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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之前，对于“社会组织”，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民间组织、志愿组织等众多提法。提法的多样性，反映的是对其职能认识的不确定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了“社会组织”的提法，迄今已有十年。
社会企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态。它用商业的方式做公益，或用公益的方式做商业。公益和商业在社会企业中完美相遇，释放了不一样的烟火。
资源自主，社会企业的独特性
十年之中，我们对于社会组织的职能逐渐开始明确，它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在我国，社会组织最为诱人之处在于其非营利性和去利益化。它依赖于政府资源或者社会捐赠，从理论上摆脱了被人们所厌恶的市场主体逐利特质。
然而，这点依然存在着争议。在西方，许多人认为，所谓的非营利性只不过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私立医院、大学、艺术馆等，都是在非营利的外衣下致力于资源的获取。而用“资源获取”这种表述方法是因为，即便在英美两国对非营利的法律界定十分严谨的情况下，盈余（Surplus）和盈利（Profit）也时有混淆。
由此，作为社会组织的2.0版本，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它兼具社会属性和市场属性，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最大的企业盈利。英国社会企业联盟为社会企业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在此，联合利华为社会企业树立了很好的典范。这家全球消费品巨头于2010年推出了“可持续生活计划”，它的整体目标是：到2020年，帮助超过10亿人改善健康卫生状况；将产品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少一半；实现全部农业原料的可持续性；改善产业链上数百万人的生计。在实施过程中，联合利华发现“可持续生活计划”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改变消费者的生活习惯。
在印度，由于其直接手抓食物进食的生活习惯和相对落后的医疗条件，每年有2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腹泻和肺炎等感染。但只要通过勤洗手这样简单的举动，就可以预防痢疾等疾病。为了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同时推广其旗下品牌Lifebuoy香皂，它制作了一则广告——一位印度父亲用双手撑地行走的方式，庆祝儿子已经活到了5岁。而在民间的宣传推广，联合利华并非采取传统的直接赠送试用的方式，而是联合当地的小额贷款机构，找到几十位能歌善舞的乡村家庭主妇，引导她们贷款购买Lifebuoy香皂后到各个村庄出售，出售时可以加价7%。这些妇女找来亲戚朋友，晚上搭台唱歌跳舞，用印度的方式宣传香皂，吸引许多当地人购买。更有创意的是，联合利华甚至在印度飞饼上制作了特殊的印章，每一位食客在开动前都会接收到该印章所传达的信息：今天你用Lifebuoy洗手了吗？
社会企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做公益，但也讲利益；它讲社会，但也讲市场。商业的介入给予了社会企业资源获取的新路径。“新”，是相对于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捐赠而言的。社会企业总是把生存与能力放在制高点，乐于谈及并从事资源获取，并且善于将公益行为融入到资源获取的过程，或者反之，将资源获取融入公益行为的过程。拥有自主获取资源的空间，组织才可能灵活且持续地从事公益。资源自主性是动力，它敦促社会企业不断提升组织能力和成员个人能力，向着商业利益和社会效益去努力。
“公益”在社会企业中的重构
在我国古代，有专门从事收养鳏寡孤独的穷人和乞丐的福利慈善机构，称为“养济院”。养济院最早起源于宋代，遍布全国各地，一般是由政府出资修建，包括育婴堂、安济坊、居养院、福田院、漏泽园等。到了明代末年，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民间慈善机构——同善会。同善会大都由地方绅士举办，经费主要依赖会员捐献，随着每次筹集捐献的入不敷出，同善会开始置办土地不动产，以地租收入来维持同善会的运营，具有了社会企业的早期雏形。到了晚清出现的善会善堂，受到了欧美组织的影响已经具有了近代慈善组织的特征。
在杭州，自南宋以来始终秉持着都市慈善传统，尤其在晚清遭到太平军的两次攻占破坏后，在地方官及杭州绅商的积极参与和管理下，出现了善举事业联合体，主要由育婴堂、普济堂和同善堂构成，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独立的慈善组织。虽然它们性质不同、功能各异，但相互之间却又紧密联系，救济范围基本上涵盖了杭州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到了使老独病亡皆有所依、使孤寡妇孺皆有所养、令贫莠困丐皆有生路。善举联合体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绅商经营的商业，从事善举也为绅商带来了声望、地位以及经济收益。
现代商业赋予了公益全新的生命力，创造了社会企业的全新内涵。这种“新”，首先来源于“公益”内涵的自我革新。新型社会企业极大拓展了“公益”目标群体。传统公益将弱势群体视为主要帮扶对象，他们大体是在生存层面渴求受助；而现代公益指向，从发展层面考虑，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因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下的初次创业者，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利益相对剥夺者，横跨城乡二元世界的外来求学者等等，都被纳入到新型社会企业的“公益”当中。
杭州安存巴九灵公益基金会，就是这样一家以创客为服务对象的社会企业。基金会创始人之一徐敏，在过去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曾经遭遇多次困难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危机。但在外力的帮助下，他迈过了这些坎，有了今天的成就，因此他懂创业者的难。基金会每年出资200万，专门对互联网、电商、影视文化领域的创业者进行帮助，并为其提供优良的独立办公环境。作为公益行为，基金会不入股，不求回报，秉持社会企业的公益宗旨。
事实上，社会企业做公益，也拓展了“公益”的方式方法，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鱼渔”之变，西方慈善转型历程横跨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中间经历了致力于提供社会服务到兼具政策倡导，寻求用“科学慈善”的方法根本性地解决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社会企业在商业理念和商业技能的武装下，着重从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向受助者提供支持。公益成为受助者能力提升的有效平台，从而使公益具有持久效应。 对于徐敏而言，由基金会创办荷塘小学，对创业者进行培训，是“渔”的传授过程。基金会不仅向受助者提供直接的物质支持，2015年10月23日至25日，荷塘小学29名学员参加了首期系列课程。徐敏邀请了叶檀、宗佩民、吴伯凡等财经界知名人士前来授课。徐敏希望，荷塘小学不仅能够提升学员的创业能力，更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将这些创业思维和创业技能，进一步传递给更多创业者，实现公益传帮带的作用。
未来，社会企业走向何处？
当下，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还需要自下而上的力量共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小额贷款之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默罕默德·尤努斯到中国访问后，断言中国是社会企业的大舞台，社会企业大有可为。
原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蓝汛投资总监苏菂，与十个股东在北京中关村创办了车库咖啡，为创业者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他将互联网的社交模式移植到线下，做成创业者的实时交流社区，在这里，只需买杯20元左右的咖啡，即可享受一天的办公条件。悄然兴起的社会企业，不仅继承了老一辈社会组织的热血和公益，更突显了创业创新的基因，从创办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他们将超越过去。
越来越多的“首富”致力于成为“首善”，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首的一大批互联网企业，正在推出公益基金，撬动社会资源，以创新思维回馈社会，公共利益重于经济利益的积极氛围正在快速形成。
既然社会企业是解决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途径，党委、政府就可以有所作为。当务之急是，要把“社会企业”纳入政策范畴和行政范畴。目前，在政策领域，尚未出现“社会企业”的字样。在少部分地区，社会企业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出现在政策中。这就使得社会企业的民间探索只能是小打小闹，甚至是胡打胡闹。政策层面的关注，可以迅速引导政界、学界、实践等多个领域加大热情与投入。
纳入行政范畴，首要任务是梳理政府部门对社会企业的管理体制。组织归属于社会还是市场领域，直接关系到民政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的管理归属权。不同归属，还会衍伸出管理中的诸多议题。因此，地方政府不妨探索试点社会企业管理体制的构建，逐步推动中央层面顶层设计。可以仿效美国《国内税收法典》以及英国《社区利益公司条例》，构建与我国《公司法》和《企业所得税法》相衔接的法律体系。重点是在操作层面对公益行为、企业利润、分配方法、税收征缴、处罚方法的界定和说明。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
社会企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态。它用商业的方式做公益，或用公益的方式做商业。公益和商业在社会企业中完美相遇，释放了不一样的烟火。
资源自主，社会企业的独特性
十年之中，我们对于社会组织的职能逐渐开始明确，它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在我国，社会组织最为诱人之处在于其非营利性和去利益化。它依赖于政府资源或者社会捐赠，从理论上摆脱了被人们所厌恶的市场主体逐利特质。
然而，这点依然存在着争议。在西方，许多人认为，所谓的非营利性只不过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私立医院、大学、艺术馆等，都是在非营利的外衣下致力于资源的获取。而用“资源获取”这种表述方法是因为，即便在英美两国对非营利的法律界定十分严谨的情况下，盈余（Surplus）和盈利（Profit）也时有混淆。
由此，作为社会组织的2.0版本，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它兼具社会属性和市场属性，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最大的企业盈利。英国社会企业联盟为社会企业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在此，联合利华为社会企业树立了很好的典范。这家全球消费品巨头于2010年推出了“可持续生活计划”，它的整体目标是：到2020年，帮助超过10亿人改善健康卫生状况；将产品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少一半；实现全部农业原料的可持续性；改善产业链上数百万人的生计。在实施过程中，联合利华发现“可持续生活计划”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改变消费者的生活习惯。
在印度，由于其直接手抓食物进食的生活习惯和相对落后的医疗条件，每年有2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腹泻和肺炎等感染。但只要通过勤洗手这样简单的举动，就可以预防痢疾等疾病。为了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同时推广其旗下品牌Lifebuoy香皂，它制作了一则广告——一位印度父亲用双手撑地行走的方式，庆祝儿子已经活到了5岁。而在民间的宣传推广，联合利华并非采取传统的直接赠送试用的方式，而是联合当地的小额贷款机构，找到几十位能歌善舞的乡村家庭主妇，引导她们贷款购买Lifebuoy香皂后到各个村庄出售，出售时可以加价7%。这些妇女找来亲戚朋友，晚上搭台唱歌跳舞，用印度的方式宣传香皂，吸引许多当地人购买。更有创意的是，联合利华甚至在印度飞饼上制作了特殊的印章，每一位食客在开动前都会接收到该印章所传达的信息：今天你用Lifebuoy洗手了吗？
社会企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做公益，但也讲利益；它讲社会，但也讲市场。商业的介入给予了社会企业资源获取的新路径。“新”，是相对于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捐赠而言的。社会企业总是把生存与能力放在制高点，乐于谈及并从事资源获取，并且善于将公益行为融入到资源获取的过程，或者反之，将资源获取融入公益行为的过程。拥有自主获取资源的空间，组织才可能灵活且持续地从事公益。资源自主性是动力，它敦促社会企业不断提升组织能力和成员个人能力，向着商业利益和社会效益去努力。
“公益”在社会企业中的重构
在我国古代，有专门从事收养鳏寡孤独的穷人和乞丐的福利慈善机构，称为“养济院”。养济院最早起源于宋代，遍布全国各地，一般是由政府出资修建，包括育婴堂、安济坊、居养院、福田院、漏泽园等。到了明代末年，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民间慈善机构——同善会。同善会大都由地方绅士举办，经费主要依赖会员捐献，随着每次筹集捐献的入不敷出，同善会开始置办土地不动产，以地租收入来维持同善会的运营，具有了社会企业的早期雏形。到了晚清出现的善会善堂，受到了欧美组织的影响已经具有了近代慈善组织的特征。
在杭州，自南宋以来始终秉持着都市慈善传统，尤其在晚清遭到太平军的两次攻占破坏后，在地方官及杭州绅商的积极参与和管理下，出现了善举事业联合体，主要由育婴堂、普济堂和同善堂构成，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独立的慈善组织。虽然它们性质不同、功能各异，但相互之间却又紧密联系，救济范围基本上涵盖了杭州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到了使老独病亡皆有所依、使孤寡妇孺皆有所养、令贫莠困丐皆有生路。善举联合体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绅商经营的商业，从事善举也为绅商带来了声望、地位以及经济收益。
现代商业赋予了公益全新的生命力，创造了社会企业的全新内涵。这种“新”，首先来源于“公益”内涵的自我革新。新型社会企业极大拓展了“公益”目标群体。传统公益将弱势群体视为主要帮扶对象，他们大体是在生存层面渴求受助；而现代公益指向，从发展层面考虑，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因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下的初次创业者，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利益相对剥夺者，横跨城乡二元世界的外来求学者等等，都被纳入到新型社会企业的“公益”当中。
杭州安存巴九灵公益基金会，就是这样一家以创客为服务对象的社会企业。基金会创始人之一徐敏，在过去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曾经遭遇多次困难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危机。但在外力的帮助下，他迈过了这些坎，有了今天的成就，因此他懂创业者的难。基金会每年出资200万，专门对互联网、电商、影视文化领域的创业者进行帮助，并为其提供优良的独立办公环境。作为公益行为，基金会不入股，不求回报，秉持社会企业的公益宗旨。
事实上，社会企业做公益，也拓展了“公益”的方式方法，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鱼渔”之变，西方慈善转型历程横跨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中间经历了致力于提供社会服务到兼具政策倡导，寻求用“科学慈善”的方法根本性地解决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社会企业在商业理念和商业技能的武装下，着重从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向受助者提供支持。公益成为受助者能力提升的有效平台，从而使公益具有持久效应。 对于徐敏而言，由基金会创办荷塘小学，对创业者进行培训，是“渔”的传授过程。基金会不仅向受助者提供直接的物质支持，2015年10月23日至25日，荷塘小学29名学员参加了首期系列课程。徐敏邀请了叶檀、宗佩民、吴伯凡等财经界知名人士前来授课。徐敏希望，荷塘小学不仅能够提升学员的创业能力，更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将这些创业思维和创业技能，进一步传递给更多创业者，实现公益传帮带的作用。
未来，社会企业走向何处？
当下，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还需要自下而上的力量共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小额贷款之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默罕默德·尤努斯到中国访问后，断言中国是社会企业的大舞台，社会企业大有可为。
原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蓝汛投资总监苏菂，与十个股东在北京中关村创办了车库咖啡，为创业者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他将互联网的社交模式移植到线下，做成创业者的实时交流社区，在这里，只需买杯20元左右的咖啡，即可享受一天的办公条件。悄然兴起的社会企业，不仅继承了老一辈社会组织的热血和公益，更突显了创业创新的基因，从创办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他们将超越过去。
越来越多的“首富”致力于成为“首善”，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首的一大批互联网企业，正在推出公益基金，撬动社会资源，以创新思维回馈社会，公共利益重于经济利益的积极氛围正在快速形成。
既然社会企业是解决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途径，党委、政府就可以有所作为。当务之急是，要把“社会企业”纳入政策范畴和行政范畴。目前，在政策领域，尚未出现“社会企业”的字样。在少部分地区，社会企业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出现在政策中。这就使得社会企业的民间探索只能是小打小闹，甚至是胡打胡闹。政策层面的关注，可以迅速引导政界、学界、实践等多个领域加大热情与投入。
纳入行政范畴，首要任务是梳理政府部门对社会企业的管理体制。组织归属于社会还是市场领域，直接关系到民政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的管理归属权。不同归属，还会衍伸出管理中的诸多议题。因此，地方政府不妨探索试点社会企业管理体制的构建，逐步推动中央层面顶层设计。可以仿效美国《国内税收法典》以及英国《社区利益公司条例》，构建与我国《公司法》和《企业所得税法》相衔接的法律体系。重点是在操作层面对公益行为、企业利润、分配方法、税收征缴、处罚方法的界定和说明。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