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贼，人们不禁想起那些偷人钱物，贼眉鼠眼的角色，但在电影的虚拟世界中却存在着这样的贼，他们在给人们带来愉悦的同时，还会让人产生羡慕之情，这些贼既是电影中的 “雅贼”。他们从社会角落一跃而成为电影中的“英雄”。更是有许多大牌明星，争先恐后，抢着“做贼”。2006年一部小成本制作的中国影片《疯狂的石头》票房收入超过一千五百多万元，更是把国人的目光聚焦到了这些“偷儿”们身上。世界电影史上也曾出现了许多以“小偷”为主角的经典影片，早期的意大利现实主义影片《偷自行车的人》已经成为专家学者们研究的重点。1997年俄罗斯优秀影片《小偷》中的父亲形象同样让观众难以忘怀。也许正是从那时起，银幕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告别了原始“落魄”状况的现代“雅贼”。笔者所谓的“偷盗片”正是对这些以“雅贼”为主角讲述偷窃故事的一类影片的统称，它们并非具体的电影类型但由于其所具有的鲜明特征而受到了电影从业者们的关注及许多制片人的青睐。
　　
　　“英雄”形象彰显正义本色
　　
　　腕戴名贵手表，身着笔挺西装，风流倜傥，谈吐不凡，出入上流社会。这些一身贵族气息的绅士很可能就是行走在“无间道”中的贼。偷盗已经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事业，再也不像意大利影片《警察与小偷》中那般落魄与伤感。偷，对于这些有着高雅品味的贼来说，早就告别了它原有的危害社会和他人的意义而变成一个十分特别的职业，同时这样一个职业如今也已经与现代技术和个人技能密不可分。“雅贼”们在讲究自身技艺的同时也必须能够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特别是电脑技术的运用自如，更使偷东西“游戏”变得更加高深莫测。如《意大利任务》中，小偷们控制了交通灯的显示系统，逼着对手走向已经设计好的陷阱。只是靠电脑技术的运用还并不能完全显示贼精湛的偷窃技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儿，特别是如何在最后关头打开保险柜，更是偷盗的关键。《意大利任务》中女主角为了替父报仇加入了“技艺精良”的偷窃队伍，最后于关键时刻凭着个人的开锁技能成功地截获了大批黄金。
　　“偷盗片”不只强调某个人的技能，它更重视的是集体的智慧与合作。同时，这也是它的最大看点之一——精诚合作。为了表现合作之美，每部“偷盗片”中都至少出现两个贼，他们的任务是在合作中完成周密的计划，无论计划中的哪一环节出现问题，都必将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在美国影片《师奶杀手》中，几个有些愚蠢的小贼在“教授”（汤姆·汉克斯饰演）的带领下，假扮成一支古典音乐演奏团从事偷盗活动，但由于内部成员的不和而导致了整支“队伍”最后的覆灭。
　　这些品味高贵的“雅贼”们并非十恶不赦之人，他们都有七分邪气三分正气，很多偷盗任务也不完全是为了金钱或物质利益，更多的是出于情感原因。美国影片《十一罗汉》中的男主角洗劫赌场的真正目的是赢回前妻的信任。《意大利任务》最后的行动同样是出于感情原因而采取的报复行为。香港影片《绝色神偷》中，几个多年不偷的绝色佳人再次行动也是为了帮助朋友救出昔日的爱人。更有如《宝贝计划》、《抚养亚里桑那》等完全弥漫着人性情感的搞笑片。这些影片中的贼都心存善意，虽身为罪犯但并不伤人，他们只从事与偷有关的事。在关键时刻，还要和真正的坏人划清界线甚至产生冲突。也只有通过这些正义之举才能彰显偷儿们灵魂的高贵，提升他们的“英雄”地位。
　　
　　情感补偿平衡情节发展
　　
　　盗之道非常道，“合理”并不等同于“合法”，虽然存在，却绝非正道。因此，他们每个人都经受着自身高贵理想与邪恶手段之间矛盾的折磨，虽然有着参透人生和偷窃之最高境界的理念，但最终如果不放弃这种行为也必将导致悲惨的结局。为了避免这种合情合理的悲剧发生，导演将尽一切努力让观众看到他们这些“雅贼”们能最终带着不义之财过上幸福生活。如《意大利任务》、《十一罗汉》等片中的主角最后都是金钱美女“双丰收”。这样的结局并不影响观众相信他们已经改过从善的信心，因为他们有了可以为之放弃偷窃的更高目的——他们所收获的情感。
　　偷窃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偷窃者来说，这是生活的惯性，惯性是一种力，而改变这种力必须借助新的力。因此，电影中的偷盗者如果要改变原来的生存方式必须借助一个外力，而真正可以高于金钱和物质的外力无非是世人公认的真挚情感。只有这种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特别是爱情才可能使“浪子回头”，放弃欲望达到情感的平衡而免于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制裁。由于观众才是最后的裁决者，只要观众认为宽恕他们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恶有恶报”的必然法则在这里可以完全无效。这也正符合尤·留里科夫那句话，在道德评价中许多东西都是辩证的，都取决于条件、地点和时间。银幕上的“雅贼”讲信誉、重情意、具有高雅品味。如《纵横四海》中的周润发就是一个能文能武的“艺术之贼”。如此招人喜爱的贼即使犯了不得以的过错还是可以凭借自身的“魅力”获得观众的原谅。
　　“偷盗片”中的贼是普通人的缩影，他们不比我们来得卑贱而必须受到报应，同时也不比我们高贵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谅解。影片中的“雅贼”们虽然生活富足，但大都生活在寂寥之中，他们四处漂泊，形单影只，没有固定的情感寄托，只有共同行窃的伙伴。这也正符合犯罪心理学上对于真正偷窃者的特征分析：“不能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集团成员即为家庭。” 港片《龙凤斗》中的贼公贼婆出于对生活的享受而把偷窃当成了一种乐趣，虽然他们会把偷来的东西全额补偿给失主，但由于二人并无改过之心，影片最后还是让他们的情感不能完满，而终以男主角的死亡而告终。 影片《天下无贼》中，男主角不可能因为一次 “心血来潮”的善事而免于受罚；而女主角因为出于情感的需要（因为她怀孕了，不想让未来的孩子有一对贼父母）决心改邪归正最终获得了导演以及剧中警察的“原谅”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故事这样的结局正是一种情感的平衡。
　　
　　心理认同及兼容性助长贼行其“盗”
　　
　　朗格认为：“艺术是一种技艺……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种表现形式—— 一种诉诸视觉、听觉，甚至诉诸想象的知觉形式，一种能将人类情感的本质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形式。”“偷盗片”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喜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观众对于贼们的心理认同。“偷盗片”中和现实生活取得一致的地方正是它的非二元对立形式，它并不单纯地把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而是让剧中人具有多面的性格，这一点是与现实生活相一致的。个体的性格丰富多样，任何绝对意义上的评判都是脱离真实世界的概念化指定。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都是由两种因素构成，一种是保守而稳定的因素，它控制着人们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制，另一种是激进而不稳定的因素，它助长人们尖锐的和非理性的情绪从而使个人欲望得以宣泄。观众在观看偷盗片的过程，正是他们自身通过一场惊险刺激的偷东西游戏而使非理性欲望得到宣泄的过程。虽然明知偷窃是违法行为，但冒险的愉悦感让观众逃离了法律与道德的限制而站到了偷盗者一边。他们在心理上的这种“出轨”行为正是人类暴力本质的一种体现。
　　现实社会对于个体的尊重恰恰抹煞了人本质上的集体归属感。“偷盗片”的共同特征之一正在于其对团队成员之间真诚互信的褒奖以及集体合作精神的宣扬。这种在当下过多重视“小我”利益的社会中很难实现的东西正是人们十分需要的珍贵品质。正如《小武》导演贾樟柯所说：“人生生活极其相似，就算文化、饮食、传统如何不同，人总得面对一些相同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偷盗这种“行为艺术”的本质正在于其实现了与观众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使得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被压抑和扭曲的非理性欲望得以补偿，集体归属感得以实现。
　　除上述的心理认同，“偷盗片”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其内容和形式的兼容性。“偷盗片”作为一种非类型的类型，一直受到商业电影市场的青睐，很多高票房的作品也始终会有“偷盗片”的身影。它可以与爱情片结合而变得情意绵绵，也可以和悬疑片以及动作片结合而变得惊心动魄。“偷盗片”可以综合各类型片的样式特征，但又不受类型本身的限制。它比爱情片惊险，比动作片智慧，比悬疑片浪漫，比推理片生动，比喜剧片更加耐人寻味，它可以自由地调动各种娱乐元素组合运用。同时，每部成功的“偷盗片”都有其独特之处，许多经典片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如《碟中谍》中“倒吊偷磁盘”，《偷天陷阱》中“躲避红外线”，《纵横四海》中偷钥匙的“轮椅舞”…… 正如萨瓦蒂尼所言：“在经过仔细的思索之后，在电影中，一个镜头之所以值得‘保留’下来，主要是因为‘它能制造一种余音缭绕的效果，而这种余韵会让人回味无穷’”。
　　
　　最后的话
　　
　　偷盗这种犯罪行为成为银幕上不断表现的故事，借助人类的普遍情感，行走在道德的边缘，在博得观众喜爱与同情的同时却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经过艺术的“包装加工”，这些所谓的“雅贼”融合了人性的完美与真实，他们对同伴的真诚，对爱人的执着，甚至对于物质的蔑视可以唤醒人们心中缺失的真善美。我们不能无视“偷盗片”给观众带来的心理满足与艺术美感，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偷盗者“英雄”般的敬仰很可能让观众忽视它的艺术性和虚幻性而受到负面的影响。作为影视从业者和制作人，在认可“偷盗片”类型的特点与优势的同时，必须以更加公正和明晰的眼光来对待这一艺术现象。我们有义务宣扬其内在的真善美之情，同时更应有能力回避其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