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视角]
　　“剑桥中国文库”不仅是个创意，也为中外出版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剑桥”，有更多的“中国文库”，中国文化将借此展开翅膀，飞向全世界。
　　这是潘CEO或者说是剑桥中国团队的一个创意。话得从《中华文明史》的签约说起。
　　2009年初，我们在长沙“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年会上启动了“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并把其定义为“推广计划”的加强版，对重点图书和系列图书不仅可以资助翻译费用，而且可以资助出版及推广费用。此中用意不言自明。而“翻译出版工程”的实施当首推《中华文明史》。那么，推荐给谁呢?
　　于是，我再次拜访《中华文明史》的领衔作者袁行霈先生。此前虽然有过接触，也谈及此书的翻译出版，但没有深入细节探讨。此次再访，袁先生的大作翻译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华盛顿大学著名汉学家康达维教授率领着一个翻译团队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四卷本的图书已经译出将近五成，而出版机构尚未落实。虽然康达维教授在美国帮助联系过出版社，但似乎并不顺畅。
　　鉴于此书的重要，我与袁先生商量，一定要找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出版社。我想到了曾经出版过《剑桥中国史》和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的剑桥大学出版社，袁先生连连说好。
　　潘CEO恰在此时到访中国。这是我第二次与之会见。寒暄简短，言归正传。我首先称赞剑桥大学出版社不仅是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也是出版中国主题图书最有影响的出版社之一，其中《剑桥中国史》和《中国科技史》在世界享有盛誉，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极大贡献，中国人民对此深深铭记，并深表谢意。我希望潘CEO能够继承和发扬剑桥的光荣传统，继续出版有影响的中国主题图书。而代表当今中国文化最高研究成就的《中华文明史》即是其中之一。潘极其认真地听我讲，并郑重承诺将此书带回剑桥研究，提交学术委员会。
　　这就是与中国的不同。在中国，一个出版集团的老总，或者一个出版社的社长，有权决定出什么和不出什么，特别是遇到难得的好选题，更加不会有丝毫犹豫。但在剑桥乃至西方就不行了，CEO的权力有限。
　　此后，潘数次访华，我们每次都有见面，谈得最多的是《中华文明史》的批准程序、进展情况。潘每次都会说一些情况，诸如四卷本应该改为两卷本，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的如何不同等等，最最严肃的一次，讨论到了马克思主义史观。潘说，英方有异议。我的回答，一本正经，四卷改两卷，英式美式，我都没意见，这是技术性问题，可以再包装。唯有这马克思主义史观是不能改的。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坚持。潘虽然理解我的“坚持”，但也表现出说服学术委员会的困难。此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袁老说是不是再考虑与其他出版社接触接触，我说再等等。冥冥中，我认为潘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果然，我们再见面时，他提出了办法，并为这办法激动。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同时，用注释的办法也介绍一些其他史观。此议得到袁老的认可。我们都为问题的解决而高兴。我们终于离彼此——中西间的距离又近了些。
　　但接下来。仍然没有得到学术委员会批准的消息，《中华文明史》英文版出版项目迟迟不能签约。我有些焦急。2009年BIBF期间，潘来参加“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外国专家顾问会议，我笑着但很肯定地对潘说，《中华文明史》的英文版要与剑桥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签约。
　　月余过后，法兰克福书展前夕，剑桥的消息来了，潘的回答让我意外和惊喜，剑桥大学学术委员会以“剑桥中国文库”的形式，不仅通过了《中华文明史》的出版项目，同时还有另外两个项目同时获得批准。
　　2009年10月，当800只胸前挂着“剑桥中国文库”的小熊在法兰克福书展跃动，中英两国出版人在付出了辛勤和智慧之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在法兰克福握手。
　　12月初，翻译家康达维先生到京，潘CEO也来了，袁老将我们聚在一起，坐在水立方对面的餐厅里，《中华文明史》的作者、译者和出版者聚齐了，大家看着在夜色中熠熠生辉的水立方，共同举杯，这是强强联合，最好的作者、最好的译者和最好的出版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有这样好的写作团队，我们还有什么做不成的?!
　　我们有理由为之举杯庆祝，相约2012年《中华文明史》英文版出版时在伦敦再相聚。
　　“剑桥中国文库”不仅是个创意，也为中外出版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剑桥”，有更多的“中国文库”，中国文化将借此展开翅膀，飞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