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火车票限价有利有弊”、“坚决捍卫商品房市场” 每一个足以牵动亿万人神经的言论，都出于同一人之口，这个人就是茅于轼。作为当代中国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人称他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也同样有人将其言论斥为“罔顾民意”。尽管每一次的直抒己见都会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但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似乎越战越勇。
　　
　　不能说，非要说；不能
　　做，非要做。”这是一些媒体对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评论。确实，茅于轼这几年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在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遭到“炮轰”。但他依然故我，坚持着最初的经济理想——“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
　　
　　为富人说话
　　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每一次出现几乎都会带来一场论战。从建议取消“经适房”，到廉租房无厕论，从反对家电下乡，到提倡为富人减税，他的诸多观点都曾被外界打上“为富人说话”的标签。对于可能招致的攻击，茅于轼心如明镜，多年前的一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就成为他的回应。在茅于轼看来，因为所有人的权利都应该被保护，哪怕是富人，以前富人也被打倒过，被消灭，但事实证明那样是行不通的。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为穷人说话的人那么多，多一个少一个不很关键。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因为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
　　
　　为穷人办事
　　虽然博客上少不了谩骂与攻击的跟帖，但茅于轼几乎从不删帖，因为在他看来，骂人也是一种权利，“粗鲁，但应尊重。”
　　“讨厌我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贪官污吏，一种就是不明白的人。我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却以为我在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样的人是不明白的人，是糊涂人，这种人应该说是相当多的。”虽然感叹于自己的被误解，但茅于轼也在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兑现“为穷人办事”的承诺。
　　1929年1月14日，茅于轼出生于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1993年，退休后的茅于轼与制度经济学家盛洪等人创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为中国民间智库的先行者。这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研究机构。他还创办了“扶贫基金”、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以便“为穷人办事”。
　　让“穷人拥有自己的银行”，一直是茅于轼的一个梦想。早在10多年前，他就以运作私人资本的方式，从事小额贷款扶贫工作。现在，这一梦想越来越接近现实。对于外界的质疑，他表示：“不在乎，已经习惯了。”
　　茅于轼从事小额贷款活动，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1992年，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一个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受到茅于轼的资助。后来，这个孩子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到龙水头村还有更困难的学生。当时，茅于轼已经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农村。“两个半农民养活一个城市人，中国农民不脱贫，中国人怎么能走向共同富裕？”这是茅于轼最朴素的想法。他认为：“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劳动、生产的能力，却没有生产的资金。”于是，设立一个民间互助基金会的想法产生了。
　　现在，龙水头村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茅于轼。但早年间，有人叫不清他的名字，干脆叫他“茅委员”，后来才被他更正为“茅先生”。
　　
　　“让更多的人增加快乐”
　　“我们活在世上到底为什么？”“就是为了享受人生。”茅于轼的答案很简单。虽然已年届八旬，但茅于轼每天都很快乐。
　　相当长一段时间，茅于轼的文章不断影响着更多的人群。他从经济学的思维出发，对中国人的未来精神世界进行了严肃的探索。有人认为茅于轼的经济学体现了对平民阶层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被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
　　“大家不要做傻瓜，要享受人生和帮助别人享受人生，这是最高原则。”茅于轼先生说，经济学只研究财富的生产，可是他发现光是财富的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人均财富增加了，可为什么人们的快乐感、满足感有时却减少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他认为和谐社会要研究快乐的最大化，而不是财富的最大化，必须转变这个观念。“我们从小到大只学习怎么赚钱，老师也从来没有教过如何让自己快乐，因为老师也不懂，所以我们从来不知道如何得到快乐和帮助别人快乐，其实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课。”
　　如何使自己快乐也帮助别人快乐？茅于轼先生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千万不能做自己痛苦别人也痛苦的事，例如跟人交谈要多表扬，用表扬的方式批评，善意的批评，让对方被批评了还觉得高兴，这才是最大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