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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油画,四易其稿,事出何因?——
1949年10月1日,年仅34岁的董希文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历史画面。这一历史的定格激发了他为共和国立传的强烈愿望,一直在心底酝酿着。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1953年,董希文接受委托,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一副长4米、宽2.3米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便创作完成了。在这之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这幅画曾四易其稿,但最终又改回了原稿,其中的波折和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的政治改革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赞叹“大国”风范
在面世之前的中央美院内部预展上,油画《开国大典》以其新颖的构思和宏大的气势震撼了全场。
创作中,董希文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把毛泽东、其他中央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欢呼的场面放在一个场景中。以毛泽东健朗魁伟的身姿处于画面中心,体现了领导全中国的核心之核心;毛泽东前后的其他的领导人与红旗招展掩映下的人民群众欢呼的场面,恰到好处地突出了开国大典的喜庆。另一个是,按常规,在毛泽东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但草图中被抽掉了,这使广场显得更为开阔,充分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气魄和风度,使开国大典的盛况呼之欲出。此外,对人物的刻画也达到了细致入微、无可挑剔的境界。共和国的领袖在开阔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一幕:毛泽东站在麦克风前,从容而庄重,在他身后,朱德一脸喜气,刘少奇正视前方,周恩来潇洒豪迈,宋庆龄的慈爱,李济深的满足,郭沫若的忆昔抚今,张澜的落拓大方,高岗的拘谨严肃,油画不仅把领袖们外在的仪表动态描绘得惟妙惟肖,而且将人物内在的气质和精神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国画大师徐悲鸿说:“董希文圆满完成了任务,应得100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业内人士无不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
1953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审阅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开国大典》也在其中。《开国大典》中的“人物”对这幅作品持什么态度?审阅那天,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带着董希文同去,以便面陈创作情况。董希文心情十分激动,还有些忐忑不安。毛泽东聚精会神地欣赏《开国大典》之际,周扬引见了董希文。在众多的美术作品中,毛泽东对《开国大典》情有独钟。他一边欣赏,一边赞叹:“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这对董希文无疑是莫大的肯定和鼓励。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同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开国大典》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风靡全国。
四易其稿终还原
油画《开国大典》中,第一排领导人全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左至右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建国后,党内斗争惊心动魄,中央高层人物政治命运的起伏殃及《开国大典》,使其数遭劫难。
《开国大典》完成后不到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开始揭露他们的问题。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揭批,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尽。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将其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同时,将毛主席面前的话筒调整增加到4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一夜之间,刘少奇的标准像从中国的公众和万千家庭中消失。中国革命博物館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中去掉刘少奇。此时,新生的共和国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当时董希文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他抱病奉命到博物馆,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1972年,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油画《开国大典》被列为重点成果展示。已两度遭劫的《开国大典》又一次在劫难逃,有人提出要删掉画面中的林伯渠。林伯渠是著名的“苏区五老”之一,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持人,后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拿掉的原因是,在延安时,林伯渠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来,中共中央专门对婚后的江青搞了个“约法三章”,林伯渠是“约法三章”的积极主张者,江青对此耿耿于怀。尽管林伯渠已于1960年逝世,但江青仍以将林伯渠逐出《开国大典》为后快。他们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再删掉林伯渠。此时的董希文已力不从心,于1973年1月8日辞世。因此,他们找到了美院的另一位画家修改。这位画家实在不忍再糟蹋原作,就以“怕修改后有损原创整体风格”为由,拒绝在原作上删改。但又不能抗命,便重新复制了没有林伯渠的《开国大典》。原作《开国大典》算是逃过了第三“劫”。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他们便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补画了刘少奇和高岗,但保留了毛主席前面的四杆话筒。至此,《开国大典》终于基本恢复原貌。
一幅油画作品,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且以其特殊的经历讲述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看着它,人们在得到审美享受的同时,不禁会想起过去、思考现在与未来。
(图片提供:韩绍江,中国美术家协会连艺会收藏学会理事,青岛市古籍、连环画收藏专业委员会会长)
1949年10月1日,年仅34岁的董希文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历史画面。这一历史的定格激发了他为共和国立传的强烈愿望,一直在心底酝酿着。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1953年,董希文接受委托,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一副长4米、宽2.3米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便创作完成了。在这之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这幅画曾四易其稿,但最终又改回了原稿,其中的波折和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的政治改革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赞叹“大国”风范
在面世之前的中央美院内部预展上,油画《开国大典》以其新颖的构思和宏大的气势震撼了全场。
创作中,董希文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把毛泽东、其他中央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欢呼的场面放在一个场景中。以毛泽东健朗魁伟的身姿处于画面中心,体现了领导全中国的核心之核心;毛泽东前后的其他的领导人与红旗招展掩映下的人民群众欢呼的场面,恰到好处地突出了开国大典的喜庆。另一个是,按常规,在毛泽东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但草图中被抽掉了,这使广场显得更为开阔,充分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气魄和风度,使开国大典的盛况呼之欲出。此外,对人物的刻画也达到了细致入微、无可挑剔的境界。共和国的领袖在开阔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一幕:毛泽东站在麦克风前,从容而庄重,在他身后,朱德一脸喜气,刘少奇正视前方,周恩来潇洒豪迈,宋庆龄的慈爱,李济深的满足,郭沫若的忆昔抚今,张澜的落拓大方,高岗的拘谨严肃,油画不仅把领袖们外在的仪表动态描绘得惟妙惟肖,而且将人物内在的气质和精神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国画大师徐悲鸿说:“董希文圆满完成了任务,应得100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业内人士无不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
1953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审阅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开国大典》也在其中。《开国大典》中的“人物”对这幅作品持什么态度?审阅那天,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带着董希文同去,以便面陈创作情况。董希文心情十分激动,还有些忐忑不安。毛泽东聚精会神地欣赏《开国大典》之际,周扬引见了董希文。在众多的美术作品中,毛泽东对《开国大典》情有独钟。他一边欣赏,一边赞叹:“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这对董希文无疑是莫大的肯定和鼓励。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同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开国大典》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风靡全国。
四易其稿终还原
油画《开国大典》中,第一排领导人全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左至右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建国后,党内斗争惊心动魄,中央高层人物政治命运的起伏殃及《开国大典》,使其数遭劫难。
《开国大典》完成后不到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开始揭露他们的问题。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揭批,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尽。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将其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同时,将毛主席面前的话筒调整增加到4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一夜之间,刘少奇的标准像从中国的公众和万千家庭中消失。中国革命博物館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中去掉刘少奇。此时,新生的共和国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当时董希文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他抱病奉命到博物馆,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1972年,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油画《开国大典》被列为重点成果展示。已两度遭劫的《开国大典》又一次在劫难逃,有人提出要删掉画面中的林伯渠。林伯渠是著名的“苏区五老”之一,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持人,后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拿掉的原因是,在延安时,林伯渠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来,中共中央专门对婚后的江青搞了个“约法三章”,林伯渠是“约法三章”的积极主张者,江青对此耿耿于怀。尽管林伯渠已于1960年逝世,但江青仍以将林伯渠逐出《开国大典》为后快。他们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再删掉林伯渠。此时的董希文已力不从心,于1973年1月8日辞世。因此,他们找到了美院的另一位画家修改。这位画家实在不忍再糟蹋原作,就以“怕修改后有损原创整体风格”为由,拒绝在原作上删改。但又不能抗命,便重新复制了没有林伯渠的《开国大典》。原作《开国大典》算是逃过了第三“劫”。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他们便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补画了刘少奇和高岗,但保留了毛主席前面的四杆话筒。至此,《开国大典》终于基本恢复原貌。
一幅油画作品,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且以其特殊的经历讲述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看着它,人们在得到审美享受的同时,不禁会想起过去、思考现在与未来。
(图片提供:韩绍江,中国美术家协会连艺会收藏学会理事,青岛市古籍、连环画收藏专业委员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