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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敦煌写卷中彦熙的作品保存较少，主要为两件，即P.3276V《常定政事楼厅》及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此两篇乃西行取经僧人所作，关于其创作年代，学界仍不太清晰。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常定政事楼厅》当写作于后唐天成四年（929）初春；《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当写作于长兴二年（931）到清泰二年（935）间。
关键词： 彦熙 P.3276V P.2605 年代
敦煌僻处中国的西北边陲，远不及中原地区的繁华兴盛，却有特殊条件。就地理环境言：位居甘肃河西的突出部位，正是从中国前往亚洲内陆的出口，古来即为中西交通要道、胡汉杂处之地，就历史背景言：自汉魏以迄隋唐，长期经营西域，敦煌为其主要的根据地，乃成为河西地区的重镇。敦煌的文化发展，受其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影响之故，孕育出独特的内涵：不仅显现中原文化的特质，而且杂糅西域文化的特征。以莫高窟为主所存留的古代敦煌文物，内容丰硕，既有精美的壁画、雕塑、建筑等艺术杰作，更有埋没久远，数百年来无人知晓的五万余件文书，以多种语文记录下中西文化的结晶。现存敦煌写卷中取经僧人彦熙的作品，便是这方面的两篇重要文献。其作品为我们了解当时敦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一、作品介绍及录文
敦煌写卷中彦熙的作品保存较少，主要为两件。即P.3276V《常定政事楼厅》和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敦煌写本P.3276V《常定政事楼厅》无撰写人署名及撰写题记。序文称：“西天取经赐紫沙门彦熙奉台旨，谨序述云尔事已矣。”知该文当属彦熙所作。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3276佛说佛名经卷第九。背有结社修窟功德记一篇、杂斋文六篇、常定政事楼厅一篇。”[1]283施萍婷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介绍，P.3276正面内容为《佛说佛明经卷第九》；背面第一部分为《结社修窟功德记》，根据署名乃杜节度押衙所作；背面第二部分乃为六篇杂斋文；背面第三部分乃为《常定政事楼厅》[2]275。敦煌写本P.3276背面所抄文字，从字体上看应属于一人抄写，书写字体非常潦草，难以句读。特别是《常定政事楼厅》，撰写内容与P.2481V《建常定楼记》记述为同一建筑常定政事楼厅的不同作者撰写的文体。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王重民和施萍婷两位先生只录标题及撰写人。P.2605观其内容乃為赞颂性质文章，所包含的时间信息较少，关于其图版可参照《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210页[3]210。为了方便论述，现只将P.2481V《建常定楼记》移录于后，以资参考：
P.3276V《常定政事楼厅》：常定政事楼厅。常定政事楼厅之新制，述在龙集于奋若者，履春冰之未释，侃侃之鸿儒也；饮太漠之希夷，恢恢之上善也。出忪民之宫声。王庭之论鼓，为大法将也。恭惟又周之亚夫，一轮藻镜，昆仑山头；万里山河，孟津源上。玄域烟月，当獬豸之腹心；投笔星郎，掌金蝉之馆龠。文房辟于东序，武库扃于西郊。有豫章之长才，协亲躬之妙略者，即我敦煌郡三台。新制政事楼厅，当奇时乎。天纵九聪，宿高五听。仿三都之辛（新）样，六府之鲜葩，匠敷龟头之楼厅，参龟背之神算。宾席二雅，檐楹迎瀚海之云；羽翼三端，栏楯布交河之雾。磐矴秀柱，廓长春不朽之秋；绿栋红梁，兆丰年稔岁之代。坛压六丑，钦伏四野。丹雘合璧，近壮于华夷；赭绿绮疏，远扇于皇风。葱左无双，陇右唯一。停飡暇寐，虑刑滥于无辜；移昼长驹，恐藏奸于狡吏。遂得游民懒妇，归耕织绢之勤；饮食重衣，苏伴生芽之兆。孰认穹庐之后，落笑单于之前。不独我谯国公之胸怀，岂非齐鲁之大道欤？实繇三荒不惑，利绝一途。身命弥芳，龙集千千载贵；益命（？）转厚，凤历万万年荣。不才洛京左街福先寺讲唯识、百法、因明论，习修文殊法界观，西天取经赐紫沙门彦熙奉台旨，谨序述云尔事已矣[4]361-362。
二、创作时间考
钟书林、张磊《敦煌文研究与校注》中有P.3276V《常定政事楼厅》的录文，认为P.3276V由于其内容价值较小，因此学术界对其研究不多。施萍婷先生仅仅收录卷名，并未作过多介绍。季羡林在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中未将该篇文书收录。钟书林、张磊通过将该篇文书与P.2481V《建常定楼记》相对比，认为将其归为“记”类文体当合适，并且进一步认为该篇文书当写于曹氏归义军政权统治时期[5]628-629。P.2605内容均为《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一文，其作者在该文开篇即有交代，即敦煌僧人彦熙。两文虽作者相同，但属于不同时期的作品。P.3276V文中有“谯国公”出现，而P.2605中则有“憔国大王”的尊称。谯郡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的郡望，因此可知《常定政事楼厅》乃为曹氏归义军某节度使称“谯国公”时所作；《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乃是曹氏某节度使称“谯国大王”时所作。
目前学者们对这两篇文书的关注度还不多，关于该文书的研究，主要有王志鹏的论文[6]67-72。王志鹏先生通过对照，认为P.3276V文末僧人的法号与P.2605文章开头所述作者一致，认为两篇创作撰写的时间当相差不远，均应在曹议金或曹元忠统治时期。笔者认为关于此两篇文书的创作年代还可进一步精确。P.3276V《常定政事楼厅》的写作时间，敦煌释门彦熙其实在文中已有暗示。文章开头有一段关于时间的隐晦表述，指出该文创作于“龙集于奋若”的初春时分，此时敦煌境内的冰雪还未消融。“龙集”在古代史料中常被用来指代年份。例如《癸辛杂始·后集》龙有三名条云：“今按龙集者，岁星所集也。《魏铭》所指星也，《莽铭》乃易置为太岁。今世皆以太岁为龙集，盖名用《莽铭》而实用《魏铭》也。若《张纯传》语则叠指太岁，其误甚矣。”[7]102《全唐文》第二百二十七卷张说《故洛阳尉赠朝散大夫马府君碑》载：“夫人穴于兆之甲，大夫竁于域之庚。今龙集戊申，将返葬故国。”[8]1370“龙集”即代表年份，那么此文的创作时间当体现于“奋若”一词。根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奋若”即为“赤奋若”的简称，是指太岁在丑的年份。在一些史料中也可找到其身影，《史记·天官书》：“赤奋若岁：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日天晧。黯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应见参。注曰：‘言阳气奋迅。若，顺也。’”[9]1316《淮南子·天文训》亦载：“太阴在丑，名曰赤奋若，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10]267可知《常定政事楼厅》当写作与某丑年初春时分。释门彦熙在文中称某曹氏归义军节度使为“谯国公”，据荣新江先生研究，曹氏归义军时期，称“公”或“令公”的共两位，即曹议金和曹元忠。其中曹议金于天成三年（928）至长兴二年（931）年称令公。长兴二年始称大王；曹元忠于显德三年（956）至六年，称令公。约建隆三年（962），称太师令公。自乾德二年（964）起直到去世以后，在太师令公之外，又进称大王[11]129-130。查陈垣先生《二十史朔润表》可知，在曹议金称令公阶段，为丑年的只有天成四年（929）的己丑年。曹元忠称令公的后周显德三年至六年、宋建隆三年至乾德二年均无丑年；宋乾德二年至其去世，只有一年为丑年，即乾德三年（965）的乙丑年[12]114-118。因此可知P.3276V《常定政事楼厅》当撰写于天成四年（929）或乾德三年（965）。 文中还有一处仍然值得我们注意，P.3276V《常定政事楼厅》中在叙述释门彦熙功德时，曾在文章开头叙述其曾经在洛阳福先寺内讲述经文。“洛京”之名，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篇P.3276V《常定政事楼厅》的撰写时间。从文中可知彦熙曾经是洛京福先寺的一名僧人，而其何时由洛京赴敦煌，文中没有记载，因此我们无从知晓。但其赴敦煌之前所讲经的福先寺却在史料中多有记载。根据记载我们可知，福先寺是唐代洛阳地区有明的佛寺。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四十八载：“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改为福先寺。”[13]848《唐会要》中虽出现三个寺名，实是福先寺在不同时间阶段的不同称谓，实为一寺。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无畏传》：“（开元）十二年（724），随驾入洛，复奉召于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经》。”[14]20同书卷三《唐洛京长寿寺菩提流志传》：“天后复加郑重，令住东洛福先寺译佛境界、宝雨、华严等经，凡十一部。”[15]43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福先寺：有水碾，四轮齐转。《名画记》：福先寺吴道玄画地狱变，有病龙最妙。《旧书·德王裕传》：‘昭宗至雒下，一日幸福先寺。’”[16]162徐松《元河南志》云：“教义坊，唐后有武后母荣国夫人宅，后立太原寺。武后登上阳宫，遥见之，辄凄感，乃徙于积德坊。”[17]26福先寺在洛阳的具体位置史书中仍有出入，经辛德勇先生进一步考证认为：“积德坊即游艺坊所更名……更名后的魏国寺或福先寺一直是在积德（游艺）坊，《河南志》等系福先寺于延福坊当误。”[18]135洛京，即洛阳。唐时东都，又称为神都或洛都。后梁时以唐东都为西都。《新五代史·梁本纪第二》：开平元年“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为。戊辰，大赦，改元，国号梁。封唐主为济阴王。升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以唐东都为西都。废京兆府为雍州”[19]13。《旧五代史》记载同。到后唐庄宗即为后，以洛阳为都城。《资治通鉴》卷272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一月条记载：“张全义请帝迁都洛阳；从之。”[20]8905后唐时始以洛京见之于史籍。《旧五代史·庄宗本纪第四》：“（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子，诏取今月二十四日幸洛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朝献太微宫，二十四日朝献太庙。”[21]419《新五代史·职方考第三》中对洛阳在历代中的地位总结得更加清晰，记载洛阳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均将其作为都城，李唐王朝时将其作为东都，后梁时将其作为西都，后唐时候将其称为洛京，后晋、后汉、后周均将其作为西都[22]737。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洛阳称“洛京”当在后唐时期。彦熙在P.3276V《常定政事楼厅》中称“洛京左街福先寺”可表明其当为五代后唐时期人，其来敦煌当为曹议金统治时期，而非曹元忠的北宋时期。因此，结合以上论证，可知P.3276V《常定政事楼厅》所撰写年代的丑年当为后唐的天成四年（929）初春时节而非乾德三年（965）。因此，P.3276V《常定政事樓厅》中的“谯国公”当为“谯国令公”之误。关于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的写作时间，文中所能利用的信息不多，其中“即惟敦煌郡憔国大王之禅位焉。”中之“谯国大王”可兹参考。据荣新江先生考证，因曹元德、元深均无大王称号，所以在964年曹元忠称王之前，敦煌文书中的大王均指曹议金[23]105。两篇文书同属一人所作，又自后唐天成四年（929）到宋乾德二年（964）其间相隔三十五年，时间跨度较大，因此不太会到曹元忠称大王时期。长兴二年（931）曹议金开始称大王，一直到清泰二年（935）年曹议金去世。所以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中称曹议金为谯国大王，当撰写于长兴二年（931）到清泰二年（935）间。
此两篇文本的内容，一篇为歌颂敦煌名楼（常定政事楼），另一篇则完全为歌功颂德之作。敦煌遗书中释门彦熙作品保存不多，目前仅此两作，且均为赞扬之作。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产生思考，敦煌出土文书中也不乏此类赞扬性作品，例如P.5981《智严巡礼及》云：“大唐同光二年三月九日时来巡礼圣迹，故留后记。”P.3564《莫高窟功德记》：“偶因巡礼，届此仙岩，层层启愿，燃灯肈肈，惟忏祷祝。”[24]470等。但考虑到僧门彦熙此行的目的是西行取经，敦煌又是其步入西域的最后一站。西域地区由于其干旱缺水的自然环境，因此经常使得行人望而生畏、难以通行，“自高昌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乏水草，人难行”[25]2995。并且经常也会出现行人因口渴或迷失方向等原因而命丧沙漠的情景，“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26]1847。佛法乃金口之圣说，为万世之常法。要想起到教化的功用，就不得不借助凭借，佛教的凭借即为言教。佛经正是佛法的载体，“上契十方诸佛所说之理，下契一切听经众生的根机”。佛经的翻译和传抄乃是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土大地一直坚持的基准。典籍中关于五代时期西行求法的僧人事迹还很多，例如上文所提到的僧人智严，其西行求法途中，曾于后唐同光二年到达敦煌地区。僧人们虽早做好了经历万苦以求真经之心，但是面对此等恶劣环境的事实，使得他们也不得不心声寒意，因此僧门彦熙不得不在敦煌地区久作停留，做好充足的准备。通过对此两篇文本内容的分析，笔者认为正是僧门彦熙为了刻意迎合当时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而作。目的是想获得归义军节度使的接济帮助，使自己得以安全顺利地完成西行任务。但此次释门彦熙出敦煌后经由何路到达天竺，在天竺地区停留多久、从天竺地区带回何种经书等问题，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及自己学识的限制还无法弄清，有待以后进一步探索。但分析其中原因似可找到一丝线索。五代时期战乱频繁，中原王朝对国内局势尚且自顾不暇，更不会将过多精力关注在僧人西京求法之上。不会出现像当年玄奘求取真经归来之时，受到李唐王朝热情招待一般。也在于当时，晚唐五代时期印度佛教发展已经步入末期，即使僧人彦熙最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印度地区，其收获不大可想而知，因此不被史籍注意也在情理之中。 三、结语
敦煌写卷中彦熙的作品保存较少，主要为两件。即P.3276V《常定政事楼厅》和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此两件文作虽属同一作者所作，但两者创作年代有所不同。关于P.3276V《常定政事楼厅》的创作时间确定，首先通过对文中“述在龙集于奋若”“谯国公”的分析，认为当创作于天成四年（929）或乾德三年（965）。接着对文中称洛阳为“洛京”的认识，笔者认为该文书当写作于后唐天成四年（929）初春，而非乾德三年（965）。关于释门彦熙另一篇作品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的时间界定，主要是通过对文中“谯国大王”的称呼，认为当写作于长兴二年（931）到清泰二年（935）间。以上是笔者关于此两篇文书创作时间的论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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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彦熙 P.3276V P.2605 年代
敦煌僻处中国的西北边陲，远不及中原地区的繁华兴盛，却有特殊条件。就地理环境言：位居甘肃河西的突出部位，正是从中国前往亚洲内陆的出口，古来即为中西交通要道、胡汉杂处之地，就历史背景言：自汉魏以迄隋唐，长期经营西域，敦煌为其主要的根据地，乃成为河西地区的重镇。敦煌的文化发展，受其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影响之故，孕育出独特的内涵：不仅显现中原文化的特质，而且杂糅西域文化的特征。以莫高窟为主所存留的古代敦煌文物，内容丰硕，既有精美的壁画、雕塑、建筑等艺术杰作，更有埋没久远，数百年来无人知晓的五万余件文书，以多种语文记录下中西文化的结晶。现存敦煌写卷中取经僧人彦熙的作品，便是这方面的两篇重要文献。其作品为我们了解当时敦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一、作品介绍及录文
敦煌写卷中彦熙的作品保存较少，主要为两件。即P.3276V《常定政事楼厅》和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敦煌写本P.3276V《常定政事楼厅》无撰写人署名及撰写题记。序文称：“西天取经赐紫沙门彦熙奉台旨，谨序述云尔事已矣。”知该文当属彦熙所作。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3276佛说佛名经卷第九。背有结社修窟功德记一篇、杂斋文六篇、常定政事楼厅一篇。”[1]283施萍婷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介绍，P.3276正面内容为《佛说佛明经卷第九》；背面第一部分为《结社修窟功德记》，根据署名乃杜节度押衙所作；背面第二部分乃为六篇杂斋文；背面第三部分乃为《常定政事楼厅》[2]275。敦煌写本P.3276背面所抄文字，从字体上看应属于一人抄写，书写字体非常潦草，难以句读。特别是《常定政事楼厅》，撰写内容与P.2481V《建常定楼记》记述为同一建筑常定政事楼厅的不同作者撰写的文体。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王重民和施萍婷两位先生只录标题及撰写人。P.2605观其内容乃為赞颂性质文章，所包含的时间信息较少，关于其图版可参照《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210页[3]210。为了方便论述，现只将P.2481V《建常定楼记》移录于后，以资参考：
P.3276V《常定政事楼厅》：常定政事楼厅。常定政事楼厅之新制，述在龙集于奋若者，履春冰之未释，侃侃之鸿儒也；饮太漠之希夷，恢恢之上善也。出忪民之宫声。王庭之论鼓，为大法将也。恭惟又周之亚夫，一轮藻镜，昆仑山头；万里山河，孟津源上。玄域烟月，当獬豸之腹心；投笔星郎，掌金蝉之馆龠。文房辟于东序，武库扃于西郊。有豫章之长才，协亲躬之妙略者，即我敦煌郡三台。新制政事楼厅，当奇时乎。天纵九聪，宿高五听。仿三都之辛（新）样，六府之鲜葩，匠敷龟头之楼厅，参龟背之神算。宾席二雅，檐楹迎瀚海之云；羽翼三端，栏楯布交河之雾。磐矴秀柱，廓长春不朽之秋；绿栋红梁，兆丰年稔岁之代。坛压六丑，钦伏四野。丹雘合璧，近壮于华夷；赭绿绮疏，远扇于皇风。葱左无双，陇右唯一。停飡暇寐，虑刑滥于无辜；移昼长驹，恐藏奸于狡吏。遂得游民懒妇，归耕织绢之勤；饮食重衣，苏伴生芽之兆。孰认穹庐之后，落笑单于之前。不独我谯国公之胸怀，岂非齐鲁之大道欤？实繇三荒不惑，利绝一途。身命弥芳，龙集千千载贵；益命（？）转厚，凤历万万年荣。不才洛京左街福先寺讲唯识、百法、因明论，习修文殊法界观，西天取经赐紫沙门彦熙奉台旨，谨序述云尔事已矣[4]361-362。
二、创作时间考
钟书林、张磊《敦煌文研究与校注》中有P.3276V《常定政事楼厅》的录文，认为P.3276V由于其内容价值较小，因此学术界对其研究不多。施萍婷先生仅仅收录卷名，并未作过多介绍。季羡林在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中未将该篇文书收录。钟书林、张磊通过将该篇文书与P.2481V《建常定楼记》相对比，认为将其归为“记”类文体当合适，并且进一步认为该篇文书当写于曹氏归义军政权统治时期[5]628-629。P.2605内容均为《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一文，其作者在该文开篇即有交代，即敦煌僧人彦熙。两文虽作者相同，但属于不同时期的作品。P.3276V文中有“谯国公”出现，而P.2605中则有“憔国大王”的尊称。谯郡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的郡望，因此可知《常定政事楼厅》乃为曹氏归义军某节度使称“谯国公”时所作；《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乃是曹氏某节度使称“谯国大王”时所作。
目前学者们对这两篇文书的关注度还不多，关于该文书的研究，主要有王志鹏的论文[6]67-72。王志鹏先生通过对照，认为P.3276V文末僧人的法号与P.2605文章开头所述作者一致，认为两篇创作撰写的时间当相差不远，均应在曹议金或曹元忠统治时期。笔者认为关于此两篇文书的创作年代还可进一步精确。P.3276V《常定政事楼厅》的写作时间，敦煌释门彦熙其实在文中已有暗示。文章开头有一段关于时间的隐晦表述，指出该文创作于“龙集于奋若”的初春时分，此时敦煌境内的冰雪还未消融。“龙集”在古代史料中常被用来指代年份。例如《癸辛杂始·后集》龙有三名条云：“今按龙集者，岁星所集也。《魏铭》所指星也，《莽铭》乃易置为太岁。今世皆以太岁为龙集，盖名用《莽铭》而实用《魏铭》也。若《张纯传》语则叠指太岁，其误甚矣。”[7]102《全唐文》第二百二十七卷张说《故洛阳尉赠朝散大夫马府君碑》载：“夫人穴于兆之甲，大夫竁于域之庚。今龙集戊申，将返葬故国。”[8]1370“龙集”即代表年份，那么此文的创作时间当体现于“奋若”一词。根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奋若”即为“赤奋若”的简称，是指太岁在丑的年份。在一些史料中也可找到其身影，《史记·天官书》：“赤奋若岁：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日天晧。黯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应见参。注曰：‘言阳气奋迅。若，顺也。’”[9]1316《淮南子·天文训》亦载：“太阴在丑，名曰赤奋若，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10]267可知《常定政事楼厅》当写作与某丑年初春时分。释门彦熙在文中称某曹氏归义军节度使为“谯国公”，据荣新江先生研究，曹氏归义军时期，称“公”或“令公”的共两位，即曹议金和曹元忠。其中曹议金于天成三年（928）至长兴二年（931）年称令公。长兴二年始称大王；曹元忠于显德三年（956）至六年，称令公。约建隆三年（962），称太师令公。自乾德二年（964）起直到去世以后，在太师令公之外，又进称大王[11]129-130。查陈垣先生《二十史朔润表》可知，在曹议金称令公阶段，为丑年的只有天成四年（929）的己丑年。曹元忠称令公的后周显德三年至六年、宋建隆三年至乾德二年均无丑年；宋乾德二年至其去世，只有一年为丑年，即乾德三年（965）的乙丑年[12]114-118。因此可知P.3276V《常定政事楼厅》当撰写于天成四年（929）或乾德三年（965）。 文中还有一处仍然值得我们注意，P.3276V《常定政事楼厅》中在叙述释门彦熙功德时，曾在文章开头叙述其曾经在洛阳福先寺内讲述经文。“洛京”之名，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篇P.3276V《常定政事楼厅》的撰写时间。从文中可知彦熙曾经是洛京福先寺的一名僧人，而其何时由洛京赴敦煌，文中没有记载，因此我们无从知晓。但其赴敦煌之前所讲经的福先寺却在史料中多有记载。根据记载我们可知，福先寺是唐代洛阳地区有明的佛寺。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四十八载：“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改为福先寺。”[13]848《唐会要》中虽出现三个寺名，实是福先寺在不同时间阶段的不同称谓，实为一寺。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无畏传》：“（开元）十二年（724），随驾入洛，复奉召于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经》。”[14]20同书卷三《唐洛京长寿寺菩提流志传》：“天后复加郑重，令住东洛福先寺译佛境界、宝雨、华严等经，凡十一部。”[15]43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福先寺：有水碾，四轮齐转。《名画记》：福先寺吴道玄画地狱变，有病龙最妙。《旧书·德王裕传》：‘昭宗至雒下，一日幸福先寺。’”[16]162徐松《元河南志》云：“教义坊，唐后有武后母荣国夫人宅，后立太原寺。武后登上阳宫，遥见之，辄凄感，乃徙于积德坊。”[17]26福先寺在洛阳的具体位置史书中仍有出入，经辛德勇先生进一步考证认为：“积德坊即游艺坊所更名……更名后的魏国寺或福先寺一直是在积德（游艺）坊，《河南志》等系福先寺于延福坊当误。”[18]135洛京，即洛阳。唐时东都，又称为神都或洛都。后梁时以唐东都为西都。《新五代史·梁本纪第二》：开平元年“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为。戊辰，大赦，改元，国号梁。封唐主为济阴王。升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以唐东都为西都。废京兆府为雍州”[19]13。《旧五代史》记载同。到后唐庄宗即为后，以洛阳为都城。《资治通鉴》卷272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一月条记载：“张全义请帝迁都洛阳；从之。”[20]8905后唐时始以洛京见之于史籍。《旧五代史·庄宗本纪第四》：“（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子，诏取今月二十四日幸洛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朝献太微宫，二十四日朝献太庙。”[21]419《新五代史·职方考第三》中对洛阳在历代中的地位总结得更加清晰，记载洛阳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均将其作为都城，李唐王朝时将其作为东都，后梁时将其作为西都，后唐时候将其称为洛京，后晋、后汉、后周均将其作为西都[22]737。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洛阳称“洛京”当在后唐时期。彦熙在P.3276V《常定政事楼厅》中称“洛京左街福先寺”可表明其当为五代后唐时期人，其来敦煌当为曹议金统治时期，而非曹元忠的北宋时期。因此，结合以上论证，可知P.3276V《常定政事楼厅》所撰写年代的丑年当为后唐的天成四年（929）初春时节而非乾德三年（965）。因此，P.3276V《常定政事樓厅》中的“谯国公”当为“谯国令公”之误。关于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的写作时间，文中所能利用的信息不多，其中“即惟敦煌郡憔国大王之禅位焉。”中之“谯国大王”可兹参考。据荣新江先生考证，因曹元德、元深均无大王称号，所以在964年曹元忠称王之前，敦煌文书中的大王均指曹议金[23]105。两篇文书同属一人所作，又自后唐天成四年（929）到宋乾德二年（964）其间相隔三十五年，时间跨度较大，因此不太会到曹元忠称大王时期。长兴二年（931）曹议金开始称大王，一直到清泰二年（935）年曹议金去世。所以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中称曹议金为谯国大王，当撰写于长兴二年（931）到清泰二年（935）间。
此两篇文本的内容，一篇为歌颂敦煌名楼（常定政事楼），另一篇则完全为歌功颂德之作。敦煌遗书中释门彦熙作品保存不多，目前仅此两作，且均为赞扬之作。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产生思考，敦煌出土文书中也不乏此类赞扬性作品，例如P.5981《智严巡礼及》云：“大唐同光二年三月九日时来巡礼圣迹，故留后记。”P.3564《莫高窟功德记》：“偶因巡礼，届此仙岩，层层启愿，燃灯肈肈，惟忏祷祝。”[24]470等。但考虑到僧门彦熙此行的目的是西行取经，敦煌又是其步入西域的最后一站。西域地区由于其干旱缺水的自然环境，因此经常使得行人望而生畏、难以通行，“自高昌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乏水草，人难行”[25]2995。并且经常也会出现行人因口渴或迷失方向等原因而命丧沙漠的情景，“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26]1847。佛法乃金口之圣说，为万世之常法。要想起到教化的功用，就不得不借助凭借，佛教的凭借即为言教。佛经正是佛法的载体，“上契十方诸佛所说之理，下契一切听经众生的根机”。佛经的翻译和传抄乃是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土大地一直坚持的基准。典籍中关于五代时期西行求法的僧人事迹还很多，例如上文所提到的僧人智严，其西行求法途中，曾于后唐同光二年到达敦煌地区。僧人们虽早做好了经历万苦以求真经之心，但是面对此等恶劣环境的事实，使得他们也不得不心声寒意，因此僧门彦熙不得不在敦煌地区久作停留，做好充足的准备。通过对此两篇文本内容的分析，笔者认为正是僧门彦熙为了刻意迎合当时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而作。目的是想获得归义军节度使的接济帮助，使自己得以安全顺利地完成西行任务。但此次释门彦熙出敦煌后经由何路到达天竺，在天竺地区停留多久、从天竺地区带回何种经书等问题，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及自己学识的限制还无法弄清，有待以后进一步探索。但分析其中原因似可找到一丝线索。五代时期战乱频繁，中原王朝对国内局势尚且自顾不暇，更不会将过多精力关注在僧人西京求法之上。不会出现像当年玄奘求取真经归来之时，受到李唐王朝热情招待一般。也在于当时，晚唐五代时期印度佛教发展已经步入末期，即使僧人彦熙最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印度地区，其收获不大可想而知，因此不被史籍注意也在情理之中。 三、结语
敦煌写卷中彦熙的作品保存较少，主要为两件。即P.3276V《常定政事楼厅》和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此两件文作虽属同一作者所作，但两者创作年代有所不同。关于P.3276V《常定政事楼厅》的创作时间确定，首先通过对文中“述在龙集于奋若”“谯国公”的分析，认为当创作于天成四年（929）或乾德三年（965）。接着对文中称洛阳为“洛京”的认识，笔者认为该文书当写作于后唐天成四年（929）初春，而非乾德三年（965）。关于释门彦熙另一篇作品P.2605《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的时间界定，主要是通过对文中“谯国大王”的称呼，认为当写作于长兴二年（931）到清泰二年（935）间。以上是笔者关于此两篇文书创作时间的论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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