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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太行山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是老解放区，是“刘邓”大军的根据地。上小学时，学唱的第一支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到地区上中学，看到教室里的毛主席像，心里曾萌发一个奇想，有一天能见到毛主席那该多好啊！
从此，这成为我那时的一个梦想。不料，初中毕业参军后，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央警卫部队工作，进了中南海，不仅见到了毛主席，而且还直接参与了保卫毛主席安全的警卫工作。梦想成了现实！每当忆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点点滴滴，就情不自禁地心生一种自豪感。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结合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的“八项规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我特写此回忆文章，缅怀毛主席。我写的虽然是些具体的平凡的小事，但能让人们看到毛主席的伟人风范，看到他老人家“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我1951年7月初中毕业，响应党中央、国务院“青年学生参军参干、抗美援朝”的号召，我进了罗瑞卿任校长兼政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半年多以后，校里传达毛主席指示，部队正规化先要学文化，部队要开展文化大练兵。因此，我1952年3月从军校提前毕业，分配到了首都中央公安警卫师。5月，师里分配我到该师第一团第二营第五连当文化教员，幸运地走进了中南海。
第五连住在中南海中海东岸万善殿东侧，距北海百米左右。在对干部战士进行文化程度摸底、编制教学计划的活动中，有几个班长曾问我见过毛主席没有，我说没有。我问他们见过没有，多数都说见过。机枪班长王振玉问我想不想见，我说想见，做梦都想见。他告诉我：毛主席有时会坐船到万善殿这边来散步，你晚饭后可到那里转转，如果运气好，兴许就能够见到。不过，有个规定，见到毛主席只能站在那里目接目送，不能往主席身边靠，更不能主动开口和毛主席说话。
我说，就是真的见到毛主席，怕吓得不敢动一步了。
听了王班长的话，我到一墙之隔的万善殿看了多次。这是一处比较大的古建筑群，红墙碧瓦，主建筑是万善殿、千圣殿，雄伟壮观。据了解，万善殿原名崇智殿，建于明朝，清世祖（顺治）改名万善殿，供有佛像。它总是“铁将军”把门。它的右后侧是千圣殿。二营营部就驻在这里。我到那里开过会。院内古柏参天，还有两颗高大的银杏树，战士们秋后有时去打白果。院门南侧有一条东西向的通道，西至“海”边，有个小码头，垂柳依依，景致秀丽。“海”中有一亭子曰“水云榭”，亭内石碣刻有乾隆手书的“太液秋风”四个大字，此乃“燕京八景”之一。
6月初的一天晚饭后，天气闷热。不上岗哨的扫盲班战士三三两两地在连部周围寻找僻静的地方学习识字。我转到万善殿门外的通道上，见有几个战士或坐在石阶上，或倚在大树下学习。当走到战士李久正身边进行辅导时，忽然一个战士悄悄走过来，轻声对我说：“教员，你往西看，毛主席来了。”
我猛然抬头，惊喜地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身材高大魁梧，着一件白衬衣，一条灰布裤子，脚穿黑色布鞋，笑容满面地由西往东走过来。
身后跟着几个人，后来知道他们是卫士李银桥、摄影师侯波等。
主席在李久正战士面前停下，问他在看什么。李久正把识字本给毛主席看，回答说：“我在学识字。”
主席接过识字本，翻开一页，指着一个“马”字，问他：“这个字念什么？”
李久正用注音字母拼着念：“摸、啊， 马。”
主席风趣地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也“摸、啊，马 ”地读了一遍，然后问：“有老师教吗？”
李久正指了指我：“他就是我们的教员。”
于是，主席微笑着问我：“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啊？”
我胆怯地说：“17岁，叫孟进鸿。”
主席“哦”了一声，说：“那你是孟老夫子的老乡啊，上过什么学？”
我知道孔子、孟子的家乡是山东，于是回答：“我不是孟子的老乡，我的家乡在山西。上过中学。”
主席说：“那么你是阎老西的部下了。”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主席也可能觉得我小小年纪不配作阎老西的部下，就又问：“在哪里上的学？”
我说：“长治。”
主席说：“长治古称上党，有鱼有肉，是个好地方。”
主席又说：“你的学生年纪比你这先生大，教得了他们吗？”
我比较自信地说：“行，战士们学文化都很努力。”
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随手把识字课本还给李久正，缓步向东走了。
我和几个战士目送主席走出通道东口，向南拐了以后，围拢在一起高兴地说：“见到毛主席太幸福了！”
有个战士对我说：“孟教员，你真幸运，才来个把月就见到了毛主席，我都来一年多，这次才见到。”
大家散开后，我快步走到通道西门外码头上，看了看主席坐的小船，那是个极普通的小船。
见到毛主席，心里非常高兴。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想到我上学念书，想到我参军参干到军校学习，一个山沟里出来的孩子居然能留在北京警卫部队工作，而且进了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感到很幸运，也很自豪，真想写信告诉父母和我的老师，也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纪律规定，这是不允许的，想着想着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梦想，要是能经常见到毛主席该多好啊！
身边工作人员要守纪律
1961年6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同志要我作为他的助手，跟他到中央警卫局工作。他当时担任常务副局长，主管毛主席的警卫、服务工作，我在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做些秘书工作。同年10月初，我刚忙完国庆节天安门大型庆典活动的工作总结，张耀祠副局长就把我叫去，告诉我说：“毛主席最近准备到外地视察工作，你随我一起去。这是你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情况不了解，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情况，然后，你起草一个临时支部计划。” 听到跟随毛主席外出工作，我顿时热血沸腾。这是组织的最大信任，也是自己盼望已久的心愿，甭提多高兴了。
于是，他说情况，我拼命记录，以便整理成文字。
张耀祠说，随毛主席外出的工作人员，有秘书、警卫、医生、护士、生活管理员和大师傅（厨师）等。根据工作需要，还会增加一些人员，如机要译电、照相、拍电视新闻的同志，以及主席指定的其他人员。为统一领导，保证主席视察工作的顺利，拟成立一个临时支部。至于随行的警卫一中队，按他们的组织编制，由他们自己安排。
张耀祠介绍了毛主席以往外出视察工作的一些有关情况，特别是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后，强调说：年前，汪部长（汪东兴，时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照主席指示，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思想作风整顿（俗称小整风），对部分工作人员作了调整。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十分严格，有许多具体指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毛主席绝不允许身边的工作人员借他的名义搞不正之风。
张耀祠说，订个支部计划，就是要把主席对身边人员的关心、教导，以支部的名义立上几条规矩，让大家有个约束。
几天后，我草拟了支部计划，经张耀祠定稿后确定下来，我记得有这样几条：
一、要保密。毛主席外出的一言一行都要保密，不准向任何人讲。不准在外地打电话和投递信件。写信，统一交由中央办公厅给毛主席送机要文件的信使带回北京寄出。不准和所到地方的亲朋好友联系，不经批准不能随便离开住所，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
二、要团结，讲友谊。随主席外出的人员要团结，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共同做好工作。对专列上的人员，对地方接待、警卫部门的人员，要尊重他们，谦虚谨慎，商量办事，说话和蔼，平等待人，不要盛气凌人，不要摆架子。
三、不要搞特殊。不准伸手向地方要东西，不准接受地方部门和人员赠送的礼品。买东西一定要付钱，吃饭要按规定交钱、交粮票，不要沾便宜。
四、生活用品自己带。生活用品，包括毛巾、香皂、肥皂、牙刷、牙膏、剃须刀、擦脸油、茶叶、香烟、皮鞋油等等，都必须自己带，不许用招待所的。
五、抓紧时间学习。学政治、学时事、学文化，以自学为主，适时组织讨论，提高思想认识，提高政策观念，增强技术技能和办事能力。
从1961年11月起至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曾几十次跟随老人家外出执行警卫任务。因为当时规定不准记录，所以跟随主席外出具体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至于每次外出的具体时间，除了少数几次外，就更难记得起来。但支部订的这几条规矩和要求，却是牢记而且照办的。有人说，这是“毛氏家规”，虽然不尽妥帖，但确实是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政治上的关心和生活上的严格要求。大家都把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为主席服务，当作至高无上的荣誉，当作神圣的任务，谁敢违犯这些规矩，谁又愿自毁前程呢！因此，都把这几条视为铁的纪律，自觉遵守。
1961年11月，毛主席到杭州，住在西湖边上的汪庄招待所。我刚进房间，放下物品，一位年岁较大的服务员就端上一杯热茶。我一下为难了，问张局长怎么办？他说：“你初次出来，人家把茶泡上了，你就喝了吧，下不为例。”
然后，他又嘱咐：“你把茶叶盒、卫生间摆的洗漱用具，统统送回服务间，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我们都带了，不用公家的。”
服务员老金很为难，说这都是所里定的。但他也不好坚持，满口答应说：“好，好。”同时，我告诉了其他同行的人员。都照此办理了。
1962年秋天，毛主席到长沙，住在陈家山九所。时任湖南省公安厅厅长的李强在和我闲聊中，问我什么地方人，我告诉他山西，他说那我们是老乡了。还问：“你来没来过湖南，想不想出去转转？”我虽然想出去看看，但纪律不允许。我告诉他：“我们有规定，不能外出。”
他说：“有什么需要的，告诉我。”我顺便问，你们这里有小卖部吗？我想买把吃饭用的竹筷子，因为北京的木筷子都上了漆，时间长了掉漆不卫生。第二天，李强带了一把筷子给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一把筷子要什么钱！我给他钱，他硬是不要，还他筷子，他也不拿走。我犯难了，怪自己多嘴，不能违规呀！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毛主席离开长沙那天，他到车站送行，我借和他握手告别的机会，把五角钱塞到了他手里（问过服务员，当时一把筷子三角钱），转身上了火车。火车开了，他只好把钱收下。我吸收这次教训，以后随主席外出所到地方，除工作外，再不提任何要求了。
1964年春天，主席在杭州住得时间比较长。有一天上午，大概是个星期日，我和主席的摄影师钱嗣杰同志了解到主席还在休息，便向张耀祠局长请假，想到灵隐寺去看看。他问我们怎么去，我俩说，从招待所借两辆自行车骑着去。他说要注意安全，防止泄密。我们明白他的意思，遇到熟人要躲开。
领导同意了，我俩到招待所借自行车，省委接待处乔宜亭副处长坚持要给我们派车，说你们路不熟，骑车也不安全。我俩坚决不同意，申明这是出去玩，不是公事，主席讲过不能特殊。
我们骑着自行车，沿西湖路西，顺着路标，找到了灵隐寺。
说来也巧，我们正在游玩，忽然看见周恩来总理陪着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耐克夫人向大雄宝殿走来。寺内并未清场、戒严。我俩买上门票进寺时，也无人查问。见此情况，我俩迅速转到寺内其他地方看了看。因为总理身边的人员我们熟悉，浙江省警卫处的人我们也见过。返回招待所后，向领导销假，并报告了见到周总理的情况。
毛主席外巡时的衣食住行
毛主席生前经常离京到外地视察。上个世纪60年代后，他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也时有不适，但仍坚持沿着京广、京沪、浙赣铁路线到一些省市巡视和召开会议，进行调查研究。那十几年，我有幸随毛主席外出做些警卫工作和服务方面的事情，亲眼目睹了毛主席在衣食住行方面的一些情况。
一、出门用的东西自己带，不给地方增加负担。毛主席要求身边的人随他外出时带的日常生活用品，他都带，还特别交代给他带上铺盖。所谓铺盖，就是他在北京家里铺的褥子、床单，盖的被子（毛巾被），枕头、枕巾（席），睡衣，甚至拖鞋也必须带上，不用招待所的。 为拖鞋的事，身边人员不止一次地向主席提出，拖鞋太破了，换双新的吧，但主席就是不肯，总是说，补补还能穿嘛！
毛主席一生生活简朴，不讲穿戴，许多衣服都是补了又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南海部分地区开放，我在开放办工作，亲眼看到毛主席的两件睡衣补满了补丁，一件有59个补丁，一件有67个补丁。
“文革”开始不久，我奉命到上海出差，张耀祠局长交给我一套棉毛衫裤，说是主席穿的，时间长了缩水厉害，现在是只有宽度，长度不足，让我顺便给主席修一修。以后，又给毛主席在上海定制过睡衣、毛巾被，还定制过铅笔、卷笔刀等。
记忆特别深的是1970年秋天，我又到上海出差，张耀祠交给我一包主席穿过的旧袜子，说都是脚后跟破了，设法找原厂子给补一补。
我打开包袱数了数，竟有36双之多。不仅“啊”了一声，惊奇地说了一句“怎么攒了这么多呀！”
后来我分析，主席的睡衣破了，面积比较大，又是平面，补一块，穿起来对舒适度影响不大，所以身边人员动手补补就行。这袜子后跟破了，就不大好补，即使补上一块，穿起来也会不舒服。我自己就补过袜子，就有此感受。
到达上海，通过上海市委接待处，找到了生产该袜子的上海织袜厂，他们很快就帮助给补好了。当然，熨烫棉毛衫裤、织补袜子都是付了钱的。
对于毛主席这些生活上的小事，人们可能不大理解，甚至会惊奇。认为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有工资，尤其是稿费又多，难道还差钱吗？还需要外出带铺盖、补衣服、补袜子吗？但是，毛主席不这么看。他始终坚持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老人家经常向身边人员和警卫战士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光荣传统，生活水平提高了。钱也比过去多了点，但不能忘本，时时刻刻都要勤俭节约，不要浪费。”
有一次，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毛主席就针对服务人员用水用电等情况说过：“要节约一滴水、一粒米、一度电。”
汪东兴、张耀祠听到工作人员汇报后，立即向大家进行传达，要同志们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后来，汪东兴还让把毛主席的指示写进了机关的工作计划。
二、不吃请，不请吃，不收礼。公家为毛主席配有厨师。毛主席习惯称他们为大师傅。还说，这是专门配给他的，孩子们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们在中南海经常看到他的孩子在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和普通人一样。
毛主席离京外出，都带着大师傅，不管是住地方招待所，还是住在专列上，都由大师傅为其做饭吃。没见过地方领导人请他吃饭，他也不请地方领导人吃饭。偶尔和地方领导人谈工作过了吃饭时间，他会让有关人员告诉大师傅加个菜，一起吃，自己掏腰包，不要公家一分钱。
大师傅做饭，有时需要买些蔬菜、肉类，则由生活管理员开单子，地方同志买回后，由管理员见发票交费收菜。有几次是管理员让我与地方同志联系办的。
毛主席不讲究吃喝，不愿意让吃饭占去他读书、思考问题的时间。饭菜也颇简单，四菜一汤，经常吃青菜、杂粮，如二米饭、白薯、玉米、辣椒、苦瓜，有时还吃臭豆腐等，他比较爱吃鱼。晚年牙齿不好，吃红烧肉少了，生活管理员会适时作些安排的。
记得有一次，张耀祠对我说，主席吃猪肉塞牙，想吃进嘴就能化的猪肉，让我去找供应科的负责人王映昌同志想想办法。我们两人一起到善做肘子肉的西单“天福”熟肉店请教，并买了块肉和店里的师傅一起做，学习他们的技术。走时，他们还送给一点老汤。
毛主席有时还吃野菜。有一次，专列停到江西向塘支线，战士们采了些马齿苋菜给大师傅，主席高兴地吃了。以后，专列停在支线上，只要季节对，战士们就会去给主席采些野菜吃。
1970年9月上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坐专列离开庐山，经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到北京。途经石家庄时，专列停在支线上。
毛主席要找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李雪峰同志谈话。当时，李雪峰不在石家庄，下乡去了。主席在专列上等他。
省委王金山秘书长组织几个人，在支线附近搞接待工作。汪东兴、张耀祠两位领导要我车上车下地跑腿和他们联系。
省委王秘书长提出，当地生产一种梨叫雪花梨，汁多，味道好，很好吃，要送一些给毛主席，也给车上的人员送一些。
我报告给汪东兴，他说：“告诉他们，毛主席早就讲过，不准接收地方同志送的礼品。”他又说：“你找吴连登（主席的生活管理员）去看看，尝尝，如合主席口味，就买一点给主席吃。”
我和吴连登到那里看了看，尝过后，吴说梨的味道不错，可给主席买30斤。他们一听，说：“才买30斤呀？太少了。还有汪主任、张副主任和你们哪！”我俩回去向汪、张二位主任报告后，汪东兴说：“就给主席买50斤吧。我和张主任各买20斤，其他人员每人买10斤，按市价付钱。”
在向他们交买梨钱时，他们说：“没有听说过，送几个梨给主席吃还要你们掏钱。”我说：“不是我们掏钱，是主席自己掏钱，这是主席定的规矩。主席不要我们接收礼品，买东西一定要给钱，不能沾公家便宜，不能沾老百姓便宜，不要忘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
三、不要地方领导接送，尽量避免扰民。毛主席外巡，自1961年后半年，只坐过一次飞机，其余都是坐专列。他所到省市，都不要当地领导人去车站迎接，离开时也不要他们去车站送行。在有的省市，他下车住招待所，休息好了，就请地方领导到他的住地谈工作。有的省市，他有时下车住，有时则住在车上，把专列停在支线，找地方领导交谈。之所以这么做，说可以减轻地方接待工作的负担，也能减少对铁路正常运行的干扰。
很多时候，毛主席会把专列到达省市的时间控制在晚上，夜深人静之时，这样既保密、安全，又少了扰民。离开某地时，毛主席会提前告诉负责的随行人员，了解铁路运行情况，避开特快和快车，尽量安排在夜间行动，避免对老百姓乘车和生活的影响。
记得1974年9月30日晚上，毛主席把张耀祠叫去说：“今天晚上我们去长沙，你抓紧准备，有几个医生让他们明天回原单位，请地方同志帮忙买买票，送一送。” 张耀祠回到住所，立即让我告知有关同志做好出发准备。他亲自去给专用列车负责人打电话，了解铁路运行情况，选择最佳开车时间。他找医生谈话，向地方交待任务。结果，于1974年10月1日凌晨离开武汉，当日早上6点多抵达长沙，住在陈家山九所。这一次，毛主席是夜食武昌鱼，晨饮长沙水，“夜行军”，两头都避免了扰民。
四、行动机警，不走回头路，有时有突然性。毛主席离京外出视察工作，有时走京沪线——天津、济南、南京到上海、杭州； 有时走京广线——石家庄、郑州到武汉、长沙，中间以浙赣线连接，到南昌。但若走京沪线出京，必定从京广线回京，反之也一样，不走回头路。
1965年11月12日，毛主席离京，经天津南下到南京、上海、杭州。1966年7月18日，在武汉长江游泳以后，经石家庄回京，历时8个月零7天。我记得，这是老人家在外地时间最长的一次。
此间，毛主席在外地多次召开过重要会议，会见过多批次重要外宾。为了安全、保密，毛主席在某地开过会，特别是会见外宾之后，常常要换个地方住。如在杭州开会，毛主席会让负责人坐飞机先到上海，然后再转车到杭州。这8个多月的时间里，主席在上海、杭州至武汉间，往返过多次。因不准记录，具体时间、次数，现在都记不清了。
“九一三”事件前的1971年9月10日傍晚，毛主席乘坐专列到达上海。以往毛主席到上海，都下车住招待所，这次例外地住在专列上，列车就停在虹桥机场的支线上。为什么？没人说。离专列停车点不远处，是机场的一个油库，这本身就很危险，更何况毛主席还住在专列上，这是极不安全的。汪东兴、张耀祠两位领导非常警觉，除了专列周围的警卫任务全由中央警卫团干部一中队担任外，还特别在油库布置了两个警卫。
9月11日上午，毛主席在专列上找地方领导人谈话。找的谁，我当时不清楚。快到12点时，见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火车，车下还有王维国。汪东兴喊他们到锦江饭店吃饭去。当时我想，在南昌时主席就找了许司令，怎么到上海又找他呢？
汪东兴返回主席车厢后，很快出来，对我说：“小孟，通知王处长（专运处王全堂）马上开车！”
我说：“马上开不了。”
汪问：“为什么？”
我说：“专列到上海站要电话联系，打电话开道岔，还要发动机车，这都需要时间。”
汪东兴命令似的说：“让他们边打电话，边发动机车，任务紧急，尽快开车，要让主席听到车响，感觉到列车在动。”
我马上跑步去找王处长，传达了汪东兴的命令。王处长他们立即照办，时间不长，列车就动了起来，尽管慢的像牛车。
专列在徐徐开动。我在想，通常情况下，主席和人谈话、开会后，会稍事休息一会儿，但今天为何要如此急速离开上海呢？毛主席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预感？联想到主席这次外巡，一路上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和各地党政军领导人谈话，不仅和所到省市的领导人谈，而且还和跨省区的领导人谈，这本身就极不寻常。在南昌时，不仅找来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而且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找来谈话，没过几天，在上海和领导人谈话时又把许司令请来，为什么？一定是情势异常。我们不敢议论，也不敢去问。
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搞武装政变，要谋害毛主席。他们阴谋在上海爆炸专列旁的油库，火烧专列；在专列通过硕放桥时，炸毁专列；用火焰喷射器向专列喷火；用高射炮打专列，甚至要王维国在主席接见他时开枪等等。手段极其阴险毒辣。
毛主席一路上与人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对林彪一伙的反常活动，已有警觉。从思想上、行动上预先作了防范。因此，在上海与人谈话时，没有召见王维国，而且在送许世友、王洪文下专列后，就当机立断，采取突然行动，火速离开了上海，打破了他们的阴谋计划。
毛主席乘坐专列，经南京北上。9月12日晨，到达济南，要找杨得志司令员，但杨得志下乡去了，没有在济南，主席没有等他，专列经天津于12日12时许，突然在丰台站停车。我事前不知道要在此停车，而且过去多少次经过此站也未停过车。于是，我迅速下车察看，看见站台上多个熟悉的面孔——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向我打招呼，我这才明白，主席在这里找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四位领导开会。
这时，我又想，快到北京了，主席为什么不回到中南海找他们，而要在丰台开会呢？事情急到这种程度吗？
事后得知，毛主席是在紧急情况下，向他们四位交待任务，调兵遣将，为防范林彪反革命集团搞武装政变而进行了紧急部署。
谁也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9月13日凌晨，林彪叛逃了，而且很快就折戟沉沙，摔死在异国他乡的温都尔汗。
外宾送的礼品统统交公
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里，主管毛主席安全服务工作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常务副局长张耀祠同志把我叫去，拿着一块手表对我说：“这是主席的一块进口老表，时间长了，走得不准，特别是在夜里，主席办公，它却睡觉。这件事交给你，找个技术好的表店修一修。”
我接过手表看了看，说：“这表太老了，为何不给主席换块新的呢？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中就有表呀！”
张耀祠说：“我曾给主席说过，想给他换块新表，可主席就是不同意，说他还是用这块表。”张还说，这块表见证着一段历史。1945年8月，主席从延安到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时，郭沫若见他没戴手表，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了他。主席戴着这块表回到延安，转战西北，指挥三大战役，由西柏坡进了北京，几十年了修过多次，再修修还能用。
我当即表示，马上就去办。
毛主席对这块“友谊”表有感情，十分珍惜，一直用到临终。后存放在毛主席纪念堂二楼毛泽东革命业绩纪念室。
张耀祠让我从礼品库里借了一块表，给主席临时用，应应急。按规定，我替他写了个借条，请他签了个名，把礼品表交给了他。 到哪里修表呢？我自己的手表在前门、西单表店都修过。但这次是给毛主席修表，张耀祠同志又明确交代，要找个技术好的表店。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比较乱，我不敢随便去问，于是给时任北京市委负责人黄作珍同志的秘书师家林打电话，请他们帮忙选择一家表店，但要保密。不多久，他回电话给我，说王府井亨得利表店修得好，已经和表店的负责人说好，你穿着军装去。说是8341部队的老孟就行了。
我赶到王府井亨得利表店，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接过手表，叫来一位年岁比较大的师傅，要他负责修理。这位师傅接过手表，看了看，说这是块瑞士产的欧米茄手表，看来戴的时间可不短了。他说修修看。
表店负责人给开了个修表单，让我留下电话，说修好后，打电话给我去取。
三天后，我接到电话，去亨得利表店取表。那位师傅说，观察了两个昼夜（表店夜里有值班师傅），原因是表太老了，发条疲软，走走停停，换了根发条，可以正常走了。
我交了修理费，一再向表店负责人和修表师傅表示感谢。
取了手表，我径直到毛主席住的地方——中南海游泳池，把表送给常年在那里值班的张耀祠同志，向他汇报了情况。他说方便时，就把表送给毛主席，回头你来取那块礼品表。
次日，我带着张耀祠签字的借条去游泳池，张耀祠说：主席讲了，“表修好了，把礼品表交回去，外宾送的礼品统统要交公，不能留下一件东西。”
主席还说过：“外宾送礼品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国家的，送给中国人民的。你们若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们嘛！”
张耀祠告诉我，一定要把礼品管好，不能丢失，不能损坏，不能搞错。
礼品是怎么管理呢？我1961年6月到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工作后，就参与了接收保管礼品的工作，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遵循。实行双人管理负责制；设有礼品库；对礼品进行详细的登记、编号，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向收礼品的中央领导同志报送礼品报告单，不便保存的礼品及时报告等。有的领导人有时会把某件礼品取回去看看，就由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个借条来取，送回来后再把借条取走或撕毁。收礼的领导人对某件礼品有批示的，按照首长的意见办理。
那时，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礼品归中央警卫局管理，范围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董必武副主席、陈毅和李先念副总理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礼品。礼品种类比较多、杂，有银器、铜器、漆器、陶瓷、雕刻、小地毯、刀剑、象牙、手表、皮革制品、服饰、半导体收音机、书画、烟、水果等，以手工艺品为多。
多数礼品宜于长期保管，有的则不能保管或不便存放。记得非洲有个国家总统送给毛主席的礼品是铀矿石，虽然装在一个特制的铁皮箱子里，但放在中南海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及时报告了领导，送给了军队的防化部门。越南胡志明主席曾送过一个大榴莲给毛主席，那时我们还认不得这种水果，不像现在知道它是“水果王”，只闻着它臭，不知道怎么吃。礼品保管单送上几天了，也不见回话，只好报告领导说坏了，扔掉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收到外宾送给毛主席的礼品——芒果，主席分别让送给了“工宣队”，送给了身边的大师傅和警卫战士。我所在的办公室，1971年7月13日也有幸得到毛主席送给的一份芒果。当时，张耀祠告诉我：“秘书给主席念了你们的礼品报告单，主席说让他们管礼品的同志也尝尝吧！”
这在当时，是何等的光荣啊！我们高兴，我们激动。于是，我请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给拍了个照，这张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将外宾送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礼品交给了国家文物局。据说，文物局曾在故宫武英殿展出过。
不仅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礼品统统交公了，就连他们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警卫、服务人员因工作关系所接收的一点小礼品，也是一律交公的。国务院有关部门有过这方面的文件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够自觉遵守。
毛主席雄才伟略，他一生运筹帷幄、叱咤风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同时，他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所彰显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伟人风范，也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作者曾任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副主任、国防大学基本系主任，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顾问）
从此，这成为我那时的一个梦想。不料，初中毕业参军后，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央警卫部队工作，进了中南海，不仅见到了毛主席，而且还直接参与了保卫毛主席安全的警卫工作。梦想成了现实！每当忆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点点滴滴，就情不自禁地心生一种自豪感。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结合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的“八项规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我特写此回忆文章，缅怀毛主席。我写的虽然是些具体的平凡的小事，但能让人们看到毛主席的伟人风范，看到他老人家“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我1951年7月初中毕业，响应党中央、国务院“青年学生参军参干、抗美援朝”的号召，我进了罗瑞卿任校长兼政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半年多以后，校里传达毛主席指示，部队正规化先要学文化，部队要开展文化大练兵。因此，我1952年3月从军校提前毕业，分配到了首都中央公安警卫师。5月，师里分配我到该师第一团第二营第五连当文化教员，幸运地走进了中南海。
第五连住在中南海中海东岸万善殿东侧，距北海百米左右。在对干部战士进行文化程度摸底、编制教学计划的活动中，有几个班长曾问我见过毛主席没有，我说没有。我问他们见过没有，多数都说见过。机枪班长王振玉问我想不想见，我说想见，做梦都想见。他告诉我：毛主席有时会坐船到万善殿这边来散步，你晚饭后可到那里转转，如果运气好，兴许就能够见到。不过，有个规定，见到毛主席只能站在那里目接目送，不能往主席身边靠，更不能主动开口和毛主席说话。
我说，就是真的见到毛主席，怕吓得不敢动一步了。
听了王班长的话，我到一墙之隔的万善殿看了多次。这是一处比较大的古建筑群，红墙碧瓦，主建筑是万善殿、千圣殿，雄伟壮观。据了解，万善殿原名崇智殿，建于明朝，清世祖（顺治）改名万善殿，供有佛像。它总是“铁将军”把门。它的右后侧是千圣殿。二营营部就驻在这里。我到那里开过会。院内古柏参天，还有两颗高大的银杏树，战士们秋后有时去打白果。院门南侧有一条东西向的通道，西至“海”边，有个小码头，垂柳依依，景致秀丽。“海”中有一亭子曰“水云榭”，亭内石碣刻有乾隆手书的“太液秋风”四个大字，此乃“燕京八景”之一。
6月初的一天晚饭后，天气闷热。不上岗哨的扫盲班战士三三两两地在连部周围寻找僻静的地方学习识字。我转到万善殿门外的通道上，见有几个战士或坐在石阶上，或倚在大树下学习。当走到战士李久正身边进行辅导时，忽然一个战士悄悄走过来，轻声对我说：“教员，你往西看，毛主席来了。”
我猛然抬头，惊喜地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身材高大魁梧，着一件白衬衣，一条灰布裤子，脚穿黑色布鞋，笑容满面地由西往东走过来。
身后跟着几个人，后来知道他们是卫士李银桥、摄影师侯波等。
主席在李久正战士面前停下，问他在看什么。李久正把识字本给毛主席看，回答说：“我在学识字。”
主席接过识字本，翻开一页，指着一个“马”字，问他：“这个字念什么？”
李久正用注音字母拼着念：“摸、啊， 马。”
主席风趣地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也“摸、啊，马 ”地读了一遍，然后问：“有老师教吗？”
李久正指了指我：“他就是我们的教员。”
于是，主席微笑着问我：“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啊？”
我胆怯地说：“17岁，叫孟进鸿。”
主席“哦”了一声，说：“那你是孟老夫子的老乡啊，上过什么学？”
我知道孔子、孟子的家乡是山东，于是回答：“我不是孟子的老乡，我的家乡在山西。上过中学。”
主席说：“那么你是阎老西的部下了。”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主席也可能觉得我小小年纪不配作阎老西的部下，就又问：“在哪里上的学？”
我说：“长治。”
主席说：“长治古称上党，有鱼有肉，是个好地方。”
主席又说：“你的学生年纪比你这先生大，教得了他们吗？”
我比较自信地说：“行，战士们学文化都很努力。”
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随手把识字课本还给李久正，缓步向东走了。
我和几个战士目送主席走出通道东口，向南拐了以后，围拢在一起高兴地说：“见到毛主席太幸福了！”
有个战士对我说：“孟教员，你真幸运，才来个把月就见到了毛主席，我都来一年多，这次才见到。”
大家散开后，我快步走到通道西门外码头上，看了看主席坐的小船，那是个极普通的小船。
见到毛主席，心里非常高兴。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想到我上学念书，想到我参军参干到军校学习，一个山沟里出来的孩子居然能留在北京警卫部队工作，而且进了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感到很幸运，也很自豪，真想写信告诉父母和我的老师，也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纪律规定，这是不允许的，想着想着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梦想，要是能经常见到毛主席该多好啊！
身边工作人员要守纪律
1961年6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同志要我作为他的助手，跟他到中央警卫局工作。他当时担任常务副局长，主管毛主席的警卫、服务工作，我在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做些秘书工作。同年10月初，我刚忙完国庆节天安门大型庆典活动的工作总结，张耀祠副局长就把我叫去，告诉我说：“毛主席最近准备到外地视察工作，你随我一起去。这是你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情况不了解，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情况，然后，你起草一个临时支部计划。” 听到跟随毛主席外出工作，我顿时热血沸腾。这是组织的最大信任，也是自己盼望已久的心愿，甭提多高兴了。
于是，他说情况，我拼命记录，以便整理成文字。
张耀祠说，随毛主席外出的工作人员，有秘书、警卫、医生、护士、生活管理员和大师傅（厨师）等。根据工作需要，还会增加一些人员，如机要译电、照相、拍电视新闻的同志，以及主席指定的其他人员。为统一领导，保证主席视察工作的顺利，拟成立一个临时支部。至于随行的警卫一中队，按他们的组织编制，由他们自己安排。
张耀祠介绍了毛主席以往外出视察工作的一些有关情况，特别是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后，强调说：年前，汪部长（汪东兴，时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照主席指示，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思想作风整顿（俗称小整风），对部分工作人员作了调整。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十分严格，有许多具体指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毛主席绝不允许身边的工作人员借他的名义搞不正之风。
张耀祠说，订个支部计划，就是要把主席对身边人员的关心、教导，以支部的名义立上几条规矩，让大家有个约束。
几天后，我草拟了支部计划，经张耀祠定稿后确定下来，我记得有这样几条：
一、要保密。毛主席外出的一言一行都要保密，不准向任何人讲。不准在外地打电话和投递信件。写信，统一交由中央办公厅给毛主席送机要文件的信使带回北京寄出。不准和所到地方的亲朋好友联系，不经批准不能随便离开住所，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
二、要团结，讲友谊。随主席外出的人员要团结，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共同做好工作。对专列上的人员，对地方接待、警卫部门的人员，要尊重他们，谦虚谨慎，商量办事，说话和蔼，平等待人，不要盛气凌人，不要摆架子。
三、不要搞特殊。不准伸手向地方要东西，不准接受地方部门和人员赠送的礼品。买东西一定要付钱，吃饭要按规定交钱、交粮票，不要沾便宜。
四、生活用品自己带。生活用品，包括毛巾、香皂、肥皂、牙刷、牙膏、剃须刀、擦脸油、茶叶、香烟、皮鞋油等等，都必须自己带，不许用招待所的。
五、抓紧时间学习。学政治、学时事、学文化，以自学为主，适时组织讨论，提高思想认识，提高政策观念，增强技术技能和办事能力。
从1961年11月起至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曾几十次跟随老人家外出执行警卫任务。因为当时规定不准记录，所以跟随主席外出具体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至于每次外出的具体时间，除了少数几次外，就更难记得起来。但支部订的这几条规矩和要求，却是牢记而且照办的。有人说，这是“毛氏家规”，虽然不尽妥帖，但确实是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政治上的关心和生活上的严格要求。大家都把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为主席服务，当作至高无上的荣誉，当作神圣的任务，谁敢违犯这些规矩，谁又愿自毁前程呢！因此，都把这几条视为铁的纪律，自觉遵守。
1961年11月，毛主席到杭州，住在西湖边上的汪庄招待所。我刚进房间，放下物品，一位年岁较大的服务员就端上一杯热茶。我一下为难了，问张局长怎么办？他说：“你初次出来，人家把茶泡上了，你就喝了吧，下不为例。”
然后，他又嘱咐：“你把茶叶盒、卫生间摆的洗漱用具，统统送回服务间，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我们都带了，不用公家的。”
服务员老金很为难，说这都是所里定的。但他也不好坚持，满口答应说：“好，好。”同时，我告诉了其他同行的人员。都照此办理了。
1962年秋天，毛主席到长沙，住在陈家山九所。时任湖南省公安厅厅长的李强在和我闲聊中，问我什么地方人，我告诉他山西，他说那我们是老乡了。还问：“你来没来过湖南，想不想出去转转？”我虽然想出去看看，但纪律不允许。我告诉他：“我们有规定，不能外出。”
他说：“有什么需要的，告诉我。”我顺便问，你们这里有小卖部吗？我想买把吃饭用的竹筷子，因为北京的木筷子都上了漆，时间长了掉漆不卫生。第二天，李强带了一把筷子给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一把筷子要什么钱！我给他钱，他硬是不要，还他筷子，他也不拿走。我犯难了，怪自己多嘴，不能违规呀！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毛主席离开长沙那天，他到车站送行，我借和他握手告别的机会，把五角钱塞到了他手里（问过服务员，当时一把筷子三角钱），转身上了火车。火车开了，他只好把钱收下。我吸收这次教训，以后随主席外出所到地方，除工作外，再不提任何要求了。
1964年春天，主席在杭州住得时间比较长。有一天上午，大概是个星期日，我和主席的摄影师钱嗣杰同志了解到主席还在休息，便向张耀祠局长请假，想到灵隐寺去看看。他问我们怎么去，我俩说，从招待所借两辆自行车骑着去。他说要注意安全，防止泄密。我们明白他的意思，遇到熟人要躲开。
领导同意了，我俩到招待所借自行车，省委接待处乔宜亭副处长坚持要给我们派车，说你们路不熟，骑车也不安全。我俩坚决不同意，申明这是出去玩，不是公事，主席讲过不能特殊。
我们骑着自行车，沿西湖路西，顺着路标，找到了灵隐寺。
说来也巧，我们正在游玩，忽然看见周恩来总理陪着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耐克夫人向大雄宝殿走来。寺内并未清场、戒严。我俩买上门票进寺时，也无人查问。见此情况，我俩迅速转到寺内其他地方看了看。因为总理身边的人员我们熟悉，浙江省警卫处的人我们也见过。返回招待所后，向领导销假，并报告了见到周总理的情况。
毛主席外巡时的衣食住行
毛主席生前经常离京到外地视察。上个世纪60年代后，他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也时有不适，但仍坚持沿着京广、京沪、浙赣铁路线到一些省市巡视和召开会议，进行调查研究。那十几年，我有幸随毛主席外出做些警卫工作和服务方面的事情，亲眼目睹了毛主席在衣食住行方面的一些情况。
一、出门用的东西自己带，不给地方增加负担。毛主席要求身边的人随他外出时带的日常生活用品，他都带，还特别交代给他带上铺盖。所谓铺盖，就是他在北京家里铺的褥子、床单，盖的被子（毛巾被），枕头、枕巾（席），睡衣，甚至拖鞋也必须带上，不用招待所的。 为拖鞋的事，身边人员不止一次地向主席提出，拖鞋太破了，换双新的吧，但主席就是不肯，总是说，补补还能穿嘛！
毛主席一生生活简朴，不讲穿戴，许多衣服都是补了又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南海部分地区开放，我在开放办工作，亲眼看到毛主席的两件睡衣补满了补丁，一件有59个补丁，一件有67个补丁。
“文革”开始不久，我奉命到上海出差，张耀祠局长交给我一套棉毛衫裤，说是主席穿的，时间长了缩水厉害，现在是只有宽度，长度不足，让我顺便给主席修一修。以后，又给毛主席在上海定制过睡衣、毛巾被，还定制过铅笔、卷笔刀等。
记忆特别深的是1970年秋天，我又到上海出差，张耀祠交给我一包主席穿过的旧袜子，说都是脚后跟破了，设法找原厂子给补一补。
我打开包袱数了数，竟有36双之多。不仅“啊”了一声，惊奇地说了一句“怎么攒了这么多呀！”
后来我分析，主席的睡衣破了，面积比较大，又是平面，补一块，穿起来对舒适度影响不大，所以身边人员动手补补就行。这袜子后跟破了，就不大好补，即使补上一块，穿起来也会不舒服。我自己就补过袜子，就有此感受。
到达上海，通过上海市委接待处，找到了生产该袜子的上海织袜厂，他们很快就帮助给补好了。当然，熨烫棉毛衫裤、织补袜子都是付了钱的。
对于毛主席这些生活上的小事，人们可能不大理解，甚至会惊奇。认为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有工资，尤其是稿费又多，难道还差钱吗？还需要外出带铺盖、补衣服、补袜子吗？但是，毛主席不这么看。他始终坚持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老人家经常向身边人员和警卫战士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光荣传统，生活水平提高了。钱也比过去多了点，但不能忘本，时时刻刻都要勤俭节约，不要浪费。”
有一次，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毛主席就针对服务人员用水用电等情况说过：“要节约一滴水、一粒米、一度电。”
汪东兴、张耀祠听到工作人员汇报后，立即向大家进行传达，要同志们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后来，汪东兴还让把毛主席的指示写进了机关的工作计划。
二、不吃请，不请吃，不收礼。公家为毛主席配有厨师。毛主席习惯称他们为大师傅。还说，这是专门配给他的，孩子们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们在中南海经常看到他的孩子在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和普通人一样。
毛主席离京外出，都带着大师傅，不管是住地方招待所，还是住在专列上，都由大师傅为其做饭吃。没见过地方领导人请他吃饭，他也不请地方领导人吃饭。偶尔和地方领导人谈工作过了吃饭时间，他会让有关人员告诉大师傅加个菜，一起吃，自己掏腰包，不要公家一分钱。
大师傅做饭，有时需要买些蔬菜、肉类，则由生活管理员开单子，地方同志买回后，由管理员见发票交费收菜。有几次是管理员让我与地方同志联系办的。
毛主席不讲究吃喝，不愿意让吃饭占去他读书、思考问题的时间。饭菜也颇简单，四菜一汤，经常吃青菜、杂粮，如二米饭、白薯、玉米、辣椒、苦瓜，有时还吃臭豆腐等，他比较爱吃鱼。晚年牙齿不好，吃红烧肉少了，生活管理员会适时作些安排的。
记得有一次，张耀祠对我说，主席吃猪肉塞牙，想吃进嘴就能化的猪肉，让我去找供应科的负责人王映昌同志想想办法。我们两人一起到善做肘子肉的西单“天福”熟肉店请教，并买了块肉和店里的师傅一起做，学习他们的技术。走时，他们还送给一点老汤。
毛主席有时还吃野菜。有一次，专列停到江西向塘支线，战士们采了些马齿苋菜给大师傅，主席高兴地吃了。以后，专列停在支线上，只要季节对，战士们就会去给主席采些野菜吃。
1970年9月上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坐专列离开庐山，经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到北京。途经石家庄时，专列停在支线上。
毛主席要找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李雪峰同志谈话。当时，李雪峰不在石家庄，下乡去了。主席在专列上等他。
省委王金山秘书长组织几个人，在支线附近搞接待工作。汪东兴、张耀祠两位领导要我车上车下地跑腿和他们联系。
省委王秘书长提出，当地生产一种梨叫雪花梨，汁多，味道好，很好吃，要送一些给毛主席，也给车上的人员送一些。
我报告给汪东兴，他说：“告诉他们，毛主席早就讲过，不准接收地方同志送的礼品。”他又说：“你找吴连登（主席的生活管理员）去看看，尝尝，如合主席口味，就买一点给主席吃。”
我和吴连登到那里看了看，尝过后，吴说梨的味道不错，可给主席买30斤。他们一听，说：“才买30斤呀？太少了。还有汪主任、张副主任和你们哪！”我俩回去向汪、张二位主任报告后，汪东兴说：“就给主席买50斤吧。我和张主任各买20斤，其他人员每人买10斤，按市价付钱。”
在向他们交买梨钱时，他们说：“没有听说过，送几个梨给主席吃还要你们掏钱。”我说：“不是我们掏钱，是主席自己掏钱，这是主席定的规矩。主席不要我们接收礼品，买东西一定要给钱，不能沾公家便宜，不能沾老百姓便宜，不要忘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
三、不要地方领导接送，尽量避免扰民。毛主席外巡，自1961年后半年，只坐过一次飞机，其余都是坐专列。他所到省市，都不要当地领导人去车站迎接，离开时也不要他们去车站送行。在有的省市，他下车住招待所，休息好了，就请地方领导到他的住地谈工作。有的省市，他有时下车住，有时则住在车上，把专列停在支线，找地方领导交谈。之所以这么做，说可以减轻地方接待工作的负担，也能减少对铁路正常运行的干扰。
很多时候，毛主席会把专列到达省市的时间控制在晚上，夜深人静之时，这样既保密、安全，又少了扰民。离开某地时，毛主席会提前告诉负责的随行人员，了解铁路运行情况，避开特快和快车，尽量安排在夜间行动，避免对老百姓乘车和生活的影响。
记得1974年9月30日晚上，毛主席把张耀祠叫去说：“今天晚上我们去长沙，你抓紧准备，有几个医生让他们明天回原单位，请地方同志帮忙买买票，送一送。” 张耀祠回到住所，立即让我告知有关同志做好出发准备。他亲自去给专用列车负责人打电话，了解铁路运行情况，选择最佳开车时间。他找医生谈话，向地方交待任务。结果，于1974年10月1日凌晨离开武汉，当日早上6点多抵达长沙，住在陈家山九所。这一次，毛主席是夜食武昌鱼，晨饮长沙水，“夜行军”，两头都避免了扰民。
四、行动机警，不走回头路，有时有突然性。毛主席离京外出视察工作，有时走京沪线——天津、济南、南京到上海、杭州； 有时走京广线——石家庄、郑州到武汉、长沙，中间以浙赣线连接，到南昌。但若走京沪线出京，必定从京广线回京，反之也一样，不走回头路。
1965年11月12日，毛主席离京，经天津南下到南京、上海、杭州。1966年7月18日，在武汉长江游泳以后，经石家庄回京，历时8个月零7天。我记得，这是老人家在外地时间最长的一次。
此间，毛主席在外地多次召开过重要会议，会见过多批次重要外宾。为了安全、保密，毛主席在某地开过会，特别是会见外宾之后，常常要换个地方住。如在杭州开会，毛主席会让负责人坐飞机先到上海，然后再转车到杭州。这8个多月的时间里，主席在上海、杭州至武汉间，往返过多次。因不准记录，具体时间、次数，现在都记不清了。
“九一三”事件前的1971年9月10日傍晚，毛主席乘坐专列到达上海。以往毛主席到上海，都下车住招待所，这次例外地住在专列上，列车就停在虹桥机场的支线上。为什么？没人说。离专列停车点不远处，是机场的一个油库，这本身就很危险，更何况毛主席还住在专列上，这是极不安全的。汪东兴、张耀祠两位领导非常警觉，除了专列周围的警卫任务全由中央警卫团干部一中队担任外，还特别在油库布置了两个警卫。
9月11日上午，毛主席在专列上找地方领导人谈话。找的谁，我当时不清楚。快到12点时，见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火车，车下还有王维国。汪东兴喊他们到锦江饭店吃饭去。当时我想，在南昌时主席就找了许司令，怎么到上海又找他呢？
汪东兴返回主席车厢后，很快出来，对我说：“小孟，通知王处长（专运处王全堂）马上开车！”
我说：“马上开不了。”
汪问：“为什么？”
我说：“专列到上海站要电话联系，打电话开道岔，还要发动机车，这都需要时间。”
汪东兴命令似的说：“让他们边打电话，边发动机车，任务紧急，尽快开车，要让主席听到车响，感觉到列车在动。”
我马上跑步去找王处长，传达了汪东兴的命令。王处长他们立即照办，时间不长，列车就动了起来，尽管慢的像牛车。
专列在徐徐开动。我在想，通常情况下，主席和人谈话、开会后，会稍事休息一会儿，但今天为何要如此急速离开上海呢？毛主席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预感？联想到主席这次外巡，一路上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和各地党政军领导人谈话，不仅和所到省市的领导人谈，而且还和跨省区的领导人谈，这本身就极不寻常。在南昌时，不仅找来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而且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找来谈话，没过几天，在上海和领导人谈话时又把许司令请来，为什么？一定是情势异常。我们不敢议论，也不敢去问。
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搞武装政变，要谋害毛主席。他们阴谋在上海爆炸专列旁的油库，火烧专列；在专列通过硕放桥时，炸毁专列；用火焰喷射器向专列喷火；用高射炮打专列，甚至要王维国在主席接见他时开枪等等。手段极其阴险毒辣。
毛主席一路上与人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对林彪一伙的反常活动，已有警觉。从思想上、行动上预先作了防范。因此，在上海与人谈话时，没有召见王维国，而且在送许世友、王洪文下专列后，就当机立断，采取突然行动，火速离开了上海，打破了他们的阴谋计划。
毛主席乘坐专列，经南京北上。9月12日晨，到达济南，要找杨得志司令员，但杨得志下乡去了，没有在济南，主席没有等他，专列经天津于12日12时许，突然在丰台站停车。我事前不知道要在此停车，而且过去多少次经过此站也未停过车。于是，我迅速下车察看，看见站台上多个熟悉的面孔——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向我打招呼，我这才明白，主席在这里找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四位领导开会。
这时，我又想，快到北京了，主席为什么不回到中南海找他们，而要在丰台开会呢？事情急到这种程度吗？
事后得知，毛主席是在紧急情况下，向他们四位交待任务，调兵遣将，为防范林彪反革命集团搞武装政变而进行了紧急部署。
谁也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9月13日凌晨，林彪叛逃了，而且很快就折戟沉沙，摔死在异国他乡的温都尔汗。
外宾送的礼品统统交公
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里，主管毛主席安全服务工作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常务副局长张耀祠同志把我叫去，拿着一块手表对我说：“这是主席的一块进口老表，时间长了，走得不准，特别是在夜里，主席办公，它却睡觉。这件事交给你，找个技术好的表店修一修。”
我接过手表看了看，说：“这表太老了，为何不给主席换块新的呢？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中就有表呀！”
张耀祠说：“我曾给主席说过，想给他换块新表，可主席就是不同意，说他还是用这块表。”张还说，这块表见证着一段历史。1945年8月，主席从延安到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时，郭沫若见他没戴手表，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了他。主席戴着这块表回到延安，转战西北，指挥三大战役，由西柏坡进了北京，几十年了修过多次，再修修还能用。
我当即表示，马上就去办。
毛主席对这块“友谊”表有感情，十分珍惜，一直用到临终。后存放在毛主席纪念堂二楼毛泽东革命业绩纪念室。
张耀祠让我从礼品库里借了一块表，给主席临时用，应应急。按规定，我替他写了个借条，请他签了个名，把礼品表交给了他。 到哪里修表呢？我自己的手表在前门、西单表店都修过。但这次是给毛主席修表，张耀祠同志又明确交代，要找个技术好的表店。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比较乱，我不敢随便去问，于是给时任北京市委负责人黄作珍同志的秘书师家林打电话，请他们帮忙选择一家表店，但要保密。不多久，他回电话给我，说王府井亨得利表店修得好，已经和表店的负责人说好，你穿着军装去。说是8341部队的老孟就行了。
我赶到王府井亨得利表店，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接过手表，叫来一位年岁比较大的师傅，要他负责修理。这位师傅接过手表，看了看，说这是块瑞士产的欧米茄手表，看来戴的时间可不短了。他说修修看。
表店负责人给开了个修表单，让我留下电话，说修好后，打电话给我去取。
三天后，我接到电话，去亨得利表店取表。那位师傅说，观察了两个昼夜（表店夜里有值班师傅），原因是表太老了，发条疲软，走走停停，换了根发条，可以正常走了。
我交了修理费，一再向表店负责人和修表师傅表示感谢。
取了手表，我径直到毛主席住的地方——中南海游泳池，把表送给常年在那里值班的张耀祠同志，向他汇报了情况。他说方便时，就把表送给毛主席，回头你来取那块礼品表。
次日，我带着张耀祠签字的借条去游泳池，张耀祠说：主席讲了，“表修好了，把礼品表交回去，外宾送的礼品统统要交公，不能留下一件东西。”
主席还说过：“外宾送礼品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国家的，送给中国人民的。你们若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们嘛！”
张耀祠告诉我，一定要把礼品管好，不能丢失，不能损坏，不能搞错。
礼品是怎么管理呢？我1961年6月到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工作后，就参与了接收保管礼品的工作，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遵循。实行双人管理负责制；设有礼品库；对礼品进行详细的登记、编号，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向收礼品的中央领导同志报送礼品报告单，不便保存的礼品及时报告等。有的领导人有时会把某件礼品取回去看看，就由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个借条来取，送回来后再把借条取走或撕毁。收礼的领导人对某件礼品有批示的，按照首长的意见办理。
那时，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礼品归中央警卫局管理，范围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董必武副主席、陈毅和李先念副总理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礼品。礼品种类比较多、杂，有银器、铜器、漆器、陶瓷、雕刻、小地毯、刀剑、象牙、手表、皮革制品、服饰、半导体收音机、书画、烟、水果等，以手工艺品为多。
多数礼品宜于长期保管，有的则不能保管或不便存放。记得非洲有个国家总统送给毛主席的礼品是铀矿石，虽然装在一个特制的铁皮箱子里，但放在中南海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及时报告了领导，送给了军队的防化部门。越南胡志明主席曾送过一个大榴莲给毛主席，那时我们还认不得这种水果，不像现在知道它是“水果王”，只闻着它臭，不知道怎么吃。礼品保管单送上几天了，也不见回话，只好报告领导说坏了，扔掉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收到外宾送给毛主席的礼品——芒果，主席分别让送给了“工宣队”，送给了身边的大师傅和警卫战士。我所在的办公室，1971年7月13日也有幸得到毛主席送给的一份芒果。当时，张耀祠告诉我：“秘书给主席念了你们的礼品报告单，主席说让他们管礼品的同志也尝尝吧！”
这在当时，是何等的光荣啊！我们高兴，我们激动。于是，我请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给拍了个照，这张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将外宾送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礼品交给了国家文物局。据说，文物局曾在故宫武英殿展出过。
不仅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礼品统统交公了，就连他们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警卫、服务人员因工作关系所接收的一点小礼品，也是一律交公的。国务院有关部门有过这方面的文件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够自觉遵守。
毛主席雄才伟略，他一生运筹帷幄、叱咤风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同时，他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所彰显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伟人风范，也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作者曾任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副主任、国防大学基本系主任，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顾问）