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14日，红旗杂志社派我去天津，任务之一就是向老作家孙犁约稿。
　　孙犁是我国著名作家，也是我所崇敬的作家之一。他在《天津日报》主编文艺副刊期间，为发现和培养新人作出了贡献。天津市许多青年作家的发现和培养，都与他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三部）、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以及《白洋淀纪事》，赢得了广泛好评，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名作白洋淀纪实散文《采蒲台的苇》是我爱读的作品之一。
　　在天津市委宣传部的协调和安排下，10月16日上午10点，我在和平区多伦道一条僻静的街道里找到了孙犁的家。
　　当我跨进院子大门时，见到孙犁正坐在小板凳上，穿着一件黑色中式褂子，专心致志地用一根细绳捆扎几根小竹枝。我来到他面前，他抬起头来，我便作自我介绍：“孙犁同志，您好！认识我吗？我叫……”
　　“认识，认识，请进屋坐，请进屋坐！”他笑着回答，站起身来，放下了竹枝。
　　刚进屋子，百花文艺出版社负责人郑法青也接踵而至。他是为送一封读者来信而来的。他是我的老同事，几年前我在天津市委工作时与他共事多年，这次是偶然相遇。
　　我们同在一条长沙发上坐下。孙犁坐在我们对面。
　　孙犁客气地问：“你抽烟吗？”
　　我答：“不会，谢谢！”
　　我开门见山地说：“前天我从北京来，今天特意来看望您。如果身体情况允许，想请您为《红旗》杂志写篇稿子，支持我们的工作。”
　　孙犁谦逊地笑了笑说：“年老了，对当前的情况和形势不大了解，不太好发表意见，我现在很少写稿了。但是，我是很尊重《红旗》杂志的，它是毛主席提议创办的中央理论刊物。我一定记住这件事，日后有了合适的稿子，就寄给你们。”

　　当我和郑法青谈到目前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时，孙犁很感兴趣，认真地边听边点头，表示赞同。孙犁谈道：“前些日子，陈涌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很大争议。陈涌的文章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发表之后，却遭到了围攻;连香港的报刊也参加了围攻。”
　　我明白，孙犁所提到的陈涌的文章，是指发表在《红旗》杂志1986年第8期上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此文重点批评了刘再复的文艺观点，引起文艺界的强烈反响，香港报刊也参加了争议。
　　我笑着对他说：“有争议是好现象。百家争鸣嘛！应当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真理愈辩愈明。”他表示赞同。
　　接着，他担忧地说：“当然，马列主义观点也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但它的基本观点还是要坚持的。现在，一些青年人对马列主义理论抱有反感，他们不懂马列主义，又不去学习，对马列主义一点兴趣也没有。”
　　他又说：“我从最近一期《文论报》上看到你评论康濯小说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很赞成。康濯那篇小说是歌颂周总理的，周总理的事迹永远也歌颂不完。”
　　经他提醒，我才记起这年8月中旬我在河北省文联主办的《文论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评论的是康濯的短篇小说《家书抵万金》，没想到孙犁竟然看过。
　　我说：“孙犁同志真够认真细致的，连这样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都注意到了。”
　　他说：“康濯是我的老朋友。前些日子康濯到天津来看望我。他告诉我，他快调到北京来工作了。”
　　我说：“康濯同志这些年在湖南工作很不顺心。1983年春我参加中央调查组去湖南搞调查，找他了解湖南文艺界情况，和他接连谈了几个单元。湖南文艺界的情况真复杂，‘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完全清除，‘派性’很严重，矛盾错综复杂。他作为省文联主席，有职无权，无法开展工作。由于心情不好，也无法搞创作，那时他就表示要离开湖南。”
　　孙犁接着说：“我对康濯讲：你调到北京工作以后，千万要记住，不要当官，不要卷入人事纠纷，埋头写你的文章就是了。摆脱矛盾，摆脱事务，腾出时间，专心致志写文章。对作家而言，多出成果比什么都好。我还对他讲：你写小说，写回忆录，写散文，有利条件很多。解放初期你在北京工作过，很多人你都熟悉，他们会支持你的工作。”
　　孙犁联系自己，表示他对文艺界的各种矛盾都不愿介入，也不去打听。他说：“你们《红旗》杂志有一位副编审写信给我，要我针对当前文艺界的情况和问题写一篇评论文章，我没有答复。回去以后请你帮我说说，原因是文艺界矛盾太多，情况复杂，我不愿卷入。”他说，“一旦卷入那些矛盾和纠纷，就会消耗你的精力，浪费你的时间，是最不值得的”。
　　当问到他的身体状况时，他说：“我的身体不够好，有时有点头痛，一般上午会客，下午休息。偶尔也写点小文章，有感而发。”
　　我打开手提包，拿出一本刚刚出版的大型画册《走向世界的天津》送给他，对他说：“这本画册是红旗杂志社和天津市委合编、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内容是宣传城市的改革开放，图文并茂，介绍天津市各条战线特别是工业战线的成就和发展前景。我参加了该书的编辑工作，送给您一卷，留作纪念，请您批评指正。”

　　他高兴地接了过去，随手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翻阅起来。他说：“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就得让人家知道你。天津市过去太闭塞，现在多搞些对外宣传，确实需要这方面的材料。投点资也值得。”
　　这次见面，交谈了40多分钟。临别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笑着说：“欢迎你以后再来。为你们写稿子的事，我一定记住。有了合适的，就寄给你们。请你们放心。”
　　從天津回来不久，我便奉命离开了文艺编辑部，从此告别了文艺部的编辑工作。孙犁是否把“合适的”稿子寄到《红旗》杂志来，以及是如何处理的，便不得而知了。
　　（责任编辑 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