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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公交车上点了汽油的被称为反社会人格的家伙，小时候一定吃苦受罪了，但这并不应成为借口。因为生命，还有另一种可能，像没了腿的孙膑，去了势的司马迁，更有沉默的大多数，比如你的父辈或邻居，他们永远不会伤害无辜的人。
机缘巧合，我陪一位年长的先生，吃过许多次饭，每次吃饭，他都会申述这一段：
“我小时候，在某某乡村长大，家里很苦啊（此处描述里，加一些细节，感官印象鲜明生动，对桌的人都停箸不食，面露不忍之色）；后来还生了什么什么病，平时不发作，发作起来要人性命；后来工作了也不容易（此处加一些惨淡的故事，对痛楚的描写格外逼真，对桌的人把筷子直接放下来了）……现在呢，终于闯出来啦！”
——每次听这位先生诉完苦，没那么多苦可诉的客人们都深感过意不去，纷纷安慰，而诉苦的那位先生便满面沉郁坚强加泰然，满面“都熬過来了”的半自豪状。仿佛孙权数周泰身上的疤痕，每道疤痕让他饮一杯酒。这些苦难成了他的勋章，于是大家便竖起耳朵，听他情不自禁地念叨：
“我是看透了，人生啊，就是得如何如何（此处添加一些用口语描述的成功学秘诀）……”大家都侧耳倾听，哪怕有些人之前已经听过，也被迫在这苦难历程之前收心慑神，安静聆听。
理所当然的，我以前，很不喜欢这样的做法。
中国古来文化里，很是推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这种逻辑，其实有个微妙的反推，即：“接受过苦难的人，比一般人，更接近天将降大任的那位爷”。
这个逻辑未必严密，但许多人说话时，不免抱持着这样的心理：
“别看我们现在差不多，但我起点比你们低得多；我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付出的努力比你们多得多=心志也更坚毅=见识也更宽广=对人生的体悟也更深，你们应该尊重我，就像低难度游戏玩家对高难度游戏玩家顶礼膜拜一样。我炫耀渲染的苦难越多，我游戏的难度就越大！”
对弱者的尊重，在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所以在台面上，苦难越多，在这个时代越有发言权——所以许多选秀节目到后来，总得去比谁更惨。
这种境况，自然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当“陈述苦难自数伤疤”在一个时代吃得开，而不是招人嘲弄，那至少说明一点：这个时代的大众共识，还是比较倾向于保护弱者的——这算文明的标准之一。
但是“炫耀苦难自数伤疤”，另有一种不大妙的倾向。因为大多数陈述苦难者，到后来都难免落入这样一种叙事语境：我生于丛莽，是从苦难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所以我被迫信赖丛林法则，因为我过早经历了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东西如今，简直成了美国电影的俗套：一切有反社会人格的家伙，小时候一定吃苦受难，哪怕经济上宽裕，精神上也会倍受打击，所以总有借口。如是，少年的苦难，可以解释许多后来的行为，让人觉得许多事儿情有可原，反派也很值得悲悯……
但如果再往前迈一步，就有点危险。一旦将苦难发扬成为挡箭牌，比如“别看我做这些看去不厚道，我是苦出身”，仿佛受了苦难，人就有豁免权，可以不受道德指责似的。如果依此考虑，则大多数炫耀苦难的人，因为其最后总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报偿和豁免权，于是其陈述苦难本身，似乎也带有目的性了。
这种苦难陈述者，通常都带有骗子属性。
但世上，还有另一种人。
司马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列举了一大堆例子，比如周文王被幽禁，于是演了《周易》；孔子受厄，作了《春秋》，屈原放逐，赋了《离骚》；左丘明瞎了、孙膑坏了脚、韩非死在监狱里，才有作品传世。
他的结论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简单说吧，一个人要倒了霉，想发泄，才有东西可写。
但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是司马迁的自我安慰：要不然，古往今来那么多受了宫刑的，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写了《史记》呢？但你也可以理解他，以及大多数苦难者的心路历程：
因为经历苦难，他们失去了许多东西，他们对此愤懑不平，而且时常会向命运叩问“为什么会是我”；人的心理卫护机制，让他们倾向于从缺失中寻觅回报，他们必须说服自己：苦难是有价值的；他们反复陈述，也是希望周围多给出鼓励；他们其实知道苦难本身是坏的，但如果相信自己天生倒霉而毫无收益，就会让自己崩溃；所以必须不断的吸取赞许，来说服自己：苦难也是有价值的。而从周围汲取各类资源，其实也都是这种自我说服的一部分。
我一个远房叔叔，远房到了不是过年就聚不到一起。半个世纪到四十年前那十年，他倒了些霉，后来每逢吃饭，也还会反复陈述：
“其实那也不是很差劲，我还是有许多收获的”，大人们都会听着点头，哪怕他说过许多遍，大家也会耐心倾听，甚至还会各自倾吐些各自的倒霉事。
一开始，我觉得有些烦；后来才隐约感受到，其实诸位长辈对他的心态心知肚明，但因为他的时光已经流逝，无从复回；对苦难的叙述和自我安慰，是他的一种自我疗愈手段，我们给出的认同、宽慰甚至分享，就是他的自我疗伤。每个人到最后，都可能会积一肚子的苦水，希望去跟别人倾吐，所以对这种苦难陈述的原谅，除了体恤与怜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所以，世上有两种苦难陈述者。前一种是骗子，反复陈述自己的苦难是为了获得道德制高点，而后一种则希望获得各类反馈，什么反馈都行。如果你表示“你吃的苦算什么，我也吃过”，他就会觉得不那么孤独；如果你表示“确实太苦了，你真不容易”，他就获得自尊心的慰藉；如果你默默倾听，他也能够减少一些委屈。
这里的悖论是：真正痛苦的、需要陈述的人，其实远比陈述痛苦的骗子们多；但因为骗子们更煽情、更动人，所以通常能感动人的是骗子。
而更多口齿不灵便，只能默默将痛苦压在心底，十成里只能倾吐一成的，却遍布我们周围，可能就是我们的父辈，可能就是我们老去的邻居，但因为他们的羞涩或习惯，于是他们的痛苦甚难被发觉。你去问他们，很可能问出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看见他们精神上疮痍满目的疤痕，胜过虚构的传说，但他们却会笑笑说，都过去了。因为在漫长的、对精神痛苦不加过问的人生里，他们习惯了这样的默默自愈和小范围内分享，于是也就这样过去了——某种程度上，他们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机缘巧合，我陪一位年长的先生，吃过许多次饭，每次吃饭，他都会申述这一段：
“我小时候，在某某乡村长大，家里很苦啊（此处描述里，加一些细节，感官印象鲜明生动，对桌的人都停箸不食，面露不忍之色）；后来还生了什么什么病，平时不发作，发作起来要人性命；后来工作了也不容易（此处加一些惨淡的故事，对痛楚的描写格外逼真，对桌的人把筷子直接放下来了）……现在呢，终于闯出来啦！”
——每次听这位先生诉完苦，没那么多苦可诉的客人们都深感过意不去，纷纷安慰，而诉苦的那位先生便满面沉郁坚强加泰然，满面“都熬過来了”的半自豪状。仿佛孙权数周泰身上的疤痕，每道疤痕让他饮一杯酒。这些苦难成了他的勋章，于是大家便竖起耳朵，听他情不自禁地念叨：
“我是看透了，人生啊，就是得如何如何（此处添加一些用口语描述的成功学秘诀）……”大家都侧耳倾听，哪怕有些人之前已经听过，也被迫在这苦难历程之前收心慑神，安静聆听。
理所当然的，我以前，很不喜欢这样的做法。
中国古来文化里，很是推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这种逻辑，其实有个微妙的反推，即：“接受过苦难的人，比一般人，更接近天将降大任的那位爷”。
这个逻辑未必严密，但许多人说话时，不免抱持着这样的心理：
“别看我们现在差不多，但我起点比你们低得多；我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付出的努力比你们多得多=心志也更坚毅=见识也更宽广=对人生的体悟也更深，你们应该尊重我，就像低难度游戏玩家对高难度游戏玩家顶礼膜拜一样。我炫耀渲染的苦难越多，我游戏的难度就越大！”
对弱者的尊重，在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所以在台面上，苦难越多，在这个时代越有发言权——所以许多选秀节目到后来，总得去比谁更惨。
这种境况，自然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当“陈述苦难自数伤疤”在一个时代吃得开，而不是招人嘲弄，那至少说明一点：这个时代的大众共识，还是比较倾向于保护弱者的——这算文明的标准之一。
但是“炫耀苦难自数伤疤”，另有一种不大妙的倾向。因为大多数陈述苦难者，到后来都难免落入这样一种叙事语境：我生于丛莽，是从苦难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所以我被迫信赖丛林法则，因为我过早经历了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东西如今，简直成了美国电影的俗套：一切有反社会人格的家伙，小时候一定吃苦受难，哪怕经济上宽裕，精神上也会倍受打击，所以总有借口。如是，少年的苦难，可以解释许多后来的行为，让人觉得许多事儿情有可原，反派也很值得悲悯……
但如果再往前迈一步，就有点危险。一旦将苦难发扬成为挡箭牌，比如“别看我做这些看去不厚道，我是苦出身”，仿佛受了苦难，人就有豁免权，可以不受道德指责似的。如果依此考虑，则大多数炫耀苦难的人，因为其最后总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报偿和豁免权，于是其陈述苦难本身，似乎也带有目的性了。
这种苦难陈述者，通常都带有骗子属性。
但世上，还有另一种人。
司马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列举了一大堆例子，比如周文王被幽禁，于是演了《周易》；孔子受厄，作了《春秋》，屈原放逐，赋了《离骚》；左丘明瞎了、孙膑坏了脚、韩非死在监狱里，才有作品传世。
他的结论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简单说吧，一个人要倒了霉，想发泄，才有东西可写。
但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是司马迁的自我安慰：要不然，古往今来那么多受了宫刑的，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写了《史记》呢？但你也可以理解他，以及大多数苦难者的心路历程：
因为经历苦难，他们失去了许多东西，他们对此愤懑不平，而且时常会向命运叩问“为什么会是我”；人的心理卫护机制，让他们倾向于从缺失中寻觅回报，他们必须说服自己：苦难是有价值的；他们反复陈述，也是希望周围多给出鼓励；他们其实知道苦难本身是坏的，但如果相信自己天生倒霉而毫无收益，就会让自己崩溃；所以必须不断的吸取赞许，来说服自己：苦难也是有价值的。而从周围汲取各类资源，其实也都是这种自我说服的一部分。
我一个远房叔叔，远房到了不是过年就聚不到一起。半个世纪到四十年前那十年，他倒了些霉，后来每逢吃饭，也还会反复陈述：
“其实那也不是很差劲，我还是有许多收获的”，大人们都会听着点头，哪怕他说过许多遍，大家也会耐心倾听，甚至还会各自倾吐些各自的倒霉事。
一开始，我觉得有些烦；后来才隐约感受到，其实诸位长辈对他的心态心知肚明，但因为他的时光已经流逝，无从复回；对苦难的叙述和自我安慰，是他的一种自我疗愈手段，我们给出的认同、宽慰甚至分享，就是他的自我疗伤。每个人到最后，都可能会积一肚子的苦水，希望去跟别人倾吐，所以对这种苦难陈述的原谅，除了体恤与怜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所以，世上有两种苦难陈述者。前一种是骗子，反复陈述自己的苦难是为了获得道德制高点，而后一种则希望获得各类反馈，什么反馈都行。如果你表示“你吃的苦算什么，我也吃过”，他就会觉得不那么孤独；如果你表示“确实太苦了，你真不容易”，他就获得自尊心的慰藉；如果你默默倾听，他也能够减少一些委屈。
这里的悖论是：真正痛苦的、需要陈述的人，其实远比陈述痛苦的骗子们多；但因为骗子们更煽情、更动人，所以通常能感动人的是骗子。
而更多口齿不灵便，只能默默将痛苦压在心底，十成里只能倾吐一成的，却遍布我们周围，可能就是我们的父辈，可能就是我们老去的邻居，但因为他们的羞涩或习惯，于是他们的痛苦甚难被发觉。你去问他们，很可能问出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看见他们精神上疮痍满目的疤痕，胜过虚构的传说，但他们却会笑笑说，都过去了。因为在漫长的、对精神痛苦不加过问的人生里，他们习惯了这样的默默自愈和小范围内分享，于是也就这样过去了——某种程度上，他们才是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