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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东皇城根南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旁，有一排年代悠久的老居民楼，这里住着很多当年在民革中央工作的老职工，林上元老人便是其中之一。年逾八旬的林老，现任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民革中央顾问。他的外公是著名辛亥革命元老张难先，与严立三、石瑛并称为“湖北三怪”，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湖北财政厅长、浙江省主席等职；父亲林薰南，国民党中将，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林上元作为黄埔军校第十八期学生，毕业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军队排长、连长、参谋等职。1949年投奔解放区，先后任民革中央联络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兼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从外公、父亲再到自己，林上元感叹：“我们一家三代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是跟着时代一步步走过来的，能够在各种政治风潮中，每次都找到正确的方向，实为不易。”
10年不问政治
林上元一生受外公张难先影响颇深，他说：“外公的廉洁奉公是我最为佩服的。”
张难先1874年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儒商，很重视子女教育。少年时期，他聪慧伶俐，入私塾读书。从小，他就具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秉性，曾偷出家中的药物、食品救济患病乞丐，也曾挥拳教训欺辱贫寒学生的富家子弟。“外公从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心和对权势的挑战精神。”林上元说。18岁那年，张难先奉父命参加科举考试，在考场上，他目睹了同场考生争座位、大肆作弊的不良之风，于是拍案而起，留下一副对联“欲乘长风破万里浪，懒与俗士论八股文”，携白卷拂袖而去，抛弃了求取功名之路。后来，因父兄去世，家道中落，他饱受饥寒，但仍不改其志，苦读圣贤书，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1904年，张难先离开家乡奔赴省城武汉。他参与创建了湖北第一个反清民主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后又参加新军及“日知会”，组织起义事宜。张难先之所以被认为“怪”，主要因他“以守常见恶于世”。林上元举例说：“外公本系辛亥元老，袁世凯窃国，他拍下一张僧装照，以示‘消极’，后来又退还黎元洪送来的秘书聘书，归田求学，10年不问政治。家里一贫如洗，他就‘以种菜为活’，自己上街卖菜。”1923年春，孙中山在广州筹备北伐，友人李济深邀张难先出山，第二年元月，50岁的张难先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正式步入政坛。
在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是一个敬业而博学的军师，经历了武昌起义、反袁、反对军阀、反蒋等斗争后，1925年当上了广西梧州榷运局（民国初官方所设掌管盐专卖专运的机构）局长，从此正式开始了政治生涯，辗转祖国各地，曾担任过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林上元告诉记者：“外公在民国屡任要职，结交权贵，却无官僚习气。他曾被称为‘张青天’”。1928年，张难先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当时桂系统治湖北，汉口征收局局长白崇墨系白崇禧胞弟，武穴征收局局长为李宗仁之嫡表，均倚仗权贵，不理局务，坐拿干薪，张难先将他们一一免职。“外公铁骨铮铮，一身正气，常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
1930年12月初，张难先在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当部长时，蒋介石选任他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他当然十分重视，久闻外公廉洁，所以委任他担任此要职。”张难先知道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张人杰留下的烂摊子，他先后5次推辞都未获批准，无奈只得赴浙江上任。
上任那天，浙江省高级官员和地方绅士都在杭州火车站列队恭候，左等右等却不见张难先。“谁知外公穿着布衣和布鞋，带着简单行李，坐三等座列车已经到了杭州。他下车后自己叫了辆人力车，直奔省政府，向门卫说明身份后就走进了办公室，在车站迎候的人都扑了个空。”新任主席轻车简从来履新，使省府上下的人大吃一惊，不良风气由此开始改变。
林上元说，外公任省主席期间，一直住普通民宅。当时，省政府办事人员按照前省主席的先例，将张难先的官邸安排在西湖边的澄庐。那是清朝大官僚盛宣怀的别墅，本来极其豪奢，为了张难先入住，他们又花重金装饰一新。张难先看后心感不安，觉得国步艰难之时，不能如此享受，何况又是出于贪官盛宣怀之手，更不可安居。第二天，他就另找房子，搬到城頭巷子里的普通民居中。
拒收蒋介石“特别费”
林上元坦言，外公的大胆直言，让他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蒋介石。
“在人事制度上，外公选贤任能，不徇私情。”林上元说，1931年初，蒋介石来电，要他任命蒋伯诚为浙江省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张难先经过调查，认为其中一人可用，而另一人假借蒋介石关系在当地飞扬跋扈，不可用。于是，张难先不管蒋介石几次来电坚持，都严词拒绝。他在浙江任职期间大胆裁员，引发了一些所谓“皇亲国戚”的不满，他们向蒋介石告状说：“张难先私邸豪华，小老婆若干……”蒋介石闻讯后，携夫人宋美龄悄然抵杭查访。
“蒋介石去后，没有去外公的办公地，而是直奔他的住所，还提出要见我的外祖母。”林上元说，“他一看外公住着普通民房，而我的外祖母正扎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便明白这是诬告，第二天还专门请外公夫妻俩以及我母亲去家里吃饭。”
其实，此次突然巡查还有一个缘由，张难先此前也令宋美龄非常难堪。宋美龄曾带老母亲去杭州游玩，蒋介石事先已通知张难先接待，但接到电话后，张难先非但没有去车站迎接，反而跑到富阳县“检查工作”去了。宋美龄无奈，只得自己带着宋老夫人游玩，临走时将所有花费让后勤处长转交张难先报销。张难先压着迟迟不给钱。不久，当蒋介石来浙江巡查，在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大家要节约开支，像今天欢迎我的仪式就太隆重了……”谁知张难先接过此话，立即拿出一大包单据摆在蒋介石面前，提高声音说：“蒋主席有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这是半个月前夫人来浙的花销，共计13780元，您看怎么处理？本省实在无能为力。”在众目睽睽之下，蒋介石只得铁青着脸说：“谁开支，谁负责！” 林上元说：“外公还有个特点，他从不拿政府发的‘办公费’，他任铨叙部长和浙江省主席期间，工资800元，另外国民党还给1000元的‘办公费’，比工资还高，相当于岗位津贴。外公从来不领。” 后来，张难先回到湖北，准备辞去政府职务，蒋介石为了拉拢他，送上“特别费”3000元，张难先马上予以退还，说已在汉口总部领了旅费，此处没有什么特别开销。张难先的一位老友见状提醒他：“蒋送的钱是不兴退的，你不接受，我看不大好。”张难先笑问：“不接受他的钱，难道还要砍头吗？”“砍头当然不会的。”张难先大笑说：“既不会砍头，那就请放心吧！”
令宋美龄垂泪
自从蒋介石在会场被当众羞辱，回到南京后，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训斥了宋美龄。宋美龄决定治一治张难先。她找了当地很多人调查张难先的资产，但得到的情况都是“此人无别墅，更无钱财，自己的工资也都救济当地穷人了”。
宋美龄不甘心，又令人在省府内部暗中查访，还是无果。《湖南档案》史料曾记载了一段关于宋美龄与张难先的故事。宋美龄最后索性自己去探个究竟，她没带随从，也没打招呼，闯进张难先的家，在一栋陈旧的破房子中，看见一位老妇正坐在窗边纳鞋底。宋美龄看她50岁左右的年纪，一套粗布衣服，粗糙的双手看来是经常劳作。张难先看到宋美龄拜访，明白了来意，见宋美龄话中有话，冷嘲热讽，心里更是一肚子火。他索性起身扯开中堂旁挂的山水画，只见神龛中露出一个奇怪的灵牌，上写“张难先之灵位”。“我早已为自己立下了生死灵位，誓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而死，不贪钱不贪色，不赌博不纳妾，洁身自好，松坚霞灿！有劳夫人转告蒋委员长，我在职一天，灵位伴我一天，若有半点差错，决不犹豫，立即自裁，以谢天下！”宋美龄愣住了，她说：“张主席，你这不是太自责了吗？”“男儿为节而生，为节而死，视节为命也！”宋美龄听到他的铮铮之言，看到家中的境况，被感动了，贵为第一夫人的她，不觉落泪。宋美龄查贪回南京后，对张难先由一度嫉恨而转变为佩服。
宋美龄走后，张难先一拍桌子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当省主席了，你老蒋怀疑我，我还做什么官！”于是，他收拾行李，要辞官回乡。他回到省府写了辞呈，又用白紙写了一张告示，贴在省府的大门旁：“余主政浙江省三年来，处理公私事务不计其数。现已辞职回乡，若有对不起民众之事，请尽管唾骂……”街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一张方桌，盛一盆清水，放一面明镜，站着全家老少，默默地望着张难先，眼里噙着泪水。这是杭州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当官离任时百姓用清水明镜相送者，仅此一人”。
对于这段往事，林上元表示怀疑：“虽然外界的这段传说表现了外公的气节，但我没有听外公谈过，我觉得拿灵位这个举动，不符合外公的性格，他不是那种愿意做姿态的人，不喜欢故意标榜自己，即使清廉也从不会故意对外界表现出来，好像刻意做给别人看似的。”
武汉解放前夕，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准备对武汉重点工程进行破坏，然后逃离武汉。当时已75岁高龄的张难先，为了延阻白崇禧的破坏，发起组织武汉市救济委员会维护社会安定。有一次，白崇禧召集大家来开会，在会上对推动武汉和平解放的人进行威吓，张难先见状厉声训斥：“你要炸武汉，就把我这条老命绑在炸药包上，一起炸掉吧！”他指着白崇禧的鼻子怒吼：“党国之所以搞到今天这种地步，就是你们这帮家伙造成的，你们是党国的败类！”说罢，连连举杖挥手，叫白崇禧快走。掌握生杀大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遭到一顿怒斥，虽然满胸怒气，但因张难先在同盟会声望极高，又曾是国民党元老参政员，他只得强压怒火，无可奈何地连声道：“好……好。”最终，白崇禧不敢铤而走险，从而保全了武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张难先就是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一。同月６日，国民党中常委219次会议决定永远开除宋庆龄、张难先等人的国民党党籍。翌年２月，张难先婉言谢绝周恩来邀其担任监察部长一职，回到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担任中央政府委员并连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驻会常委，系行政三级国家干部。1968年9月11日，张难先在北京病逝。
不讲人情，不讲关系
林上元告诉记者，外公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他的儿女没有一人到国外留学。“按理说凭借外公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他没有。外公的长子黄埔军校毕业，后来在抗战中病逝；另一儿子复旦大学毕业，外公也没有让他从政；我的二姨妈是共产党员，学医；三姨妈武汉大学毕业。家人都知道，外公不讲人情，不讲关系。记得外公退休后，家里客厅挂着一幅字，内容是：我现在退休了，你们找我说话不可能。”
林上元的父亲林薰南有过两段婚姻，“其实父亲与母亲最后感情不和，也和外公的廉洁有关。”林薰南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三期。1923年3月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7月19日，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是西江地区的军、政最高长官。当时孙中山还没有培养军事干部的军校，李济深知道办军校的重要性，在肇庆创办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他上任后，深感人手不足。尤其当时各地军阀割据，养成极坏风气，请客吃花酒、大赌大喝、吸毒玩女人……李济深想到了自己的老相识、好友张难先。他聘请张难先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教官。后来还是缺人手，张难先想到了品学兼优、同样毕业于军校的女婿林薰南。
林薰南于是就任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教育长。后来国共合作开始，1924年1月，黄埔军校成立，他又到黄埔军校任上校教官，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办公厅主任，后任湖北省会公安局长。1928年底赴日本学习军事。毕业回国后，任南京陆军大学少将兵学高级教官，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36年任陆军大学特别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参谋本部高级参议，最高国防会议办公处作战组中将组长。
1941年，林薰南调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广东省防空副司令。1945年7月11日正式任陆军中将。1945年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中将顾问。“父亲后来定居日本，起初他也想能沾外公的光，外公那时候又是财政厅长，又是省主席，都是‘肥差’，他想让外公随便提拔个官位挣些外快，但这是外公最反感的。可能因为这些事情，父母开始经常吵架。父亲后来又在日本成了家。父亲没有入日本籍，直到去世。” 让林上元感到惋惜的是，父亲晚年和他几乎没有见面。“父亲一直都希望我过去，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他托一个香港朋友找到我，让我去日本。我当时已经进中国政法大学了，思想转变很大，不想过去，后来把信交到了政治部。”林上元也听说父亲在日本比较富有。“父亲到日本以后待遇很高，他是日本中国代表团中将顾问，拿很高的美金薪酬。那时候日本经济大萧条，父亲在东京银座最好的地段和华侨合开了饭店，还在热海等地购置了很多房产，经济条件非常好。父亲其实很爱国，多次想回来，但后来反右整风开始，他就不敢回来了。”
林上元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在广州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我已经不想跟着国民党干了，觉得没有前途和希望，我一个人突破封锁线回到了解放区。”
延续黄埔精神
林上元受家庭影响，最终也选择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他毕业于黄埔，晚年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对黄埔有种特殊的情感。谈起黄埔的特点，他讲了很多外界不知的黄埔轶事。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苏联帮助成立的，所以它的训练有几个特点，爱国、革命的意志非常强，勇于牺牲，绝对服从。”林上元还记得，学校挂着这样的条幅：“不怕牺牲，不怕吃苦”；“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他说：“当时要建立革命武装，所以对学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要求极其严格，刚进黄埔时，首先要培养‘法西斯般的绝对服从’精神。黄埔学生很多都是政界、经济界要人的子女，身上有很多理想主义和骨子里的傲慢，入伍后，要磨练我们的性情，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在黄埔学习时我一度想休学，但当时考军校家人极力反对，是我坚持要考的，就这么回去了，不甘心。”林上元还记得，杜月笙的儿子当时也和自己同期，还有上海商会会长、上海交通银行行长的儿子，都在黄埔。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当年的“富二代”，家里很有钱，是从上海到香港包专机飞到学校的。“杜月笙的儿子长得非常胖，我们的军服他都穿不上，每次训练，就看操場上我们穿着军服在前面走，只有他一人穿着西服跟在后面，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军校对单杠训练体能要求很严，他那么胖，每天吊着，受了很多苦。”
在黄埔，可能家境越好，班长会对这种人越严格，实施各种“无理由的惩罚”，去除他们的傲慢劲儿。但杜月笙的儿子却逃过了这一关，“他父亲的青红帮流氓集团很厉害，当时我们根本看不上电影，但只要他往剧院门口一站，我们整个大队都能进去看电影。他最后被磨练得不错，还留校当了班长。可能在现在看来这种训练模式有些残酷，但它却培养了军人的忍耐力。”林上元回忆，可能正是由于经历了这种训练，后来“文化大革命”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黄埔出来的学生几乎都没问题。“我们的身体素质、劳动能力肯定没问题，受的那点冤枉气对我们来说也不算什么，能挺过来。”
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培养了一批批非常优秀的军事人才，“大家都很有志向，都想报效国家，不想当亡国奴。我父亲那一批出来的学员，都升得很快，素质不一般，在国民党时期就非常受重用。”
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2009年，林上元当选为会长。他说，黄埔军校有个校训，“亲爱精诚”：对革命队伍要团结“亲爱”，对祖国要“精诚”。“所以我们黄埔同学的感情非同一般，是生死与共的情感，同学之间感情比较密切。黄埔军校同学会希望能够牵线海峡两岸的黄埔同学。现在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岛内退役将领，不少是黄埔军校后期的同学，大家都很珍惜昔日的同窗情谊。在大陆，我们最年轻的黄埔军校同学如今也都80岁了，到了这个年龄，很多人都走了。黄埔军校在台湾还在继续办，已经80多期了。我们希望这种联系不要断，它既是珍贵的历史，也保留了一种可贵的精神。”
（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从外公、父亲再到自己，林上元感叹：“我们一家三代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是跟着时代一步步走过来的，能够在各种政治风潮中，每次都找到正确的方向，实为不易。”
10年不问政治
林上元一生受外公张难先影响颇深，他说：“外公的廉洁奉公是我最为佩服的。”
张难先1874年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儒商，很重视子女教育。少年时期，他聪慧伶俐，入私塾读书。从小，他就具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秉性，曾偷出家中的药物、食品救济患病乞丐，也曾挥拳教训欺辱贫寒学生的富家子弟。“外公从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心和对权势的挑战精神。”林上元说。18岁那年，张难先奉父命参加科举考试，在考场上，他目睹了同场考生争座位、大肆作弊的不良之风，于是拍案而起，留下一副对联“欲乘长风破万里浪，懒与俗士论八股文”，携白卷拂袖而去，抛弃了求取功名之路。后来，因父兄去世，家道中落，他饱受饥寒，但仍不改其志，苦读圣贤书，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1904年，张难先离开家乡奔赴省城武汉。他参与创建了湖北第一个反清民主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后又参加新军及“日知会”，组织起义事宜。张难先之所以被认为“怪”，主要因他“以守常见恶于世”。林上元举例说：“外公本系辛亥元老，袁世凯窃国，他拍下一张僧装照，以示‘消极’，后来又退还黎元洪送来的秘书聘书，归田求学，10年不问政治。家里一贫如洗，他就‘以种菜为活’，自己上街卖菜。”1923年春，孙中山在广州筹备北伐，友人李济深邀张难先出山，第二年元月，50岁的张难先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正式步入政坛。
在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是一个敬业而博学的军师，经历了武昌起义、反袁、反对军阀、反蒋等斗争后，1925年当上了广西梧州榷运局（民国初官方所设掌管盐专卖专运的机构）局长，从此正式开始了政治生涯，辗转祖国各地，曾担任过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林上元告诉记者：“外公在民国屡任要职，结交权贵，却无官僚习气。他曾被称为‘张青天’”。1928年，张难先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当时桂系统治湖北，汉口征收局局长白崇墨系白崇禧胞弟，武穴征收局局长为李宗仁之嫡表，均倚仗权贵，不理局务，坐拿干薪，张难先将他们一一免职。“外公铁骨铮铮，一身正气，常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
1930年12月初，张难先在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当部长时，蒋介石选任他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他当然十分重视，久闻外公廉洁，所以委任他担任此要职。”张难先知道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张人杰留下的烂摊子，他先后5次推辞都未获批准，无奈只得赴浙江上任。
上任那天，浙江省高级官员和地方绅士都在杭州火车站列队恭候，左等右等却不见张难先。“谁知外公穿着布衣和布鞋，带着简单行李，坐三等座列车已经到了杭州。他下车后自己叫了辆人力车，直奔省政府，向门卫说明身份后就走进了办公室，在车站迎候的人都扑了个空。”新任主席轻车简从来履新，使省府上下的人大吃一惊，不良风气由此开始改变。
林上元说，外公任省主席期间，一直住普通民宅。当时，省政府办事人员按照前省主席的先例，将张难先的官邸安排在西湖边的澄庐。那是清朝大官僚盛宣怀的别墅，本来极其豪奢，为了张难先入住，他们又花重金装饰一新。张难先看后心感不安，觉得国步艰难之时，不能如此享受，何况又是出于贪官盛宣怀之手，更不可安居。第二天，他就另找房子，搬到城頭巷子里的普通民居中。
拒收蒋介石“特别费”
林上元坦言，外公的大胆直言，让他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蒋介石。
“在人事制度上，外公选贤任能，不徇私情。”林上元说，1931年初，蒋介石来电，要他任命蒋伯诚为浙江省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张难先经过调查，认为其中一人可用，而另一人假借蒋介石关系在当地飞扬跋扈，不可用。于是，张难先不管蒋介石几次来电坚持，都严词拒绝。他在浙江任职期间大胆裁员，引发了一些所谓“皇亲国戚”的不满，他们向蒋介石告状说：“张难先私邸豪华，小老婆若干……”蒋介石闻讯后，携夫人宋美龄悄然抵杭查访。
“蒋介石去后，没有去外公的办公地，而是直奔他的住所，还提出要见我的外祖母。”林上元说，“他一看外公住着普通民房，而我的外祖母正扎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便明白这是诬告，第二天还专门请外公夫妻俩以及我母亲去家里吃饭。”
其实，此次突然巡查还有一个缘由，张难先此前也令宋美龄非常难堪。宋美龄曾带老母亲去杭州游玩，蒋介石事先已通知张难先接待，但接到电话后，张难先非但没有去车站迎接，反而跑到富阳县“检查工作”去了。宋美龄无奈，只得自己带着宋老夫人游玩，临走时将所有花费让后勤处长转交张难先报销。张难先压着迟迟不给钱。不久，当蒋介石来浙江巡查，在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大家要节约开支，像今天欢迎我的仪式就太隆重了……”谁知张难先接过此话，立即拿出一大包单据摆在蒋介石面前，提高声音说：“蒋主席有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这是半个月前夫人来浙的花销，共计13780元，您看怎么处理？本省实在无能为力。”在众目睽睽之下，蒋介石只得铁青着脸说：“谁开支，谁负责！” 林上元说：“外公还有个特点，他从不拿政府发的‘办公费’，他任铨叙部长和浙江省主席期间，工资800元，另外国民党还给1000元的‘办公费’，比工资还高，相当于岗位津贴。外公从来不领。” 后来，张难先回到湖北，准备辞去政府职务，蒋介石为了拉拢他，送上“特别费”3000元，张难先马上予以退还，说已在汉口总部领了旅费，此处没有什么特别开销。张难先的一位老友见状提醒他：“蒋送的钱是不兴退的，你不接受，我看不大好。”张难先笑问：“不接受他的钱，难道还要砍头吗？”“砍头当然不会的。”张难先大笑说：“既不会砍头，那就请放心吧！”
令宋美龄垂泪
自从蒋介石在会场被当众羞辱，回到南京后，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训斥了宋美龄。宋美龄决定治一治张难先。她找了当地很多人调查张难先的资产，但得到的情况都是“此人无别墅，更无钱财，自己的工资也都救济当地穷人了”。
宋美龄不甘心，又令人在省府内部暗中查访，还是无果。《湖南档案》史料曾记载了一段关于宋美龄与张难先的故事。宋美龄最后索性自己去探个究竟，她没带随从，也没打招呼，闯进张难先的家，在一栋陈旧的破房子中，看见一位老妇正坐在窗边纳鞋底。宋美龄看她50岁左右的年纪，一套粗布衣服，粗糙的双手看来是经常劳作。张难先看到宋美龄拜访，明白了来意，见宋美龄话中有话，冷嘲热讽，心里更是一肚子火。他索性起身扯开中堂旁挂的山水画，只见神龛中露出一个奇怪的灵牌，上写“张难先之灵位”。“我早已为自己立下了生死灵位，誓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而死，不贪钱不贪色，不赌博不纳妾，洁身自好，松坚霞灿！有劳夫人转告蒋委员长，我在职一天，灵位伴我一天，若有半点差错，决不犹豫，立即自裁，以谢天下！”宋美龄愣住了，她说：“张主席，你这不是太自责了吗？”“男儿为节而生，为节而死，视节为命也！”宋美龄听到他的铮铮之言，看到家中的境况，被感动了，贵为第一夫人的她，不觉落泪。宋美龄查贪回南京后，对张难先由一度嫉恨而转变为佩服。
宋美龄走后，张难先一拍桌子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当省主席了，你老蒋怀疑我，我还做什么官！”于是，他收拾行李，要辞官回乡。他回到省府写了辞呈，又用白紙写了一张告示，贴在省府的大门旁：“余主政浙江省三年来，处理公私事务不计其数。现已辞职回乡，若有对不起民众之事，请尽管唾骂……”街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一张方桌，盛一盆清水，放一面明镜，站着全家老少，默默地望着张难先，眼里噙着泪水。这是杭州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当官离任时百姓用清水明镜相送者，仅此一人”。
对于这段往事，林上元表示怀疑：“虽然外界的这段传说表现了外公的气节，但我没有听外公谈过，我觉得拿灵位这个举动，不符合外公的性格，他不是那种愿意做姿态的人，不喜欢故意标榜自己，即使清廉也从不会故意对外界表现出来，好像刻意做给别人看似的。”
武汉解放前夕，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准备对武汉重点工程进行破坏，然后逃离武汉。当时已75岁高龄的张难先，为了延阻白崇禧的破坏，发起组织武汉市救济委员会维护社会安定。有一次，白崇禧召集大家来开会，在会上对推动武汉和平解放的人进行威吓，张难先见状厉声训斥：“你要炸武汉，就把我这条老命绑在炸药包上，一起炸掉吧！”他指着白崇禧的鼻子怒吼：“党国之所以搞到今天这种地步，就是你们这帮家伙造成的，你们是党国的败类！”说罢，连连举杖挥手，叫白崇禧快走。掌握生杀大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遭到一顿怒斥，虽然满胸怒气，但因张难先在同盟会声望极高，又曾是国民党元老参政员，他只得强压怒火，无可奈何地连声道：“好……好。”最终，白崇禧不敢铤而走险，从而保全了武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张难先就是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一。同月６日，国民党中常委219次会议决定永远开除宋庆龄、张难先等人的国民党党籍。翌年２月，张难先婉言谢绝周恩来邀其担任监察部长一职，回到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担任中央政府委员并连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驻会常委，系行政三级国家干部。1968年9月11日，张难先在北京病逝。
不讲人情，不讲关系
林上元告诉记者，外公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他的儿女没有一人到国外留学。“按理说凭借外公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他没有。外公的长子黄埔军校毕业，后来在抗战中病逝；另一儿子复旦大学毕业，外公也没有让他从政；我的二姨妈是共产党员，学医；三姨妈武汉大学毕业。家人都知道，外公不讲人情，不讲关系。记得外公退休后，家里客厅挂着一幅字，内容是：我现在退休了，你们找我说话不可能。”
林上元的父亲林薰南有过两段婚姻，“其实父亲与母亲最后感情不和，也和外公的廉洁有关。”林薰南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三期。1923年3月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7月19日，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是西江地区的军、政最高长官。当时孙中山还没有培养军事干部的军校，李济深知道办军校的重要性，在肇庆创办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他上任后，深感人手不足。尤其当时各地军阀割据，养成极坏风气，请客吃花酒、大赌大喝、吸毒玩女人……李济深想到了自己的老相识、好友张难先。他聘请张难先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教官。后来还是缺人手，张难先想到了品学兼优、同样毕业于军校的女婿林薰南。
林薰南于是就任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教育长。后来国共合作开始，1924年1月，黄埔军校成立，他又到黄埔军校任上校教官，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办公厅主任，后任湖北省会公安局长。1928年底赴日本学习军事。毕业回国后，任南京陆军大学少将兵学高级教官，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36年任陆军大学特别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参谋本部高级参议，最高国防会议办公处作战组中将组长。
1941年，林薰南调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广东省防空副司令。1945年7月11日正式任陆军中将。1945年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中将顾问。“父亲后来定居日本，起初他也想能沾外公的光，外公那时候又是财政厅长，又是省主席，都是‘肥差’，他想让外公随便提拔个官位挣些外快，但这是外公最反感的。可能因为这些事情，父母开始经常吵架。父亲后来又在日本成了家。父亲没有入日本籍，直到去世。” 让林上元感到惋惜的是，父亲晚年和他几乎没有见面。“父亲一直都希望我过去，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他托一个香港朋友找到我，让我去日本。我当时已经进中国政法大学了，思想转变很大，不想过去，后来把信交到了政治部。”林上元也听说父亲在日本比较富有。“父亲到日本以后待遇很高，他是日本中国代表团中将顾问，拿很高的美金薪酬。那时候日本经济大萧条，父亲在东京银座最好的地段和华侨合开了饭店，还在热海等地购置了很多房产，经济条件非常好。父亲其实很爱国，多次想回来，但后来反右整风开始，他就不敢回来了。”
林上元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在广州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我已经不想跟着国民党干了，觉得没有前途和希望，我一个人突破封锁线回到了解放区。”
延续黄埔精神
林上元受家庭影响，最终也选择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他毕业于黄埔，晚年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对黄埔有种特殊的情感。谈起黄埔的特点，他讲了很多外界不知的黄埔轶事。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苏联帮助成立的，所以它的训练有几个特点，爱国、革命的意志非常强，勇于牺牲，绝对服从。”林上元还记得，学校挂着这样的条幅：“不怕牺牲，不怕吃苦”；“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他说：“当时要建立革命武装，所以对学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要求极其严格，刚进黄埔时，首先要培养‘法西斯般的绝对服从’精神。黄埔学生很多都是政界、经济界要人的子女，身上有很多理想主义和骨子里的傲慢，入伍后，要磨练我们的性情，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在黄埔学习时我一度想休学，但当时考军校家人极力反对，是我坚持要考的，就这么回去了，不甘心。”林上元还记得，杜月笙的儿子当时也和自己同期，还有上海商会会长、上海交通银行行长的儿子，都在黄埔。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当年的“富二代”，家里很有钱，是从上海到香港包专机飞到学校的。“杜月笙的儿子长得非常胖，我们的军服他都穿不上，每次训练，就看操場上我们穿着军服在前面走，只有他一人穿着西服跟在后面，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军校对单杠训练体能要求很严，他那么胖，每天吊着，受了很多苦。”
在黄埔，可能家境越好，班长会对这种人越严格，实施各种“无理由的惩罚”，去除他们的傲慢劲儿。但杜月笙的儿子却逃过了这一关，“他父亲的青红帮流氓集团很厉害，当时我们根本看不上电影，但只要他往剧院门口一站，我们整个大队都能进去看电影。他最后被磨练得不错，还留校当了班长。可能在现在看来这种训练模式有些残酷，但它却培养了军人的忍耐力。”林上元回忆，可能正是由于经历了这种训练，后来“文化大革命”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黄埔出来的学生几乎都没问题。“我们的身体素质、劳动能力肯定没问题，受的那点冤枉气对我们来说也不算什么，能挺过来。”
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培养了一批批非常优秀的军事人才，“大家都很有志向，都想报效国家，不想当亡国奴。我父亲那一批出来的学员，都升得很快，素质不一般，在国民党时期就非常受重用。”
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2009年，林上元当选为会长。他说，黄埔军校有个校训，“亲爱精诚”：对革命队伍要团结“亲爱”，对祖国要“精诚”。“所以我们黄埔同学的感情非同一般，是生死与共的情感，同学之间感情比较密切。黄埔军校同学会希望能够牵线海峡两岸的黄埔同学。现在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岛内退役将领，不少是黄埔军校后期的同学，大家都很珍惜昔日的同窗情谊。在大陆，我们最年轻的黄埔军校同学如今也都80岁了，到了这个年龄，很多人都走了。黄埔军校在台湾还在继续办，已经80多期了。我们希望这种联系不要断，它既是珍贵的历史，也保留了一种可贵的精神。”
（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