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刚到波士顿留学，正值王安电脑公司如日中天。王安的个人身价，曾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八。这个“名列前茅”的位置，似乎至今没有其他华人企业家能超越。那些年的夏天，王安希望自己的财富能惠及世人，于是请来全世界最优秀的音乐家和乐团，在波士顿上演“王安名人名作系列”，她如夏花一般的馥郁而灿烂，成为波士顿的荣光，也是所有北美华人的骄傲。初出茅庐学做记者的时候，我不仅采访过这位老人，还去过他家做客，亲眼见识过他的谦和、儒雅、睿智，听他侃侃笑谈“世界不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世界”，随意淡泊中自有一种雍容气度。当年那双年轻的眼睛，视他为楷模。
　　没想到，此后的三、四年间，风云突变。1990年，王安因癌症去逝。1992年，我刚踏上回国发展之路，为我送行的，竟然是王安电脑公司宣布破产保护的噩耗。震惊之余，我百思不得其解：何以如此的风光荣耀，眨眼间就烟消云散?多年后我才懂得感谢，王安博士用他短暂的辉煌为初涉商旅的我讲授了蕴藉深远的第一课，让我懂得在平步青云时应恪守如履薄冰的谨慎，在一帆风顺时不忘逆水行舟的勤勉。而当时，我只是懵懵懂懂地耿耿于怀，还在中国如法操力、了几年“IDG世界名人名作系列”音乐会，向那位值得尊崇的长者致以遥远的敬意。
　　2010年，因为酝酿这篇序言，我在百度敲出“王安”两个字，搜索结果第一页上的十篇文章，只有两篇与我所搜寻的那位企业巨擘略有关联。曾经的辉煌几近湮灭。王安的自传只有两：教训。当他亲笔题写书名时，绝对不会料想，自己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财富，最后真的只剩下这两个字：教训!而这诸多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便在于王安博士亲口所言：“因为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要保持我对公司的完全控制权，使我的子女能有机会证明他们有没有经营公司的能力。”言之凿凿，镌刻着华人家族企业根深蒂固的烙印。
　　1986年，王安任命长子王列为公司总裁，公司运营自此江河日下，1988年亏损高达424亿美元。1989年，病危中的王安不得不让王列辞职，另请高明，但终于不能力挽狂澜，直至穷途末路。
　　如今回首前尘往事，我甚至不敢用轻浮浅薄的“伤感”二字来概括心中的酸涩和感慨。经历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目睹雷曼兄弟公司一夜间灰飞烟灭，贝尔斯登、美林大难临头被人收购，谁还敢对商海的翻云覆雨天真地轻呼一声“震惊”?如今，我们早已见怪不怪，踏惊涛如履平地。看到《Newsweek》以一美元价格卖身消息的那天，遥想当年也曾梦想过在中国复制时代华纳般的媒体帝国，此刻如遭棒喝，南柯梦醒，也不过是在私底下怅然而又黯然地一笑。
　　然而，一个个商业帝国分崩离析的身后事，真实而残酷，绝非一笑能就能轻易了之。大型企业的崩溃，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和保障；意味某个行业行将萎缩和衰败；意味着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徘徊低谷、危机四伏。
　　想必促使斯坦福大学吉姆·柯林斯教授毅然搁置和同事莫顿·汉森的一个长达六年的研究课题，奋笔疾书写成这本《基业为何不能长青?》的初衷，也是源于为天下分忧的良知和远见吧。作为一名深知商道艰难的普通读者，匆匆浏览这本不算太厚的“警世通言”，大有久旱终逢及时雨的畅快和欣慰。
　　中国自古有言：盛极必衰。柯林斯也在书中告诫：“无论哪个组织看似有多么优秀，其实都是有弱点的。不论你已经取得了多大成就，不论你在万里长征的路上已经走了多远，也不论你已经积蓄了多大的能量，你依旧很难摆脱衰落的命运。世上并没有强者恒强这样的铁律。”如此重锤，只为唤醒企业家必须时刻警醒的紧迫感和责任心。柯林斯以学者的严谨，用独到的对标分析的方式，努力追寻失败企业由巅峰到谷底的路线图，帮助后来者避免重蹈覆辙的悲剧。他清晰地概括了企业衰落的五步曲，同时反复强调，一家公司即便在陷入衰落五步曲第四阶段的泥沼后，依然能扭转乾坤，强势复兴，只要你“永不言弃”。
　　柯林斯的真知灼见书中比比皆是。而我不厌其烦地在这里回忆王安博士的故事，只希望能为大师的大作补充一个极富华商特色的案例。我以为，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这或许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拾遗补缺。
　　(作者为IDG创始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