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升为他唱歌，姜文为他拍戏
人物简介：
张北海，祖籍山西，1936年生于北平，1949年随家人迁往台湾，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72年定居纽约，在联合国担任翻译和审校工作20多年。著有《美国，八个故事》《人在纽约》《侠隐》等作品。
初见张北海，相约在纽约联合广场的书店里。尽管《环球人物》记者提前10分钟到达，但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还是更早一步抵达约定地点等候。人群中的他，在书架前随意翻阅，头戴米色鸭舌帽，穿着灰色卫衣和牛仔裤，精神矍铄。
张北海在港台地区名气不小，可大陆读者对他并不熟悉。不久前，导演姜文宣布要开拍新片，是继《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后的“北洋三部曲”最后一部，剧本即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消息一出，远在纽约的张北海立刻引起公众好奇。
新侠义和老北京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定居纽约后开始写作。他说自己如果用“文艺”这个名字去从事文艺工作好像太不合适了，于是起了笔名“北海”——正好与他的儿子“南山”相对应。
《侠隐》是张北海从事写作后的第一部小说，讲述民国初年侠客李天然复仇的故事，核心在于当功夫遇到枪炮，江湖恩怨遇到家仇国难时，侠客被赋予了新的定义。张北海说他想在书中呈现“侠之终结”和“老北京的消逝”这两个主题。
张北海笔下的侠客，虽然也能飞檐走壁，却并非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有人说我是打着武侠的旗号反武侠，其实我只是将侠放在现代社会中来演绎，早在上世纪20年代，作家张恨水就在《啼笑因缘》中把侠放在了20世纪的背景下”，张北海说。旧时侠客的武功再厉害，遇到现代枪炮也无能为力，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几十年的武艺，一个子弹就完了”。所以，他让主角在报仇时用了手枪，而且在文中极具深意地向外国人解释 “何为江湖”。
“今天这个时代，功夫似乎成了传说，您如何向外国人解释所谓的江湖？”《环球人物》记者问道。“江湖很复杂，要说清楚你只能音译这两个字，然后附上一页纸的注释;但江湖也很简单，其实每个职业都有一个世界，而侠的世界就是江湖。如果从广义上来说，有学术江湖、政治江湖，甚至你们媒体也有个江湖。今天的时代，尽管没有所谓武林高手，但是侠的精神是有意义的。”张北海说道。
至于书中的另一个主题“老北京的消逝”，张北海似乎花费了更多笔墨。他像画工笔画般细致地描摹老北京，哈德门大街、西四牌楼、干面胡同……每个胡同每条街巷都是那么精确。笔下功夫，都来自少时的记忆，以及长达两年的阅读、研究。他读了好几百本与旧京风物相关的书，光是笔记就整理出六七本，最后才为读者编织出那个栩栩如生的京华梦。
张北海本人就成长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1936年生于北平的一个老派世家。国学功底来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1949年随家人迁往台湾，父亲让他跟着叶嘉莹学国学。“完全是老方法，每天拿着‘四书’背，当时别人只要说出其中任何一句，我就能接下去背完全篇。”
也正是因为这样，不管后来他喝了多少洋墨水，笔下轻松恬淡的文字都透露出他骨子里浓浓的中国气质。
对姜文没有任何要求
从1974年开始，张北海每两年回一次北京。“就算这样，北京的变化还是让我赶不上节奏，老北京的灵魂已经没了。”
有些老习惯他一生未改，比如小酌，再比如吃面食。他喜欢看各类书籍和电影，采访中引经据典，从小说《红楼梦》侃到美剧《广告狂人》。他说自己总是对不知道的事物感兴趣，退休后，还到纽约大学读了5年书，学习纽约的历史文化等。
《侠隐》能成为姜文“北洋三部曲”最后一部，是因为侄女张艾嘉。后者从小就崇拜这个叔叔，两人有共同的朋友和兴趣，并且越来越像父女，总是一起过节、做饭、喝酒和聊天。在同《环球人物》记者的谈话中，张北海亲切地称张艾嘉为“小妹儿”。《侠隐》在大陆出版后，影视公司纷纷找上门，张北海索性让张艾嘉去打理。选来选去，张艾嘉把剧本给了姜文。
因为改编电影，张北海与姜文见过多次。“他告诉我他会专心做这部片子。我说小说是我的作品，电影是你的作品，我没有任何要求，也不怕你去冒险。”
纽约的“蛀虫”
张北海是“老北京”，也是“纽约客”，他最新在大陆出版的一本书就叫《一瓢纽约》。其实写小说之前，张北海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关于美国的散文随笔，从牛仔裤写到摇滚乐，从自己开车的洛杉矶写到搭地铁的纽约，穿梭在历史与现实间。那些文字，吸引了阿城、王安忆、陈丹青等文化名人。陈丹青曾戏称张北海为“纽约的蛀虫”。
“蛀虫”住在纽约艺术气息浓厚的翠贝卡街区，平时很喜欢步行探索曼哈顿。“人们多半熟悉的是世贸中心、帝国大厦等全球著名的天际线，但是我给读者呈现的却是纽约大大小小屋顶上承载着历史的水塔。”他不无自豪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作家阿城也说：“我在张北海的文字中，总能发现自己思维中的空白点。这就是张北海的风度，我迷张北海文字的根本原因，在于迷其风度。”
张北海很喜欢纽约的大中央车站酒吧，手中一杯酒，凭栏眺望下面急急忙忙奔走的人群，“你就知道，不论你多痛苦，下面总有人比你还痛苦;不论你多快乐，下面也会有人觉得他更快乐;不论你多疲倦，下面绝对有人比你更疲倦……然后就像顿悟一样，你突然会有一种出世之感。”
陈升的专辑《六月》中有一首《老嬉皮》，是为张北海而唱：“走在异乡午夜陌生的街道，你低着头微笑着说。百老汇街不懂游子的心情，不如归去……”在走过那么多地方之后，张北海说自己也不清楚哪里是故乡，哪里是他乡，只能说每段经历都对他影响很深。
算起来，张北海离开台湾半世纪、大陆一甲子。他经历了抗战、内战，到美国时，又经历了黑人民权运动、披头士摇滚等一系列的关于战争、种族主义、生活方式的讨论，“这些对我的影响很深，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一个不一样的‘江湖’。”
人物简介：
张北海，祖籍山西，1936年生于北平，1949年随家人迁往台湾，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72年定居纽约，在联合国担任翻译和审校工作20多年。著有《美国，八个故事》《人在纽约》《侠隐》等作品。
初见张北海，相约在纽约联合广场的书店里。尽管《环球人物》记者提前10分钟到达，但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还是更早一步抵达约定地点等候。人群中的他，在书架前随意翻阅，头戴米色鸭舌帽，穿着灰色卫衣和牛仔裤，精神矍铄。
张北海在港台地区名气不小，可大陆读者对他并不熟悉。不久前，导演姜文宣布要开拍新片，是继《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后的“北洋三部曲”最后一部，剧本即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消息一出，远在纽约的张北海立刻引起公众好奇。
新侠义和老北京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定居纽约后开始写作。他说自己如果用“文艺”这个名字去从事文艺工作好像太不合适了，于是起了笔名“北海”——正好与他的儿子“南山”相对应。
《侠隐》是张北海从事写作后的第一部小说，讲述民国初年侠客李天然复仇的故事，核心在于当功夫遇到枪炮，江湖恩怨遇到家仇国难时，侠客被赋予了新的定义。张北海说他想在书中呈现“侠之终结”和“老北京的消逝”这两个主题。
张北海笔下的侠客，虽然也能飞檐走壁，却并非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有人说我是打着武侠的旗号反武侠，其实我只是将侠放在现代社会中来演绎，早在上世纪20年代，作家张恨水就在《啼笑因缘》中把侠放在了20世纪的背景下”，张北海说。旧时侠客的武功再厉害，遇到现代枪炮也无能为力，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几十年的武艺，一个子弹就完了”。所以，他让主角在报仇时用了手枪，而且在文中极具深意地向外国人解释 “何为江湖”。
“今天这个时代，功夫似乎成了传说，您如何向外国人解释所谓的江湖？”《环球人物》记者问道。“江湖很复杂，要说清楚你只能音译这两个字，然后附上一页纸的注释;但江湖也很简单，其实每个职业都有一个世界，而侠的世界就是江湖。如果从广义上来说，有学术江湖、政治江湖，甚至你们媒体也有个江湖。今天的时代，尽管没有所谓武林高手，但是侠的精神是有意义的。”张北海说道。
至于书中的另一个主题“老北京的消逝”，张北海似乎花费了更多笔墨。他像画工笔画般细致地描摹老北京，哈德门大街、西四牌楼、干面胡同……每个胡同每条街巷都是那么精确。笔下功夫，都来自少时的记忆，以及长达两年的阅读、研究。他读了好几百本与旧京风物相关的书，光是笔记就整理出六七本，最后才为读者编织出那个栩栩如生的京华梦。
张北海本人就成长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1936年生于北平的一个老派世家。国学功底来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1949年随家人迁往台湾，父亲让他跟着叶嘉莹学国学。“完全是老方法，每天拿着‘四书’背，当时别人只要说出其中任何一句，我就能接下去背完全篇。”
也正是因为这样，不管后来他喝了多少洋墨水，笔下轻松恬淡的文字都透露出他骨子里浓浓的中国气质。
对姜文没有任何要求
从1974年开始，张北海每两年回一次北京。“就算这样，北京的变化还是让我赶不上节奏，老北京的灵魂已经没了。”
有些老习惯他一生未改，比如小酌，再比如吃面食。他喜欢看各类书籍和电影，采访中引经据典，从小说《红楼梦》侃到美剧《广告狂人》。他说自己总是对不知道的事物感兴趣，退休后，还到纽约大学读了5年书，学习纽约的历史文化等。
《侠隐》能成为姜文“北洋三部曲”最后一部，是因为侄女张艾嘉。后者从小就崇拜这个叔叔，两人有共同的朋友和兴趣，并且越来越像父女，总是一起过节、做饭、喝酒和聊天。在同《环球人物》记者的谈话中，张北海亲切地称张艾嘉为“小妹儿”。《侠隐》在大陆出版后，影视公司纷纷找上门，张北海索性让张艾嘉去打理。选来选去，张艾嘉把剧本给了姜文。
因为改编电影，张北海与姜文见过多次。“他告诉我他会专心做这部片子。我说小说是我的作品，电影是你的作品，我没有任何要求，也不怕你去冒险。”
纽约的“蛀虫”
张北海是“老北京”，也是“纽约客”，他最新在大陆出版的一本书就叫《一瓢纽约》。其实写小说之前，张北海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关于美国的散文随笔，从牛仔裤写到摇滚乐，从自己开车的洛杉矶写到搭地铁的纽约，穿梭在历史与现实间。那些文字，吸引了阿城、王安忆、陈丹青等文化名人。陈丹青曾戏称张北海为“纽约的蛀虫”。
“蛀虫”住在纽约艺术气息浓厚的翠贝卡街区，平时很喜欢步行探索曼哈顿。“人们多半熟悉的是世贸中心、帝国大厦等全球著名的天际线，但是我给读者呈现的却是纽约大大小小屋顶上承载着历史的水塔。”他不无自豪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作家阿城也说：“我在张北海的文字中，总能发现自己思维中的空白点。这就是张北海的风度，我迷张北海文字的根本原因，在于迷其风度。”
张北海很喜欢纽约的大中央车站酒吧，手中一杯酒，凭栏眺望下面急急忙忙奔走的人群，“你就知道，不论你多痛苦，下面总有人比你还痛苦;不论你多快乐，下面也会有人觉得他更快乐;不论你多疲倦，下面绝对有人比你更疲倦……然后就像顿悟一样，你突然会有一种出世之感。”
陈升的专辑《六月》中有一首《老嬉皮》，是为张北海而唱：“走在异乡午夜陌生的街道，你低着头微笑着说。百老汇街不懂游子的心情，不如归去……”在走过那么多地方之后，张北海说自己也不清楚哪里是故乡，哪里是他乡，只能说每段经历都对他影响很深。
算起来，张北海离开台湾半世纪、大陆一甲子。他经历了抗战、内战，到美国时，又经历了黑人民权运动、披头士摇滚等一系列的关于战争、种族主义、生活方式的讨论，“这些对我的影响很深，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一个不一样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