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忽兰生于新疆，现居武汉。二〇〇一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上海文学征文新人奖、新疆青年文学奖、《芳草》杂志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优秀编辑奖、《小说选刊》优秀编辑奖等。著有长篇小说蓝河三部曲《布尔津光谱》《禾木》《草原之子》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学员，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
一
我是布尔津“河堤下人家”的女儿。
河堤下住着什么人呢？我仔细回忆，他们今日依然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人家男的是修造厂翻铁砂模具的，比如鼓风机，烧水锅。女的是家属，我们叫她杨大娘。家属并不是每天就在家做饭打毛衣带孩子，家属是要做家属工的。一年里有那么小半年的时间，间或就上工了，系着纱巾肩担铁锨坐上卡车去丘陵下挖黄土，或是在河谷里筛沙子，也去石灰窑卸石灰石，去砖窑卸土坯和搬砖。
我的母亲和这个人家的女人都是家属和家属工，她们最快乐的劳动时光是一起在石灰窑的大火红光里织毛衣。
还有打铁皮的，做铁桶和烟筒。开拖拉机的，在煤矿上班，拖拉机就停在家门前的巷子里，所有的小孩子爬附在上面。我的父亲是个木匠。也就是说，河堤下住的很多是手工业者。
收破烂的，养猪杀猪卖猪肉的，打鱼的，也住在河堤下。那么一溜儿土坯房土坯院墙，洪水每年春上来一次，越过河堤，家家的石灰墙都留着年复一年被水侵扰过的印痕。
一九九〇年代初，我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我的母亲是一名裁缝，她很早就不再做出苦力的家属工了，虽然做裁缝也辛苦，一天站十几个小时裁剪布料，还很费眼睛。母亲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家和裁缝铺，河堤下的小路砂石蹦跳，她的车胎常常就要去补。
我们从会走路开始每天走这条路，进到县城中心大街、回到河堤下的家，就这么来回走，走着走着我们就长成少年了。
少年是危险的，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惊险啊危险啊，因为没有人来教。大人们会教我们放学后一路走着看见干树枝要捡回家引火用，这叫勤劳简朴会过日子。大人们让我们把碗里的每一粒大米饭都吃下去，这叫粒粒皆辛苦，否则呢，天打雷劈。大人们说老大穿旧的老二穿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这是规矩。大人说不要拿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否则警车就大叫着来了。老师们说“告诉我你们的理想”，于是我们一定要热烈地举起胳膊大声喊出来科学家工程师解放军医生。如果喊出来的是别的呢，那你就被“怒其不争”了，同学会鄙视你，老师会很恼火。我喊出来的是卡车司机。
从河堤小路回到家，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去地里摘豆角，茄子，西红柿，辣椒，苦瓜，芹菜，小葱，香菜。在院角的厨房间里敲鸡蛋，一个两个三个。切羊肉片，半肥半瘦。熬一锅绿豆汤，扔进去冰糖疙瘩。蒸一锅大馒头，出锅后装满满一搪瓷盆子。洒水扫院子，红砖道两旁的格桑花艳艳的紫和深粉。也儿的石河嘟嘟囔囔说着话飞快地流走——我们只消站在窗边，窗玻璃开着，就能听见河流说话。
如果我们去到后院，会看见燕子一家在井上的天空盘旋着飞，那里还有一棵黑沙枣树常在风中飒响。不远处是那座石灰窑。母亲很久以来没有在燃烧着通天大火的石灰窑洞里织毛衣了，那是我们很幼小的时候深冬里的记忆——白雪厚而结实，隆冬漫长无比，我们随着母亲在热烘烘的石灰窑洞里，石灰石在烧，它们经过几天几夜的拼命被烧，就成为了洁白的石灰。母亲和杨大娘织着毛衣说话，她们两个都是美的，烫着卷曲的头发，眼睛亮亮的，唇边满是笑意。她们不愁吃不愁喝，男人下班回来甚至带回来劳保手套和别的什么。白线的劳保手套她们拆了打线衫，大人和孩子都穿。那就要很多白线手套。反正线衫就打成了。毛线就去供销社买，男人发的工资匀出来一些买毛线，也买棉花棉布，棉袄棉裤自己做。
二
在我们小的时候，并不知道人世会充斥痛苦。我说的人世，就是布尔津。
我们不知道痛苦是什么，只是偶尔会有失落感或厌烦感，那不是痛苦，因为生命理解力还没达到痛苦那样的深度。
我第一次默默发呆，是因为看见深夜从别人家做客回来的父亲，进门第一件事是趴在床边捉住妹妹的小脚丫放在脸边，紧着又连亲了几口。
那是个冬天，父亲的手和脸都是冰凉的，他的皮帽子挂在墙上的木头挂钩上，他的棉袄挂在另一个木头挂钩上，他的大头皮鞋底沾着硬雪，他费力地脱下鞋子，毛袜子也脱了烤在火墙上，他做完了这些就笑呵呵趴在床边看他的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女儿的脸，然后他抱起了这个小女儿的脚丫亲了。
小女儿嘎嘎大笑，连连挥舞着脚丫踢蹬着，藏进被子里。我深深记得那双洁白可爱的小脚丫，直到今天，如果我去东莞妹妹家，我们还喜欢一起在木桶里泡脚，我看着她的脚，就会想起几乎半个世纪之前那双幼童的脚、被父亲亲了又亲的脚。
不，我没有嫉妒。我只是深深的失落和惊讶。妹妹两岁，那么我五歲。我惊讶于在我的三年或者五年的记忆里从未被父亲或者母亲这样亲吻过。我惊讶妹妹如公主般安然躺着、嘎嘎大笑、肃然坚决收回她的脚，又像女王。
那么就咬一下下。我的父亲对他的小女儿温言软语说。
咬小小一下下？还是大大一下下？我的父亲询问他的小女儿。
小小，啊不行，大大，啊也不行。我的妹妹从会说话开始，用这样的回答对她的父亲，一直到六岁或者七岁，也或者八岁九岁。
小小会更疼，大大呢，当然也疼。这是父亲和他最小的女儿之间的默契亲子游戏，这个游戏奠定了他们二人之间一生的友情和信赖，和爱。
我的眼睛里有淡淡的疼。不，我也爱我的妹妹。但是我也疼，眼睛这颗玻璃球最表层的几乎看不见的膜，它有点沙沙的疼。心这颗红红的肉肉的小球，它最表层的几乎看不见的膜，它有点生生的疼。我感到慌张，我像紧张的猫那样使劲舔了舔嘴唇，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在我家的屋檐下感到世界向四面八方迸溅开，我坐在“空”里，就仿佛那一刻我已然确凿预知到我会是“独自”者，之前是，现在是，将来也许也会是，甚至将来就是。 我废了。我在五岁的时候就废了。我的脸蛋和小脚丫不是用来被亲亲的。我坐在那里，或者走过来，走过去，不是用来被注视的。没有人从外面回来着急地要找到我，张开双臂拥抱我，用眼睛对着我的眼睛说话，问我今天好不好。
那种急切的寻找我，询问我，亲密贴近我，用他或者她的心跳告诉我——我爱你。
多年后我的母亲淡定面对我的问题。我问她，为什么你和爸爸都不亲吻我，而你们是懂得亲吻的。
我的母亲异常淡定，就仿佛早有准备，或者在她的心中我永远只是一个懵懂的孩子，大人很好应对。她说，你的妹妹虽然一生下来又是一个女儿让你的爸爸失望了，但是你的妹妹一出生就整个一张脸是你们奶奶的模样，你的爸爸立刻笑了。
我的母亲接着回答我的质疑，她说，你的姐姐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长女自然得到重视和疼爱，你的姐姐三岁就会简单的加减法，五岁就会复杂的加减法，算术口诀倒背如流，全布尔津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一个天才，你的爸爸去哪家做客都会用自行车带着你的姐姐，让她表演加减法，背诵唐诗。
我的母亲接着说，你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都以为第二个就该是个儿子了，名字都想好了，用浩这个字。你的爸爸看见你是个女儿就很失望。不是他不爱你，是他很失望，所以不想靠近你。你生出来不哭，长大了也不怎么说话，再长大些你总躲着我们……
我作为目睹者，知道人间爱的表达是“父亲亲吻妹妹的小脚丫，妹妹发出嘎嘎的大笑”。这一年秋天，五岁的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横梁上往县中心小学去，我要做一名小学生了。面试的所有问题我都答不上来，老师列在白纸上的几道数学题我也不会。整个夏天母亲和姐姐让我写阿拉伯数字和人口手，而这些阿拉伯数字和人口手老师没让我写，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的父亲是布尔津著名的木匠，大人都认识他，所有人都说这个山东男子又聪慧又忠厚。老师看了看我父亲，笑出了声，他们都没有说什么，我通过了验收，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我有时候和姐姐牵着手去学校，有时候一个坐在父亲自行车的横梁上，一个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有一天我上绘画课的绿色布面画夹，它太大了，我没有把它抱好，父亲的车把被卡住了，于是我们三个全都倒在了大马路边上。
我的父亲非常生气，铁青着脸，他很不耐烦地责怪我为什么不把画夹拿好。我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我惊讶地发现，就连父亲责骂我的时候他的眼睛也不落在我的眼睛里，似乎他坚定宣誓过，既然第二个不是儿子，那么他拒绝注视这个不是儿子的女儿。
我该如何活下去？如果没有亲爱的人的眼睛落进我的眼睛，这个世界对我毫无意义。
三
回忆去到童年，我就又闻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种甜咖啡粉末的味道，它应该是含有可可粉，嗅闻和舔舐起来更像黑巧克力。它们是一小袋一小袋的，我们撕开口，扬起脸，倒在舌尖上。
布尔津的一幢苏式建筑改成的百货公司，圆拱形的高大窗户一直顶到最高，白纱帘，门窗是天蓝色，内墙外墙也是天蓝色，它在我的记忆中向后急遽退去，渐渐灰黑一团，今天我终于把它拉到我近前的阳光里。
于是长长的甬道真切回来了，木地板通通通，我们推开吱呀木头门，从甬道这头走到甬道那头，手摸着玻璃柜台，我们从甬道那头再走回来，也或者走出去，走到大街的光明里。
不，童年和少年里纯真只占百分之八十，在另外的百分之二十里会绞缠有不堪。请宽恕我一切的不贵重。
我们扬起脸，甜的黑的、浓郁香气的咖啡粉末落在舌尖上，这个秘密是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小姑娘告诉我的。她家住在百货公司背后，一个种着蔬菜鲜花果树的土坯院子。百货公司的人图省事，把过期的食品从窗户里扔出来，那是一个狭窄的夹道，我们侧身进去，五彩缤纷琳琅满目，我们吃到了咖啡，吃到了牛奶饼干，吃到了半融的水果硬糖。
布尔津的蓝天金光和微风里，咖啡粉倒入我的舌尖，我灵魂里的不堪，它们就形成了。我挣脱一生，但愿我挣脱了，我真的挣脱了吗。
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小姑娘有一双果子一样圆溜的黑眼睛，她有一个哥哥，午睡的时候脸上盖一本书。我们在她家院子里跳橡皮筋，他就那么脸上盖着一本书、穿着鞋的脚搭在沙发扶手上，假寐。他的身上荡漾着不可捉摸的东西。我又看了他一眼。后来，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他那时候不过十五六岁吧，但已经称为人了。孩子是天使，而人是有邪恶的，所以他被我视为人。我们夏天和秋天还在偶尔去捡咖啡吃，到了冬天他被抓的消息传遍布尔津甚至阿勒泰。百货公司屡屡被盗，他就是那个作案者。
我再也不去那个夹道了。这个人就是从夹道撬开窗子进入百货公司的。今天的我回头看，多么惊悚。
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布尔津有两个著名的儿童傻子，偏偏这两个傻子还是同桌。我和他互相看的時候，我们就觉得地球都不动弹了。为啥不动弹了，不是因为我们自认懦弱，而是我们的面庞和目光，就像河沙一样纯净。所以我们是傻子。天才们的眼睛咕噜噜转动，身体语言可进可退，像是一个圆溜溜的球。
讨好型人格的形成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所以。将军的嫡长孙是家中的掌上珠宝，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讨好任何人。他的爷爷在石河子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人虽然在石河子但往来的都是上层人物。多年后他的爷爷去世，花圈堆满了灵堂。
我的母亲绘声绘色讲，抓了三次放了三次，心服口服率部起义。
他的父亲是我们中学的校长，教政治，我至今记得他讲着课突然从讲台上箭步迈到了窗前，哗地推开木头玻璃窗说，看，改革开放了，新鲜空气进来了。
他家有一棵不很高但非常茂盛的樱桃树。樱桃熟的日子他见人就问你想吃樱桃吗，我明天给你带。
樱桃结得似乎不会太多，他出门前努力多够一些塞到书包里，他的父母和妹妹就总也不能畅快吃上熟得正好的樱桃。于是他就被父亲打了。吃了他的樱桃的孩子回家给家长说这件事。那些家长说，他怎么像一个傻子呢。 他家除了有樱桃宝贝，还有几大本集邮册，是他的父亲的宝贝。我的同桌的思维其实多么深沉广博，徐徐转动，终于从只见绿叶的樱桃树落到了集邮册上。他一天抽几张出来，问同学，你想要吗，我送给你。
他的父亲不仅痛打了他，还让他的母亲带着他一家一家讨要回来。有一些不知所踪，他自己也糊涂了究竟给了谁。他的父亲一声不吭生气，打也打了，对着屁股踢了好几下，然后能怎样呢。那些邮票是他的父亲整个少年青年中年时代的至宝，就轻易地在布尔津的大风中哈哈大笑散尽。
我从生出来就是意外的多余的人。我的讨好型人格的形成论证起来非常清晰。一个可以不存在的人，为了找到存在感，她必须努力靠近某一个人，并用一种方法让这个人的心为她打开，从此果然地喜欢她，愿意贴近她，给她同样热切的关心和爱。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上学途中路过也儿的石河大桥头那个固定的垃圾池，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桥头有个商店，就叫桥头商店。那时候的商店都是国营的，穿蓝布大褂的营业员大大方方往那里一站就很让人仰慕。他们有时候也进进出出，比如把一些垃圾送到桥头下的垃圾池里。
那天我惊喜地发现一沓一沓山西老醋的商标，勾着金边，简直是皇帝金椅的气派。印刷精美。我当时一定是这样判断的。是很罕见的艺术品。我当时一定是这样判断的。所以我把一沓一沓金边商标装进了书包。我飞快地扑进我的校园，进到我的教室，在我的傻子同桌身边坐下，打开书包，站立在自己的座位上，开始了金标大派送。
每一个同学都抢到了一张。我的傻子的名声就在那一天在布尔津上空传扬。
班主任一走进来就神色一变，这是一位俄罗斯和汉人结合的混血姑娘，阿勒泰地区师范学校毕业成为我们的班主任，她有两条非常黑非常粗非常长的大辫子，她是布尔津最美的姑娘，她注定了不久的将来要嫁给一个全布尔津甚至全阿勒泰最帅气最威武的男子。
她使劲闻了闻教室的空气说，谁带醋来了。有人揭发了我，说她把醋的商标带来了一大沓。
全部扔出去！每一个同学走到教室外面，扔掉那一片纸。我也去扔，扔了一沓。
晚上回家我的父亲没有打我，他照常吃了饭就泡脚，听红梅牌收音机里的小说连载广播。我的母亲也没有骂我。就算全布尔津的家长在今夜认为我家出了一个傻子，但是我的父亲母亲不这样认为。我的母亲笑嘻嘻地看着我笑，她说，那个有什么好的，以后不要捡东西，不卫生。
我只当了一个白天的轰轰烈烈的傻子，到了夜里我就不是了。第二天清早我又精神抖擞背着我的沙包和橡皮筋上学去了。我的同桌也忘记了自己是傻子这件事，他开始骑自行车上学了，大梁太高了，他就叉着腿骑，那样子挺傻气。他的自行车路过我的时候，他回头对我一笑。
五
她是我們小学的升旗手，戴着白手套，红色的旗子刷地从她的手中扬出，进行曲轰然奏响，与其说我们密密麻麻方阵里几百个孩子注视的是国旗，不如说我们注视的是她。
她长了一双丹凤眼，柳叶眉，在蓬松金棕的刘海下。她的祖籍是甘肃人，据说她的祖上实际是波斯人，一支神秘失踪的波斯军队，她的皮肤白皙到近乎透明。她在夏天一定穿裙子，金黄色，大红色，艳绿色，天蓝色。她一走进校园，这所被小孩子吵翻天的摇晃的校园就有了定海神针，她娉娉婷婷唇含微笑如奥黛丽郝本那样从所有人的中间走过，是的，她在哪里，哪里就是道路，就是中心，就是舞台。
我的手和脸除了夏天不皴，其他的季节很容易就皴红，因为发痒去抠于是破皮结痂，更加剧了皮肤干裂。冬天的体育课，大雪天，零下四十度，我们在教室里下跳棋，她坐在我对面。她对我说，你用香皂洗手，洗的时候用温水多泡一会儿，然后擦上百雀羚，脸也一样，出门的时候用围巾把脸包住。
她家住在桥头那家商店的旁边，我家在过桥头的河堤下，我们开始结伴放学上学，在桥头那里分开，在桥头那里见面。我有时去她家待一会儿，她有溜冰鞋，她家的后院出去就是巨大的溜冰场，每年的隆冬溜冰场终日发出摩擦声，她溜冰的样子就像一只剪剪的燕子，她是瘦的，她拉着我的手，我就可以也飞起来。
有一年暑假她来我家玩。我家孩子的玩法就是去也儿的石河洗头发，在河边的鹅卵石滩上抱着膝晒太阳，眯着眼睛看河对岸开过来的长途汽车，看荒野上的丘陵，那上面是红柳和野草，乌鸦和水鸥。
她和我一起去河边洗头发。头发晒干了之后，她把金棕色的长发梳成两根麻花辫垂在胸前，然后她说，我们去街上看看吧。
我去储蓄罐里拿出来一些钱，我打算去新华书店买一本五角丛书。我们顺着河堤往大桥上走，爬上大桥，向桥头走，走上大街的柏油马路，往县城的最中心走去，新华书店和电影院是正对着的，百货公司和供销社在旁边，菜市场和医院，母亲的裁缝店，我们的小学校园，都在这里。我问书店的售货员要来最新的五角丛书，我趴在玻璃柜台上翻看起来，我打算看一两页就买下来。她说，你带的钱借给我用一下，我很快回来。
那本五角丛书我打算付钱的时候，才发现我没办法付钱了，她一直没有回来，我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难为情地站在玻璃柜台旁边偷偷地哭了起来。
售货员认识我的母亲，她说，没关系啊，如果你非常想买下这本书，我和你一起去你妈妈的裁缝店拿钱，如果你不想买，也不用难为情啊。
我的母亲笑眯眯替我付了书的钱，就仿佛这是一件极小的事情。我在布尔津的黄昏前倚靠着母亲的裁衣板一直读这本书，我独自从大街上走下河堤回到家里，我的头发还散发着中午河水的味道。
她那天去了哪里？她还记得从我手中取过去的卷成一卷的小小的钞票吗？她是否记挂过我没有钱买书我会怎样？
这些问题我都没有问过她，我们似乎依然在一起上学放学。也似乎后来就不再并肩行走了。
六
我们河堤下的人家，这些手工业劳动者，这些男人，嘿嘿嗨嗨地出力气干活儿，哪一样活儿都要出力气，把粗大的带着树皮的圆木头扛到木工间的电锯子上、把铁皮敲来敲去让它们老老实实成为圆筒状而且不能灌风漏水、把石灰石弄到石灰窑里，想办法动脑子使大力把它们摆得整整齐齐，再把一推车一推车的煤块倒进炉膛里，燃起通天大火、把融化的铁和锡混合的液体倒入模具里，等待鼓风机横空出世…… 我们在明黄色八仙桌上吃晚饭，父亲要再晚些才能回家。那个年代手工业联合社的工人常常加班，突然改革开放可以拿计件工资了，工人们热情很高，有的人一个月的收入比县长都高。大家都说工人阶级是最吃香的，进单位就要进企业，嫁人就要嫁工人，你想想，比县长挣得都多。
我的母亲听见这样的言论笑着撇撇嘴，她对我们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们自个儿把书读好，将来嫁的人不能是靠出苦力气吃饭的，你们的爸爸整天扛木头锯木头，左肩膀和右肩膀都不一般高了，我每天站十几个小时脚脖子和脚背总是肿的，将来我们老了，身体肯定比别人遭罪。
我们姐妹三个是“河堤下的人家”的女儿，我们善于不多言不多语，不往人多的地方去。我们匆匆往县城中心大街去，再匆匆回来，常常顺着大桥下到河堤，沿着河堤回家，因为可以看河水，可以被河堤上的大风吹，可以遇见晚霞中的红蜻蜓绿蜻蜓白水鸥。我们听母亲说这些话，就悄悄放在了心里。
同在河堤上住着的杨大娘的样子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长身玉立，饱满的鹅蛋脸，很白很白，眼睛细眯而且长，说话慢，声音悠扬，动作也慢，就仿佛她既不是家属更不是家属工，她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抱着胳膊发呆一天也是可以的。
我的母亲动作是极快的，两脚踩着自行车就像踩着风火轮，往中心大街上的缝纫店去了。她的剪刀在案板上走过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就像急行军。她拿起饭碗夹一大筷子土豆丝或者大白菜，往嘴里送饭的样子就像马上要去执行非常紧迫重要的任务。
那么我们会喜欢并欣赏杨大娘吗。记忆奇怪地告诉我，我们并不喜欢杨大娘。
我们在童年时代曾经去过杨大娘家。那是一个春节，我们姐妹三个决定把邻居家都走一遍，我们的理想是一个铁皮饼干桶里装满水果糖，另一个铁皮桶里装满牛奶糖。我们走进了杨大娘家，她着实开心，我至今记得她家干净明亮的大炕，我们倚靠在热热的炕沿上。她笑眯眯的眼睛，白白的面庞，柔长的腰身，她给我们拿来糖果和裹了白砂糖颗粒的饼干。我们攥在手里不吃，因为我们要带回家放进铁皮饼干桶。
杨大娘识破了我们，她像女特务一样悠扬而有决断力地说：你们不吃，难道是要带回家给你们的妈妈吃么。
我们三个从此再也不在春节的时候给左邻右舍拜年了。我们的聪慧姐姐说，这个杨大娘很看不起我们呢，其实我们自己也能烤饼干。
姐姐去哈萨克邻居家里借来铁皮的饼干模子，她用老面发面，用牛奶鸡蛋和酥油和面，擀成厚片，用饼干模子扣出一个一个饼干，放进烤箱，最后撒上一层白糖颗粒。
铁烤盘里一个一个金黄的烤饼干，象征着我们战胜了杨大娘对我们的不可言说的轻视。
七
我十五岁那年，考去了省城财贸学校。我的父親吃惊极了，因为我考了那一届初中毕业生的第一名，分数红榜张贴在县委大院里，新的大楼盖到第二层，到处都是砂石，教育局和其他局都还在老平房里工作。
墙是天蓝色的，红榜下围拢着很多孩子和大人，我仰着头看，看见我在第一个位置上，飒爽黑墨写着我的名字我的分数。我仔细地再看清楚，确凿无疑那就是我的考号我的名字我的分数，然后我就离开了人群。
我的父亲又一次成为布尔津的名人。早年是因为我的姐姐是一个天才。十年后是因为他的第二个女儿不仅考上了有干部指标的中专，而且考了个县城全年级第一名。
我的父亲温和地和我说话，虽然眼睛依然没有明确落进我的眼睛，但是他的声音和面容着实太温和了，我就当自己已经人生圆满，得着了我梦寐以求的想要的爱。
我又一次坐在了父亲的自行车上，他买了一袋子高粱饴糖和大白兔糖，他说，走，我们去给你的老师们送糖去。
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父亲的背和我挨得很近，夏日温煦的风，榆树的油绿的叶子，布尔津的黑色柏油马路，蓝天白云，我突然就成了一个大人了，我没有疑惑和哀伤了，我很平和，甚至雍容，几乎可以原谅一切，也坚信自己不会再被不公平对待。
如果这时候因为我的原因而让父亲的自行车倒在街边，他一定会哈哈大笑，并在第一时间查看我是否受伤，拍拍裤子上的灰，把自行车前轮夹在两腿之间，校正车把的水平度，然后我们爽气地接着前进。
我的妹妹生下来就长得像奶奶，这是她必须被疼爱的资本。我的姐姐娇声大气，聪慧玲珑，这是她必须被拥护的资本。我一直到十五岁，考中专考了个全县第一，于是我气定神闲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也许我可以从此被世界所爱了。
第二年我的姐姐考去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我的妹妹考取了阿勒泰地区的重点高中。
八
我们家的小孩都五岁进小学，如果四岁小学也收，那我们就四岁进，因为大人可以专心干更多的体力劳动，为了挣得更多的钱，虽然即使是更多的活儿更多的钱，那钱也并不是多的。
我们有半肥半瘦的羊肉炒土豆炒白菜炒辣椒吃，有牛骨头炖海带汤喝，我们有毛衣穿有棉袄穿有棉胶鞋穿，大人有自行车骑有收音机听，小孩有铅笔和钢笔用，我们甚至可以每个月进一次新华书店，我们买小话书和五角丛书，新年的时候进去买“画张纸”，就是年画，我们不买传统吉祥年画和伟人像，我们买明星照，大大的，贴在石灰白墙上。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穷”是什么意思。也许我们真的是穷的。
我们也不太知道做一个“河堤下人家”的女儿应该怎样的畏缩和窘促。
我们用糊里糊涂保护着自己，其实一心要逃离“命运”。我们一定比别的孩子早熟，早熟的意思就是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但其实早已知道，但故意不知道，于是瞒过了自己瞒过了别人，我们才可以顺利冲出命运围裹。
这样说话有意思么。是的，没意思。但是我在试图说出真相。虽然真相总是令人不寒而栗。真相就是我们河堤下人家的孩子并不想永远住在洪水每年侵扰一遭的河堤下土坯房里，它们看起来甚至就要坍塌，那一带其实是贫民窟，内地来的流民的落脚点。
这样说偏激了，因为我们这一生最爱的就是河堤下土坯围墙的院子和土坯房，也儿的石河的流水声，河岸丘陵和戈壁上野草野花的芳香，大桥上的黄昏夕照，河对面蓝色的远山…… 住在县城中心大街上就一定有意思么，我们如果想去了，骑上自行车五分钟就能到。我们其实从未向往过住在大街上。但是我们向往过什么呢？
是的，我们心底是羡慕的。那些干部的女儿，穿着他们的父母亲去乌鲁木齐出差买回来的漂亮衣裙，她们的麻花辫每天一丝不苟乖巧垂在胸前，她们悠闲淡静，体面雅致，款款走过，比布尔津的风更迷人。她们的手柔软白皙，永远不用走着走着弯腰去捡干树枝，更不懂用勒勒车装上废布条去废品收购站卖这样的事。
这些事没什么不好，我们很喜欢。炉膛里迷人的大火，馒头就要出锅。卖了布条的钱母亲大方地不要，我们用这些钱进新华书店买五角丛书，进供销社买杏干葡萄干。
所有的人都喜欢问：你是谁的孩子？
问清楚了，你就被定性了。
这真压抑。我们假装不懂。后来我们从容离去，用考学这种唯一的方式。
当我们认为考学是唯一的方式的时候，其实突破命运的方式还有几种，这是多年后我们才恍然明白的，比如嫁人。如果我的姐姐没有考上省城重点大学，她会被喜欢她的高中同学娶回家，这个同学的父亲是我们县城人民银行的行长。又过去了很多年，这个同学当上了隔壁县城的人民银行行长。所以我的姐姐并非考学一条出路，她即使考不上学，用嫁人的方式也可以改写命运。
如果我们很早就知道人世的复杂性和坚固性，我们会因为心累而失去奋斗的力量。上天让我们天真到傻气，于是保护了我们。我们那些年除了干家务，大把的时间就是在河堤那条长线上来回走，背诵一切需要記住的课本知识。
并不是每个人家都好运到孩子一个接一个去远方读那种带干部指标包分配的书。我的母亲在一个又一个的盛夏去棉花店弹棉絮，去供销社买大红色的皮箱，她匆忙的身影被人羡慕着，难以言表的失意或是嫉妒，也许也有吧。
我们拿到录取通知书依然是安静的，并不想攻入莫斯科。
县委大楼在我们出去读书的那年彻底建好了，水磨石地面，到处都亮晶晶的，空旷旷的，静悄悄的。在县委上班的人，衣着挺括，神色安然，每人一张红色的大木桌子，两个人一间屋子，来办事的人探头探脑不敢大声说话。
我们的父母亲希望我们读书回来后成为县委大楼中的一员。但是他们一定战战兢兢，如果读书好其实并不难，那么进县委大楼就是登天了。
我们因为知道进县委大楼比登天难，所以我们出去读书就暗暗发誓绝不回来。有一种没有捅破纸的羞辱感，其实一直都有。
杨大娘有一个女儿，名字叫真慧，也是柔软高挑的模样，面庞白净，秀丽娴雅，她高中毕业后去了下面一个公社的中学当代课老师。
九
白天新鲜的牛粪，黄昏前明亮金光里干牛粪燃烧的青烟，它们都是芳香的。三十多年前的我呆呆坐在低矮土坯围墙的院子里一张木头凳子上，布尔津河堤下哈萨克人家的干牛粪青烟整日介轻轻飘荡。我们也如此热爱这一切。
如果我们身上尚有一些突出的优点，令我们端坐的时候自认确然是高贵的，那么牛粪青烟的香气，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嘉奖。我们并不配得着什么，同时我们真心喜欢牛粪。
那个夏天的我，留着齐眉齐耳童花头，穿粉色棉布做的短袖中式领衬衫，配墨绿色百褶裙，白色塑料凉鞋。百褶裙是母亲去乌鲁木齐批发布料拉锁垫肩的时候为我们三姐妹买的，姐姐是纯黑色，妹妹是深红色。
这一年我的妹妹也已经是小学生，她在暑假去了文化馆举办的美术培训班。她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素描用的画架，可以背在肩上。她走在大街上的样子温柔娴静，她至今也是这个性格，她走在大街上目光平直，超然无物。许多年后她成为广东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级经济师和董事会秘书，她温柔里的飒爽，是小时候就有的。我孤僻里的热情，也是小时候就有的。
那个夏天的我正在经历两件事。一件是我积攒的邮票越来越多，我用压岁钱为自己买了一本集邮册，一张一张邮票被我按照收集来的时间顺序夹进塑料膜里。我的第一张邮票是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枚邮票八分钱，我去邮局买上，那颗人造卫星的样子就像舞厅旋转的镭射灯。那是个隆冬，街上的雪一层一层变得很硬，我穿着棉袄戴着棉手套站在绿色邮局柜台前，接过我此生的第一张邮票，我不太有信心我的邮票会达到第一百张甚至第二百张。
我的妹妹走在大街上，就被人告了一状。这个人我们喊她姑姑，因为她和我们父亲的祖籍是一个地方，而且他们是一个姓。但是我们感到困惑，为什么要把一个其实是别人的人喊作姑姑，我们还有一层更深的困惑，为什么一定要亲昵其实并不是真的就喜欢我们的人。
谁会真的喜欢我们？杨大娘不会，称作姑姑的高大富丽的女人不会。我的母亲在缝纫店裁衣板后面很尴尬但努力地笑着。姑姑说，你家小三三走在大街上可高傲了，见了人都不打招呼的。
母亲教育我们，要有礼貌。
我的妹妹说，我真的没有看见。
父亲放下喝粥的碗，笑眯眯对妹妹说，你姑姑不是才给你们姐妹三个送了一些衣服过来么。
那些衣服至今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它们是淡灰色真丝双绉乔其纱的，领子胸前和袖口都绣着粉色的花。我们的父亲拿回家，它们打开在我们的眼前，令我们惊奇极了，因为我们拿它们没办法。
它们太肥大了，高大富丽的姑姑生的三个女儿和她一样高大富丽。它们或者胸前落了几滴油渍，或者背后开了线，我妈的裁缝专业语言叫作扒缝。
母亲说，真丝的。父亲说，很贵的。
我们疑惑地离开那些衣服。衣服收在了我们的大衣柜里。我们有时候去取自己的衣服，就会看见一堆松散的真丝衬衫蓬松在那里。我们谁也不会去穿，连试穿都不会。我们也没办法去扔掉，因为那时候不懂断舍离，一心都是勤俭朴素。
我们要的爱是另一个样子的。在布尔津县我们有一个婶婶，她来我家里就会蹲下来轻柔地和我们说话，然后她去煤房砸煤，每一个铁桶都装满，搁在火炉边。她找出来我们的脏衣服，泡在最大的厚塑料盆里。她去看面发好了没有，系上围裙打开面板揉馒头。我们的母亲黑夜回家，发现衣服全都湿哒哒清新地晾在院子的铁丝上，馒头和炒白菜已经摆在八仙桌上，火炉里的火熊熊燃烧，我们正在安静地写作业，我们的婶婶在炉子边看着沸腾的奶茶。 我们的这个婶婶后来全家回山东老家去了，她走的时候把家里的老猫送到我们怀里，她弯下腰微笑着说，你们照顾它好么。她说着就哭了，但是努力忍着。我们抱着猫儿回家，猫在半途不要我们，它依然回家去了。我们的婶婶后来把这个猫儿交给谁了呢？我们很是牵挂。因为我们太爱这个婶婶了。她并不是我们的亲婶婶，但是我们喊出婶婶二字一点儿也不别扭，因为我们知道她爱我们。
那个我妹妹背着画架挨训的夏天，我正经历两件事，一是邮票越来越多，拥有了集邮册。另一件事是我有了好朋友。
这个对我很重要。我生下来就张开两手两脚对人世要抱抱，我的母亲抱住我，是因为我是婴儿，她必须抱住我。我要的抱抱是我的父亲对我的妹妹的抱抱。是我的母亲对我的姐姐的抱抱。我的母亲抱着姐姐去照相馆照相。我的父亲抱着妹妹去照相馆照相。我从来没有被人抱着照过相，我在相片里总是出现在一家五口的全家福里，群众之一的混混然。
我有了好朋友，这是多么奇异并闪光的事情。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住在我家往中心大街走的半途上，那里有三长排房子，是邮局家属院。他的父亲是邮递员，母亲是供销社的售货员，他们一家人的皮肤都是洁白的，他有个弟弟。他带着弟弟在家门前玩的时候，我正带着我的妹妹从河堤下往大街上走。
如果一个男生不是我的同桌，那么我基本不会和这个男生说任何话。我在班里其实只有一个说话的男生，就是我的同桌——把他父亲的几本集邮册的邮票都送光了的那个男孩。
這个邮递员的儿子名字叫毅。多年后我竟然还记得。我去邮局买邮票，遇见他，他看了看我手上的邮票，然后我们一起肩并肩往家走，走到一半他就到家了，我继续走，一直往河堤去，也就到家了。
然后我们就开启了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的模式。我上学走到一半，准能遇见他。他穿着军便服，斜背着绿书包。放学了如果轮着我做卫生，他就和我一起做，然后我们一起往家走。
那时候有一本杂志叫儿童时代。我的母亲为我们订了一份，我们三姐妹看了后，我就借给他看。他看了之后送还到我们家里来。新的杂志到了，我匆匆读完就带上妹妹把杂志送到他家去。他的母亲是一位柔和安静的女子，对我们很亲切，会拿出沙枣果丹皮塞到我们手里。他在家里和母亲和弟弟安静吃饭的样子挺好看。
十
人世里不光有果丹皮带给我们的快乐，它终究是有烦恼的。我们看见沾着顽固油渍的别人的真丝绣花衬衫奇怪地涌入我家，并碎碎念般地要我们穿起来，这是烦恼。粮食局的局长夫人，高大富丽，因为祖籍和父亲一致，我们就必须凑上去喊姑姑，我们的声音其实怯怯的，这真是令人烦恼啊。
但其实也并没有更多的烦恼。即使我们是“河堤下人家”，但是我们的母亲终于成为县城第一个万元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姐妹三个安安静静，成绩却稳稳当当遥遥领先。我们的父亲，这个资深木匠，他已经停薪留职去当小包工头了，今天禾木和喀纳斯很多木屋还是他当年带着工人建起来的。
我们考出去读书后，只能寒假暑假回来待一阵子。新的烦恼又到来了。我们的母亲喝着奶茶与我们闲聊，她说，真慧太能干了。
真慧是杨大娘的女儿。杨大娘就这一个女儿。母亲曾说，只生一个是挺好的，杨大娘看着比我年轻好多，家务活儿少，所以可以张罗人来家里打麻将牌。
母亲又笑眯眯说，你们三个我都想要，所以我也并不想只生一个。
我和妹妹就长舒一口气，笑嘻嘻起来。我们又觉得神秘和奇怪，我们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钻出来的，那么钻出来之前呢？我们曾经在哪里。还有将来，我们终究是要去哪里。另外，我们为什么而来，就是为了一家人整整齐齐每天晚上坐在灯下喝奶茶？
这些问题是不能问的，不能问大人，更不能问老师。我们的爸爸会浓黑的眉毛立起来，低喝一声：迷信！还不快去写作业背书。
我们的母亲说，县委大楼盖好了，真慧放寒假暑假从公社的中学里回来，她就去县委大楼，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轻轻敲一下门，她问里面的人，有什么活儿你们可以交给我做吗？
母亲向我们再现这个图景，是在教我们一种生存的办法，却令我们三姐妹大大地变了颜色。我们吃惊极了，害怕极了，如果读书毕业后走上社会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介入理想，那简直可以让我们去死。
所以母亲洋洋得意用一种方式启发我们的时候，我们像父亲生气那样阴沉着脸，我们对母亲说，我们不喜欢这样，难道你喜欢吗？难道这不是很羞耻的吗？为什么大人会鼓励孩子这样去做，如果真慧是她妈妈逼她这样做的，那么真慧太可怜了。
母亲讷讷说，杨大娘没有逼真慧这样做，真慧自己去做的。在公社里当代课老师好几年了不能转正，工资少，又没有保障，真慧总要回到县城来的，她想些出路也是对的。你们将来又会怎样呢，其实我和你们的爸爸都不敢想，心里沉沉的，我们是没有背景的人家。
我们的姐姐，一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说，妈你不用怕，我们能够进省城读书就已经是打开了一扇门，我们系主任对我们说，把专业学扎实，好好做人，根本就不怕没有好机遇。每年都会有省城大单位来系里招人，优秀毕业生第一个抢走，我只要保证每学期都考前三名，就能是优秀毕业生。
父亲和母亲那天晚上睡前流下了眼泪，他们半生所经受的苦难，大女儿今晚的一席话就全部消除了。
那么真慧后来怎样了？她走进大理石地面、空空荡荡的县委大楼的大厅和过道，然后一个门一个门轻轻地敲，她像一个日本女子那样轻轻发音：今天有什么忙不过来的事情可以交给我做吗？
一开始她令人诧异，侧目，甚至厌烦。有人私底下打听这个女孩是谁家的孩子。有人回答了，是河堤下修造厂杨家的女儿。问的人就哼了一声。
虽然真慧那么美，她亭亭玉立有一米六五以上的身高，她的小圆脸白皙秀丽，眼泡微肿更显温柔，她的淡褐色的头发扎成一个低低的马尾辫有时落在肩头有时甩在脑后。她是语文老师，所以她可以校对材料，她也是音乐老师，所以她可以组织节目排演。 终于有一天，县委里逢着一个大活动的时候，一个办公室里的一个人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对站在门口的真慧说，你进来，今天活儿很多。
真慧穿着一脚蹬的鹿牌皮鞋走了进去，这一步一迈，她的人生就改写了。
所以母亲要趁着我们都回来的时候，抓紧了为我们上一堂课，以真慧为我们的楷模。
我们拒绝做真慧。同时我们的姐姐安慰了父亲和母亲，她表示她的未来一定很好，根本无需一个门一个门地去敲。
十一
我十岁开始集邮，十五岁考上中专离开家，五年时光，我的集邮册蓦然满满当当，最神气的邮票是一套九张的古代梅花图。凑不够一套我们就会去找人换。我们都把集邮册带到学校来，互相看，遇见喜欢的或者需要配套的，我们就商量用什么办法达成各得所愿。我在很多年后非常善于理财，这不仅是我学的就是财会，而且因为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就相当于进入了邮票交易市场自由互换，从而过早地练就了“人情和生意经的错综使用”。
多年后我遇见我的爱人，他说，你不要混不吝，我不喜欢你混不吝的样子。
有混不吝特征的人往往是经历过什么事，不是苦难，是别的，是什么呢？是打击和落空吧，更准确地说，是背叛和伤害，于是潜意识里不很相信别人，再也不相信。
我人生中最吃惊的遇见就是那个叫毅的男孩。我们在一起过于美好了。没有一个大人，一个老师，一个小孩，会嘲笑我们。天地清明，人间有爱，我们是洁白的一只小飞鸟和另一只小飞鸟，双双叽叽喳喳飞过也儿的石河，又折转回来。我们活在真空里，布尔津的天空和大地保护我们。
初春的时候我们蹲在韭菜地里，他把一棵韭菜周围的土拨拉开，他对我说，你看，其实韭菜已经长得很高了。五月天气暖和了，我们全体都去河岸植树，我和他扛着铁锨往河岸去，他挖坑，我去领来小树苗，我扶着小树苗，他往里面填土，我们用铁桶去河边打水给树浇水。树咕嘟咕嘟喝水的时候，我们吃带来的面包，母亲腌的酸菜，煮鸡蛋。我们在大风里吃得心满意足，喝军用水壶里的温开水。
我那么小就忙得晕头转向，家务活，邮票，儿童时代，作业，每天见面。上学去在教室里肯定见面，但是我们要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做值日。如果学校组织去北河森林里游玩，我们也要一起爬上出发的卡车，丢手绢的游戏也要坐在一起。
十岁到十一岁之间的一种感情，它也只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它的消亡非常迅疾，至今让我回不过神来。我甚至完全不记得最后我们发生了什么，大脑一片空白。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它坚决地没有留存不愉快的画面。
有一天不知為什么，这个叫毅的男孩打了我，敲了我的胳膊或者我的背，我哭了。后来我们似乎和解了。但是某一天他又打了我的胳膊或者我的背。我不仅哭了，还去告了老师。老师训斥了他。
然后我们就不再往来了。仿佛一场大梦。如果我去邮局不小心遇见了他，我们绝不目光对视。如果我放学看见他走在我前面，我就绕到大桥上，走另一条路回家。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是我十七岁的夏天，我马上要读中专三年级，暑假我回布尔津，我要母亲给我做裙子。母亲有厚厚的一摞服装书，上海服饰现代服装什么的，我们三姐妹成天翻开这些书找喜欢的样子。我看中了一条橘色的棉布裙，它的胸前设计了一朵大大的向日葵，是用同色的橘色棉布剪出来花瓣再缝合固定在裙子上的。我的姐姐极尽嘲笑了我的眼光。多年后她还会大笑说，你就喜欢胸前有一朵大花的。
我的母亲很爱我们，她手里的活儿可以干到一百岁，但是她也会抽出时间去供销社给我们挑选布料，回到缝纫店打开我们的布，我们守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我们一个都没有跟随母亲学裁缝手艺，就仿佛我们一旦懂得裁缝手艺是金贵的，我们就去不了更大的世界。我们装糊涂的本事真是一流的。
这条胸前有一朵大大的向日葵的裙子，做得和服装书上的一模一样。我穿上这条裙子，搭配一双黑色的半高跟鹿牌皮鞋，那时候的大女生都穿鹿牌。那时候的高跟鞋很奇怪要钉掌子，就是在后跟上加一块橡胶底，可以避免后跟磨损。我闲闲坐在邮局门前的街边，树荫下是修鞋小铺子，我的黄裙子太亮眼了，我看着布尔津中心大街，大街上的人也会看我一眼，觉得我又熟悉又陌生。
有一个男孩子从自行车上下来，不对，没有下来，就是一只脚搭在地上的那种停法，很帅气。这个男孩骑的自行车是邮局发的，后座上挂着邮包，这个男孩斜跨着邮局发的包，上面有邮政两个大字。这个男孩在五米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我。我穿着黄裙子，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背上，我无意间转头看见一个男孩在看我。
十七岁的我似乎是美丽的，也似乎是平常的。裙子很美丽，胸前的那朵向日葵美丽极了，像是在布尔津天空大地上吮吸索要着能量。我们默默注视了五秒钟，我转回脸，就像我没有认出来此人是谁，也像我压根就忘记了一切，无论美好，还是惊诧的愤怒。
在毅这里我知道了——并不是美好的就是永恒的。但是对我的姐姐好的那个男生，那个未来的隔壁县的人行行长，他们为什么就是美好的并是友情永恒的呢？这样一想我就有些自卑。也许因为我曾经是布尔津著名的傻子儿童，所有我配得的就是一个曾经对我很好的人的拳头。他打我的时候一定这样想：其实你本来就是一个傻子，所以我打你也没有什么错。
我们都有罪。我的罪在将来，在别处。叫毅的男孩因为知道自己有罪，所以会在我们十七岁那年的夏天扭转车把，远远地停在我的对面，注视我。我不看他，不和他说话，他就走了。他高中毕业进邮局工作，他突然就成了大人了。我去了省城，在金光闪闪的学校里读书，拥有干部的身份，这个全布尔津的人都知道，毅也会知道。但是我不觉得这就是毅想再次和我说话的原因。
如果我和他说话了呢。没有如果。就像今天我和爱人，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善良和柔情，不可有些微闪失，因为那后果我们谁也承担不起，那将是覆水难收。
我钉上了鞋跟就骑着自行车往中心大街最著名的凉皮店去了。我的傻子同桌，那个老将军的嫡长孙正在凉皮店等我，我们和一位叫馨儿的女孩和一位叫兆明的男孩一起吃凉皮，吃了凉皮我们去买软包装的苹果饮料，放进车筐里，就往北河大桥开拔了，那里有森林有长河有草原，自行车的大风让我和馨儿长发飘飘，长裙飘荡。我们的笑声就像银铃，一路蔷薇一路歌。 十二
真慧死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去百货公司买了一块羊毛面料，那一年供销社退出历史舞台，百货公司登场。母親带着羊毛面料顺着河堤往东面走，进真慧家。
母亲抱住杨大娘，她们都已经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了。母亲说，一定要节哀啊，保重身体。
杨大娘一夜间一头白发。母亲说，从前我以为伍子胥过不了河一夜白头是夸张，现在我信了。
母亲说，真慧果真进了县委大楼，成为一名正式的干部。她的时运好，那一年新调来的县长也是江苏人，和杨大娘是一个地方的人，就攀了老乡。真慧本来是临时在县委上班，后来就解决了编制。真慧运气就是好，她又去乌鲁木齐读了一个大专，再回来的时候做了团委书记。
感觉不过就是几年的时光，却是真慧的一生一世。突然查出了癌症。这么年轻，谁也不信。真慧死之前对来看望她的领导说，只有一个遗愿，请他们把她的丈夫从公社中学调到县城来。
她的丈夫确实调动到了县城，也进了县委办公大楼，在其中一间办公室端着大茶杯喝茶。真慧走的第三年，她的丈夫结婚了，娶了县长的侄女。
我工作之后的一个春节回到布尔津，发现书架上我的集邮册不见了。母亲说她也不知道啊，谁会动呢，家里谁来过呢，她说她一天从早忙到黑，不可能看着我的集邮册。
我大哭不止，我十岁那个大冬天走进邮局，摘下棉手套，接过我的第一张邮票，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还有我最珍爱的九张一套的古代梅花图，还有更多的记忆，它们全都没有了，消失一空，我终于理解了我的傻子同桌的父亲曾经有过的浓烈而无助的悲伤。
倾注过感情的事物最有可能伤人。混不吝的人不是没有了真感情，而是惧怕捧出真感情。
我的母亲夜里站在书架前发呆，无从想出来究竟这本集邮册是如何消失的。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已经在乌鲁木齐参加了工作，旱涝保收每天端着大茶杯的那种工作待遇。我回布尔津会越来越少。
其实后来的二三十年里我并没有一直坐在有大茶杯的那间办公室里，我在不到三十岁的那年摘下蓝布袖套、推开黑色的大算盘，离开了乌鲁木齐，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中间承受过艰难甚至是苦难，搬了多少个城市多少次家，遇见过几个男人，离开过几个男人。但是我安然活下来了，并终于遇见我永远的爱人。
母亲在二十年后想出来一个弥补的办法，她去土耳其旅游，在那个地中海边的古老城市伊斯坦布尔买了一本装满了外国邮票的邮册。七十岁的她将这本邮册放进今天四十多岁的我的手中。
（责任编辑：王倩茜）
一
我是布尔津“河堤下人家”的女儿。
河堤下住着什么人呢？我仔细回忆，他们今日依然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人家男的是修造厂翻铁砂模具的，比如鼓风机，烧水锅。女的是家属，我们叫她杨大娘。家属并不是每天就在家做饭打毛衣带孩子，家属是要做家属工的。一年里有那么小半年的时间，间或就上工了，系着纱巾肩担铁锨坐上卡车去丘陵下挖黄土，或是在河谷里筛沙子，也去石灰窑卸石灰石，去砖窑卸土坯和搬砖。
我的母亲和这个人家的女人都是家属和家属工，她们最快乐的劳动时光是一起在石灰窑的大火红光里织毛衣。
还有打铁皮的，做铁桶和烟筒。开拖拉机的，在煤矿上班，拖拉机就停在家门前的巷子里，所有的小孩子爬附在上面。我的父亲是个木匠。也就是说，河堤下住的很多是手工业者。
收破烂的，养猪杀猪卖猪肉的，打鱼的，也住在河堤下。那么一溜儿土坯房土坯院墙，洪水每年春上来一次，越过河堤，家家的石灰墙都留着年复一年被水侵扰过的印痕。
一九九〇年代初，我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我的母亲是一名裁缝，她很早就不再做出苦力的家属工了，虽然做裁缝也辛苦，一天站十几个小时裁剪布料，还很费眼睛。母亲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家和裁缝铺，河堤下的小路砂石蹦跳，她的车胎常常就要去补。
我们从会走路开始每天走这条路，进到县城中心大街、回到河堤下的家，就这么来回走，走着走着我们就长成少年了。
少年是危险的，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惊险啊危险啊，因为没有人来教。大人们会教我们放学后一路走着看见干树枝要捡回家引火用，这叫勤劳简朴会过日子。大人们让我们把碗里的每一粒大米饭都吃下去，这叫粒粒皆辛苦，否则呢，天打雷劈。大人们说老大穿旧的老二穿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这是规矩。大人说不要拿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否则警车就大叫着来了。老师们说“告诉我你们的理想”，于是我们一定要热烈地举起胳膊大声喊出来科学家工程师解放军医生。如果喊出来的是别的呢，那你就被“怒其不争”了，同学会鄙视你，老师会很恼火。我喊出来的是卡车司机。
从河堤小路回到家，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去地里摘豆角，茄子，西红柿，辣椒，苦瓜，芹菜，小葱，香菜。在院角的厨房间里敲鸡蛋，一个两个三个。切羊肉片，半肥半瘦。熬一锅绿豆汤，扔进去冰糖疙瘩。蒸一锅大馒头，出锅后装满满一搪瓷盆子。洒水扫院子，红砖道两旁的格桑花艳艳的紫和深粉。也儿的石河嘟嘟囔囔说着话飞快地流走——我们只消站在窗边，窗玻璃开着，就能听见河流说话。
如果我们去到后院，会看见燕子一家在井上的天空盘旋着飞，那里还有一棵黑沙枣树常在风中飒响。不远处是那座石灰窑。母亲很久以来没有在燃烧着通天大火的石灰窑洞里织毛衣了，那是我们很幼小的时候深冬里的记忆——白雪厚而结实，隆冬漫长无比，我们随着母亲在热烘烘的石灰窑洞里，石灰石在烧，它们经过几天几夜的拼命被烧，就成为了洁白的石灰。母亲和杨大娘织着毛衣说话，她们两个都是美的，烫着卷曲的头发，眼睛亮亮的，唇边满是笑意。她们不愁吃不愁喝，男人下班回来甚至带回来劳保手套和别的什么。白线的劳保手套她们拆了打线衫，大人和孩子都穿。那就要很多白线手套。反正线衫就打成了。毛线就去供销社买，男人发的工资匀出来一些买毛线，也买棉花棉布，棉袄棉裤自己做。
二
在我们小的时候，并不知道人世会充斥痛苦。我说的人世，就是布尔津。
我们不知道痛苦是什么，只是偶尔会有失落感或厌烦感，那不是痛苦，因为生命理解力还没达到痛苦那样的深度。
我第一次默默发呆，是因为看见深夜从别人家做客回来的父亲，进门第一件事是趴在床边捉住妹妹的小脚丫放在脸边，紧着又连亲了几口。
那是个冬天，父亲的手和脸都是冰凉的，他的皮帽子挂在墙上的木头挂钩上，他的棉袄挂在另一个木头挂钩上，他的大头皮鞋底沾着硬雪，他费力地脱下鞋子，毛袜子也脱了烤在火墙上，他做完了这些就笑呵呵趴在床边看他的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女儿的脸，然后他抱起了这个小女儿的脚丫亲了。
小女儿嘎嘎大笑，连连挥舞着脚丫踢蹬着，藏进被子里。我深深记得那双洁白可爱的小脚丫，直到今天，如果我去东莞妹妹家，我们还喜欢一起在木桶里泡脚，我看着她的脚，就会想起几乎半个世纪之前那双幼童的脚、被父亲亲了又亲的脚。
不，我没有嫉妒。我只是深深的失落和惊讶。妹妹两岁，那么我五歲。我惊讶于在我的三年或者五年的记忆里从未被父亲或者母亲这样亲吻过。我惊讶妹妹如公主般安然躺着、嘎嘎大笑、肃然坚决收回她的脚，又像女王。
那么就咬一下下。我的父亲对他的小女儿温言软语说。
咬小小一下下？还是大大一下下？我的父亲询问他的小女儿。
小小，啊不行，大大，啊也不行。我的妹妹从会说话开始，用这样的回答对她的父亲，一直到六岁或者七岁，也或者八岁九岁。
小小会更疼，大大呢，当然也疼。这是父亲和他最小的女儿之间的默契亲子游戏，这个游戏奠定了他们二人之间一生的友情和信赖，和爱。
我的眼睛里有淡淡的疼。不，我也爱我的妹妹。但是我也疼，眼睛这颗玻璃球最表层的几乎看不见的膜，它有点沙沙的疼。心这颗红红的肉肉的小球，它最表层的几乎看不见的膜，它有点生生的疼。我感到慌张，我像紧张的猫那样使劲舔了舔嘴唇，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在我家的屋檐下感到世界向四面八方迸溅开，我坐在“空”里，就仿佛那一刻我已然确凿预知到我会是“独自”者，之前是，现在是，将来也许也会是，甚至将来就是。 我废了。我在五岁的时候就废了。我的脸蛋和小脚丫不是用来被亲亲的。我坐在那里，或者走过来，走过去，不是用来被注视的。没有人从外面回来着急地要找到我，张开双臂拥抱我，用眼睛对着我的眼睛说话，问我今天好不好。
那种急切的寻找我，询问我，亲密贴近我，用他或者她的心跳告诉我——我爱你。
多年后我的母亲淡定面对我的问题。我问她，为什么你和爸爸都不亲吻我，而你们是懂得亲吻的。
我的母亲异常淡定，就仿佛早有准备，或者在她的心中我永远只是一个懵懂的孩子，大人很好应对。她说，你的妹妹虽然一生下来又是一个女儿让你的爸爸失望了，但是你的妹妹一出生就整个一张脸是你们奶奶的模样，你的爸爸立刻笑了。
我的母亲接着回答我的质疑，她说，你的姐姐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长女自然得到重视和疼爱，你的姐姐三岁就会简单的加减法，五岁就会复杂的加减法，算术口诀倒背如流，全布尔津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一个天才，你的爸爸去哪家做客都会用自行车带着你的姐姐，让她表演加减法，背诵唐诗。
我的母亲接着说，你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都以为第二个就该是个儿子了，名字都想好了，用浩这个字。你的爸爸看见你是个女儿就很失望。不是他不爱你，是他很失望，所以不想靠近你。你生出来不哭，长大了也不怎么说话，再长大些你总躲着我们……
我作为目睹者，知道人间爱的表达是“父亲亲吻妹妹的小脚丫，妹妹发出嘎嘎的大笑”。这一年秋天，五岁的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横梁上往县中心小学去，我要做一名小学生了。面试的所有问题我都答不上来，老师列在白纸上的几道数学题我也不会。整个夏天母亲和姐姐让我写阿拉伯数字和人口手，而这些阿拉伯数字和人口手老师没让我写，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的父亲是布尔津著名的木匠，大人都认识他，所有人都说这个山东男子又聪慧又忠厚。老师看了看我父亲，笑出了声，他们都没有说什么，我通过了验收，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我有时候和姐姐牵着手去学校，有时候一个坐在父亲自行车的横梁上，一个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有一天我上绘画课的绿色布面画夹，它太大了，我没有把它抱好，父亲的车把被卡住了，于是我们三个全都倒在了大马路边上。
我的父亲非常生气，铁青着脸，他很不耐烦地责怪我为什么不把画夹拿好。我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我惊讶地发现，就连父亲责骂我的时候他的眼睛也不落在我的眼睛里，似乎他坚定宣誓过，既然第二个不是儿子，那么他拒绝注视这个不是儿子的女儿。
我该如何活下去？如果没有亲爱的人的眼睛落进我的眼睛，这个世界对我毫无意义。
三
回忆去到童年，我就又闻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种甜咖啡粉末的味道，它应该是含有可可粉，嗅闻和舔舐起来更像黑巧克力。它们是一小袋一小袋的，我们撕开口，扬起脸，倒在舌尖上。
布尔津的一幢苏式建筑改成的百货公司，圆拱形的高大窗户一直顶到最高，白纱帘，门窗是天蓝色，内墙外墙也是天蓝色，它在我的记忆中向后急遽退去，渐渐灰黑一团，今天我终于把它拉到我近前的阳光里。
于是长长的甬道真切回来了，木地板通通通，我们推开吱呀木头门，从甬道这头走到甬道那头，手摸着玻璃柜台，我们从甬道那头再走回来，也或者走出去，走到大街的光明里。
不，童年和少年里纯真只占百分之八十，在另外的百分之二十里会绞缠有不堪。请宽恕我一切的不贵重。
我们扬起脸，甜的黑的、浓郁香气的咖啡粉末落在舌尖上，这个秘密是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小姑娘告诉我的。她家住在百货公司背后，一个种着蔬菜鲜花果树的土坯院子。百货公司的人图省事，把过期的食品从窗户里扔出来，那是一个狭窄的夹道，我们侧身进去，五彩缤纷琳琅满目，我们吃到了咖啡，吃到了牛奶饼干，吃到了半融的水果硬糖。
布尔津的蓝天金光和微风里，咖啡粉倒入我的舌尖，我灵魂里的不堪，它们就形成了。我挣脱一生，但愿我挣脱了，我真的挣脱了吗。
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小姑娘有一双果子一样圆溜的黑眼睛，她有一个哥哥，午睡的时候脸上盖一本书。我们在她家院子里跳橡皮筋，他就那么脸上盖着一本书、穿着鞋的脚搭在沙发扶手上，假寐。他的身上荡漾着不可捉摸的东西。我又看了他一眼。后来，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他那时候不过十五六岁吧，但已经称为人了。孩子是天使，而人是有邪恶的，所以他被我视为人。我们夏天和秋天还在偶尔去捡咖啡吃，到了冬天他被抓的消息传遍布尔津甚至阿勒泰。百货公司屡屡被盗，他就是那个作案者。
我再也不去那个夹道了。这个人就是从夹道撬开窗子进入百货公司的。今天的我回头看，多么惊悚。
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布尔津有两个著名的儿童傻子，偏偏这两个傻子还是同桌。我和他互相看的時候，我们就觉得地球都不动弹了。为啥不动弹了，不是因为我们自认懦弱，而是我们的面庞和目光，就像河沙一样纯净。所以我们是傻子。天才们的眼睛咕噜噜转动，身体语言可进可退，像是一个圆溜溜的球。
讨好型人格的形成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所以。将军的嫡长孙是家中的掌上珠宝，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讨好任何人。他的爷爷在石河子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人虽然在石河子但往来的都是上层人物。多年后他的爷爷去世，花圈堆满了灵堂。
我的母亲绘声绘色讲，抓了三次放了三次，心服口服率部起义。
他的父亲是我们中学的校长，教政治，我至今记得他讲着课突然从讲台上箭步迈到了窗前，哗地推开木头玻璃窗说，看，改革开放了，新鲜空气进来了。
他家有一棵不很高但非常茂盛的樱桃树。樱桃熟的日子他见人就问你想吃樱桃吗，我明天给你带。
樱桃结得似乎不会太多，他出门前努力多够一些塞到书包里，他的父母和妹妹就总也不能畅快吃上熟得正好的樱桃。于是他就被父亲打了。吃了他的樱桃的孩子回家给家长说这件事。那些家长说，他怎么像一个傻子呢。 他家除了有樱桃宝贝，还有几大本集邮册，是他的父亲的宝贝。我的同桌的思维其实多么深沉广博，徐徐转动，终于从只见绿叶的樱桃树落到了集邮册上。他一天抽几张出来，问同学，你想要吗，我送给你。
他的父亲不仅痛打了他，还让他的母亲带着他一家一家讨要回来。有一些不知所踪，他自己也糊涂了究竟给了谁。他的父亲一声不吭生气，打也打了，对着屁股踢了好几下，然后能怎样呢。那些邮票是他的父亲整个少年青年中年时代的至宝，就轻易地在布尔津的大风中哈哈大笑散尽。
我从生出来就是意外的多余的人。我的讨好型人格的形成论证起来非常清晰。一个可以不存在的人，为了找到存在感，她必须努力靠近某一个人，并用一种方法让这个人的心为她打开，从此果然地喜欢她，愿意贴近她，给她同样热切的关心和爱。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上学途中路过也儿的石河大桥头那个固定的垃圾池，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桥头有个商店，就叫桥头商店。那时候的商店都是国营的，穿蓝布大褂的营业员大大方方往那里一站就很让人仰慕。他们有时候也进进出出，比如把一些垃圾送到桥头下的垃圾池里。
那天我惊喜地发现一沓一沓山西老醋的商标，勾着金边，简直是皇帝金椅的气派。印刷精美。我当时一定是这样判断的。是很罕见的艺术品。我当时一定是这样判断的。所以我把一沓一沓金边商标装进了书包。我飞快地扑进我的校园，进到我的教室，在我的傻子同桌身边坐下，打开书包，站立在自己的座位上，开始了金标大派送。
每一个同学都抢到了一张。我的傻子的名声就在那一天在布尔津上空传扬。
班主任一走进来就神色一变，这是一位俄罗斯和汉人结合的混血姑娘，阿勒泰地区师范学校毕业成为我们的班主任，她有两条非常黑非常粗非常长的大辫子，她是布尔津最美的姑娘，她注定了不久的将来要嫁给一个全布尔津甚至全阿勒泰最帅气最威武的男子。
她使劲闻了闻教室的空气说，谁带醋来了。有人揭发了我，说她把醋的商标带来了一大沓。
全部扔出去！每一个同学走到教室外面，扔掉那一片纸。我也去扔，扔了一沓。
晚上回家我的父亲没有打我，他照常吃了饭就泡脚，听红梅牌收音机里的小说连载广播。我的母亲也没有骂我。就算全布尔津的家长在今夜认为我家出了一个傻子，但是我的父亲母亲不这样认为。我的母亲笑嘻嘻地看着我笑，她说，那个有什么好的，以后不要捡东西，不卫生。
我只当了一个白天的轰轰烈烈的傻子，到了夜里我就不是了。第二天清早我又精神抖擞背着我的沙包和橡皮筋上学去了。我的同桌也忘记了自己是傻子这件事，他开始骑自行车上学了，大梁太高了，他就叉着腿骑，那样子挺傻气。他的自行车路过我的时候，他回头对我一笑。
五
她是我們小学的升旗手，戴着白手套，红色的旗子刷地从她的手中扬出，进行曲轰然奏响，与其说我们密密麻麻方阵里几百个孩子注视的是国旗，不如说我们注视的是她。
她长了一双丹凤眼，柳叶眉，在蓬松金棕的刘海下。她的祖籍是甘肃人，据说她的祖上实际是波斯人，一支神秘失踪的波斯军队，她的皮肤白皙到近乎透明。她在夏天一定穿裙子，金黄色，大红色，艳绿色，天蓝色。她一走进校园，这所被小孩子吵翻天的摇晃的校园就有了定海神针，她娉娉婷婷唇含微笑如奥黛丽郝本那样从所有人的中间走过，是的，她在哪里，哪里就是道路，就是中心，就是舞台。
我的手和脸除了夏天不皴，其他的季节很容易就皴红，因为发痒去抠于是破皮结痂，更加剧了皮肤干裂。冬天的体育课，大雪天，零下四十度，我们在教室里下跳棋，她坐在我对面。她对我说，你用香皂洗手，洗的时候用温水多泡一会儿，然后擦上百雀羚，脸也一样，出门的时候用围巾把脸包住。
她家住在桥头那家商店的旁边，我家在过桥头的河堤下，我们开始结伴放学上学，在桥头那里分开，在桥头那里见面。我有时去她家待一会儿，她有溜冰鞋，她家的后院出去就是巨大的溜冰场，每年的隆冬溜冰场终日发出摩擦声，她溜冰的样子就像一只剪剪的燕子，她是瘦的，她拉着我的手，我就可以也飞起来。
有一年暑假她来我家玩。我家孩子的玩法就是去也儿的石河洗头发，在河边的鹅卵石滩上抱着膝晒太阳，眯着眼睛看河对岸开过来的长途汽车，看荒野上的丘陵，那上面是红柳和野草，乌鸦和水鸥。
她和我一起去河边洗头发。头发晒干了之后，她把金棕色的长发梳成两根麻花辫垂在胸前，然后她说，我们去街上看看吧。
我去储蓄罐里拿出来一些钱，我打算去新华书店买一本五角丛书。我们顺着河堤往大桥上走，爬上大桥，向桥头走，走上大街的柏油马路，往县城的最中心走去，新华书店和电影院是正对着的，百货公司和供销社在旁边，菜市场和医院，母亲的裁缝店，我们的小学校园，都在这里。我问书店的售货员要来最新的五角丛书，我趴在玻璃柜台上翻看起来，我打算看一两页就买下来。她说，你带的钱借给我用一下，我很快回来。
那本五角丛书我打算付钱的时候，才发现我没办法付钱了，她一直没有回来，我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难为情地站在玻璃柜台旁边偷偷地哭了起来。
售货员认识我的母亲，她说，没关系啊，如果你非常想买下这本书，我和你一起去你妈妈的裁缝店拿钱，如果你不想买，也不用难为情啊。
我的母亲笑眯眯替我付了书的钱，就仿佛这是一件极小的事情。我在布尔津的黄昏前倚靠着母亲的裁衣板一直读这本书，我独自从大街上走下河堤回到家里，我的头发还散发着中午河水的味道。
她那天去了哪里？她还记得从我手中取过去的卷成一卷的小小的钞票吗？她是否记挂过我没有钱买书我会怎样？
这些问题我都没有问过她，我们似乎依然在一起上学放学。也似乎后来就不再并肩行走了。
六
我们河堤下的人家，这些手工业劳动者，这些男人，嘿嘿嗨嗨地出力气干活儿，哪一样活儿都要出力气，把粗大的带着树皮的圆木头扛到木工间的电锯子上、把铁皮敲来敲去让它们老老实实成为圆筒状而且不能灌风漏水、把石灰石弄到石灰窑里，想办法动脑子使大力把它们摆得整整齐齐，再把一推车一推车的煤块倒进炉膛里，燃起通天大火、把融化的铁和锡混合的液体倒入模具里，等待鼓风机横空出世…… 我们在明黄色八仙桌上吃晚饭，父亲要再晚些才能回家。那个年代手工业联合社的工人常常加班，突然改革开放可以拿计件工资了，工人们热情很高，有的人一个月的收入比县长都高。大家都说工人阶级是最吃香的，进单位就要进企业，嫁人就要嫁工人，你想想，比县长挣得都多。
我的母亲听见这样的言论笑着撇撇嘴，她对我们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们自个儿把书读好，将来嫁的人不能是靠出苦力气吃饭的，你们的爸爸整天扛木头锯木头，左肩膀和右肩膀都不一般高了，我每天站十几个小时脚脖子和脚背总是肿的，将来我们老了，身体肯定比别人遭罪。
我们姐妹三个是“河堤下的人家”的女儿，我们善于不多言不多语，不往人多的地方去。我们匆匆往县城中心大街去，再匆匆回来，常常顺着大桥下到河堤，沿着河堤回家，因为可以看河水，可以被河堤上的大风吹，可以遇见晚霞中的红蜻蜓绿蜻蜓白水鸥。我们听母亲说这些话，就悄悄放在了心里。
同在河堤上住着的杨大娘的样子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长身玉立，饱满的鹅蛋脸，很白很白，眼睛细眯而且长，说话慢，声音悠扬，动作也慢，就仿佛她既不是家属更不是家属工，她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抱着胳膊发呆一天也是可以的。
我的母亲动作是极快的，两脚踩着自行车就像踩着风火轮，往中心大街上的缝纫店去了。她的剪刀在案板上走过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就像急行军。她拿起饭碗夹一大筷子土豆丝或者大白菜，往嘴里送饭的样子就像马上要去执行非常紧迫重要的任务。
那么我们会喜欢并欣赏杨大娘吗。记忆奇怪地告诉我，我们并不喜欢杨大娘。
我们在童年时代曾经去过杨大娘家。那是一个春节，我们姐妹三个决定把邻居家都走一遍，我们的理想是一个铁皮饼干桶里装满水果糖，另一个铁皮桶里装满牛奶糖。我们走进了杨大娘家，她着实开心，我至今记得她家干净明亮的大炕，我们倚靠在热热的炕沿上。她笑眯眯的眼睛，白白的面庞，柔长的腰身，她给我们拿来糖果和裹了白砂糖颗粒的饼干。我们攥在手里不吃，因为我们要带回家放进铁皮饼干桶。
杨大娘识破了我们，她像女特务一样悠扬而有决断力地说：你们不吃，难道是要带回家给你们的妈妈吃么。
我们三个从此再也不在春节的时候给左邻右舍拜年了。我们的聪慧姐姐说，这个杨大娘很看不起我们呢，其实我们自己也能烤饼干。
姐姐去哈萨克邻居家里借来铁皮的饼干模子，她用老面发面，用牛奶鸡蛋和酥油和面，擀成厚片，用饼干模子扣出一个一个饼干，放进烤箱，最后撒上一层白糖颗粒。
铁烤盘里一个一个金黄的烤饼干，象征着我们战胜了杨大娘对我们的不可言说的轻视。
七
我十五岁那年，考去了省城财贸学校。我的父親吃惊极了，因为我考了那一届初中毕业生的第一名，分数红榜张贴在县委大院里，新的大楼盖到第二层，到处都是砂石，教育局和其他局都还在老平房里工作。
墙是天蓝色的，红榜下围拢着很多孩子和大人，我仰着头看，看见我在第一个位置上，飒爽黑墨写着我的名字我的分数。我仔细地再看清楚，确凿无疑那就是我的考号我的名字我的分数，然后我就离开了人群。
我的父亲又一次成为布尔津的名人。早年是因为我的姐姐是一个天才。十年后是因为他的第二个女儿不仅考上了有干部指标的中专，而且考了个县城全年级第一名。
我的父亲温和地和我说话，虽然眼睛依然没有明确落进我的眼睛，但是他的声音和面容着实太温和了，我就当自己已经人生圆满，得着了我梦寐以求的想要的爱。
我又一次坐在了父亲的自行车上，他买了一袋子高粱饴糖和大白兔糖，他说，走，我们去给你的老师们送糖去。
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父亲的背和我挨得很近，夏日温煦的风，榆树的油绿的叶子，布尔津的黑色柏油马路，蓝天白云，我突然就成了一个大人了，我没有疑惑和哀伤了，我很平和，甚至雍容，几乎可以原谅一切，也坚信自己不会再被不公平对待。
如果这时候因为我的原因而让父亲的自行车倒在街边，他一定会哈哈大笑，并在第一时间查看我是否受伤，拍拍裤子上的灰，把自行车前轮夹在两腿之间，校正车把的水平度，然后我们爽气地接着前进。
我的妹妹生下来就长得像奶奶，这是她必须被疼爱的资本。我的姐姐娇声大气，聪慧玲珑，这是她必须被拥护的资本。我一直到十五岁，考中专考了个全县第一，于是我气定神闲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也许我可以从此被世界所爱了。
第二年我的姐姐考去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我的妹妹考取了阿勒泰地区的重点高中。
八
我们家的小孩都五岁进小学，如果四岁小学也收，那我们就四岁进，因为大人可以专心干更多的体力劳动，为了挣得更多的钱，虽然即使是更多的活儿更多的钱，那钱也并不是多的。
我们有半肥半瘦的羊肉炒土豆炒白菜炒辣椒吃，有牛骨头炖海带汤喝，我们有毛衣穿有棉袄穿有棉胶鞋穿，大人有自行车骑有收音机听，小孩有铅笔和钢笔用，我们甚至可以每个月进一次新华书店，我们买小话书和五角丛书，新年的时候进去买“画张纸”，就是年画，我们不买传统吉祥年画和伟人像，我们买明星照，大大的，贴在石灰白墙上。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穷”是什么意思。也许我们真的是穷的。
我们也不太知道做一个“河堤下人家”的女儿应该怎样的畏缩和窘促。
我们用糊里糊涂保护着自己，其实一心要逃离“命运”。我们一定比别的孩子早熟，早熟的意思就是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但其实早已知道，但故意不知道，于是瞒过了自己瞒过了别人，我们才可以顺利冲出命运围裹。
这样说话有意思么。是的，没意思。但是我在试图说出真相。虽然真相总是令人不寒而栗。真相就是我们河堤下人家的孩子并不想永远住在洪水每年侵扰一遭的河堤下土坯房里，它们看起来甚至就要坍塌，那一带其实是贫民窟，内地来的流民的落脚点。
这样说偏激了，因为我们这一生最爱的就是河堤下土坯围墙的院子和土坯房，也儿的石河的流水声，河岸丘陵和戈壁上野草野花的芳香，大桥上的黄昏夕照，河对面蓝色的远山…… 住在县城中心大街上就一定有意思么，我们如果想去了，骑上自行车五分钟就能到。我们其实从未向往过住在大街上。但是我们向往过什么呢？
是的，我们心底是羡慕的。那些干部的女儿，穿着他们的父母亲去乌鲁木齐出差买回来的漂亮衣裙，她们的麻花辫每天一丝不苟乖巧垂在胸前，她们悠闲淡静，体面雅致，款款走过，比布尔津的风更迷人。她们的手柔软白皙，永远不用走着走着弯腰去捡干树枝，更不懂用勒勒车装上废布条去废品收购站卖这样的事。
这些事没什么不好，我们很喜欢。炉膛里迷人的大火，馒头就要出锅。卖了布条的钱母亲大方地不要，我们用这些钱进新华书店买五角丛书，进供销社买杏干葡萄干。
所有的人都喜欢问：你是谁的孩子？
问清楚了，你就被定性了。
这真压抑。我们假装不懂。后来我们从容离去，用考学这种唯一的方式。
当我们认为考学是唯一的方式的时候，其实突破命运的方式还有几种，这是多年后我们才恍然明白的，比如嫁人。如果我的姐姐没有考上省城重点大学，她会被喜欢她的高中同学娶回家，这个同学的父亲是我们县城人民银行的行长。又过去了很多年，这个同学当上了隔壁县城的人民银行行长。所以我的姐姐并非考学一条出路，她即使考不上学，用嫁人的方式也可以改写命运。
如果我们很早就知道人世的复杂性和坚固性，我们会因为心累而失去奋斗的力量。上天让我们天真到傻气，于是保护了我们。我们那些年除了干家务，大把的时间就是在河堤那条长线上来回走，背诵一切需要記住的课本知识。
并不是每个人家都好运到孩子一个接一个去远方读那种带干部指标包分配的书。我的母亲在一个又一个的盛夏去棉花店弹棉絮，去供销社买大红色的皮箱，她匆忙的身影被人羡慕着，难以言表的失意或是嫉妒，也许也有吧。
我们拿到录取通知书依然是安静的，并不想攻入莫斯科。
县委大楼在我们出去读书的那年彻底建好了，水磨石地面，到处都亮晶晶的，空旷旷的，静悄悄的。在县委上班的人，衣着挺括，神色安然，每人一张红色的大木桌子，两个人一间屋子，来办事的人探头探脑不敢大声说话。
我们的父母亲希望我们读书回来后成为县委大楼中的一员。但是他们一定战战兢兢，如果读书好其实并不难，那么进县委大楼就是登天了。
我们因为知道进县委大楼比登天难，所以我们出去读书就暗暗发誓绝不回来。有一种没有捅破纸的羞辱感，其实一直都有。
杨大娘有一个女儿，名字叫真慧，也是柔软高挑的模样，面庞白净，秀丽娴雅，她高中毕业后去了下面一个公社的中学当代课老师。
九
白天新鲜的牛粪，黄昏前明亮金光里干牛粪燃烧的青烟，它们都是芳香的。三十多年前的我呆呆坐在低矮土坯围墙的院子里一张木头凳子上，布尔津河堤下哈萨克人家的干牛粪青烟整日介轻轻飘荡。我们也如此热爱这一切。
如果我们身上尚有一些突出的优点，令我们端坐的时候自认确然是高贵的，那么牛粪青烟的香气，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嘉奖。我们并不配得着什么，同时我们真心喜欢牛粪。
那个夏天的我，留着齐眉齐耳童花头，穿粉色棉布做的短袖中式领衬衫，配墨绿色百褶裙，白色塑料凉鞋。百褶裙是母亲去乌鲁木齐批发布料拉锁垫肩的时候为我们三姐妹买的，姐姐是纯黑色，妹妹是深红色。
这一年我的妹妹也已经是小学生，她在暑假去了文化馆举办的美术培训班。她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素描用的画架，可以背在肩上。她走在大街上的样子温柔娴静，她至今也是这个性格，她走在大街上目光平直，超然无物。许多年后她成为广东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级经济师和董事会秘书，她温柔里的飒爽，是小时候就有的。我孤僻里的热情，也是小时候就有的。
那个夏天的我正在经历两件事。一件是我积攒的邮票越来越多，我用压岁钱为自己买了一本集邮册，一张一张邮票被我按照收集来的时间顺序夹进塑料膜里。我的第一张邮票是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枚邮票八分钱，我去邮局买上，那颗人造卫星的样子就像舞厅旋转的镭射灯。那是个隆冬，街上的雪一层一层变得很硬，我穿着棉袄戴着棉手套站在绿色邮局柜台前，接过我此生的第一张邮票，我不太有信心我的邮票会达到第一百张甚至第二百张。
我的妹妹走在大街上，就被人告了一状。这个人我们喊她姑姑，因为她和我们父亲的祖籍是一个地方，而且他们是一个姓。但是我们感到困惑，为什么要把一个其实是别人的人喊作姑姑，我们还有一层更深的困惑，为什么一定要亲昵其实并不是真的就喜欢我们的人。
谁会真的喜欢我们？杨大娘不会，称作姑姑的高大富丽的女人不会。我的母亲在缝纫店裁衣板后面很尴尬但努力地笑着。姑姑说，你家小三三走在大街上可高傲了，见了人都不打招呼的。
母亲教育我们，要有礼貌。
我的妹妹说，我真的没有看见。
父亲放下喝粥的碗，笑眯眯对妹妹说，你姑姑不是才给你们姐妹三个送了一些衣服过来么。
那些衣服至今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它们是淡灰色真丝双绉乔其纱的，领子胸前和袖口都绣着粉色的花。我们的父亲拿回家，它们打开在我们的眼前，令我们惊奇极了，因为我们拿它们没办法。
它们太肥大了，高大富丽的姑姑生的三个女儿和她一样高大富丽。它们或者胸前落了几滴油渍，或者背后开了线，我妈的裁缝专业语言叫作扒缝。
母亲说，真丝的。父亲说，很贵的。
我们疑惑地离开那些衣服。衣服收在了我们的大衣柜里。我们有时候去取自己的衣服，就会看见一堆松散的真丝衬衫蓬松在那里。我们谁也不会去穿，连试穿都不会。我们也没办法去扔掉，因为那时候不懂断舍离，一心都是勤俭朴素。
我们要的爱是另一个样子的。在布尔津县我们有一个婶婶，她来我家里就会蹲下来轻柔地和我们说话，然后她去煤房砸煤，每一个铁桶都装满，搁在火炉边。她找出来我们的脏衣服，泡在最大的厚塑料盆里。她去看面发好了没有，系上围裙打开面板揉馒头。我们的母亲黑夜回家，发现衣服全都湿哒哒清新地晾在院子的铁丝上，馒头和炒白菜已经摆在八仙桌上，火炉里的火熊熊燃烧，我们正在安静地写作业，我们的婶婶在炉子边看着沸腾的奶茶。 我们的这个婶婶后来全家回山东老家去了，她走的时候把家里的老猫送到我们怀里，她弯下腰微笑着说，你们照顾它好么。她说着就哭了，但是努力忍着。我们抱着猫儿回家，猫在半途不要我们，它依然回家去了。我们的婶婶后来把这个猫儿交给谁了呢？我们很是牵挂。因为我们太爱这个婶婶了。她并不是我们的亲婶婶，但是我们喊出婶婶二字一点儿也不别扭，因为我们知道她爱我们。
那个我妹妹背着画架挨训的夏天，我正经历两件事，一是邮票越来越多，拥有了集邮册。另一件事是我有了好朋友。
这个对我很重要。我生下来就张开两手两脚对人世要抱抱，我的母亲抱住我，是因为我是婴儿，她必须抱住我。我要的抱抱是我的父亲对我的妹妹的抱抱。是我的母亲对我的姐姐的抱抱。我的母亲抱着姐姐去照相馆照相。我的父亲抱着妹妹去照相馆照相。我从来没有被人抱着照过相，我在相片里总是出现在一家五口的全家福里，群众之一的混混然。
我有了好朋友，这是多么奇异并闪光的事情。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住在我家往中心大街走的半途上，那里有三长排房子，是邮局家属院。他的父亲是邮递员，母亲是供销社的售货员，他们一家人的皮肤都是洁白的，他有个弟弟。他带着弟弟在家门前玩的时候，我正带着我的妹妹从河堤下往大街上走。
如果一个男生不是我的同桌，那么我基本不会和这个男生说任何话。我在班里其实只有一个说话的男生，就是我的同桌——把他父亲的几本集邮册的邮票都送光了的那个男孩。
這个邮递员的儿子名字叫毅。多年后我竟然还记得。我去邮局买邮票，遇见他，他看了看我手上的邮票，然后我们一起肩并肩往家走，走到一半他就到家了，我继续走，一直往河堤去，也就到家了。
然后我们就开启了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的模式。我上学走到一半，准能遇见他。他穿着军便服，斜背着绿书包。放学了如果轮着我做卫生，他就和我一起做，然后我们一起往家走。
那时候有一本杂志叫儿童时代。我的母亲为我们订了一份，我们三姐妹看了后，我就借给他看。他看了之后送还到我们家里来。新的杂志到了，我匆匆读完就带上妹妹把杂志送到他家去。他的母亲是一位柔和安静的女子，对我们很亲切，会拿出沙枣果丹皮塞到我们手里。他在家里和母亲和弟弟安静吃饭的样子挺好看。
十
人世里不光有果丹皮带给我们的快乐，它终究是有烦恼的。我们看见沾着顽固油渍的别人的真丝绣花衬衫奇怪地涌入我家，并碎碎念般地要我们穿起来，这是烦恼。粮食局的局长夫人，高大富丽，因为祖籍和父亲一致，我们就必须凑上去喊姑姑，我们的声音其实怯怯的，这真是令人烦恼啊。
但其实也并没有更多的烦恼。即使我们是“河堤下人家”，但是我们的母亲终于成为县城第一个万元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姐妹三个安安静静，成绩却稳稳当当遥遥领先。我们的父亲，这个资深木匠，他已经停薪留职去当小包工头了，今天禾木和喀纳斯很多木屋还是他当年带着工人建起来的。
我们考出去读书后，只能寒假暑假回来待一阵子。新的烦恼又到来了。我们的母亲喝着奶茶与我们闲聊，她说，真慧太能干了。
真慧是杨大娘的女儿。杨大娘就这一个女儿。母亲曾说，只生一个是挺好的，杨大娘看着比我年轻好多，家务活儿少，所以可以张罗人来家里打麻将牌。
母亲又笑眯眯说，你们三个我都想要，所以我也并不想只生一个。
我和妹妹就长舒一口气，笑嘻嘻起来。我们又觉得神秘和奇怪，我们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钻出来的，那么钻出来之前呢？我们曾经在哪里。还有将来，我们终究是要去哪里。另外，我们为什么而来，就是为了一家人整整齐齐每天晚上坐在灯下喝奶茶？
这些问题是不能问的，不能问大人，更不能问老师。我们的爸爸会浓黑的眉毛立起来，低喝一声：迷信！还不快去写作业背书。
我们的母亲说，县委大楼盖好了，真慧放寒假暑假从公社的中学里回来，她就去县委大楼，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轻轻敲一下门，她问里面的人，有什么活儿你们可以交给我做吗？
母亲向我们再现这个图景，是在教我们一种生存的办法，却令我们三姐妹大大地变了颜色。我们吃惊极了，害怕极了，如果读书毕业后走上社会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介入理想，那简直可以让我们去死。
所以母亲洋洋得意用一种方式启发我们的时候，我们像父亲生气那样阴沉着脸，我们对母亲说，我们不喜欢这样，难道你喜欢吗？难道这不是很羞耻的吗？为什么大人会鼓励孩子这样去做，如果真慧是她妈妈逼她这样做的，那么真慧太可怜了。
母亲讷讷说，杨大娘没有逼真慧这样做，真慧自己去做的。在公社里当代课老师好几年了不能转正，工资少，又没有保障，真慧总要回到县城来的，她想些出路也是对的。你们将来又会怎样呢，其实我和你们的爸爸都不敢想，心里沉沉的，我们是没有背景的人家。
我们的姐姐，一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说，妈你不用怕，我们能够进省城读书就已经是打开了一扇门，我们系主任对我们说，把专业学扎实，好好做人，根本就不怕没有好机遇。每年都会有省城大单位来系里招人，优秀毕业生第一个抢走，我只要保证每学期都考前三名，就能是优秀毕业生。
父亲和母亲那天晚上睡前流下了眼泪，他们半生所经受的苦难，大女儿今晚的一席话就全部消除了。
那么真慧后来怎样了？她走进大理石地面、空空荡荡的县委大楼的大厅和过道，然后一个门一个门轻轻地敲，她像一个日本女子那样轻轻发音：今天有什么忙不过来的事情可以交给我做吗？
一开始她令人诧异，侧目，甚至厌烦。有人私底下打听这个女孩是谁家的孩子。有人回答了，是河堤下修造厂杨家的女儿。问的人就哼了一声。
虽然真慧那么美，她亭亭玉立有一米六五以上的身高，她的小圆脸白皙秀丽，眼泡微肿更显温柔，她的淡褐色的头发扎成一个低低的马尾辫有时落在肩头有时甩在脑后。她是语文老师，所以她可以校对材料，她也是音乐老师，所以她可以组织节目排演。 终于有一天，县委里逢着一个大活动的时候，一个办公室里的一个人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对站在门口的真慧说，你进来，今天活儿很多。
真慧穿着一脚蹬的鹿牌皮鞋走了进去，这一步一迈，她的人生就改写了。
所以母亲要趁着我们都回来的时候，抓紧了为我们上一堂课，以真慧为我们的楷模。
我们拒绝做真慧。同时我们的姐姐安慰了父亲和母亲，她表示她的未来一定很好，根本无需一个门一个门地去敲。
十一
我十岁开始集邮，十五岁考上中专离开家，五年时光，我的集邮册蓦然满满当当，最神气的邮票是一套九张的古代梅花图。凑不够一套我们就会去找人换。我们都把集邮册带到学校来，互相看，遇见喜欢的或者需要配套的，我们就商量用什么办法达成各得所愿。我在很多年后非常善于理财，这不仅是我学的就是财会，而且因为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就相当于进入了邮票交易市场自由互换，从而过早地练就了“人情和生意经的错综使用”。
多年后我遇见我的爱人，他说，你不要混不吝，我不喜欢你混不吝的样子。
有混不吝特征的人往往是经历过什么事，不是苦难，是别的，是什么呢？是打击和落空吧，更准确地说，是背叛和伤害，于是潜意识里不很相信别人，再也不相信。
我人生中最吃惊的遇见就是那个叫毅的男孩。我们在一起过于美好了。没有一个大人，一个老师，一个小孩，会嘲笑我们。天地清明，人间有爱，我们是洁白的一只小飞鸟和另一只小飞鸟，双双叽叽喳喳飞过也儿的石河，又折转回来。我们活在真空里，布尔津的天空和大地保护我们。
初春的时候我们蹲在韭菜地里，他把一棵韭菜周围的土拨拉开，他对我说，你看，其实韭菜已经长得很高了。五月天气暖和了，我们全体都去河岸植树，我和他扛着铁锨往河岸去，他挖坑，我去领来小树苗，我扶着小树苗，他往里面填土，我们用铁桶去河边打水给树浇水。树咕嘟咕嘟喝水的时候，我们吃带来的面包，母亲腌的酸菜，煮鸡蛋。我们在大风里吃得心满意足，喝军用水壶里的温开水。
我那么小就忙得晕头转向，家务活，邮票，儿童时代，作业，每天见面。上学去在教室里肯定见面，但是我们要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做值日。如果学校组织去北河森林里游玩，我们也要一起爬上出发的卡车，丢手绢的游戏也要坐在一起。
十岁到十一岁之间的一种感情，它也只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它的消亡非常迅疾，至今让我回不过神来。我甚至完全不记得最后我们发生了什么，大脑一片空白。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它坚决地没有留存不愉快的画面。
有一天不知為什么，这个叫毅的男孩打了我，敲了我的胳膊或者我的背，我哭了。后来我们似乎和解了。但是某一天他又打了我的胳膊或者我的背。我不仅哭了，还去告了老师。老师训斥了他。
然后我们就不再往来了。仿佛一场大梦。如果我去邮局不小心遇见了他，我们绝不目光对视。如果我放学看见他走在我前面，我就绕到大桥上，走另一条路回家。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是我十七岁的夏天，我马上要读中专三年级，暑假我回布尔津，我要母亲给我做裙子。母亲有厚厚的一摞服装书，上海服饰现代服装什么的，我们三姐妹成天翻开这些书找喜欢的样子。我看中了一条橘色的棉布裙，它的胸前设计了一朵大大的向日葵，是用同色的橘色棉布剪出来花瓣再缝合固定在裙子上的。我的姐姐极尽嘲笑了我的眼光。多年后她还会大笑说，你就喜欢胸前有一朵大花的。
我的母亲很爱我们，她手里的活儿可以干到一百岁，但是她也会抽出时间去供销社给我们挑选布料，回到缝纫店打开我们的布，我们守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我们一个都没有跟随母亲学裁缝手艺，就仿佛我们一旦懂得裁缝手艺是金贵的，我们就去不了更大的世界。我们装糊涂的本事真是一流的。
这条胸前有一朵大大的向日葵的裙子，做得和服装书上的一模一样。我穿上这条裙子，搭配一双黑色的半高跟鹿牌皮鞋，那时候的大女生都穿鹿牌。那时候的高跟鞋很奇怪要钉掌子，就是在后跟上加一块橡胶底，可以避免后跟磨损。我闲闲坐在邮局门前的街边，树荫下是修鞋小铺子，我的黄裙子太亮眼了，我看着布尔津中心大街，大街上的人也会看我一眼，觉得我又熟悉又陌生。
有一个男孩子从自行车上下来，不对，没有下来，就是一只脚搭在地上的那种停法，很帅气。这个男孩骑的自行车是邮局发的，后座上挂着邮包，这个男孩斜跨着邮局发的包，上面有邮政两个大字。这个男孩在五米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我。我穿着黄裙子，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背上，我无意间转头看见一个男孩在看我。
十七岁的我似乎是美丽的，也似乎是平常的。裙子很美丽，胸前的那朵向日葵美丽极了，像是在布尔津天空大地上吮吸索要着能量。我们默默注视了五秒钟，我转回脸，就像我没有认出来此人是谁，也像我压根就忘记了一切，无论美好，还是惊诧的愤怒。
在毅这里我知道了——并不是美好的就是永恒的。但是对我的姐姐好的那个男生，那个未来的隔壁县的人行行长，他们为什么就是美好的并是友情永恒的呢？这样一想我就有些自卑。也许因为我曾经是布尔津著名的傻子儿童，所有我配得的就是一个曾经对我很好的人的拳头。他打我的时候一定这样想：其实你本来就是一个傻子，所以我打你也没有什么错。
我们都有罪。我的罪在将来，在别处。叫毅的男孩因为知道自己有罪，所以会在我们十七岁那年的夏天扭转车把，远远地停在我的对面，注视我。我不看他，不和他说话，他就走了。他高中毕业进邮局工作，他突然就成了大人了。我去了省城，在金光闪闪的学校里读书，拥有干部的身份，这个全布尔津的人都知道，毅也会知道。但是我不觉得这就是毅想再次和我说话的原因。
如果我和他说话了呢。没有如果。就像今天我和爱人，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善良和柔情，不可有些微闪失，因为那后果我们谁也承担不起，那将是覆水难收。
我钉上了鞋跟就骑着自行车往中心大街最著名的凉皮店去了。我的傻子同桌，那个老将军的嫡长孙正在凉皮店等我，我们和一位叫馨儿的女孩和一位叫兆明的男孩一起吃凉皮，吃了凉皮我们去买软包装的苹果饮料，放进车筐里，就往北河大桥开拔了，那里有森林有长河有草原，自行车的大风让我和馨儿长发飘飘，长裙飘荡。我们的笑声就像银铃，一路蔷薇一路歌。 十二
真慧死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去百货公司买了一块羊毛面料，那一年供销社退出历史舞台，百货公司登场。母親带着羊毛面料顺着河堤往东面走，进真慧家。
母亲抱住杨大娘，她们都已经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了。母亲说，一定要节哀啊，保重身体。
杨大娘一夜间一头白发。母亲说，从前我以为伍子胥过不了河一夜白头是夸张，现在我信了。
母亲说，真慧果真进了县委大楼，成为一名正式的干部。她的时运好，那一年新调来的县长也是江苏人，和杨大娘是一个地方的人，就攀了老乡。真慧本来是临时在县委上班，后来就解决了编制。真慧运气就是好，她又去乌鲁木齐读了一个大专，再回来的时候做了团委书记。
感觉不过就是几年的时光，却是真慧的一生一世。突然查出了癌症。这么年轻，谁也不信。真慧死之前对来看望她的领导说，只有一个遗愿，请他们把她的丈夫从公社中学调到县城来。
她的丈夫确实调动到了县城，也进了县委办公大楼，在其中一间办公室端着大茶杯喝茶。真慧走的第三年，她的丈夫结婚了，娶了县长的侄女。
我工作之后的一个春节回到布尔津，发现书架上我的集邮册不见了。母亲说她也不知道啊，谁会动呢，家里谁来过呢，她说她一天从早忙到黑，不可能看着我的集邮册。
我大哭不止，我十岁那个大冬天走进邮局，摘下棉手套，接过我的第一张邮票，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还有我最珍爱的九张一套的古代梅花图，还有更多的记忆，它们全都没有了，消失一空，我终于理解了我的傻子同桌的父亲曾经有过的浓烈而无助的悲伤。
倾注过感情的事物最有可能伤人。混不吝的人不是没有了真感情，而是惧怕捧出真感情。
我的母亲夜里站在书架前发呆，无从想出来究竟这本集邮册是如何消失的。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已经在乌鲁木齐参加了工作，旱涝保收每天端着大茶杯的那种工作待遇。我回布尔津会越来越少。
其实后来的二三十年里我并没有一直坐在有大茶杯的那间办公室里，我在不到三十岁的那年摘下蓝布袖套、推开黑色的大算盘，离开了乌鲁木齐，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中间承受过艰难甚至是苦难，搬了多少个城市多少次家，遇见过几个男人，离开过几个男人。但是我安然活下来了，并终于遇见我永远的爱人。
母亲在二十年后想出来一个弥补的办法，她去土耳其旅游，在那个地中海边的古老城市伊斯坦布尔买了一本装满了外国邮票的邮册。七十岁的她将这本邮册放进今天四十多岁的我的手中。
（责任编辑：王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