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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跨越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他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
少时目睹民族积贫积弱，他立誓研究治国理政，从此一生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经历就是一部中国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活的教科书”。
他被公认为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把自己一生的热情和心血都倾注到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中。
他是夏书章，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MPA之父”。世界风云变幻，他却始终不忘初心，以澄澈的心、爽朗的笑，坐拥书斋，问道善政、良治之学。
“我的前半生一直在路上，可谓‘九死一生’。”谈及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夏书章用了这样一个词。
他出生于江苏扬州乡下，父亲是乡绅，却30多岁早逝，在扬州中学读初中的夏书章无奈辍学。正好一个表兄在南京《新民报》当排字工人，让夏书章去当校对。可惜夏书章又去晚了，没得到这份工作，于是只好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的同乡那里住了下来。
当时，恰逢《首都学生》杂志有奖征文，夏书章写了一篇《我的故鄉》投稿，居然得了第三名，得了10块大洋，这在当时可抵两个月伙食费了。同乡见状就鼓励夏书章去考高中，结果，夏书章一举中第，考入南京第一中学。校长是一位教育家，发现夏书章成绩很好，却交不起学费，出于惜才，就让他免交学费入学，还介绍他去民众夜校当老师。于是，夏书章白天去念书，晚上去教书，还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作“小老师”。
1937年抗战爆发时，夏书章才念完高二。再次中断学业的他去乡下办了一个新式私塾，维持了半年，后来又在一所临时高中补完了高三的课程。当时有一个机会，就是全国高等学校统考，但考区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夏书章还是决定前去一试。1939年，他和几个同学坐小船躲过日本人的严密排查，通过了沦陷区抵达上海。囊中羞涩的他四处投亲靠友，最终顺利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部分学子投身数理化和经济学，而深受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文化影响的夏书章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政治学。
由于南京沦陷，学校迁至了千里之外的重庆。“那时候的山间公路，蜿蜒曲折，七十二拐，山谷里能看见很多翻下去的汽车。”当历时两个多月最终到达学校时，夏书章已经错过了许多本专业的课程，不得不选修别的院系的课程来代替学分。
即便如此，夏书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他又前往行政管理学科的发源地——美国求学，进入哈佛大学立陶尔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前身），攻读公共行政学研究生。当时，从重庆到美国旅途只有一条路：先冒着被日机袭击的危险从重庆飞到昆明，再飞越喜马拉雅山，沿着著名的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加尔各答。他从舷窗望去，常可见在雪山中闪亮的飞机残骸。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到孟买，由于战争，地中海已无法航行，而北太平洋又为日军所控制，他只得取道南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进入巴拿马运河。当时二战尚未结束，横渡太平洋的旅程凶险莫测。“那时候在船上，上面有日军飞机的轰炸，下面有潜艇和水雷的威胁，我们吃饭、睡觉和上厕所都带着救生衣，随时都做好沉船落水的准备。”当在最终目的地波士顿上岸时，夏书章不禁有劫后余生之感。
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让夏书章意识到了中国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更加坚定了他研究国家治理的决心。夏书章认为，行政学主要是研究“在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中，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科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行政管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范围最广、最具权威性的管理，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2018年毕业季，当一位百岁老人手举约5公斤重的权杖率主礼教授进入礼堂时，全场师生起立，掌声雷动
1946年，夏书章成为最早在国外获得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彼时，日本投降，八年抗战取得胜利。走过战争、屈辱、动荡，终于看到振兴曙光的夏书章毅然从大洋彼岸归来。他很快收到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邀请，于1947年成为中山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主讲行政学、行政法和市政学等课程。从风华正茂的28岁到而今精神矍铄的百岁，夏书章从当年的“中大最年轻教授”变成了今天的“中大最年长教授”，虽然不再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讲课，但仍然为博士生开题、授课、指导论文，“学者报国”的理想从未改变。
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唤醒了沉睡30余年的中国公共行政学教育，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开启了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新篇章，也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
“1979年，邓小平同志呼吁，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使得学术界群情振奋，我当时正好60岁，但也和政治学界的一些老同志一样，顿时焕发了青春。”夏书章依然记得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却欣欣向荣。那年三月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番话：“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对于花甲之年的夏书章来说，这一天他等了30年。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政治学系停办，他被安排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有资本主义的行政管理学，当然也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夏书章以乐观的信念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内心却始终保持着对行政管理学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而今终于拨云见日，夏书章认为自己“补课”都要加班加点。《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发表后，他趁热打铁，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频频撰文，他提出：“必须在行政管理领域进行拨乱反正。”直到现在谈起行政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夏书章仍然容光焕发。
然而，停滞了30多年的学科，重建并非易事，夏书章回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人才，没有教师，甚至连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百废待兴之际，夏书章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积极组织学术队伍，“我们首先集中精力开办全国师资培训班，培训一批能够担任起高校行政学教学任务的老师”。1982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举办“亮相、启蒙、播种”作用的全国政治学第一期短训班，夏书章亲临讲授行政学课程，吸引了大量学员，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如今活跃在全国政治学和行政领域中的中坚分子，不少人就是当年从该班学习后成长起来的学科骨干。由此，这期短训班被同行亲切地比作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的“黄埔一期”。
以1982年在全国政治学講习班所讲的“行政管理”讲稿为基础，夏书章协同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南四省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科研人员和骨干，集思广益，于1985年出版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行政管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教科书，为这门学科定下了理论框架和实质内容。
1984年8月，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主持召开的全国首次“行政管理学科研讨会”上，夏书章建言，我国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学应当有中国特色。为了申明宗旨，揭示精髓，当时已年过六十的他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讲学授课、做学术报告、开学术会议，足迹几乎踏遍了大江南北。
1988年，鉴于学科发展势头比较顺利，夏书章抓住时机，继续撰文《把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是时候了》，与1982年《人民日报》的文章遥相呼应，在全国大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共鸣。他还连续向有关部门建议，提出要设置行政学专业，讲授行政学课程，开展行政学研究，成立行政学院等。1986年，国家教委首先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批准了兴办行政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中山大学也在夏书章倡导下于1987年恢复建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后发展成为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也是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科至此初具规模。60岁开始投身学科重建，夏书章从未停下忙碌的脚步。“我当年学的东西，现在内容有很大转变，知识是不断更新的，老一套已跟不上时代。中国的行政学大有可为。”在此后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学会共换届四次，夏书章一直担任学会副会长，并于2013年10月当选名誉会长。多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行政管理科学，发挥参谋咨询作用，在致力于促进政府管理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和现代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99年，正是中国加入WTO前夕，夏书章深谙适时将MPA引入中国的重要性。于是，当时年届八旬的老先生，在国内首次倡导引进MPA。MPA即公共管理硕士，是一门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体系，是以公共管理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法律硕士学位教育在一些国家已成为文科高层次职业研究生教育的三大支柱。
“我们国家在开始的时候没有讲，到1999年，我正式提出来，我们国家是不是要正式引进这个学位。而且当时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我们国家要加入WTO，我就提出要引进。”教育部最初想以师资力量比较强的6所高校作为第一批试点，“原来大家积极性就非常高，6所根本不够，后来扩充到12所，还是不够，大家积极性太高了”。在他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国内首批就将24所重点高校作为试点，正式开设MPA学位教育。至今，全国已有100多所院校拥有MPA学位授予点。MPA教育在我国的逐步开展，对我国的高等行政管理教育和公务员教育培训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夏书章也被学界尊称为“中国MPA之父”。
相比国外已发展了80多年的MPA教育，与公共管理学科同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夏书章有自己的见解。他这样理解合格的MPA人才：“MPA的精神就是紧跟时代需求，既要有科学要求，也要有人文追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务求实效。我们的MPA教育只要紧密联系实际，就会走出自己的路子。”
2017年9月，夏书章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上讲话
夏书章72岁出版《香港行政管理》，81岁出版《现代公共管理概论》，他主持编写的《行政管理学》教材至今已经出到第六版。2016年，97岁的夏书章刚刚推出了耗时两年写就的最新著作——《论实干兴邦》。他很少使用电脑，所有的文字都出自一笔一画的手写。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亲自整理修改材料。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夏书章在90岁时曾以一首“抒怀诗”表达心中所思：“生不逢时老逢时，耄耋欣幸历盛世。”
2018年毕业季，当一位百岁老人手举约5公斤重的权杖率主礼教授进入礼堂时，全场师生起立，掌声雷动，场景令人深深动容。这是夏书章为中山大学毕业生连续执权杖的第12个年头，也是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在高校恢复招生的第32年。
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夏书章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 夏书章主张先学做人做事，后学做学问，他的为人处世深刻影响着身边之人。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老先生的时间观念。他将管理学中的时间成本控制精准地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总像揣着一只发条紧绷的钟表。夏书章的手表时间永远比准确时间快5分钟。在学校老师的记忆中，曾有一次教学会议前，突然下起倾盆大雨，等开会时间到，只有夏书章一个人准时到达，浑身淋湿。至今，他每天早晨7点起床，总是在固定的时间点用餐。夏书章给学生上课，永远在上课铃响前5分钟到达教室，下课铃响起时课刚好讲完，并不拖堂。
夏书章给《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写《夏老漫谈》专栏，一写18年，至今撰文不辍。在文章里，他担忧城市的过度扩张，批判高校的一些乱象，语言生动有趣又富有教益。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夏书章不仅正色敢言，而且总能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因此被学界赞叹“真‘刚猛’也”。
现在，他每天都要阅读《光明日报》《参考消息》，收看《新闻联播》等等，他了解国家大事、内政外交，也熟练地运用当下的流行语，深谙“共享单车”之类的社会热点，思维活跃、开放得像个少年。“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目标，行政管理学是应用学科，我们一定要了解社会现实，理论结合实际。”认识中国国情，做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这不仅是夏书章对自己的要求，更是他对这门学科期许。
2006年，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将第一次在亚洲颁发的“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授予夏书章。走近夏书章，宛若走近一座学术高峰。时光穿越百年，愈发闪烁着醇厚的辉光。夏书章的妻子汪淑钧为丈夫总结了十二字的“长寿秘诀”：作息有序，饮食有度，生活有趣。而学生们又送了先生四个字——内心有根。这“根”首先是对学术的忠贞，对工作的热爱，而这热爱背后是他对整个国家、民族和政府的忠诚。
2018年1月，中山大学为夏书章举行从教79周年研讨会，他表示自己的人生可以分为“3个30年”和“一个10年”。第一个30年是出生至1948年，这是在旧社会的30年，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彼时的他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深怀同感；从1949年到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加入了中國共产党；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慢慢富强，他正式进入了学术研究黄金期。“一个10年”就是走在实现中国梦路上最近10年。“明明白白近百年，喜见日月换新天。全面小康已在望，民族振兴梦必圆。”他用这首诗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
少时目睹民族积贫积弱，他立誓研究治国理政，从此一生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经历就是一部中国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活的教科书”。
他被公认为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把自己一生的热情和心血都倾注到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中。
他是夏书章，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MPA之父”。世界风云变幻，他却始终不忘初心，以澄澈的心、爽朗的笑，坐拥书斋，问道善政、良治之学。
矢志研究国家治理
“我的前半生一直在路上，可谓‘九死一生’。”谈及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夏书章用了这样一个词。
他出生于江苏扬州乡下，父亲是乡绅，却30多岁早逝，在扬州中学读初中的夏书章无奈辍学。正好一个表兄在南京《新民报》当排字工人，让夏书章去当校对。可惜夏书章又去晚了，没得到这份工作，于是只好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的同乡那里住了下来。
当时，恰逢《首都学生》杂志有奖征文，夏书章写了一篇《我的故鄉》投稿，居然得了第三名，得了10块大洋，这在当时可抵两个月伙食费了。同乡见状就鼓励夏书章去考高中，结果，夏书章一举中第，考入南京第一中学。校长是一位教育家，发现夏书章成绩很好，却交不起学费，出于惜才，就让他免交学费入学，还介绍他去民众夜校当老师。于是，夏书章白天去念书，晚上去教书，还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作“小老师”。
1937年抗战爆发时，夏书章才念完高二。再次中断学业的他去乡下办了一个新式私塾，维持了半年，后来又在一所临时高中补完了高三的课程。当时有一个机会，就是全国高等学校统考，但考区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夏书章还是决定前去一试。1939年，他和几个同学坐小船躲过日本人的严密排查，通过了沦陷区抵达上海。囊中羞涩的他四处投亲靠友，最终顺利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部分学子投身数理化和经济学，而深受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文化影响的夏书章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政治学。
由于南京沦陷，学校迁至了千里之外的重庆。“那时候的山间公路，蜿蜒曲折，七十二拐，山谷里能看见很多翻下去的汽车。”当历时两个多月最终到达学校时，夏书章已经错过了许多本专业的课程，不得不选修别的院系的课程来代替学分。
即便如此，夏书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他又前往行政管理学科的发源地——美国求学，进入哈佛大学立陶尔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前身），攻读公共行政学研究生。当时，从重庆到美国旅途只有一条路：先冒着被日机袭击的危险从重庆飞到昆明，再飞越喜马拉雅山，沿着著名的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加尔各答。他从舷窗望去，常可见在雪山中闪亮的飞机残骸。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到孟买，由于战争，地中海已无法航行，而北太平洋又为日军所控制，他只得取道南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进入巴拿马运河。当时二战尚未结束，横渡太平洋的旅程凶险莫测。“那时候在船上，上面有日军飞机的轰炸，下面有潜艇和水雷的威胁，我们吃饭、睡觉和上厕所都带着救生衣，随时都做好沉船落水的准备。”当在最终目的地波士顿上岸时，夏书章不禁有劫后余生之感。
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让夏书章意识到了中国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更加坚定了他研究国家治理的决心。夏书章认为，行政学主要是研究“在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中，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科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行政管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范围最广、最具权威性的管理，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1946年，夏书章成为最早在国外获得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彼时，日本投降，八年抗战取得胜利。走过战争、屈辱、动荡，终于看到振兴曙光的夏书章毅然从大洋彼岸归来。他很快收到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邀请，于1947年成为中山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主讲行政学、行政法和市政学等课程。从风华正茂的28岁到而今精神矍铄的百岁，夏书章从当年的“中大最年轻教授”变成了今天的“中大最年长教授”，虽然不再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讲课，但仍然为博士生开题、授课、指导论文，“学者报国”的理想从未改变。
从行政学科重建到MPA落地中国
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唤醒了沉睡30余年的中国公共行政学教育，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开启了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新篇章，也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
“1979年，邓小平同志呼吁，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使得学术界群情振奋，我当时正好60岁，但也和政治学界的一些老同志一样，顿时焕发了青春。”夏书章依然记得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却欣欣向荣。那年三月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番话：“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对于花甲之年的夏书章来说，这一天他等了30年。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政治学系停办，他被安排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有资本主义的行政管理学，当然也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夏书章以乐观的信念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内心却始终保持着对行政管理学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而今终于拨云见日，夏书章认为自己“补课”都要加班加点。《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发表后，他趁热打铁，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频频撰文，他提出：“必须在行政管理领域进行拨乱反正。”直到现在谈起行政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夏书章仍然容光焕发。
然而，停滞了30多年的学科，重建并非易事，夏书章回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人才，没有教师，甚至连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百废待兴之际，夏书章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积极组织学术队伍，“我们首先集中精力开办全国师资培训班，培训一批能够担任起高校行政学教学任务的老师”。1982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举办“亮相、启蒙、播种”作用的全国政治学第一期短训班，夏书章亲临讲授行政学课程，吸引了大量学员，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如今活跃在全国政治学和行政领域中的中坚分子，不少人就是当年从该班学习后成长起来的学科骨干。由此，这期短训班被同行亲切地比作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的“黄埔一期”。
以1982年在全国政治学講习班所讲的“行政管理”讲稿为基础，夏书章协同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南四省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科研人员和骨干，集思广益，于1985年出版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行政管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教科书，为这门学科定下了理论框架和实质内容。
1984年8月，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主持召开的全国首次“行政管理学科研讨会”上，夏书章建言，我国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学应当有中国特色。为了申明宗旨，揭示精髓，当时已年过六十的他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讲学授课、做学术报告、开学术会议，足迹几乎踏遍了大江南北。
1988年，鉴于学科发展势头比较顺利，夏书章抓住时机，继续撰文《把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是时候了》，与1982年《人民日报》的文章遥相呼应，在全国大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共鸣。他还连续向有关部门建议，提出要设置行政学专业，讲授行政学课程，开展行政学研究，成立行政学院等。1986年，国家教委首先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批准了兴办行政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中山大学也在夏书章倡导下于1987年恢复建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后发展成为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也是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科至此初具规模。60岁开始投身学科重建，夏书章从未停下忙碌的脚步。“我当年学的东西，现在内容有很大转变，知识是不断更新的，老一套已跟不上时代。中国的行政学大有可为。”在此后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学会共换届四次，夏书章一直担任学会副会长，并于2013年10月当选名誉会长。多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行政管理科学，发挥参谋咨询作用，在致力于促进政府管理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和现代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99年，正是中国加入WTO前夕，夏书章深谙适时将MPA引入中国的重要性。于是，当时年届八旬的老先生，在国内首次倡导引进MPA。MPA即公共管理硕士，是一门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体系，是以公共管理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法律硕士学位教育在一些国家已成为文科高层次职业研究生教育的三大支柱。
“我们国家在开始的时候没有讲，到1999年，我正式提出来，我们国家是不是要正式引进这个学位。而且当时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我们国家要加入WTO，我就提出要引进。”教育部最初想以师资力量比较强的6所高校作为第一批试点，“原来大家积极性就非常高，6所根本不够，后来扩充到12所，还是不够，大家积极性太高了”。在他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国内首批就将24所重点高校作为试点，正式开设MPA学位教育。至今，全国已有100多所院校拥有MPA学位授予点。MPA教育在我国的逐步开展，对我国的高等行政管理教育和公务员教育培训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夏书章也被学界尊称为“中国MPA之父”。
相比国外已发展了80多年的MPA教育，与公共管理学科同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夏书章有自己的见解。他这样理解合格的MPA人才：“MPA的精神就是紧跟时代需求，既要有科学要求，也要有人文追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务求实效。我们的MPA教育只要紧密联系实际，就会走出自己的路子。”
夏书章72岁出版《香港行政管理》，81岁出版《现代公共管理概论》，他主持编写的《行政管理学》教材至今已经出到第六版。2016年，97岁的夏书章刚刚推出了耗时两年写就的最新著作——《论实干兴邦》。他很少使用电脑，所有的文字都出自一笔一画的手写。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亲自整理修改材料。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夏书章在90岁时曾以一首“抒怀诗”表达心中所思：“生不逢时老逢时，耄耋欣幸历盛世。”
热爱背后是忠诚
2018年毕业季，当一位百岁老人手举约5公斤重的权杖率主礼教授进入礼堂时，全场师生起立，掌声雷动，场景令人深深动容。这是夏书章为中山大学毕业生连续执权杖的第12个年头，也是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在高校恢复招生的第32年。
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夏书章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 夏书章主张先学做人做事，后学做学问，他的为人处世深刻影响着身边之人。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老先生的时间观念。他将管理学中的时间成本控制精准地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总像揣着一只发条紧绷的钟表。夏书章的手表时间永远比准确时间快5分钟。在学校老师的记忆中，曾有一次教学会议前，突然下起倾盆大雨，等开会时间到，只有夏书章一个人准时到达，浑身淋湿。至今，他每天早晨7点起床，总是在固定的时间点用餐。夏书章给学生上课，永远在上课铃响前5分钟到达教室，下课铃响起时课刚好讲完，并不拖堂。
夏书章给《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写《夏老漫谈》专栏，一写18年，至今撰文不辍。在文章里，他担忧城市的过度扩张，批判高校的一些乱象，语言生动有趣又富有教益。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夏书章不仅正色敢言，而且总能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因此被学界赞叹“真‘刚猛’也”。
现在，他每天都要阅读《光明日报》《参考消息》，收看《新闻联播》等等，他了解国家大事、内政外交，也熟练地运用当下的流行语，深谙“共享单车”之类的社会热点，思维活跃、开放得像个少年。“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目标，行政管理学是应用学科，我们一定要了解社会现实，理论结合实际。”认识中国国情，做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这不仅是夏书章对自己的要求，更是他对这门学科期许。
2006年，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将第一次在亚洲颁发的“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授予夏书章。走近夏书章，宛若走近一座学术高峰。时光穿越百年，愈发闪烁着醇厚的辉光。夏书章的妻子汪淑钧为丈夫总结了十二字的“长寿秘诀”：作息有序，饮食有度，生活有趣。而学生们又送了先生四个字——内心有根。这“根”首先是对学术的忠贞，对工作的热爱，而这热爱背后是他对整个国家、民族和政府的忠诚。
2018年1月，中山大学为夏书章举行从教79周年研讨会，他表示自己的人生可以分为“3个30年”和“一个10年”。第一个30年是出生至1948年，这是在旧社会的30年，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彼时的他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深怀同感；从1949年到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加入了中國共产党；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慢慢富强，他正式进入了学术研究黄金期。“一个10年”就是走在实现中国梦路上最近10年。“明明白白近百年，喜见日月换新天。全面小康已在望，民族振兴梦必圆。”他用这首诗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