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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众多人大代表对职务的忠诚和勤勉，全国各级320多万名代表的群体形象更加鲜活光彩。2006年可以称得上是“代表议案质量年”，其反映出代表自觉对接民意的努力和国家对代表执行职务保障制度的优化。
代表工作亮点纷呈
“人民的信任和厚爱促使我在闭会期间向全国人大递交了一份紧急建议”。6月2日，黄细花、陈雪英两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建议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叫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对银行卡ATM跨行查询收取手续费，待组织听证后再行实施。91.5%的网民对人大代表此举表示支持。面对代表急切的建议，银行不得不退了半步:跨行查询只收0.2元，每月免费4次。有人称，“黄细花建议事件”是人大代表高度政治责任感的体现。
2006年，更多喜欢“较真”的人大代表在公共机构与公民之间奔走，他们为民请命，为民呼吁。5次领衔提议案呼吁颁行监督法的全国人大代表罗益锋，疾呼“对高考、中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全国人大会上一次领衔提出25件议案和77件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健等等，他们为公共利益的努力令人钦佩。
2006年，一些地方的人大工作机构、人大代表尝试通过代表小组、代表工作室、热线电话密切代表与选民的联系。这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沟通方式成为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倾听民意的依托。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设立“人大网议日”，成为代表沟通选民的途径、市民表达意见的通道。江苏省盐城市农民人大代表普遍建立了 “代表之家”。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为110名代表每人设立一个联系群众信箱，安装在代表工作单位大门口或家门口。湖北省鄂州市人大常委会开通“人大代表专线”，人大代表定期接听电话，群众的意见刊登在《鄂州日报》上，人大督促有关部门处理。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浙江省青田县鹤城镇等地在街道或社区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人大代表主动深入群众之中，定期听取和反馈民声。
与此同时，代表个体自觉借助网络、媒体来采集民意渐成“时尚”，显示了“代表意识”的回归。 “听百姓声音，护人民权利。您想反映什么事情，请讲。”辽宁省人大代表乔素娴特意设计了这样一段听民意的彩铃。“两会”前夕，叶青、洪永柱等5名全国人大代表和5名全国政协委员借助《新京报》和新浪网向社会公开征集议案、提案；浙江省奉化市傅企平等5位人大代表在奉化新闻网上征求群众的意见；北京部分市人大代表委托《北京青年报》向市民征集议案线索。东方网与新闻晚报通过“百姓‘议案’”栏目征集到2800余条市民的意见、建议，其中有近百件由记者带入了“两会”现场并提供给代表、委员参考。
在诸多沟通民意的渠道中，“代表博客”无疑是代表开放式联系选民的一种崭新路径。“两会”前夕，重庆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程贻举成为开通代表博客的第一人，短短21个小时，点击率就达到1421人次。此后，周洪宇等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一些知名网站上纷纷开通了“两会”博客。12月8日，浙江省温州市的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在网上开设了集体博客，向市民征集议案一周。博客的最大优点是开放、互动，这比单向征求意见更能广纳民意，从而备受网民青睐。
2006年，人大代表赴基层调研渐成风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给代表提出了230个专题调研题目，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本地情况和代表意愿确定具体题目。据统计，2006年全国人代会共收到1006件代表议案，有七成以上来自代表们有组织的专题调研、走访或征求意见。
因为代表议案走向规范，质量明显提高，人们称2006年为“代表议案质量年”。
全国人大采取开创性举措，助推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质量的提升。3月10日，在全国人代会期间安排半天时间，让“代表团或代表按法律规定讨论和提出议案”，以便代表们充分审议议案。会后，全国人大又认真督促有关方面办理代表议案、建议和意见，如为办理好马昌裔等代表提出的《关于解决宁夏中部干旱带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组织代表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跟踪调研，盛华仁副委员长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深入基层督促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探索建立代表重点建议跨年度跟踪督办机制，继续督办2005年月饼过度包装的代表重点建议，使代表建议真正能够促进问题的解决。各省高院和检察院“两长”首次全程旁听全国人代会，以解答议案、建议涉及司法专业问题。
资料显示，代表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1006件议案、6567件建议，已经全部办理并答复代表。代表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近期将解决的有1810件，占代表建议总数的28％，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而“不能予以解决的建议”比2005年降低15个百分点。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办理质量的不断改善，使人们感到人大代表的话语分量越来越重了。
地方人大通过完善制度努力打造“精品议案”。
各地人代会不再突出“一号议案”，而是按照提交时间顺序逐一编号，折射出人代会议案质量提升的务实趋向。9月，浙江省、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规定人大代表在人代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提出议案，条件是“符合议案基本条件，准备成熟的”，在人代会期间一并处理。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从该省十届人大产生4年来人大代表向大会所提出的63件议案、2052件建议中评选、表彰优秀议案8件、优秀建议10件。这些建设性举措，激励高质量的议案问世。
10月25日，广州市人大代表何志红领衔提交的“房屋安全管理立法案”进入人大常委会会议程序。由代表向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的议案列入会议程序尚属首次，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力说，“这改变过去提案主体单一的情况，使权力机关的决策更贴近民意” 。
代表建议的办理效果越来越为地方人大关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已着手建立代表书面意见解决率报告制度，一年至少两次公布市人大代表书面意见的办理情况。北京、湖北、湖南、浙江、甘肃、山西、深圳、大连等省市人大常委会确定重点督办建议。福建省、广州市开展建议办理工作“回头看”制度，跟踪督办代表建议落实情况。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各级人大代表的履职环境日益良好。
一年来，浙江、上海、北京等地，或开通人大代表网，或为人大代表在网上提交意见提供便利。河北、广东、湖南等省开通人大代表电子邮箱系统，以便利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部门与全国、省人大代表沟通情况、传递信息。2月，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试行代表议案、建议专家咨询制度。4月，湖南省衡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保障市人大代表知情权的实施办法。
为保证代表执行职务的公正性和纯洁性，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于9月15日通过的实施代表法办法，重申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由财政“买单”，不得接受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出资赞助。
人大代表的意见更加得到被监督者的尊重。3月，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提议启动了代表建议“直达快车”，山西省人大代表对省政府提出意见或建议可以迅速直递省政府领导。
为提高代表履职能力，代表培训工作形式多样，更趋活跃。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新疆举办“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专题研讨班。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举办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专题研讨班，全国人大代表的培训从“应知应会”向专题研讨延伸。5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了“人大培训现状与前景”研讨会，会议呼吁扭转人大培训滞后和边缘化的态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说，“代表要当家作主，没本事做不到”。自2003年下半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建立培训工作委员会，举办各类人大培训班191期，参加人数2.9万人次。
“表决方式的改变，其实就是民主理念的改变”。表决制度作为人大行使权力的必经程序，朝着尊重代表权利和科学高效的方向变革。1月，江苏省南京市人代会首次采用按电子表决器的方式进行表决，“举手表决”已成为历史。同月，湖南省长沙市人代会首次采用电子表决器通过决议和其他有关事项。对表决中出现的12张反对票和弃权票，长沙市市长谭仲池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12张反对票和弃权票比赞成的406张更加重要。这是对民主和法制的尊重”。表决制度的变革，尊重了代表在表决中的真实意志，正在改写工作报告“全票通过”的历史。
“在对代表的监督上，基层人大建立了代表述职制度，这是对人大代表加强监督的措施之一”。张春生认为，代表法规定的对代表的监督还弱一点，需要加以改进。
国家在保障和优化代表行权条件的同时，一些具有监督意义的制度陆续登台，激励代表认真对待职务。山东省龙口市90%以上的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福建省武平县896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每年向选民述职，并对履职情况进行量化考评，当地称之为代表“赶考”。该县岩前镇人大代表陈国城，因“忽略了联系选民”，在选民测评中被评为基本合格而被“诫警”。陈国城表示今后与选民多加强联系。广东省建立代表履职登记制度，闭会期间给代表记“考勤”，每半年向代表通报。山西省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对354名市人大代表任职期间依法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全面调研，通报11名履职差的代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代表履职评价，256位区人大代表的年度履职情况报告表在所在选区的公告栏里被张榜公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湖南省永州市等地有代表因无故缺会两次而被终止代表资格。
代表行权亮点纷呈的背后，有一些事件令我们深思。某市人大会议只有80％的到会率；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四次会议28名“戴帽下达”官员中仅有2人提出议案或建议；海南省45％的乡镇人大代表在一届任期内不提一件议案或建议、批评意见；北京市朝阳区一名人大代表提出“外地人购房另缴税”的建议惹恼公众，被指责为“打小算盘”；广东省建设厅以“商业秘密”为由驳回代表建议，拒绝公开房屋成本；还有人大代表竟然在两份意见截然相反的议案（分别是缩短、延长农村土地承包年限）上同时签名；湖南省溆浦县油洋乡29位“糊涂代表”在乡人代会上投出了29张“糊涂票”，选举该乡一位不是人大代表的副乡长担任乡人大主席职务；还有，安徽省巢湖市市长在人代会上为9项任务没有完成表示歉意，竟然令人大代表“深受感动”；等等。凡此种种无不呼吁着各级人大代表的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无不要求着各级人大代表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2006年，各级人大无论是监督公开的制度设计，代表议案公开接受评议，公民旁听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还是人大门户网站公开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无不让人感触到人大迈向开放的有力步伐。
着力打造“阳光工程”
审计报告向社会公开、执法检查报告见报、审议意见现身媒体等举措不再单靠勇气了，因为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监督法已把“阳光监督”写入法律文本里。监督法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除此之外，监督法中还有五处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事项要求向“社会公布”。50多年来，没有哪一部法律像监督法那样，把人大公开原则如此鲜明地写入文本。监督公开原则为人大行权的公开提供了丰富的制度资源，也回应了公民对人大信息公开的诉求。
2006年，代表议案和建议公开成为人大“透明工程”的又一个亮点。1月，四川省人代会代表议案和建议上网与民众见面，网友好评如潮。4月，四川省《绵阳日报》刊发了市人代会上代表所提的124件建议，公布的内容包括：提出建议的代表名单、案由、承办单位、承办责任人及联系电话。绵阳市人大还在2007年人代会前公布代表对建议办复的反馈意见。江西省南昌市建成全国首个代表工作主题网站，代表议案建议办理结果向社会公开。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与公众见面并接受评议，在全国算得上稀罕事，反映出人大接受民意监督的勇气和魄力。
因为“找人大代表比较吃力”，四川省人代会的“旁听公民”建议公布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公民的诉求在 《人民政坛》杂志的问卷调查中同样有所反映。调查结果显示，89.5％的选民希望代表能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民情，70.9％的选民则希望代表公布住址和联系方式。
人大代表在哪里？为了让选民能及时、便捷地与代表沟通，一些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适时把人大代表推进公众视野。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公布省人大代表电子邮箱或联系方式，借此解决人大代表与选区民众沟通难的问题。
2006年，在四川省、广东省惠州市、河南省郑州市、浙江省奉化市和义乌市等地人代会上，活跃着旁听公民的身影。至于省、市级人大常委会会议，公民旁听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
2006年，学生走进人大成为公民旁听的一个新闻。2月15日，从20万名中小学生中遴选的6名学生旁听了辽宁省沈阳市人代会。3月30日，贵州省贵阳学院法学本科二年级的27名学生走进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大厅进行旁听。
如果说公民旁听是见证民主的话，那么学生“模拟召开人大常委会”意味着演练民主。5月起，山西省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教委共同发起了“走进人大”系列活动，每月邀请一所中学的同学们到人大常委会会议厅模拟“参政议政”。上海市人大的“走进人大”活动始于2月20日，上海市市东中学64名中学生成为首批民主操练者。此后，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研究生，从临时性活动到每月举办一次，“走进人大”至今已举办9期，已有800余名师生来到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这座民主殿堂接受“培训”。走进人大后的同学们感言，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活动的了解“从神秘变成了神圣”。复旦大学浦兴祖教授认为，“他们正在努力使人大工作更加公开和透明”，“我们要引导更多的公民习惯用民主法治的思维处理问题，引导公民有序地参与人大工作、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孙运时建议全国各级人大常委会有序向公众开放。
公民旁听参与的群体总是有限的。人大利用网络媒体、门户网站使公开化的程度和范围有实质性扩展，体现了一种更为强劲的开放。
2006年春节长假后第一天上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亲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舆论媒介”——中国人大网站机房视察，明确要求网站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对人大的立法、监督工作进行正面的宣传和引导，使网站真正起到增强人大工作透明度、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
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中国人大网对该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开幕会、第二次全体会、闭幕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以及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进行了直播。2006年2月，网站调整后又增加了英文版。公众发现，一向打上“秘密”标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也上网公布，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大网已经成为全国人大行权公开的重要窗口。
除了立法听证、物权法和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外，还有首次现场直播常委会工作报告，向境外记者开放更多的代表团会议，首次开通方便中外记者和公众的“网上新闻中心”，尤其是正式确立全国人代会、常委会、办公厅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现人大活动进一步公开化和规范有序。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闭幕会和专题讲座首次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向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全程直播，全国人大的开放又向前迈了一大步。种种迹象表明，十届全国人大开放的步伐在“快马加鞭”。
高层的示范和引导，地方人大也纷纷建立网站。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国各级人大公众网站已近300个，短短5年时间增加了15倍。1月，浙江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组织浙江在线、浙江人大门户网站对大会开幕式进行网络直播。3月，广州市民可以网上实时“列席”广州市人代会。当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对审议的各项工作报告，在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的同时，通过网站或媒体向社会公开发布。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逐步形成的由公众网、代表网、机关网、区县网、公务网等五大网络共同架构的信息化平台，利用网络推进人大工作。
公开本身就是一种推动力。任何一个公共权力机构，社会的外在政治压力是其公正有效运作的重要保障。
无论是监督公开的制度设计，还是全国人代会的新闻发布会、公民旁听人代会、人大代表议案全面公开和接受评议，无不让人感触到人大在打造“阳光工程”。
“两会，离民众更近些”，这几乎成了媒体逢会必言的话题。如今，人大迈开了开放的步伐，逐步让公民、媒体目睹人大在“玻璃房子”里议事。
“保障公民权利是大国崛起的基础”，公民每一次上书人大都满怀启动违宪审查机制的期盼，这折射出公民对宪法信仰正在迅速增强。如果没有人不断地动议，违宪审查机制就无从“激活”。
呼唤制度正义
2006年，追求制度正义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三年来，这种公民权利的表达推动法规审查机制的逐渐激活和违宪审查机制的艰难挺进。”3月，《民主与法制》杂志推出特别报道《孙志刚三周年祭》，回望3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并最终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的沉重与兴奋。
2005年12月制订的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赋予了每个公民上书全国人大提起审查建议的权利，但没有规定回应的期限和形式。这样一来，每份审查建议书都可能杳无音讯。尽管如此，公民上书人大仍然锲而不舍，并成为近年中国政治和公民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
2006年3月16日，四川省《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实施半个月后，成都市两律师致信全国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进行违宪审查。他们认为条例第五条规定曾犯有介绍卖淫罪、强奸罪、赌博罪和因犯罪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等四类自然人不得开办娱乐场所或者在娱乐场所从业，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劳动权。
5月31日，“齐二药”亮菌甲素假药事件受害人律师维权团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扩大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和标准，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的生命健康。
10月30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北京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递交了一份法规审查建议书，要求审查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违法问题，并撤销现行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
12月1日，广东省深圳福田警方对167名涉黄人员示众事件发生两天后，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建国在网络论坛公开致信全国人大，认为福田警方将未经审查、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公开处理，“侵犯了有关人员的人格尊严”，建议全国人大“有必要对这种公开示众的做法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令禁止” 。
12月，河南省10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明确提出“全国各地暂住证及类似制度严重违反法律，应予审查撤销”。
2007年元旦，广州律师周玉忠在监督法实施首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快件，称最高人民法院以户籍作为公民遭受人身损害时计算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他呼吁“同命同价”。
资料显示，从2003年公民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开始，公开报道的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有15件之多，主要内容涉及户籍制度、航空旅客伤亡赔偿标准、消除就业歧视等诸多方面。有人称，公民频频上书全国人大，“是现代公民主体意识增强的重要表现，也是公民崇尚法治、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的具体行动”。
2006年9月，湖南省溆浦县人大常委会发出《关于对〈婚姻登记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婚姻登记条例》进行审查，早日解决婚姻登记条例与母婴保健法相冲突的问题”。 这起由地方人大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法律法规“打架”现象后，以积极的姿态建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法律法规进行审查，这在全国是第一例。
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共同评出的“2006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这十大事例分别是：监督法获得通过、西部教育免费、死刑复核权的收回、物权法草案合宪性学术争议、深圳“卖淫女”示众事件、福建漳州纳税大户子女中考加分事件、手机短信“侮辱”县委书记案、孟母堂事件、郑州市政府专项工作报告未被通过事件、《无极》被“恶搞”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事件。民间评选年度宪法事例已开先河。
“国家并没有哪部法律授权铁路警方可以在火车站设岗经常性地检查旅客身份证”。4月，根据居民身份证法规定的警察只能在四种情况下检查居民身份证这一“尚方宝剑”，湖南法学博士陈杰人和在长沙火车站随意检查旅客身份证的警察较上了劲。他认为自己这样做，不仅仅是维护自己的公民权，也在提醒警察加强依法办事观念。
9月，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干部秦中飞，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沁园春•彭水》失去了自由，涉嫌诽谤被刑拘，继而被逮捕。这起案件被媒体称为“彭水诗案”。舆论密切关注，中央领导对此作出了批示。重庆市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目前县委书记蓝庆华已被免职。秦中飞获得了2125.7元国家赔偿。
公民违宪违法审查建议频频发生，正在考量人大如何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执行，也正在考量人大代表如何为宪法权威发表声音和诉诸行动。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广大人民群众对 “责任人大”、“责任代表”的吁请必将得到令人满意的回应。
（作者单位：湖南省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代表工作亮点纷呈
“人民的信任和厚爱促使我在闭会期间向全国人大递交了一份紧急建议”。6月2日，黄细花、陈雪英两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建议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叫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对银行卡ATM跨行查询收取手续费，待组织听证后再行实施。91.5%的网民对人大代表此举表示支持。面对代表急切的建议，银行不得不退了半步:跨行查询只收0.2元，每月免费4次。有人称，“黄细花建议事件”是人大代表高度政治责任感的体现。
2006年，更多喜欢“较真”的人大代表在公共机构与公民之间奔走，他们为民请命，为民呼吁。5次领衔提议案呼吁颁行监督法的全国人大代表罗益锋，疾呼“对高考、中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全国人大会上一次领衔提出25件议案和77件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健等等，他们为公共利益的努力令人钦佩。
2006年，一些地方的人大工作机构、人大代表尝试通过代表小组、代表工作室、热线电话密切代表与选民的联系。这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沟通方式成为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倾听民意的依托。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设立“人大网议日”，成为代表沟通选民的途径、市民表达意见的通道。江苏省盐城市农民人大代表普遍建立了 “代表之家”。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为110名代表每人设立一个联系群众信箱，安装在代表工作单位大门口或家门口。湖北省鄂州市人大常委会开通“人大代表专线”，人大代表定期接听电话，群众的意见刊登在《鄂州日报》上，人大督促有关部门处理。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浙江省青田县鹤城镇等地在街道或社区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人大代表主动深入群众之中，定期听取和反馈民声。
与此同时，代表个体自觉借助网络、媒体来采集民意渐成“时尚”，显示了“代表意识”的回归。 “听百姓声音，护人民权利。您想反映什么事情，请讲。”辽宁省人大代表乔素娴特意设计了这样一段听民意的彩铃。“两会”前夕，叶青、洪永柱等5名全国人大代表和5名全国政协委员借助《新京报》和新浪网向社会公开征集议案、提案；浙江省奉化市傅企平等5位人大代表在奉化新闻网上征求群众的意见；北京部分市人大代表委托《北京青年报》向市民征集议案线索。东方网与新闻晚报通过“百姓‘议案’”栏目征集到2800余条市民的意见、建议，其中有近百件由记者带入了“两会”现场并提供给代表、委员参考。
在诸多沟通民意的渠道中，“代表博客”无疑是代表开放式联系选民的一种崭新路径。“两会”前夕，重庆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程贻举成为开通代表博客的第一人，短短21个小时，点击率就达到1421人次。此后，周洪宇等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一些知名网站上纷纷开通了“两会”博客。12月8日，浙江省温州市的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在网上开设了集体博客，向市民征集议案一周。博客的最大优点是开放、互动，这比单向征求意见更能广纳民意，从而备受网民青睐。
2006年，人大代表赴基层调研渐成风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给代表提出了230个专题调研题目，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本地情况和代表意愿确定具体题目。据统计，2006年全国人代会共收到1006件代表议案，有七成以上来自代表们有组织的专题调研、走访或征求意见。
因为代表议案走向规范，质量明显提高，人们称2006年为“代表议案质量年”。
全国人大采取开创性举措，助推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质量的提升。3月10日，在全国人代会期间安排半天时间，让“代表团或代表按法律规定讨论和提出议案”，以便代表们充分审议议案。会后，全国人大又认真督促有关方面办理代表议案、建议和意见，如为办理好马昌裔等代表提出的《关于解决宁夏中部干旱带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组织代表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跟踪调研，盛华仁副委员长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深入基层督促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探索建立代表重点建议跨年度跟踪督办机制，继续督办2005年月饼过度包装的代表重点建议，使代表建议真正能够促进问题的解决。各省高院和检察院“两长”首次全程旁听全国人代会，以解答议案、建议涉及司法专业问题。
资料显示，代表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1006件议案、6567件建议，已经全部办理并答复代表。代表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近期将解决的有1810件，占代表建议总数的28％，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而“不能予以解决的建议”比2005年降低15个百分点。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办理质量的不断改善，使人们感到人大代表的话语分量越来越重了。
地方人大通过完善制度努力打造“精品议案”。
各地人代会不再突出“一号议案”，而是按照提交时间顺序逐一编号，折射出人代会议案质量提升的务实趋向。9月，浙江省、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规定人大代表在人代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提出议案，条件是“符合议案基本条件，准备成熟的”，在人代会期间一并处理。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从该省十届人大产生4年来人大代表向大会所提出的63件议案、2052件建议中评选、表彰优秀议案8件、优秀建议10件。这些建设性举措，激励高质量的议案问世。
10月25日，广州市人大代表何志红领衔提交的“房屋安全管理立法案”进入人大常委会会议程序。由代表向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的议案列入会议程序尚属首次，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力说，“这改变过去提案主体单一的情况，使权力机关的决策更贴近民意” 。
代表建议的办理效果越来越为地方人大关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已着手建立代表书面意见解决率报告制度，一年至少两次公布市人大代表书面意见的办理情况。北京、湖北、湖南、浙江、甘肃、山西、深圳、大连等省市人大常委会确定重点督办建议。福建省、广州市开展建议办理工作“回头看”制度，跟踪督办代表建议落实情况。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各级人大代表的履职环境日益良好。
一年来，浙江、上海、北京等地，或开通人大代表网，或为人大代表在网上提交意见提供便利。河北、广东、湖南等省开通人大代表电子邮箱系统，以便利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部门与全国、省人大代表沟通情况、传递信息。2月，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试行代表议案、建议专家咨询制度。4月，湖南省衡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保障市人大代表知情权的实施办法。
为保证代表执行职务的公正性和纯洁性，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于9月15日通过的实施代表法办法，重申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由财政“买单”，不得接受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出资赞助。
人大代表的意见更加得到被监督者的尊重。3月，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提议启动了代表建议“直达快车”，山西省人大代表对省政府提出意见或建议可以迅速直递省政府领导。
为提高代表履职能力，代表培训工作形式多样，更趋活跃。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新疆举办“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专题研讨班。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举办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专题研讨班，全国人大代表的培训从“应知应会”向专题研讨延伸。5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了“人大培训现状与前景”研讨会，会议呼吁扭转人大培训滞后和边缘化的态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说，“代表要当家作主，没本事做不到”。自2003年下半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建立培训工作委员会，举办各类人大培训班191期，参加人数2.9万人次。
“表决方式的改变，其实就是民主理念的改变”。表决制度作为人大行使权力的必经程序，朝着尊重代表权利和科学高效的方向变革。1月，江苏省南京市人代会首次采用按电子表决器的方式进行表决，“举手表决”已成为历史。同月，湖南省长沙市人代会首次采用电子表决器通过决议和其他有关事项。对表决中出现的12张反对票和弃权票，长沙市市长谭仲池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12张反对票和弃权票比赞成的406张更加重要。这是对民主和法制的尊重”。表决制度的变革，尊重了代表在表决中的真实意志，正在改写工作报告“全票通过”的历史。
“在对代表的监督上，基层人大建立了代表述职制度，这是对人大代表加强监督的措施之一”。张春生认为，代表法规定的对代表的监督还弱一点，需要加以改进。
国家在保障和优化代表行权条件的同时，一些具有监督意义的制度陆续登台，激励代表认真对待职务。山东省龙口市90%以上的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福建省武平县896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每年向选民述职，并对履职情况进行量化考评，当地称之为代表“赶考”。该县岩前镇人大代表陈国城，因“忽略了联系选民”，在选民测评中被评为基本合格而被“诫警”。陈国城表示今后与选民多加强联系。广东省建立代表履职登记制度，闭会期间给代表记“考勤”，每半年向代表通报。山西省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对354名市人大代表任职期间依法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全面调研，通报11名履职差的代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代表履职评价，256位区人大代表的年度履职情况报告表在所在选区的公告栏里被张榜公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湖南省永州市等地有代表因无故缺会两次而被终止代表资格。
代表行权亮点纷呈的背后，有一些事件令我们深思。某市人大会议只有80％的到会率；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四次会议28名“戴帽下达”官员中仅有2人提出议案或建议；海南省45％的乡镇人大代表在一届任期内不提一件议案或建议、批评意见；北京市朝阳区一名人大代表提出“外地人购房另缴税”的建议惹恼公众，被指责为“打小算盘”；广东省建设厅以“商业秘密”为由驳回代表建议，拒绝公开房屋成本；还有人大代表竟然在两份意见截然相反的议案（分别是缩短、延长农村土地承包年限）上同时签名；湖南省溆浦县油洋乡29位“糊涂代表”在乡人代会上投出了29张“糊涂票”，选举该乡一位不是人大代表的副乡长担任乡人大主席职务；还有，安徽省巢湖市市长在人代会上为9项任务没有完成表示歉意，竟然令人大代表“深受感动”；等等。凡此种种无不呼吁着各级人大代表的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无不要求着各级人大代表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2006年，各级人大无论是监督公开的制度设计，代表议案公开接受评议，公民旁听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还是人大门户网站公开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无不让人感触到人大迈向开放的有力步伐。
着力打造“阳光工程”
审计报告向社会公开、执法检查报告见报、审议意见现身媒体等举措不再单靠勇气了，因为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监督法已把“阳光监督”写入法律文本里。监督法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除此之外，监督法中还有五处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事项要求向“社会公布”。50多年来，没有哪一部法律像监督法那样，把人大公开原则如此鲜明地写入文本。监督公开原则为人大行权的公开提供了丰富的制度资源，也回应了公民对人大信息公开的诉求。
2006年，代表议案和建议公开成为人大“透明工程”的又一个亮点。1月，四川省人代会代表议案和建议上网与民众见面，网友好评如潮。4月，四川省《绵阳日报》刊发了市人代会上代表所提的124件建议，公布的内容包括：提出建议的代表名单、案由、承办单位、承办责任人及联系电话。绵阳市人大还在2007年人代会前公布代表对建议办复的反馈意见。江西省南昌市建成全国首个代表工作主题网站，代表议案建议办理结果向社会公开。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与公众见面并接受评议，在全国算得上稀罕事，反映出人大接受民意监督的勇气和魄力。
因为“找人大代表比较吃力”，四川省人代会的“旁听公民”建议公布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公民的诉求在 《人民政坛》杂志的问卷调查中同样有所反映。调查结果显示，89.5％的选民希望代表能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民情，70.9％的选民则希望代表公布住址和联系方式。
人大代表在哪里？为了让选民能及时、便捷地与代表沟通，一些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适时把人大代表推进公众视野。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公布省人大代表电子邮箱或联系方式，借此解决人大代表与选区民众沟通难的问题。
2006年，在四川省、广东省惠州市、河南省郑州市、浙江省奉化市和义乌市等地人代会上，活跃着旁听公民的身影。至于省、市级人大常委会会议，公民旁听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
2006年，学生走进人大成为公民旁听的一个新闻。2月15日，从20万名中小学生中遴选的6名学生旁听了辽宁省沈阳市人代会。3月30日，贵州省贵阳学院法学本科二年级的27名学生走进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大厅进行旁听。
如果说公民旁听是见证民主的话，那么学生“模拟召开人大常委会”意味着演练民主。5月起，山西省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教委共同发起了“走进人大”系列活动，每月邀请一所中学的同学们到人大常委会会议厅模拟“参政议政”。上海市人大的“走进人大”活动始于2月20日，上海市市东中学64名中学生成为首批民主操练者。此后，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研究生，从临时性活动到每月举办一次，“走进人大”至今已举办9期，已有800余名师生来到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这座民主殿堂接受“培训”。走进人大后的同学们感言，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活动的了解“从神秘变成了神圣”。复旦大学浦兴祖教授认为，“他们正在努力使人大工作更加公开和透明”，“我们要引导更多的公民习惯用民主法治的思维处理问题，引导公民有序地参与人大工作、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孙运时建议全国各级人大常委会有序向公众开放。
公民旁听参与的群体总是有限的。人大利用网络媒体、门户网站使公开化的程度和范围有实质性扩展，体现了一种更为强劲的开放。
2006年春节长假后第一天上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亲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舆论媒介”——中国人大网站机房视察，明确要求网站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对人大的立法、监督工作进行正面的宣传和引导，使网站真正起到增强人大工作透明度、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
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中国人大网对该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开幕会、第二次全体会、闭幕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以及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进行了直播。2006年2月，网站调整后又增加了英文版。公众发现，一向打上“秘密”标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也上网公布，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大网已经成为全国人大行权公开的重要窗口。
除了立法听证、物权法和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外，还有首次现场直播常委会工作报告，向境外记者开放更多的代表团会议，首次开通方便中外记者和公众的“网上新闻中心”，尤其是正式确立全国人代会、常委会、办公厅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现人大活动进一步公开化和规范有序。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闭幕会和专题讲座首次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向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全程直播，全国人大的开放又向前迈了一大步。种种迹象表明，十届全国人大开放的步伐在“快马加鞭”。
高层的示范和引导，地方人大也纷纷建立网站。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国各级人大公众网站已近300个，短短5年时间增加了15倍。1月，浙江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组织浙江在线、浙江人大门户网站对大会开幕式进行网络直播。3月，广州市民可以网上实时“列席”广州市人代会。当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对审议的各项工作报告，在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的同时，通过网站或媒体向社会公开发布。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逐步形成的由公众网、代表网、机关网、区县网、公务网等五大网络共同架构的信息化平台，利用网络推进人大工作。
公开本身就是一种推动力。任何一个公共权力机构，社会的外在政治压力是其公正有效运作的重要保障。
无论是监督公开的制度设计，还是全国人代会的新闻发布会、公民旁听人代会、人大代表议案全面公开和接受评议，无不让人感触到人大在打造“阳光工程”。
“两会，离民众更近些”，这几乎成了媒体逢会必言的话题。如今，人大迈开了开放的步伐，逐步让公民、媒体目睹人大在“玻璃房子”里议事。
“保障公民权利是大国崛起的基础”，公民每一次上书人大都满怀启动违宪审查机制的期盼，这折射出公民对宪法信仰正在迅速增强。如果没有人不断地动议，违宪审查机制就无从“激活”。
呼唤制度正义
2006年，追求制度正义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三年来，这种公民权利的表达推动法规审查机制的逐渐激活和违宪审查机制的艰难挺进。”3月，《民主与法制》杂志推出特别报道《孙志刚三周年祭》，回望3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并最终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的沉重与兴奋。
2005年12月制订的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赋予了每个公民上书全国人大提起审查建议的权利，但没有规定回应的期限和形式。这样一来，每份审查建议书都可能杳无音讯。尽管如此，公民上书人大仍然锲而不舍，并成为近年中国政治和公民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
2006年3月16日，四川省《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实施半个月后，成都市两律师致信全国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进行违宪审查。他们认为条例第五条规定曾犯有介绍卖淫罪、强奸罪、赌博罪和因犯罪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等四类自然人不得开办娱乐场所或者在娱乐场所从业，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劳动权。
5月31日，“齐二药”亮菌甲素假药事件受害人律师维权团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扩大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和标准，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的生命健康。
10月30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北京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递交了一份法规审查建议书，要求审查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违法问题，并撤销现行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
12月1日，广东省深圳福田警方对167名涉黄人员示众事件发生两天后，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建国在网络论坛公开致信全国人大，认为福田警方将未经审查、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公开处理，“侵犯了有关人员的人格尊严”，建议全国人大“有必要对这种公开示众的做法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令禁止” 。
12月，河南省10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明确提出“全国各地暂住证及类似制度严重违反法律，应予审查撤销”。
2007年元旦，广州律师周玉忠在监督法实施首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快件，称最高人民法院以户籍作为公民遭受人身损害时计算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他呼吁“同命同价”。
资料显示，从2003年公民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开始，公开报道的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有15件之多，主要内容涉及户籍制度、航空旅客伤亡赔偿标准、消除就业歧视等诸多方面。有人称，公民频频上书全国人大，“是现代公民主体意识增强的重要表现，也是公民崇尚法治、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的具体行动”。
2006年9月，湖南省溆浦县人大常委会发出《关于对〈婚姻登记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婚姻登记条例》进行审查，早日解决婚姻登记条例与母婴保健法相冲突的问题”。 这起由地方人大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法律法规“打架”现象后，以积极的姿态建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法律法规进行审查，这在全国是第一例。
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共同评出的“2006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这十大事例分别是：监督法获得通过、西部教育免费、死刑复核权的收回、物权法草案合宪性学术争议、深圳“卖淫女”示众事件、福建漳州纳税大户子女中考加分事件、手机短信“侮辱”县委书记案、孟母堂事件、郑州市政府专项工作报告未被通过事件、《无极》被“恶搞”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事件。民间评选年度宪法事例已开先河。
“国家并没有哪部法律授权铁路警方可以在火车站设岗经常性地检查旅客身份证”。4月，根据居民身份证法规定的警察只能在四种情况下检查居民身份证这一“尚方宝剑”，湖南法学博士陈杰人和在长沙火车站随意检查旅客身份证的警察较上了劲。他认为自己这样做，不仅仅是维护自己的公民权，也在提醒警察加强依法办事观念。
9月，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干部秦中飞，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沁园春•彭水》失去了自由，涉嫌诽谤被刑拘，继而被逮捕。这起案件被媒体称为“彭水诗案”。舆论密切关注，中央领导对此作出了批示。重庆市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目前县委书记蓝庆华已被免职。秦中飞获得了2125.7元国家赔偿。
公民违宪违法审查建议频频发生，正在考量人大如何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执行，也正在考量人大代表如何为宪法权威发表声音和诉诸行动。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广大人民群众对 “责任人大”、“责任代表”的吁请必将得到令人满意的回应。
（作者单位：湖南省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