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长白山深处、鸭绿江畔的一个小县城。两岁时，为了躲避战火跟着父母来到北京，住进了东坛根胡同。对于出生地的两年生活，我曾经搜遍了记忆，一点点印象都没有——我的记忆是从东坛根这条胡同里开始的。除去我之外，我的兄弟姐妹都出生在永定门内大街东坛根胡同。父母在那里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大成人，然后他们又相继在那里去世。那里虽然不是我的家乡，但却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地方。可是在2003年-2004年，它彻底从北京消失了……

那时候的永定门内大街

　　北京人管城门里面的那条街叫“门脸儿”。永定门内大街就是“永定门脸儿”，这一带人把它简称为“门脸儿”。永定门北面正对着正阳门，也就是前门。前门里面是内城，建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前门外面是外城，建成于明朝嘉靖年间，前后差着100多年。这两座城门在北京的南北中轴线上，一个是内城的主城门，一个是外城的主城门。
　　早年间，如果有人问你是住在城里还是城外，十有八九指的是以前门为标志的内城以里还是内城以外。嘉靖年间没有修外城以前，永定门一带是北京的郊区。之所以如此说，其重要的佐证就是天坛。这座世界最大规模的合祭“皇天后土”的“坛”就紧邻永定门。中国自周朝以来，凡大型祭祀活动，诸如祭天、祭地、祭日月等，都在都城的郊区举行，即所谓郊祭。嘉靖年间修葺北京的外城时，把天坛圈到了城墙里，弄得住在前门以外、永定门以里的人跟别人说起自己的“身份”很是尴尬——不知道是说自己城里人好呢，还是城外人好？
　　我小的时候，老北京古韵犹存。虽然年久失修，可永定门城门楼还在（瓮城和箭楼在我住到这里以前就拆了），两侧的城墙也还在。城门楼三层飞檐，凌空翘起，楼顶绿琉璃瓦卷边，画栋雕梁，油漆有些剥落。它是那样高大，像一个庄严的老爷子注视着周围生活着的人们，以致后来我每每想起它的时候，都还会抬起头来。城门洞里两扇大门永远贴着墙敞开着——好像从来也没有关上过。夏天的时候，门洞里总是有许多人或站或坐，享受着飕飕的凉风。
　　站在城门向北看，一条笔直的马路经过天桥、珠市口、大栅栏，通向前门。马路中间铺设着四根铁轨，过一会儿就有一辆电车响着当当的脚铃，轰轰隆隆地从这里驶过——永定门是电车的终点站。城外，护城河上从西北向东南斜架着一座铺着铁轨的木桥，不远处就是电车厂。小孩子们过河，如果没有大人跟着，往往不走正对着城门的大桥，而走这座供进出厂的电车通行的窄桥，因为它没有护栏，没有整块的桥板，只有支撑着铁轨的枕木，能够看到桥下流淌的河水——哪怕只有一点点危险和刺激，对孩子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当年，一个比我大一些的孩子曾在这座桥上摔倒，不巧正有电车通过，他的一条胳膊被轧断了，成了残疾人。
　　大街两边有住户也有店铺，以店铺居多。油盐店、香店、纸店、粮店、鲜果店、菜籽店、猪肉铺、羊肉床子（卖牛羊肉的铺子）、皮子铺、成衣铺、修车铺、黑白铁铺、铁工厂、小银行、小饭馆、早点铺等，一应俱全。这里还有一家小医院，叫刘达仁诊所。
　　永定门小学在马路东，是这一带最具规模的“单位”。我刚上小学的1956年，永定门小学有两进院子，10个教室。学校前院有两棵大槐树，树上吊着两根粗绳，供学生们课间玩耍。两年以后学校又征用了紧邻的两个小院儿，增加了四个教室。又过一年，马路斜对面寺庙的正殿、偏殿也被征用，也成了学校的一部分。老师和学生管佛殿的教室叫“大庙”，究竟是什么庙，却没有人知道。直到2004年秋天，被拆的永定门修复，我到那里去怀旧，看到本来正在拆除的“大庙”佛殿被保护下来了，殿前立着一块清咸丰十年重修观音寺的石碑。咸丰十年是1860年。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熊熊的大火烧毁了圆明园。之后不久，英国人从离永定门不远的南苑掠走了“美丽的动物”——麋鹿。碑文上说，因为寺庙年久失修，殿堂頹败，信士王均瑞等人出资重修了观音寺。我这才知道“大庙”原来叫观音寺。观音寺初建于何时，碑文上并没有说明。我想，既然咸丰年间因年久失修而重修，这说明观音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也许能到清中期或者清早期，甚至到明朝。不过，没有文献记载，我也不好妄断。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永定门一带，陈旧、缓慢、规规矩矩，除了有轨电车，很少有汽车通过。偶尔有一两辆挺着长长鼻子的汽车，还不是烧汽油的——它的背后背着一个炉子，里面烧着通红的木炭。当年经常有马车在大街上行走，每匹马的屁股后面都带着一个粪兜子。那时大街上还能见到拉骆驼的——骆驼们昂首阔步、气势非凡。拉骆驼的一般不会只拉一两头，而是六七头骆驼前后穿在一起，这是“一把儿”。西坛根有几家大车店，我有时会一个人过马路来这里，站在大车店门口，看那些高傲的骆驼闭着眼睛反刍——北京人管这叫“倒嚼”，一看就是好长时间，就跟逛了一趟动物园一样。


　　1957年春天，鲜花盛开的时候，永定门迎来了它历史上最盛大的场面之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南苑机场迎接。由南苑机场进城，永定门是必经之路。欢迎的人们早已经挤满了街道两旁。那时我刚刚8岁，少不更事，却把“伏罗希洛夫”这个绕口的名字念得滚瓜烂熟。我和小伙伴们在人堆前后跑来跑去，自己也不知道忙些什么。终于，有人喊：“来啦！来啦！”人们开始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队摩托车开道，黑色的敞篷汽车出现在城门楼前，后面跟着长长的车队。汽车开得很慢，人群开始涌动，我的个子小，怕看不清，于是跑到了一堆拆下来的电车铁轨前爬了上去。刚上去站好，敞篷车就开了过来，我看到毛泽东和一个灰白头发的外国人士站在汽车上，微笑着向道路两旁的人群招手。欢呼声更加热烈了，汽车从我面前开过去，我赶紧跳下铁轨堆，钻过人群，和其他孩子一起追着汽车跑了起来。我一边跑，一边跳，一边嘴里还“噢噢”地叫着，一直追到先农坛体育场大门那里，跑不动了才停了下来。街坊光启兴奋地对我说：“毛主席穿的是红皮鞋！陈毅坐在汽车里，还戴着墨镜呢！”这些我都没有看到。后来，我一直都为没有看到毛泽东穿红皮鞋和陈毅戴墨镜而遗憾不已。

那时候的胡同

　　老北京有个说法——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永定门在南城，穷人居多。永内大街东西各有一片居民区。西边的居民区挨着先农坛，叫西坛根；东边的居民区挨着天坛，叫东坛根。因此，住在这一带的人也管先农坛叫西坛，管天坛叫东坛。如果到前门以里，要是跟别人说起东坛西坛，大概听者会不知所云。
　　东坛根这条胡同并不古老，我查过光绪年间刊印的《京师坊巷志稿》，上面没有它的名字。这说明它的历史只能从民国算起。小时候模模糊糊听人说过，这片房子的最初房产权，是吴佩孚的一位亲戚兼副官的。
　　东坛根也好，西坛根也好，穷人居多。胡同勾连，各有六七十个院落，都是不规整的大杂院；几百户人家，住着各色人等。然而，这一百多个院子当中，只有三益里胡同有一座黑漆蛮子门（蛮子门是古代中国建筑的一种屋宇式宅门）的像模像样的四合院——可它也不是独门独院，是三家合伙开买卖的人合住的。院子的正房和耳房住着大股东，姓侯；东西厢房住着小股东，也姓侯，和大股东是乡亲；倒座南房住着另一个小股东，姓李。他们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学，一块儿上学、一块儿玩，一起长大。
　　东坛根像一条屈成九十度的胳膊，南高北低，通到永定门大街。这条胡同不算窄，可以顺顺当当地过一辆卡车。为了便于通行，东坛根有四条小胡同和大街相连，从北到南，分别叫头条、二条、三条和税局子（之后改叫四条）。据我推断，税局子这条小胡同里曾经有过一个税务机关，只不过年代久远，已经没有人知道它曾在那儿了。胡同南北两头儿各有一个自来水管子，几乎所有人家都到这两个水管子来挑水，公共厕所也是南北各有一个。因此，吃南边水，上南边厕所的人叫“南头儿的”；吃北边水，上北边厕所的人叫“北头儿的”。孩子们也以南北划分，各成一个小集团，各玩各的。我家住在胡同中间，可是离北边的水管子近一点儿，属于“北头儿的”，不过，我也有时和“南头儿的”孩子一起玩耍。
　　胡同南头儿有好几家的院里拴着马车，做运输的营生。他们为人行事豪放粗犷，或者说带有一些“野气”。北头儿以买卖人和手艺人为主，还有几户是读书人，为人行事就文雅细腻一些。这种区别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这条胡同里住时间长了，才能体会出来。
　　那时的胡同里人不多，一天到晚多数时间是静静的，只有在傍晚时分，大人下班了，孩子放学了，各院都升起了炊烟，胡同里的人才多起来。北头儿的人们集中在律家门口——那儿有一个两间房那么大的平台，两边砌著可供人坐的大石块。大家聊着天儿，喝着茶，有些吃饭早的人则端着一碗面条，一边听着别人说话，一边呼噜呼噜地吃得满头是汗。律家老爷子拄着拐棍，靠在墙上，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孩子，听他说那些谁也没见过的事：“前清的时候，城根儿底下扎着兵营，那些吃兵粮的，一个个的那叫精神！留着这么粗的辫子，跟胳膊似的，往城门那儿一戳，嘿，笔管条直……”南头儿的人们则集中在城墙马道旁的大槐树底下，那儿有一个空场，可以摆开架势说话。这些多是家里拴马车的主儿，说起话来嗓门儿高，还连说带比划。他们的孩子大都上了城墙，单等家里大人叫，然后飞奔下来，回家吃饭。

那时候的小买卖

　　胡同里一年四季都有串街做买卖的，不时会传来嘹亮、悠长的叫卖声。卖花儿的经常喊：“茉莉花儿哎，把儿兰花儿——”我想，“把儿兰花”大约就是白兰花。买花儿的多是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少的主妇，她们买几朵花，回到家中，过一会儿出来，头上、衣襟上就插上了刚买的花儿，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隐约能闻到的清香。卖金鱼的也会吆喝：“大小——小金鱼儿来——”虽然很少有人买金鱼，但有不少年轻的母亲从院儿里出来买“蛤蟆骨朵儿”，也就是蝌蚪。买蛤蟆骨朵儿并不是为了养着玩、让孩子知道它们是如何变成青蛙的，而是给孩子喝——据说蛤蟆骨朵儿能清凉败火。我小时候就喝过“蛤蟆骨朵儿”。从家里端一碗凉水，给了钱，卖主儿用抄子给碗里抄上二十来个蛤蟆骨朵儿，然后，我一仰脖就喝下去了。喝“蛤蟆骨朵儿”不能嚼——咬破皮儿了就会有一股苦味儿。
　　磨剪子、磨刀的有”响器”。他们或者是抖动手里前后穿成一串的铁片，哗啷哗啷作响，或者吹号，只有两个音“嘟，嘟——”前短后长、前低后高，伴着“磨剪子来——戗菜刀——”的吆喝声。“打鼓儿喝揉”的，也就是收旧货的不吆喝，背着一个包袱，一只手拿着一个银元大小的皮面小鼓，擎在肩头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细竹子做的鼓键子，不停地敲打，小鼓发出“梆梆梆”的清脆响声。收破烂儿的总大声地叫嚷：“有破烂儿的我买——”锔锅、锔碗、焊洋铁壶的挑着担子，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担子上坠着的小锣就响了起来，匠人的吆喝声十分悠扬：“修锅——箍漏锅——”胡同里还常有算卦的，一般都是盲人，他们不吆喝。有的胳肢窝底下夹着马杆，一手各执一块硬木板儿，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发出清脆的响声；有的右手拄着马杆探路，左手横着一根竹笛放在唇边，反复吹着一个曲子：“咪哆——来咪哆，咪咪来咪多——”只吹这几个音，用一只手摁笛眼儿就够了。淘气的孩子们爱给盲人起哄，把算卦的惹急了，他便翻着白眼珠，原地转圈儿，抡起手中的马杆，把孩子们吓得跑回自家的院儿里。
　　胡同里还有更多和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做小买卖的——卖菜的、卖零食的、卖冰核儿的、卖时令鲜果的、卖针头线脑儿的，还有剃头的、打竹帘子的、弹棉花的……在静静的胡同里，叫卖声一响起，就像奏起了动听的音乐。
　　（编辑·张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