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婚姻是件可量化的事情，听上去或许有些刺耳，然而，“择偶条件”却是任何历史时期都始终如一的存在——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但却从未缺席。
　　民国时期：有文化、不裹脚、身家要清白
　　“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这是《礼记》中关于婚姻的描述——结婚是为了家族，因此择偶时门当户对最重要，人们首先要考虑对方的阶级、财力和地位。对于婚姻的这个观念延续了数千年，直至清末民初时才有所解冻。
　　1902年6月26日，天津法租界的街头，报童挥舞着创刊刚满10天的《大公报》向往来的女士先生兜售。这份以“开风气，启民智”为宗旨的报纸，在第七版刊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
　　“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是天足；二是通晓中西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
　　在当时，通过报纸杂志公开征婚被认为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行为，人们开始为了自己而非家族择偶。而这则广告中对于传统的门户只字未提，强调的是不裹小脚、知书达理。
　　据统计，1902年至1937年，《大公报》共刊载了81则征婚广告。通过这些“豆腐块”可以发现：年龄是必然会交代的，同时，无论男女都愿意提及自己的教育程度，海外归来或受过中、高等教育都是加分项。人们还会介绍自己“有高尚职业”“月入丰厚”，希望对方“品貌优良”“身家清白”，偶尔还会有人将择偶标准扩大到“健康美”“有创新精神”“富革命思想”等具有时代特色的条件上。
　　共和国初期：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最重要
　　1949年初，东北人王玉芬和朱城碧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结为夫妻。这是桩包办婚姻，所组成的却并非“落后家庭”。
　　女方出自农村，没文化但身板好，耕田修渠不输男性；男方来自城市，高小毕业后在新中国的政府里当办事员，并且在积极争取入党。这些条件在人人争当劳动模范、工作积极分子的年代，就连保媒的人都要强调再三。
　　上海社会科学院让会学者徐安琪等人在对不同年代择偶标准差异的统计中显示，1948年到1966年间，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的重要性要高于学历、职业、籍贯。这一特点在1966年之后，则变得更为明显。
　　对经济条件的愈加重视，对个人魅力、品性趣味的关注，在社会学家徐安琪看来是对特殊年代的禁欲主义以及“革命化”“阶级化”恋爱观的历史纠正，可以说是“人性的复归”。
　　互联网时代：要求越来越多的同时，憧憬爱情
　　“北方姑娘，1987年出生，一米六五身材匀称。大眼睛双眼皮，本人比相片耐看。京户，未婚单身。北京前几名的大学本科毕业，外企工作，月薪万元。出生在幸福传统的教师家庭，一线城市长大，父母已退休。通情达理，好相處。姐姐姐夫均在京知名企业工作。我性格开朗，稳重靠谱。待人真诚，乐于助人。理性，有点慢热。喜欢看书，听音乐，看电视，健身等。一周两次健身，一年一至两次旅游。感情经历简单。希望你人品好，有担当，身体健康。身高一米七以上，年龄不要比我小。城市家庭，未婚单身，与我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和家庭背景，感情经历简单，无不良嗜好，无去夜店约炮经历。希望你的条件与本人条件基本相当或略高。”
　　这是一条发在“水木清华”论坛上的热门征婚帖，它也反映了这个互联网时代人们择偶条件的特征：生活形态越来越多元，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月入万元”是大城市的标配，“有房”则几乎是所有人都关心的硬指标；相貌仍在基本要求之列，但是生活情趣、兴趣爱好、星座甚至性能力都变成了新时代的择偶条件。
　　“世纪佳缘”的2015～2016年度婚恋报告显示，当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责任”是双方最为在意的事情。与此同时，女性始终关心“安全感”，男性更注重“理解”。无论是“责任”“安全感”还是“理解”，都指向了“稳定”，正如上则征婚启事中所言——“希望你的条件与本人条件基本相当或略高”。
　　徐安琪认为：在社会分化加剧、各种风险增加的今天，人们的择偶态度趋向理性化，这也是人们应对房价飞涨、经济波动、生存压力增大时的策略，“但这并不表明人们不再憧憬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