题要清除人体内原虫，新生的蚊子没有原虫，用这种办法控制疟疾，应该比用控制蚊子的办法要快要好。
通过进一步研究，李国桥发现，如果青蒿素复方与同样具有杀灭配子体作用的低剂量伯氨喹“配伍”，40天内全民服药两次，就可以使一个疟疾流行区控制住疟疾，这种消灭疟疾的方法也因此得名“快速灭源灭疟法”。
李国桥的防治方案吸引了非洲岛国科摩罗。2007年11月，全民服药在科摩罗的一个岛屿——莫埃利岛上展开。(图9)
项目开展仅几个月时间，莫埃利岛疟疾传染率下降到2％以下，死亡率为零。
当李国桥希望进一步在非洲大陆推广快速灭源灭疟法时，其可行性却遭到质疑。世界卫生组织并不认同全民服药的做法。
现代医药学建立在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上，作为全民服药使用的药物，它的安全性如何?药效如何?要经过严格的验证。李国桥的药物没有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
更令世界卫生组织担心的是，如果不管有病没病，全民都服用青蒿素，会增加抗药l生产生的风险。如果失去青蒿素这个目前最有效的药物，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非洲大陆，疟疾流行国家多达34个，如何协调一致地组织实施大规模的全民服药，更需要周密的设计论证。
自项目开展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科摩罗莫埃利岛一直没有疟疾死亡病例发生。经检查，人群带虫率保持在1％左右，全岛各医院每月确诊疟疾病例仅3～5人。
李国桥和他的团队募集了志愿者，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走，转遍整个岛的每个村子，一晚又一晚地做实验，有意让蚊子叮咬，以证实蚊子还是否能传染疟疾。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能够收集足够的数据，达到现代医学精确的标准，得到国际的认可。
科摩罗卫生总监穆萨认为，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是可能的，不用花很多钱，用这样的方法，非洲人是能掌握的。
环球基金执行董事RichardFeachem教授说，我们之间现在的确还存在由于语言差异所导致的沟通不充分，我们确实有责任搭建桥梁，我们深信中国拥有大量宝贵的，足以让全世界受益的知识。
李国桥说，中国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搞全民服药控制传染源了，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发展呢?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曾爆发疟疾，苏、鲁、豫、皖、鄂5省一年疟疾发病人数即达到3000万。
据记载，报告最多的是1971年。仅江苏省就近一千万，安徽和河南省甚至超过一千万，整个中部地区苏、鲁、豫、皖、鄂5省的发病者超过3000万。
疟疾大爆发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倡议由国务院组织流行最严重的5个省的省政府组织5省疟疾联防机制，打了一场控制疟疾的人民战争。
大规模的全民服药，迅速降低了发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逐步拥有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有效地控制住了疟疾。
解放初期，中国70％以上的县属于疟疾流行县。当时中国的疟疾流行比当今非洲疟疾流行最严重的国家毫不逊色。1955年，中国有了国家控制疟疾规划。从那时起，各级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控制疟疾。
60年来，中国开展了国家重视、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社区发动，依托卫生保健系统，县、乡、镇、村都有人直接从事疟疾防治，采取综合防治策略和措施……
汤林华说，消除疟疾绝不是一个卫生部门、一所医院或一个防疫中心能够做到的，它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来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有反复、有教训，如今，中国疟疾年发病人数已由解放初期的3000万降至目前的1.4万，流行区范围大幅度缩小，除云南、海南两省外，其他省份已消除了恶性疟疾。
到1999年，山东、上海、浙江等省区经卫生部考核，达到基本消灭疟疾的标准。
在《健康中国2020》规划的编制中，卫生部提出了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计划目标：到2020年全国达到消除疟疾的标准。
没有人怀疑中国的计划不切实际，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人类抗疟的根本出路也许不在灭蚊，不在用药，而在社会。疟疾问题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如今，中国定期举办疟疾防治培训班，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防治疟疾的经验。(图10)
但今天，非洲每年仍有将近80万名儿童死于疟疾，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有6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飞机失事……
全球消灭疟疾，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