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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红衫军”，又称反独裁民主联盟，简称“反独联”，是泰国一个反对独裁的人民民主联盟的政治团体，泰国“红衫军”因为行动时穿着红色衬衣以示识别，所以媒体一般俗称“红衫军”。与此相对，还有一个“黄衫军”组织。“黄衫军”是反对他信的人民民主联盟，其支持者统一身着黄色的外衣，因此被称为“黄衫军”。“黄衫军”和“红衫军”是最近几年泰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主要角色，而将这两个词汇联系到一起的就是泰国前总理他信。从2006年9月19日他信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以来，反他信的“黄衫军”与亲他信的“红衫军”的斗争就持续不断。
2010年年初，“红衫军”与泰国政府的对立开始激烈起来。2010年3月16日，泰国“红衫军”示威民众在总理府门前泼洒自己的鲜血，他们此举旨在向当局施压，促使流亡的前泰国总理他信重新掌权。据曼谷媒体2010年4月11日援引曼谷医疗部门的数字报道，泰国军警与支持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4月10日在曼谷发生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8人，另有825人受伤。报道说，死亡者中色括4名军人和14名平民。2010年5月15日，“红衫军”在曼谷多处地点与政府军展开第三次正面交锋。泰国紧急医疗机构当晚公布，当天冲突导致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冲突中累计死亡人数达到31人，230人受伤。“红衫军”领导人当天呼吁政府立即停火展开和谈，但当天晚间，总理阿披实·维乍集瓦发表这轮冲突以来第一次全国电视讲话，说政府没有退路，驱散“红衫军”的行动“已不可逆转”。阿披实在16日宣称，考虑在首都曼谷部分城区实施宵禁，同时再次要求“红衫军”停止集会。不过，泰国政府紧急状态公共管理中心当天傍晚宣布，出于对影响居民生活的担心，暂时不实施宵禁。
5月19日，泰国政府军针对盘踞在曼谷商业区“红衫军”的清场行动导致6人死亡。泰国军队在曼谷对反政府人群“红衫军”展开的清场行动导致首都陷入暴力混乱之后，政府宣布曼谷于当地时间周三晚8点至次日早6点实施宵禁。宵禁期间曼谷得以平静，不过黑暗的街道还不时有小的冲突。泰国当局最初只对首都实施了宵禁，但随后将宵禁扩至21个省份，约占总省份的1/3；此前骚乱在泰国7个地区爆发，尤其是北方的“红衫军”基地。军队开进“红衫军”驻地后，双方冲突至少导致6人死亡，“红衫军”领袖被迫投降。双方的对峙和冲突暂时告一段落。
事情并没有结束，仅仅过了不到5个月，2010年10月10日下午，“红衫军”再度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要求政府释放尚关押在狱中的“红衫军”领导人及其支持者。10日下午1时左右，“红衫军”示威者开始聚集到曼谷萨拉丹路。“红衫军”的前核心领导人卡迪亚5月13日就是在这里被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击中、入院4天后不治身亡的。其后，示威者陆续向曼谷商业区拉差帕宋路口集中，并从那里出发，他们骑着摩托车或自行车一路高唱歌曲，在路面写上反政变等标语，并一路嘲讽维持秩序的警察。“红衫军”支持者其后游行至曼谷民主纪念碑集会，他们在纪念碑前点燃据称约2万支红蜡烛，以悼念3月12日至5月19日抗议示威期间的“红衫军”遇难者。“红衫军”当天的抗议示威活动由其一名活动积极分子颂巴（音译）组织。当天的游行示威活动整体平静，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泰国警察总长威迁也认为，“红衫军”当天的抗议示威活动是象征性的，警方可以控制局势。
泰国“红衫军”为什么屡次走向街头，不惜以流血手段向政府施压和抗议？其表面原因是“亲他信”与“反他信”的问题，根源却是泰国的社会问题，最终原因是草根阶层与中产阶级及地方世袭领主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泰国约70%的人口是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约30%是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他信政党推行惠民政策，得到了草根阶层的拥护，而这对中上阶层的利益是个巨大的冲击。中上阶层利用全国80%以上的财富，在政治、经济、舆论等方面给他信政党领导的政府以反击。如果这个社会问题不解决，两派的斗争就不会停息，泰国政局也难以稳定。
2010年5月18日，《环球时报》载文：“国际观察：曼谷骚乱凸显社会分化恶果”，并刊登了社评。社评切中泰国时弊，很有见地。文章认为，是泰国的社会严重分裂导致了“一场泰国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死伤最多的冲突”。究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共识已经大崩盘，贫富、城乡、中下层与上层精英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令人绝望的对立’局面”。
文章分析说，“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权，但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最关键的问题是不变的：必须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和弥合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泰国这场大动乱的教训就在于，不管一种政治模式是否在其他国家行得通，如果这种模式在本国只会加大社会分裂，那么，它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文章认为是社会分化的问题。“长期以来，城市精英阶层与农民及下层市民的矛盾不断积累，这一问题又被快速发展的经济所掩盖，而现在，这些矛盾终于开始发生‘裂变’。此次动乱的大背景又是泰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麻烦，社会分化的‘裂变效应’变得更加厉害”。没有永逸的政策，也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办法，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不断处理。事实上，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社会分化的风险。
文章还警告说，“新兴国家是社会分裂危险最多的国家群体。原因就在于新兴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全社会齐头并进的。发展带来地区和阶层利益的失衡，而发展的红利不可能大到永远抵消这些不平衡，社会的忍受力就有可能在某个节点上突然断裂”。最后，文章指出：“新兴国家政府面临的考验是持续的。它能不能与社会各阶层、国家各地区保持等距离，能不能对社会的不满保持敏感，及时解决即将爆发的突出矛盾，对国家的稳定至关重要。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在频繁的骚乱中求得发展。对泰国来说，当务之急或许是实现妥协，停止冲突。只有先和平，社会才有可能冷静地寻找能够弥合分裂的办法。”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泰国“红衫军”的具体组成、地位和作用。他们并不仅仅是在“他信的支持者”的政治共识下集合在一起的，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社会阶层特征，那就是贫困。“红衫军”成员有两大组成部分，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泰国农村的贫困人群，主要来自泰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小部分是城市底层。长期以来，泰国北部的农民和城市底层一直被排除在政治游戏之外。那些在“红衫军”中占大部分的泰国农村贫困人群，虽然经济力量无法与上层阶级抗衡，但在泰国约6500万人口中，他们占了约7成的比例。在军政府和伪民主政府统治的时期，他们可有可无，但是在选举体制下，他们是重要的“票仓”，成为了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虽然他们的政治觉悟或许不高，组织性不是太强，但在“红衫军”中还有那些占小部分的城市底层，他们虽然人少，但是有足够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觉悟，以及不可小视的动员力和领导力。我们还注意到，在泰国“红衫军”的游行队伍里，虽然有不少的老人、妇女，甚至包括一些孩子，但是，活跃在其中的中坚力量还是那些激情洋溢的年轻人。
如果我们考虑中国与泰国一样都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都是新型工业化国家，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化，而且还都存有大量的贫困青年（如果按照前文所述的中国“穷二代”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中间必定有大量的“穷二代”）。那么，泰国的“红衫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动荡，能带给我们哪些思考呢？
（摘自东方出版社《中国贫困群体调查》 作者：杨绪盟）
2010年年初，“红衫军”与泰国政府的对立开始激烈起来。2010年3月16日，泰国“红衫军”示威民众在总理府门前泼洒自己的鲜血，他们此举旨在向当局施压，促使流亡的前泰国总理他信重新掌权。据曼谷媒体2010年4月11日援引曼谷医疗部门的数字报道，泰国军警与支持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4月10日在曼谷发生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8人，另有825人受伤。报道说，死亡者中色括4名军人和14名平民。2010年5月15日，“红衫军”在曼谷多处地点与政府军展开第三次正面交锋。泰国紧急医疗机构当晚公布，当天冲突导致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冲突中累计死亡人数达到31人，230人受伤。“红衫军”领导人当天呼吁政府立即停火展开和谈，但当天晚间，总理阿披实·维乍集瓦发表这轮冲突以来第一次全国电视讲话，说政府没有退路，驱散“红衫军”的行动“已不可逆转”。阿披实在16日宣称，考虑在首都曼谷部分城区实施宵禁，同时再次要求“红衫军”停止集会。不过，泰国政府紧急状态公共管理中心当天傍晚宣布，出于对影响居民生活的担心，暂时不实施宵禁。
5月19日，泰国政府军针对盘踞在曼谷商业区“红衫军”的清场行动导致6人死亡。泰国军队在曼谷对反政府人群“红衫军”展开的清场行动导致首都陷入暴力混乱之后，政府宣布曼谷于当地时间周三晚8点至次日早6点实施宵禁。宵禁期间曼谷得以平静，不过黑暗的街道还不时有小的冲突。泰国当局最初只对首都实施了宵禁，但随后将宵禁扩至21个省份，约占总省份的1/3；此前骚乱在泰国7个地区爆发，尤其是北方的“红衫军”基地。军队开进“红衫军”驻地后，双方冲突至少导致6人死亡，“红衫军”领袖被迫投降。双方的对峙和冲突暂时告一段落。
事情并没有结束，仅仅过了不到5个月，2010年10月10日下午，“红衫军”再度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要求政府释放尚关押在狱中的“红衫军”领导人及其支持者。10日下午1时左右，“红衫军”示威者开始聚集到曼谷萨拉丹路。“红衫军”的前核心领导人卡迪亚5月13日就是在这里被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击中、入院4天后不治身亡的。其后，示威者陆续向曼谷商业区拉差帕宋路口集中，并从那里出发，他们骑着摩托车或自行车一路高唱歌曲，在路面写上反政变等标语，并一路嘲讽维持秩序的警察。“红衫军”支持者其后游行至曼谷民主纪念碑集会，他们在纪念碑前点燃据称约2万支红蜡烛，以悼念3月12日至5月19日抗议示威期间的“红衫军”遇难者。“红衫军”当天的抗议示威活动由其一名活动积极分子颂巴（音译）组织。当天的游行示威活动整体平静，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泰国警察总长威迁也认为，“红衫军”当天的抗议示威活动是象征性的，警方可以控制局势。
泰国“红衫军”为什么屡次走向街头，不惜以流血手段向政府施压和抗议？其表面原因是“亲他信”与“反他信”的问题，根源却是泰国的社会问题，最终原因是草根阶层与中产阶级及地方世袭领主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泰国约70%的人口是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约30%是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他信政党推行惠民政策，得到了草根阶层的拥护，而这对中上阶层的利益是个巨大的冲击。中上阶层利用全国80%以上的财富，在政治、经济、舆论等方面给他信政党领导的政府以反击。如果这个社会问题不解决，两派的斗争就不会停息，泰国政局也难以稳定。
2010年5月18日，《环球时报》载文：“国际观察：曼谷骚乱凸显社会分化恶果”，并刊登了社评。社评切中泰国时弊，很有见地。文章认为，是泰国的社会严重分裂导致了“一场泰国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死伤最多的冲突”。究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共识已经大崩盘，贫富、城乡、中下层与上层精英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令人绝望的对立’局面”。
文章分析说，“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权，但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最关键的问题是不变的：必须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和弥合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泰国这场大动乱的教训就在于，不管一种政治模式是否在其他国家行得通，如果这种模式在本国只会加大社会分裂，那么，它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文章认为是社会分化的问题。“长期以来，城市精英阶层与农民及下层市民的矛盾不断积累，这一问题又被快速发展的经济所掩盖，而现在，这些矛盾终于开始发生‘裂变’。此次动乱的大背景又是泰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麻烦，社会分化的‘裂变效应’变得更加厉害”。没有永逸的政策，也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办法，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不断处理。事实上，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社会分化的风险。
文章还警告说，“新兴国家是社会分裂危险最多的国家群体。原因就在于新兴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全社会齐头并进的。发展带来地区和阶层利益的失衡，而发展的红利不可能大到永远抵消这些不平衡，社会的忍受力就有可能在某个节点上突然断裂”。最后，文章指出：“新兴国家政府面临的考验是持续的。它能不能与社会各阶层、国家各地区保持等距离，能不能对社会的不满保持敏感，及时解决即将爆发的突出矛盾，对国家的稳定至关重要。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在频繁的骚乱中求得发展。对泰国来说，当务之急或许是实现妥协，停止冲突。只有先和平，社会才有可能冷静地寻找能够弥合分裂的办法。”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泰国“红衫军”的具体组成、地位和作用。他们并不仅仅是在“他信的支持者”的政治共识下集合在一起的，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社会阶层特征，那就是贫困。“红衫军”成员有两大组成部分，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泰国农村的贫困人群，主要来自泰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小部分是城市底层。长期以来，泰国北部的农民和城市底层一直被排除在政治游戏之外。那些在“红衫军”中占大部分的泰国农村贫困人群，虽然经济力量无法与上层阶级抗衡，但在泰国约6500万人口中，他们占了约7成的比例。在军政府和伪民主政府统治的时期，他们可有可无，但是在选举体制下，他们是重要的“票仓”，成为了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虽然他们的政治觉悟或许不高，组织性不是太强，但在“红衫军”中还有那些占小部分的城市底层，他们虽然人少，但是有足够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觉悟，以及不可小视的动员力和领导力。我们还注意到，在泰国“红衫军”的游行队伍里，虽然有不少的老人、妇女，甚至包括一些孩子，但是，活跃在其中的中坚力量还是那些激情洋溢的年轻人。
如果我们考虑中国与泰国一样都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都是新型工业化国家，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化，而且还都存有大量的贫困青年（如果按照前文所述的中国“穷二代”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中间必定有大量的“穷二代”）。那么，泰国的“红衫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动荡，能带给我们哪些思考呢？
（摘自东方出版社《中国贫困群体调查》 作者：杨绪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