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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美两国已处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之下，这决定了“问题结构解释模式”可适用于中美贸易领域。数据表明，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问题上存在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小于美国。因此，中国在贸易战问题上有更大的权力，占有更大优势。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中美贸易关系迟早将回归稳定。至于目前中国应对贸易战的对策，关键是进一步降低脆弱性，即进一步扩大权力。
关键词：相互依赖关系;中美贸易;敏感性;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768（2020）01-0035-06
回顾历史，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949—1969年的第一个“二十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特点是“敌对”，主要原因是美国支持台湾;二是从1969—1989年的第二个“二十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准联盟”，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都感受到了（前）苏联的威胁;三是从1989—2009年的第三个“二十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特点是“竞争摇摆”，中美是竞争对手，关系时好时坏，摇摆于“敌对”与“准联盟”时期。四是2009年后至今，中美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用中国官方的话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是构建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从而去除恶性竞争。但是，这种共识只是原则性的，要充分贯彻该原则还有相当多的问题要解决。时下，正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就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尽管“皮书数据库”在2018年推出一个专题——《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角度看中美“贸易战”》，但其中的结论是在经贸领域“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远远高于美国”。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美贸易战打响之后的相关数据表明，与“皮书数据库”的结论恰好相反，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小于美国，而不是高于美国。
一、中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
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其经典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认为，衡量两个国家之间是否达到了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的标准有如下三条，缺一不可：一是社会之间是否具有多渠道的联系;二是国家间关系的议程是否包含很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三是军事手段是否是解决两国间问题的有效手段。如果两国之间具有多渠道的联系、两国之间的问题没有等级之分、军事手段不再起主要作用，那么，这两国就存在复合相互依赖关系[1]。
首先，中美社会之间具有多渠道联系。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废除了奥巴马政府与中国签订的100多项对话机制，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签订了更为重要的双边对话机制，包括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全面经济对话机制、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机制、社会和人文对话机制等高级别对话机制。中美两国共同参与了大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众多的跨国公司、宗教团体等在中美之间发挥着“传送带”的作用。中美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也成为中美联系的重要渠道。
其次，中美议题无明确或固定等级。2017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习特会”和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议题广泛，包括经贸问题、两军关系、网络安全、执法、能源、投资、追逃犯罪人员、国际禁毒、跨国犯罪、防止核扩散、遣返非法移民、人文交流、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等。这些议题无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而这意味着中美军事安全并非首要问题。
最后，中美军事力量起着次要作用。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没有美国强大，但中国也是核大国。如果中美两国发生核战争，中国可以“相互确保摧毁”。至于常规战争，也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选项。历史表明，美国是西方列强中唯一没有与中国交战的国家（中国抗美援朝除外）。因此，相对于使用武力而言，中美两国倾向于通过对话、协商、谈判、调停、斡旋、诉讼等途径和平解决争端，这在南海、台湾和朝核问题上均有所体现。
总之，依据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衡量標准，可以判断，中美两国存在复合相互依赖关系，至少近似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正如2018年全球化智库所指出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尽管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但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关系在增长。
二、中美贸易领域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
中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在中美两国间出现的问题上，“问题结构解释模式”比“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更具有解释力。简言之，所谓“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认为，在双边关系中，强大的一方常常在两国间的各问题上占据优势，并且，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权力资源。而“问题结构解释模式”认为，各问题难以有效地联系起来，并且，权力资源不可能轻易转化。因此，美国尽管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美国却不能凭借自己的强大而在中美两国间的各问题上都占据优势。换句话说，要研判谁占据优势，绝不能武断地说谁更强大谁就占优势，而必须依据不同的问题逐个研判。因此，要研判在中美贸易问题上谁占据优势，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来说，要分析中美贸易问题上相互依赖关系的类型，即它是绝对型依赖、均等型依赖，还是非对称型依赖（非对称相互依赖）。
（一）作为分析工具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从依赖的代价来看，敏感性是指一国在试图改变现状之前所受到的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这里的“代价”特指可导致本国脆弱性上升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可导致本国脆弱性上升的因素的影响，并不等于本国脆弱性必然上升。脆弱性是指一国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改变政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受损的程度。这里的“代价”可作通常意义上的理解。敏感性衡量的是一国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国;而脆弱性衡量的是一国为了终止与他国的某种依赖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简言之，敏感性体现的是维持相互依赖关系所需付出的代价;而脆弱性体现的是打破相互依赖关系所需付出的代价。因此，只要处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双方脆弱性大小不一，则它们的这种依赖关系属于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情形下，谁的脆弱性更小，谁的权力就更大。十年前，有国内外学者认为，在经贸领域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有着极大的不对称性，与美国相比，中国处于劣势，换句话说，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2]。但是，今非昔比，事实胜于雄辩。 （二）中美貿易领域美国的敏感性更大
2018年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前，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三大出口国。美国平均每年（近几年）从中国进口5 500亿美元商品，占美国年均全球进口商品总额的22%，而中国平均每年（近几年）从美国进口1 500亿美元商品，占中国年均全球进口商品总额的8%。甚至在刚刚发生贸易战的当年（20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所占美国全部进口商品总额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仍然22%），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额占中国全部进口商品总额的比例略有下降（从8%下降到7%）。这些表明，中美对双边贸易均具有较强的敏感性。显然，美国在试图改变现状之前所受到的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要大于中国。换言之，在双边贸易领域，美国受到的中国强加的可导致美国脆弱性上升的因素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中国受到的美国强加的可导致中国脆弱性上升的因素的影响程度。因此，在双边贸易领域，尽管中美都具有较强敏感性，但相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敏感性更大。但值得注意的是，敏感性更大，并不等于脆弱性就更大或更小。要研究中美贸易领域哪方的权力更大，还得研究哪方的脆弱性更小。
（三）中美贸易战中国的脆弱性更小
为了改变现状（2018年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前的现状），美国发动了中美贸易战（表1）[3]。一方面，从寻求出口替代的代价来看，美国将比中国更大。美国必需出口到中国的商品项目数远远大于中国必需出口到美国的商品。2018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八位码商品8 867项，其中对出口中国的依赖程度达到70%以上的多达1 233项（表2）[3]。相比之下，尽管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额大约占中国出口商品总额的19%，看起来似乎是对美国较为依赖，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于手机（470亿美元）、电脑等，这主要集中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实际上，中国本土企业对美国出口的依赖度较低，其依赖程度达到70%以上的仅有63项（表3）[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依赖程度在10%以下的多达3 128项，但它总共才249亿美元，仅占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额的5%。此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制造业具有全球比较优势。从中国本土17个制造行业来看，除了家具之外，中国的出口依赖度并不高。其中，必需出口国外的仅占13%，87%依赖于国内消费，而其中必需对美国出口的仅占这17个制造行业总产量的2%。
另一方面，从寻求进口替代的代价看，美国也将比中国更大，这已被实践证明。在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之后，2019年上半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与2018年上半年同比下降了31.2%（表4）[4]，而2019年上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额与2018年上半年同比下降的幅度更大。并且，从2019年上半年双方从对方进口商品额下降的比例来看（表5）[4]，中国下降的比例（16.7%）明显低于美国（5.6%）。这说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依赖大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依赖。需要指出的是，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从墨西哥等其他国家的进口额远没有抵消原本从中国进口的那部分，而中国从欧盟、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进口额却部分抵消了原本从美国进口的那部分。综上所述，美国打破中美贸易领域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所需付出的代价大于中国所需付出的代价，因此，尽管中美两国都具有脆弱性，但中国的脆弱性更小。总之，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问题上存在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
三、中美贸易战的非对称权力
如上所述，中美贸易战中国的脆弱性更小，这意味着在该问题上中国的权力大于美国。明白这些道理，有利于我们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一）从打击效果来看，中国的反制更有力
美国发动贸易战后，美国采取扩大覆盖面的极限施压政策。对此，中国不仅同时反制，而且实施精挑细选的巧反制策略。从效果上看，中国的反制更有力。中国在确保国内物价平稳的基础上，已经将美国的诸多商品完全打出了中国市场，相比之下，美国将中国的某项商品完全打出美国市场的为数很少。例如，在中国反制的340亿美元的商品所包括的545项中，已经有50项商品被完全打出了中国市场;在中国反制的160亿美元的商品所包括的333项中，已经有141项商品被完全打出了中国市场;在中国反制的600亿美元的商品中，已有绵羊肉、牛肉、白酒、红酒等多项商品被完全打出了中国市场。此外，相对于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所涉的2 500（340+160+2000）亿美元的商品来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所涉的3 000亿美元的商品对中国更加依赖。具体来说，这3 000亿美元的商品从中国进口的依赖度达到70%以上的就达到692项，较难寻找进口替代（表6）[4]。并且，由于这3 000亿美元商品大部分是消费品，包括手机、电脑、玩具、塑料、家具等，这些商品可替代性较低，对其加征关税势必会提高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
（二）从权力运作空间来看，中国的剩余空间更大
2019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5 500（340+160+2000+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尚未加征关税的商品仅有160亿美元（按照2018年数据计算），主要包括稀土、医药、杂类等商品。而2019年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1 850（340+160+600+7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对从美国进口尚未加征关税的商品尚有478亿美元（按照2018年数据计算），主要包括大豆、冻猪杂碎等商品。因此，从权力运作空间来看，中国的剩余空间是478亿美元商品，美国的剩余空间是160亿美元商品。因此，中国将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果然不出所料，贸易战使美国有些力不从心，它不得不宣布自2019年10月31日起对301条款所加征15%关税的中国进口商品启动关税排除流程。美国利害关系方可提出排除申请，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有关产品的可替代性（来自美国的供应不足）、是否被征收过反倾销反补贴税、是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加征关税造成美国严重的经济损害）或与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相关（进口商品不在“中国制造2025”清单之列）等。如果排除申请得到美国批准，自2019年9月1日起已经加征的关税可以追溯返还。 四、中美贸易战趋势与中国应对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同理，国际经济决定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反作用于国际经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而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度决定了两国政治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就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贸易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就是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的重要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贸易关系在中美整体关系中起着“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不再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却成了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国再度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这说明美国特朗普政府向中国施压的单边主义贸易政策难以改变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賴关系。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中美是合作型对手，而不是战略对手。因此，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中美贸易关系迟早将回归稳定。至于目前中国应对贸易战的对策，关键是进一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即进一步扩大权力。这些措施应该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积极寻求出口替代，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东盟、日本、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我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出口信贷（包括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出口补贴、外汇分红、出口奖励、进出口连锁，或者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设立专门的市场调研结构、设立国际贸易中心、组织交易会、组织贸易代表团和接待来访等。二是积极寻求进口替代，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东盟、日本、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发展生产力。在扩大进口发面，我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降低部分商品进口税率措施，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清理不合理加价;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推进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谈判;创新进口贸易方式，加快复制推广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优化进口通关流程，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收费等。在深化供给侧改革方面，我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推进增长动能转换，以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重点全面提升实体经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现由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转变;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更加注重调动和保护人的积极性;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优化市场供求结构等。三是最大限度地增强我国商品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竞争力。我国应该千方百计地给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减负，例如，实施减税降费、出口信用保险、出口退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提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四是继续深入研究反制清单，精确反击，稳妥推进反制措施。既要将美国对我国依赖较大的出口商品列入反制清单，又要将我国对美国依赖较大的进口商品排除出反制清单。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反击对手。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已处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之下，中美贸易领域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这种非对称关系并非像某些学者所预见的那样中国更加依赖美国，而是美国更加依赖中国，即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小于美国。因此，中国在贸易战问题上有更大的权力，占有更大优势。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加“自信”。但是，我国还必须千方百计地降低自身的脆弱性，从而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贸易战。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5-26.
[2] 陈虹洁.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研究：以中美贸易争端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http：//gss.mof.gov.cn/.
[4] 梁明.中美经贸摩擦形势与政策[R].北京，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专题示范教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
[责任编辑：卢红学]
关键词：相互依赖关系;中美贸易;敏感性;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768（2020）01-0035-06
回顾历史，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949—1969年的第一个“二十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特点是“敌对”，主要原因是美国支持台湾;二是从1969—1989年的第二个“二十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准联盟”，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都感受到了（前）苏联的威胁;三是从1989—2009年的第三个“二十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特点是“竞争摇摆”，中美是竞争对手，关系时好时坏，摇摆于“敌对”与“准联盟”时期。四是2009年后至今，中美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用中国官方的话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是构建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从而去除恶性竞争。但是，这种共识只是原则性的，要充分贯彻该原则还有相当多的问题要解决。时下，正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就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尽管“皮书数据库”在2018年推出一个专题——《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角度看中美“贸易战”》，但其中的结论是在经贸领域“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远远高于美国”。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美贸易战打响之后的相关数据表明，与“皮书数据库”的结论恰好相反，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小于美国，而不是高于美国。
一、中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
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其经典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认为，衡量两个国家之间是否达到了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的标准有如下三条，缺一不可：一是社会之间是否具有多渠道的联系;二是国家间关系的议程是否包含很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三是军事手段是否是解决两国间问题的有效手段。如果两国之间具有多渠道的联系、两国之间的问题没有等级之分、军事手段不再起主要作用，那么，这两国就存在复合相互依赖关系[1]。
首先，中美社会之间具有多渠道联系。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废除了奥巴马政府与中国签订的100多项对话机制，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签订了更为重要的双边对话机制，包括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全面经济对话机制、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机制、社会和人文对话机制等高级别对话机制。中美两国共同参与了大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众多的跨国公司、宗教团体等在中美之间发挥着“传送带”的作用。中美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也成为中美联系的重要渠道。
其次，中美议题无明确或固定等级。2017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习特会”和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议题广泛，包括经贸问题、两军关系、网络安全、执法、能源、投资、追逃犯罪人员、国际禁毒、跨国犯罪、防止核扩散、遣返非法移民、人文交流、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等。这些议题无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而这意味着中美军事安全并非首要问题。
最后，中美军事力量起着次要作用。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没有美国强大，但中国也是核大国。如果中美两国发生核战争，中国可以“相互确保摧毁”。至于常规战争，也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选项。历史表明，美国是西方列强中唯一没有与中国交战的国家（中国抗美援朝除外）。因此，相对于使用武力而言，中美两国倾向于通过对话、协商、谈判、调停、斡旋、诉讼等途径和平解决争端，这在南海、台湾和朝核问题上均有所体现。
总之，依据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衡量標准，可以判断，中美两国存在复合相互依赖关系，至少近似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正如2018年全球化智库所指出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尽管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但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关系在增长。
二、中美贸易领域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
中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在中美两国间出现的问题上，“问题结构解释模式”比“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更具有解释力。简言之，所谓“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认为，在双边关系中，强大的一方常常在两国间的各问题上占据优势，并且，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权力资源。而“问题结构解释模式”认为，各问题难以有效地联系起来，并且，权力资源不可能轻易转化。因此，美国尽管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美国却不能凭借自己的强大而在中美两国间的各问题上都占据优势。换句话说，要研判谁占据优势，绝不能武断地说谁更强大谁就占优势，而必须依据不同的问题逐个研判。因此，要研判在中美贸易问题上谁占据优势，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来说，要分析中美贸易问题上相互依赖关系的类型，即它是绝对型依赖、均等型依赖，还是非对称型依赖（非对称相互依赖）。
（一）作为分析工具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从依赖的代价来看，敏感性是指一国在试图改变现状之前所受到的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这里的“代价”特指可导致本国脆弱性上升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可导致本国脆弱性上升的因素的影响，并不等于本国脆弱性必然上升。脆弱性是指一国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改变政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受损的程度。这里的“代价”可作通常意义上的理解。敏感性衡量的是一国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国;而脆弱性衡量的是一国为了终止与他国的某种依赖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简言之，敏感性体现的是维持相互依赖关系所需付出的代价;而脆弱性体现的是打破相互依赖关系所需付出的代价。因此，只要处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双方脆弱性大小不一，则它们的这种依赖关系属于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情形下，谁的脆弱性更小，谁的权力就更大。十年前，有国内外学者认为，在经贸领域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有着极大的不对称性，与美国相比，中国处于劣势，换句话说，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2]。但是，今非昔比，事实胜于雄辩。 （二）中美貿易领域美国的敏感性更大
2018年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前，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三大出口国。美国平均每年（近几年）从中国进口5 500亿美元商品，占美国年均全球进口商品总额的22%，而中国平均每年（近几年）从美国进口1 500亿美元商品，占中国年均全球进口商品总额的8%。甚至在刚刚发生贸易战的当年（20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所占美国全部进口商品总额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仍然22%），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额占中国全部进口商品总额的比例略有下降（从8%下降到7%）。这些表明，中美对双边贸易均具有较强的敏感性。显然，美国在试图改变现状之前所受到的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要大于中国。换言之，在双边贸易领域，美国受到的中国强加的可导致美国脆弱性上升的因素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中国受到的美国强加的可导致中国脆弱性上升的因素的影响程度。因此，在双边贸易领域，尽管中美都具有较强敏感性，但相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敏感性更大。但值得注意的是，敏感性更大，并不等于脆弱性就更大或更小。要研究中美贸易领域哪方的权力更大，还得研究哪方的脆弱性更小。
（三）中美贸易战中国的脆弱性更小
为了改变现状（2018年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前的现状），美国发动了中美贸易战（表1）[3]。一方面，从寻求出口替代的代价来看，美国将比中国更大。美国必需出口到中国的商品项目数远远大于中国必需出口到美国的商品。2018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八位码商品8 867项，其中对出口中国的依赖程度达到70%以上的多达1 233项（表2）[3]。相比之下，尽管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额大约占中国出口商品总额的19%，看起来似乎是对美国较为依赖，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于手机（470亿美元）、电脑等，这主要集中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实际上，中国本土企业对美国出口的依赖度较低，其依赖程度达到70%以上的仅有63项（表3）[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依赖程度在10%以下的多达3 128项，但它总共才249亿美元，仅占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额的5%。此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制造业具有全球比较优势。从中国本土17个制造行业来看，除了家具之外，中国的出口依赖度并不高。其中，必需出口国外的仅占13%，87%依赖于国内消费，而其中必需对美国出口的仅占这17个制造行业总产量的2%。
另一方面，从寻求进口替代的代价看，美国也将比中国更大，这已被实践证明。在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之后，2019年上半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与2018年上半年同比下降了31.2%（表4）[4]，而2019年上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额与2018年上半年同比下降的幅度更大。并且，从2019年上半年双方从对方进口商品额下降的比例来看（表5）[4]，中国下降的比例（16.7%）明显低于美国（5.6%）。这说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依赖大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依赖。需要指出的是，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从墨西哥等其他国家的进口额远没有抵消原本从中国进口的那部分，而中国从欧盟、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进口额却部分抵消了原本从美国进口的那部分。综上所述，美国打破中美贸易领域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所需付出的代价大于中国所需付出的代价，因此，尽管中美两国都具有脆弱性，但中国的脆弱性更小。总之，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问题上存在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
三、中美贸易战的非对称权力
如上所述，中美贸易战中国的脆弱性更小，这意味着在该问题上中国的权力大于美国。明白这些道理，有利于我们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一）从打击效果来看，中国的反制更有力
美国发动贸易战后，美国采取扩大覆盖面的极限施压政策。对此，中国不仅同时反制，而且实施精挑细选的巧反制策略。从效果上看，中国的反制更有力。中国在确保国内物价平稳的基础上，已经将美国的诸多商品完全打出了中国市场，相比之下，美国将中国的某项商品完全打出美国市场的为数很少。例如，在中国反制的340亿美元的商品所包括的545项中，已经有50项商品被完全打出了中国市场;在中国反制的160亿美元的商品所包括的333项中，已经有141项商品被完全打出了中国市场;在中国反制的600亿美元的商品中，已有绵羊肉、牛肉、白酒、红酒等多项商品被完全打出了中国市场。此外，相对于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所涉的2 500（340+160+2000）亿美元的商品来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所涉的3 000亿美元的商品对中国更加依赖。具体来说，这3 000亿美元的商品从中国进口的依赖度达到70%以上的就达到692项，较难寻找进口替代（表6）[4]。并且，由于这3 000亿美元商品大部分是消费品，包括手机、电脑、玩具、塑料、家具等，这些商品可替代性较低，对其加征关税势必会提高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
（二）从权力运作空间来看，中国的剩余空间更大
2019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5 500（340+160+2000+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尚未加征关税的商品仅有160亿美元（按照2018年数据计算），主要包括稀土、医药、杂类等商品。而2019年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1 850（340+160+600+7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对从美国进口尚未加征关税的商品尚有478亿美元（按照2018年数据计算），主要包括大豆、冻猪杂碎等商品。因此，从权力运作空间来看，中国的剩余空间是478亿美元商品，美国的剩余空间是160亿美元商品。因此，中国将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果然不出所料，贸易战使美国有些力不从心，它不得不宣布自2019年10月31日起对301条款所加征15%关税的中国进口商品启动关税排除流程。美国利害关系方可提出排除申请，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有关产品的可替代性（来自美国的供应不足）、是否被征收过反倾销反补贴税、是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加征关税造成美国严重的经济损害）或与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相关（进口商品不在“中国制造2025”清单之列）等。如果排除申请得到美国批准，自2019年9月1日起已经加征的关税可以追溯返还。 四、中美贸易战趋势与中国应对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同理，国际经济决定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反作用于国际经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而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度决定了两国政治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就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贸易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就是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的重要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贸易关系在中美整体关系中起着“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不再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却成了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国再度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这说明美国特朗普政府向中国施压的单边主义贸易政策难以改变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賴关系。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中美是合作型对手，而不是战略对手。因此，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中美贸易关系迟早将回归稳定。至于目前中国应对贸易战的对策，关键是进一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即进一步扩大权力。这些措施应该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积极寻求出口替代，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东盟、日本、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我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出口信贷（包括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出口补贴、外汇分红、出口奖励、进出口连锁，或者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设立专门的市场调研结构、设立国际贸易中心、组织交易会、组织贸易代表团和接待来访等。二是积极寻求进口替代，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东盟、日本、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发展生产力。在扩大进口发面，我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降低部分商品进口税率措施，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清理不合理加价;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推进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谈判;创新进口贸易方式，加快复制推广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优化进口通关流程，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收费等。在深化供给侧改革方面，我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推进增长动能转换，以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重点全面提升实体经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现由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转变;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更加注重调动和保护人的积极性;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优化市场供求结构等。三是最大限度地增强我国商品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竞争力。我国应该千方百计地给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减负，例如，实施减税降费、出口信用保险、出口退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提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四是继续深入研究反制清单，精确反击，稳妥推进反制措施。既要将美国对我国依赖较大的出口商品列入反制清单，又要将我国对美国依赖较大的进口商品排除出反制清单。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反击对手。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已处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之下，中美贸易领域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这种非对称关系并非像某些学者所预见的那样中国更加依赖美国，而是美国更加依赖中国，即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小于美国。因此，中国在贸易战问题上有更大的权力，占有更大优势。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加“自信”。但是，我国还必须千方百计地降低自身的脆弱性，从而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贸易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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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