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强的故事，因为发生在“未名湖”边，就更容易引发我思考“财富”、“生命”、“自由”这三者间的关系。最初，我只从康德和黑格尔那里知道有这样两条基本原理：（1）自由意志作出的第一次选择是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为了落实它选择了要去落实的那部分自由；（2）为了缓解各个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损害，自由意志之间必须相互尊重，故而自由意志的第一次判断是对全体自由意志的“等度自由”的判断。
　　恰恰在对“等度自由”的现实判断上，人與人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首先是自由意志所在的人身，有财富上的巨大差异，故而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权利，从“起点”开始便极端地不平等。其次，自由意志所在的人身，有能力上的巨大差异，从而即便财富相等的人，他们生活的幸福程度，在“终点”仍会显出极端的不平等。造成这些巨大差异的，是机遇，是“偶然”。惟其如此，自由的心灵才会对“命运”的捉弄深感不平。
　　有时候，高尚的心灵，因为高尚而过快地耗尽了自己所在的身躯；有时候，美好的生命，因为太过美好而难以在我们这个丑陋的世界里生存。存在主义者解释说：“个性”先天的气质不能融入它被抛入的那个“社会”环境，这一冲突太严重的时候，个体生命便“夭折”了。换一个角度看，那些融入了社会的个体生命，可以活得很好，却未必幸福，因为它们已经被抹去了先天的个性。故而，一个变得极端扭曲的社会，足以造就成千上万的疯子，因为有太多的个性难以承受这扭曲。同时，这极端扭曲的社会里成千上万的“正常”个体，到了正常社会里便都是“疯子”。
　　今天，我们的社会被一种称为“财富”的东西，往一种被称为“市场”的方向上格外地扭曲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财富用一种被称为“效率”的筛选机制——“费雪基本方程”描述了这一机制的数学原理——把个性一一加以筛选，留下那些“适存度”较高的，淘汰那些“适存度”较低的。发生这类现象，实在不是效率机制的错误，而是我们的“传统”，基于悠久文化和近代历史方面的理由，因为“道德”缺失，或者道德传统与市场经济的不相适应，没有健康到足以把握效率机制的程度。
　　按照常理，财富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道德也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至少在康德看来，道德是自由意志的选择，也是意志获得了自由的明证。而财富，如果“取之有道”的话，充其量也只是意志获得自由所需要的手段，绝非意志自由的明证。
　　财富推行效率机制的诸种重要后果之一，是医药费用的迅速上升。究其原理，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对自身生命从而对维系生命所需的一切关键性投入品的“需求”，从需求曲线上看，有越来越低的需求弹性。这一历史趋势与我们对其他货品的需求弹性的发展趋势几乎完全相反，因为随着生产和消费技术的进步，以往“不可或缺”的货品，我们对它们的需求都逐渐成为“可以替代”的了。
　　我们对生命以及维系生命的关键性投入的需求的弹性越来越低，意味着分工为我们“供给”生命的关键性投入的医生、护士、药物研制者，他们为自己的劳动索取高额报酬的“市场权力”便越来越大。注意，我在这里使用了“市场权力”——用来刻划“垄断者”把价格提高到平均成本以上的能力的术语。
　　因为，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个体幸福的追求越来越倾向于“个性化”。后者意味着生命本身的个性化，我们不再愿意把个体生命看做是集体生命的分子，不再愿意把集体的生命视为至高无上地凌驾于我们个体生命之上的神圣事物。于是，我们对生命的需求，不再能够被抽象地“集结”为一条市场需求曲线。事实上，每一生命个体都有它自己对自身生命的需求曲线——基于它自己的偏好和收入，从而依赖于它自己的“个体的历史”。经济学教科书里写得明白：当整体需求被切割为个体的时候，需求曲线的弹性就会降低。个性化的需求使每位患者的疾病趋于个性化，并且使每位医生的服务趋于个性化，从而每位医生都面对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的定义。
　　至少在目前，地球上的人类社会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有效抑制上述的垄断者市场权力的竞争机制和技术手段，来缓解医药价格的迅速上涨。故而，随着医药价格的迅速上涨，财富对生命的维系便越来越重要。
　　这样，自由意志便面临着如下的选择：（1）选择追求财富，从而更持久地维系个体生命；（2）选择停止追求财富，从而抑制由追求效率所导致的生命的异化。经济学家常用的“动态优化”理论应当能够定性地为我们画出一条人生轨迹：在人生的哪些阶段我们最好是追求财富，在人生的哪些阶段我们最好是停止追求财富，以及更重要的，在人生的哪些阶段，我们最好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倪强或许是幸福的，因为他虽然被财富缩短了生命，但他没有为财富而缩短生命。不为财富和生命所累的心灵，始终是自由心灵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